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古体文学大系》
总 前 言
黄 霖
“五四”前后的文学思潮，正如唐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所说的：“当时的倡导者们对于自己民族的古典文学大多采取轻视甚至一概否定的态度，而把人们的视线完全引向西方。”在这样的潮流中，所有用文言与传统体式写作的文学作品一律被视为“旧文学”，写这类作品的被定为“旧文人”，甚至认为他们都是在传播“病菌”式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一部现代文学史就此而成为“新文学”的独家天下，有的就干脆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称为“中国新文学史”。
本来，历史的发展并非如此简单。在写古体文学的作者队伍中，不可否认有一些保守的遗老，甚至是反动的文人，但其主流是经戊戌、辛亥、五四、抗日，乃至解放战争而一路走来的文人群体。他们都曾经积极地参与社会实践，也被卷入了时代的潮流，他们所用的文体是传统的，所写的内容却是极其前卫的。也有的在国内接受过新式的教育或拥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也有的在家中从报章杂志、流行书籍中无声无息地呼吸着从欧西向东土刮来的一些新鲜的空气，这些都使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与传统的士大夫有所区别，在他们所写的古体文学中或多或少地流露了一些新的气息。更何况，现代的古体文学，本身也有不少是由新文学家，乃至共产党人写的，其中不乏古体文学的高手。因此，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旧”字来将全部古体文学矮化、丑化，甚至彻底地予以摒弃。
实际上，当时将文学与文人分为“新”与“旧”，简单地认为“新的”就是进步的，“旧的”则是没落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不科学的，因为这基本上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并非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眼光来看待新与旧、古与今、中与西之间的关系，甚至有的是以圈子来划分的。如今我们要科学地、全面地研究与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必须从一些历史的惯性中解放出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正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的古体文学尽管长期消隐匿迹于主流的话语之中，而在实际上也夹带着时代的新鲜气息，实实在在地流淌在中国文学历史的滚滚长河之内，为百姓的解放，为国家的富强，为艺术的承传，默默地灌溉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其功不可没。因此，今天我们很有必要站在尊重历史事实和民族传统的立场上，将长期被遮蔽、歪曲的现代古体文学作一番认真的梳理与研究，为学界重新认识这段文学历史而铺路。
我们将这部选集名之曰“现代（１９１２—１９１９）古体文学大系”，所录文章的时段为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间，也即起自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地域当然包括大陆及台、港、澳地区。
至于不用“旧体文学”之名而称“古体文学”，就是要为这批文学作品正名。本来，文学有新旧、古今之分纯属自然，古代对此一般并不包含着新即进步、旧则落后的价值判断，甚至认为古的、旧的才是正宗的。但自梁启超以下，在进化论流行之后， “旧体文学” “旧派文人”之称实则已包含着贬义。特别到“五四”前后，一批年青人以西欧文学思想为指导，将白话作品称为“新文学”，而将用传统体式与文言写作的作品一律称为“旧文学”。之后“新文学家”们长期处于主导地位，“旧文学家”们则处于边缘状态，渐渐就约定俗成，甚至有的古体文学家也自认为自己是落后的“旧派文人”了。
历史走过了一个世纪，如今回望，这种夹带着贬义的“旧文学”“旧体文学”“旧派文人”之类的提法并不妥当。这是由于：（一）古体文学在事实上并非都是陈旧、落后的，相反，一些“旧文学家”们在倡导语言白话化、译介海外文学、提倡“新” “旧”文学的“和衷共济”等方面，在当时甚至走在“新文学家”们的前面。（二）“新”与“旧”本身是相对的。今即为新，过则即旧。梁启超在１９０２ 年倡导“小说界革命”时，办的杂志名曰“新小说”，而在“五四”作家眼里，古体文学作品已成“旧文学”了，这正像现在看“五四”时期的作品，也不觉得怎么“新”了。（三）、事实证明，用古代传统的体式和文言来创作，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巨大生命力的，仍拥有一支庞大的创作队伍，不断地创作出反映新时代的新作品，何“旧”之有？于此，我们想起了梁启超在号召“诗界革命”时，曾指出革命的方向是新理想、新语句、古风格“三长兼备”。其中“古风格”，大致是指传统诗词的格律风味，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古体”意义相近。以此为鉴，我们摒弃“旧文学”“旧体文学” “旧派文人”的提法，称现代以传统体式及文言表述的文学作品为“古体文学”。
大系，现在统指为丛书。《现代古体文学大系》，就是一套规模较大的选编现代各类古体文学与文论作品的丛集，下分诗集、词集、散文集、戏剧集、小说集、文论集及文献集等七集，以思想标准与艺术标准相兼顾，选录现代创作的，在文学史上有价值、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作品。
然而，选文又岂易哉！套用袁枚《随园诗话》中说的“改诗难于作诗”一语，选诗之难，实也不亚于作诗、改诗。明代李东阳曾说：“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一代不数人，一人不数篇，而欲以一人选之，不亦难乎！”（《麓堂诗话》）又有人说：“今欲以一人之目，尽见天下之诗，一人之可否，定天下诗人之得失，其势有所不能。”（施闰章《扶轮续集序》）虽然，我们现在的工作已不是凭一己之力，但毕竟也人数不多，识力有限，要当此重任，想来真有点不自量力。但面对着时代的召唤，我们还是决定知难而上，用勤勉以补才学之浅陋，以公心而定篇章之取舍，希望能完成第一部大致像样的《现代（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古体文学大系》。知我罪我，任人评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