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智慧（“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书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项目） 作者：龙大轩 等 书号：343952 定价：￥118 元 字数：327 千字 印次：1-1 开本：异16全 出版时间：2026-01-13 ISBN：978-7-300-34395-2 包装：平

内容简介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智慧结晶，彰显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蕴含着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本书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两个结合”理论，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理论为指导，总结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和合”特征，从政法文化、人法文化、德法文化、法法文化、道法文化五个方面深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髓，探寻蕴含其间的经验智慧；从“大一统”“以民为本”“德主刑辅”“诸法和合”“天人合一”等核心思想出发，结合历史案例，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在关联。 本书兼具学术深度与现实意义，既梳理了中华法系发展脉络，又能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传统智慧借鉴，更能助力读者深入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价值、理解中国法治道路的历史逻辑与文化根基。 作者介绍 龙大轩，二级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中华法文化传播教育教师团队”负责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全国新时代最美法律服务人（普法人），“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法治宣传专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主讲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史学。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权威报刊发表文章10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出版《重新认识中华法系》《道与中国法律传统》《汉代律家与律章句考》等著作。 目 录 第一章 政法文化智慧： “大一统” 的思想精华 第一节 从 “一统尊法制”到 “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5 第二节 从 “大一统而慎始”到 “坚持依宪治国 、依宪执政” 21 第三节 从 “治国无法则乱”到 “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法治国家 、法治 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37 第四节 从 “法权出一”到 “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55 第二章 人法文化智慧： “以民为本” 的价值追求 第一节 从 “民为邦本”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74 第二节 从 “为政在人”到 “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 93 第三节 从 “天下无讼”到 “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113 第三章 德法文化智慧： “德主刑辅” 的法制建设原则 第一节 从 “为政以德”到 “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 134 第二节 从 “礼法并用”到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154 第三节 从 “天理 、 国法 、人情相统一”到 “坚持法律 效果 、政治效果 、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171 第四章 法法文化智慧： “诸法和合” 的法典编纂技术 第一节 从 “诸法和合”到 “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195 第二节 从 “宽严并济”到 “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214 第三节 从 “轻重有权”到 “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230 第四节 从 “上下明法”到 “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243 第五节 从 “礼法共治”到 “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257 第五章 道法文化智慧： “天人合一” 的终极追问 第一节 从 “天人合一”到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法治理念 273 第二节 从 “节用 、戒奢 、 时禁”到 “坚持绿色发展” 的法治原则 289 第三节 从 “仁民爱物”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法治理想 321 结 语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有机融合

精彩样章

前 言 用 “第二个结合 ”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传承与创新（节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理论，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其中，“第一个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取得巨大成功，让中国人民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再走向“强起来”；“第二个结合”则为我们珍视传统、回溯历史，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坚定的文化自信。曾几何时，吾国吾民对自身历史文化是缺乏自信的。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百年难消，必须得仰仗强大思想武器的指导，才能改变。 近代以来，面临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文化强势，我们不仅觉得自身的器物文明落后于西方，历史文化也远不如人。甚至有人认为汉字也不如西文高明，应该拉丁化；提出用拉丁字母来替代汉字；还说出诸如“汉字不灭，中华必亡”的丧气话来。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必然生出“别人家的饭菜比自家的香”“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扭曲心态。在这种文化心理支配下，法律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也是境况堪忧，它似乎不再是祖先留下的财富，而沦为弃之唯恐不及的包袱。 20世纪初，在法律移植的浪潮之下，清政府仿照西方的法律体系和法治思维进行法制改革，数年之间就制定出《钦定宪法大纲》《大清新刑律》《大清商律》《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典或法典草案，传统中华法系的形式载体遂告崩溃：此前以律令为中心的国家制定法体系彻底断绝，以礼乐为中心的礼法体系退出庙堂，以家法族规为中心的习惯法体系不再有效。新形成的法律体系确乎焕然一新，毫无往日面貌，而与大陆法系保持一致，能够和世界接轨。这是法律移植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但是外在的形式载体易变，内在的思维理念难改。由于其与中国固有的法律思维和法律观念难以契合，缺乏深厚的文化土壤，新形成的法律体系运行起来遂产生诸多不适，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和合”为总体特征。《说文》云：“龢（和），调也。”任何对立的事物都可以通过调和而达到有机结合的状态。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对待不同的人、事、物，正确的态度不是去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而是调和。这样，才能趋于理想状态。对待法律也一样：其与政治、道德、人事、自然之间，此法与彼法之间，虽然各有不同，但应当注重相互间和合共生，而不应一味强调彼此间的区别与对立。由此，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形成了自身独特且一以贯之的法律传统，如：政法文化传统，用以调处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人法文化传统，用以调处法与人的关系；德法文化传统，用以调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法文化传统，用以调处法律内部此法和彼法的关系；道法文化传统，用以调处法律与自然的关系。诸如此类的传统，使得中国古代法制建设思路呈现出强烈的综合性色彩。 自学习西法以来，我们抛弃了中华法系的外在形式，使中国法制走上了近代化历程。这自然无可厚非，但关键是我们在抛弃外在形式的同时也抛弃了背后的法律思维方式，就像倒洗澡水时连同小孩一起倒掉一样。用西方的分析性思维来替代曾经的综合性思维，在这种思维支配下，人们对待法律与政治、道德的关系，对待此法与彼法的关系，等等，在态度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认为法律是独立的，具有至上性，不能与政治、道德等范畴混淆；认为立法具有技术性，此法与彼法是不同的部门法，相互间必须有明确的界限，彼此难以沟通转化。这种近乎180度大转弯的思路变化，使得百余年来的法治实践举步维艰，在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种种弊端，至少有两点可谓有目共睹。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法治和德治相结合作出重要论述与部署。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新时代法德结合的法治建设原则是对中国数千年德法合治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不再以彼此隔离的态度来对待法律和道德的关系，而是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理论命题，其中“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我们摒弃曾经有过的文化自卑，大胆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有了这一理论指导，在法治领域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传承与创新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如果说此前法德结合原则的提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综合性法治思维的重启，突破了清末以来西方分析性法治思维的“苑囿”，那么“第二个结合”理论的问世，将彻底打破分析性思维独霸法治领域的单一性局面，全面传承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综合性思维，创新性地处理法律与政治、法律与自然、法与人以及此法与彼法的关系，成为法治实践中的时代强音。在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上，挖掘传统的政法文化智慧，用“大一统”思想为当今坚持党领导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在法律与自然的关系上，汲取古老的道法文化智慧，用“天人合一”理念推动当下绿色法治建设；在法与人的关系上，借鉴古老的人法文化智慧，用“以民为本”思想为当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原则注入文化养分；在此法与彼法的关系上，汲取独特的法法文化智慧，用“诸法和合”原理推进现实法治实践中各部门法之间的有机转换，有效解决中国问题。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只有牢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用“第二个结合”理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现实法治建设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健康发展。 龙大轩 2025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