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龙“密码三部曲”，三本作者亲笔签名+精美函套典藏版，限量上市！

内容荐：
1.和平时期看财政，战乱时期看军事，维稳须靠思想，一套书精准聚焦三大维度，梳理中央王朝两千余年的财政、军事与哲学演变历程，带领读者以大格局视野俯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2.品读帝王将相，评判忠奸之臣，将历史还给每一个鲜活的个体，以讲故事的方式，诠释他们的成功与挫折、妥协与挣扎，以及对整个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具体作用。
3.史料、数字、政策、法令、战略、事件……不放过每一个对王朝兴亡产生过或微小、或巨大影响的历史要素，以点引线，以线铺面，缜密、全面地剖析王朝更迭和政权兴替的深层原因。
4.《军事密码》内文新增19幅地理示意图，全新附赠2015年郭建龙全国实地考察线路图，带领读者如临历史现场，感受地理与战略的精妙配合。
5.典畅销历史作品再版回归，俞敏洪、刘苏里 余世存、杨斌、施展、罗振宇、李硕、张明扬鼎力荐！
本系列的三本书，分别从中央王朝的金钱密码（财政）、军事战略（军事）与统治思想（哲学）中，解读、品评古代中国两千余年成败得失。
   《财政密码》讲解了和平时期中央王朝的根本性力量——“经济与财政”。本书梳理历代王朝的财政制度，并揭示三大财政支柱，将经济与文化、社会、政治连通起来，以此探究王朝统治者的治理得失。    
   《军事密码》论述了战乱时期的决定性核心——“战争与战略”。本书以地理看战略，以战争读兴亡，从技术流的角度，探寻古战场背后的王朝更迭和政权兴替之脉络。本次再版，内文新增19张地理示意图，并附赠2015年作者全国实地考察线路图，带读者更加直观地领略古代中国军事的战略奥义。
   《哲学密码》梳理了中央王朝维稳的深层次力量——“哲学思想”。本书试图以古代中国的哲学文脉为媒介，讲透中央王朝的统治逻辑，并进一步剖析王朝制度存续的思想根源。

《财政密码》
这本书是郭建龙“密码三部曲”的一部。
本书以财政为主题，全新梳理从秦至清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用讲故事的方式，以现代的经济理论来梳理古代中国的财政逻辑，分析历代财政得失。从土地制度、货币垄断、官营产业三方面说明中国两千余年的王朝兴衰与财政之间的关系。全书共分三个部分，以中央王朝财政体系演变的三个周期为划分标准。一周期为秦汉魏晋南朝时期，以汉武帝建立的官营产业、王莽的金融垄断，以及魏晋时期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为线索，解读这段时期的财政现象；第二周期为北魏北周隋唐两宋时期，以北魏的土地改革为始，论及唐代均田制所引起的巨大混乱，以宋朝金融改革引起的大崩溃收场；第三周期为辽金元明清时期，自元朝政府试验性的财政政策讲起，进而论述明清时期的保守财政，以晚清财政近代化的努力及其惰性为终。
作者以财政角度重新审视了古代中国的文明演变历程，翻阅历朝历代的账本，理解财政制度背后的得失。两千多年的经验教训，让我们更清醒地看待财政问题，对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有着重要的镜鉴意义。

《军事密码》
这本书是郭建龙“密码三部曲”的第二部。
本书对古代中国的军事地理进行了详细剖析，分析了历朝战争中关键的地理要素，以及这些要素是如何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作者通过详尽而生动的叙述，利用珍贵而丰富的史料，从地理角度出发详细分析每一次重大战争背后的军事逻辑，以及它对历朝兴衰和中国历史走向所产生的影响。作者将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到清末的两千多年划分为五个军事战略的演化时代，即关中时代、分裂时代(长江时代)、 失衡时代(第二次关中时代)、中原时代和元明清时代，以时间顺序依次展开，叙述各个时代的军事大战略。
作者通过实地考察和史料引用，选取了各个时代典型的战争及军事行动，阐述了战略要地和军事地理的关键区域从关中本位制向长江流域、边疆地区的移动，其中也伴随着王朝的统一、分裂与扩张。
这是一本好看、易懂的中国古代军事史，全书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讲故事，以故事带动知识，体现了很高的专业水准。让读者在阅读中理解“战争”这个宏大的主题，表达出“我们反对战争，但又须了解战争，以免受人宰割”这一核心观点。

《哲学密码》
这本书是郭建龙“密码三部曲”的第三部。
本书以哲学为视角，详细梳理古代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哲学的发展脉络。从西汉讲起，叙述大一统时代到来之后的思想流变。注重讲解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中国哲学如何演化、为什么这么演化，理解政治与哲学互动的奥秘。
中央王朝的政治哲学可以被视作思想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作者在本书中将其分为两个大的周期：一个周期从西汉的儒教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玄学的“反叛”、佛学的诞生，直到隋唐的三教并存、互相竞争才宣告结束；第二个周期从宋代一直持续到晚清，包括宋代道学体系的建立、理学的思想控制、明代心学的诞生及反思、清代实学的兴起及发展等。
全书分五部二十章，知识密集，内容涉及历史政治、哲学、科学等，参考的史料著作逾百部。作者以讲故事的方式，将原本晦涩难懂的哲学理论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出来，轻松愉快，且引人深思。
《财政密码》
前言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
引子  汉武帝： 两千年王朝财政的教科书
一部 探索中的集权帝国
一章 秦至汉初：中央王朝的诞生
第二章 汉代：皇帝的财政僵局
第三章 王莽：一个幻想家的财政实验
第四章 穿越朝代的制度惰性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 战争时期的财政竞争
第二部 财政失控的繁荣王朝
第六章 唐德宗： 吝啬皇帝的感慨悲歌
第七章 一千多年前的土地革命
第八章 唐代：简单的财政，复杂的问题
第九章 宋代：改革之殇
第十章 纸币：温水煮青蛙的游戏
第十一章 金融大崩溃
第三部   美的集权机器
第十二章 元朝：大蒙古的财政危机
第十三章 明代：严密的集权皇朝
第十四章 清代：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附录
后记
再版后记

《军事密码》
前言 缔造王朝的军事密码
楔子 蒙古攻宋：中国古代大规模的协同作战
一部 关中时代
一章 得关中者得天下
第二章 西楚霸王：不懂地理之困
第三章 汉王朝的塞上曲
第四章 光武帝：中原反击关中
第二部 分裂时代
第五章 “隆中对”：开创分裂时代的大战略
第六章 “隆中对”战略的失败：武侯伐岐山的是是非非
第七章 西晋：北方反击战
第八章 东晋时期的南北争霸
第九章 南朝：长江混沌战
第三部 失衡时代
第十章  北朝：从黄河到长江
第十一章  唐朝建国：关中的后辉煌
第十二章  安史之乱：缺乏制高点的叛乱
第十三章  藩镇的群狼谋略
第十四章  黄巢：漫长的征途
第四部 中原时代
第十五章  后周世宗：新王朝的奠基人
第十六章  十六州忧思
第十七章  西北争夺战
第十八章  变换的北方防线
第五部 元明清时代
第十九章  成吉思汗眼中的世界
第二十章  清朝的新疆域
附录   全国战略要地简述
后记
再版后记

《哲学密码》
前言  两千年往复的学术之殇
一部 集权洗脑术：政教合一体系的建立
一章 汉初的皇权危机
第二章 皇帝神化运动
第三章 汉朝圈养的知识圈
第四章 谁是真经
第五章 文人打架与皇帝和泥
第二部 哲学嬉皮士： 以自然的名义反叛教权
第六章 乱世文人抱脚难
第七章 一切都是“无”
第八章 放诞俗世做酒仙
第九章 被收编的嬉皮士
第三部   当皇权遭到拒绝：三教的竞争与妥协
第十章  长不大的道教，思辨的佛教
第十一章  南朝：政治资源争夺战
第十二章  北朝：入笼之鸟
第十三章  隋唐五代：从现代边缘坠落
第四部   叛逆的害人者： 重建神权政治
第十四章  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
第十五章 存天理，灭人欲
第十六章 从道学到大一统
第十七章 蒙古大汗的宫廷圈奴
第五部   世俗哲学兴起：洗脑术的没落
第十八章  用“心”反叛束缚
第十九章  从心学到犬儒
第二十章  神学散去，实学到来
附录  中国中央王朝哲学简单年谱
后记
再版后记
郭建龙，自由作家，社会观察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近十年来，实地探访几乎整个中国以及非洲、欧洲、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的数十个国家，用游历的方式观察和记录世界。善于从不同的宗教、文化根源入手，多视角叩问地域文化，带领读者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梭，透视千年文明的兴衰存亡。
已出版历史作品“密码三部曲”、《汴京之围》、《盛世的崩塌》、《丝绸之路大历史》、《失落的世界》，历史游记《三千佛塔烟云下》《印度，漂浮的次大陆》《穿越蒙古国》《穿越非洲两百年》《穿越百年中东》等。译有甲骨文丛书的《一把海贝：从奴隶贸易兴起到革命年代的西非》《墨洛温王朝：创建与变革》等。
《财政密码》：
这是郭建龙“密码三部曲”的一部。我觉得这一部写得深刻。阅读历史，我们总感觉相似的事情会不断地发生。中央王朝的危机往往就是财政的危机。结合现代货币理论，以及全球范围内的“三低一高(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现象，再读这本书就更具历史的穿透感。
——张明扬（作家，著有《弃长安》《入关》等）
《财政密码》
1978 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密集期。从农村改革，到财税、国企改革，再到如今的全面深化改革，伴随着改革的发展，中国经济和社会也迎来了飞速进步，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繁荣和安定。
但有的改革都没有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国有企业的有权、公有土地制度，以及以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在详细考察历史之后，我们发现：这三大基础都是中国历史上，历朝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已经频繁地在使用官营产业、土地制度、货币垄断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不是依靠从外国学来的理论，而是凭借传统带来的本能。
本书所做的，就是梳理历史线索，从中国两千多年的集权历史中，寻找经济发展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根就在于政府财政。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关心的：一，如何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官营产业、土地制度，还是货币垄断，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一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经济手段。
中国的王朝衰亡，也然是财政危机所引起的失衡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读者通过本书可以了解以下内容。
1. 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动。这本书的主角不是每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演化力量。
这种演化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可以通过现代财经工具分析的具体事件。作者认为，在描写历朝历代命运往复时，同样可以写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美感，其力量不亚于王侯将相在台前的表演。
2. 对中国现代财政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到财政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演化和发展。只有透过王侯将相的表演，看到财政方面的演化和失衡，才能真正了解一代王朝为什么兴，为什么亡，并意识到许多现代问题实际上有其古代版本，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经验教训，预测未来的发展。
3. 支撑现代经济和财政体制的三大基础，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分别在中国的汉代、唐代、宋代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版本。因此，本书也将更多的笔墨聚焦在这三大基础的来龙去脉上，并围绕它们，追溯源由，分析政策带来的问题，以及后的归宿。除了这三大问题之外，每个朝代的财政教训又各有不同，本书将会一一分析。

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国家，在两千多年前就发明了中央集权制。在这套制度发明之前，人类几乎不可能在数百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内建立统一的国家。由于交通和科技的限制，统治者无法让千里之外的人们俯首听命。
周朝虽然建立了分封制，但由于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力太弱，各个诸侯逐渐独立成了国家。秦汉发明的中央集权制则在地方上建立了一整套官僚体系，体系中的官员由
中央任免和控制，对民众进行统治，同时又相互监督、相互制衡。
中央政府控制官僚重要的手段是财政，除了中央之外，其余机构无权收税，也不能给官员发放工资。这样，官员就成了中央政府豢养的统治工具，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官僚网络牢牢控制民间。
但是，中央集权制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随着政权的延续，官僚机构作为整个王朝的维稳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让古代的农业社会逐渐养不起。在王朝建立初期与和平时代，官僚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这时还可以通过正规的农业税来养活官僚们。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或者到了王朝后期，官僚体系膨胀迅速，仅仅靠正规的税收就无济于事了。这时，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财政扩张期，皇帝发展出正规税收之外的各种手段，从民间攫取财富。
早进入皇帝视野的是官营产业。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摸索出一套建立官营产业的方法。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成果，本来处于财政富裕的时代，但他发动针对匈奴的战争，迅速耗空了国库，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弥补财政赤字。为了获得更多收入，汉武帝决定依靠政府对于自然资源的垄断，建立一系列官营产业。当时盐和铁是主要的自然资源，围绕着盐铁形成了先的工业部门，可谓汉代的 AI（人工智能）行业。汉武帝围绕盐铁资源，垄断经营权，建立了一批由国家直接控制的企业。民间为了购买盐和铁，须向政府支付更高的价格。垄断前后形成的价格差，就成了汉武帝战争经费的来源。
除了建立官营产业，汉代还一次将货币发行权垄断到中央政府手中，从而可以利用货币贬值（铸币时代主要是靠往铜中掺入其他贱金属来实现），从民间抽取财富。
汉代之后的大部分朝代都继承了汉武帝的衣钵，在资源垄断上大做文章，形成了对中国民间经济的一道紧箍咒。
唐代则为中国现代经济提供了另一个蓝本：土地制度。
唐代的土地制度源头来自北魏，并经过北周和隋，终传给了唐。它规定：当一个人出生，就由政府分给他一块耕地；作为交换，一旦他成年，就须向政府缴纳土地税；他死亡时，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发给其他的新生人口。这种制度下，政府是全国大的地主，农民只是终生的租客，税收就是租金。
另外，唐代也是一个政府参与经营的时代。皇帝允许每级政府、每一个衙门拥有经营性土地和资金，这些衙门都可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挣钱，来筹措一部分财政资金，维持自身的运转。可以说，唐代的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但唐代的官营效果很差劲，常常处于亏本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控制土地的成本太高，虽然可以短暂获利，但从长远来看，不仅会搅乱民间秩序，而且无法保证政府持续获利。而政府由于不懂经营规律，所做的商业活动要么无法赢利，要么只能强买强卖。结果，政府不仅没有从经营活动中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唐代的中央财政反而因此捉襟见肘，状况一直不佳。
正是由于糟糕的财政状况，唐玄宗在盛世时期才不得不委曲求全，设立了节度使这个职务。在此之前，中央政府总是把一个地方的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分在不同的官员手中。但随着中央财政的崩坏，皇帝往往拿不出钱来养活边关的军队，于是，他把边关地区的军权、财权、行政权合并起来授予同一个人，让他自己想办法收税，再用这些税收养活军队。
节度使的设置，破坏了正常的官僚制度，无法产生有效的制衡，反而使得地方官员大权在握，有力量反抗中央，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可以说，唐代的衰落首先是一个财政问题，继而才扩大成军事问题。
在汉唐的财政经验之外，宋代又为中国提供了后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纸币。从宋代开始，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除了清代）都曾产生剧烈的纸币通胀，各朝中央政府纷纷发现，纸币是一种更容易攫取财富的工具，因此迅速滥用。即便到了现代，世界各国也都知道纸币是一个快速的筹款工具，并倾向于过度使用，多次世界性的流动性泛滥就是这样的结果。
从上面的回顾可以看出，官营产业、土地制度、货币垄断在中国古代都有了非常深入的试验。而它们带来的结果也在一次次重复，每一次的重复虽然都有特殊性，却也有许多共性可以追寻。本书在叙述中国古代这些经验教训时，会试图寻找其中的规律，在现代社会经济的池塘中，掺入一点古人的眼泪。

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
在国内的财经史学界，存在着严重的壁垒，懂历史的人不懂经济，他们对于史料的梳理功莫大焉，却大都以教条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来梳理线索。而懂经济的人不懂历史，他们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状况想象得过于简陋，割裂了历史与现代的联系。少有的几本试图融合两者的书籍，由于作者没有耐心阅读史料，只能利用前人的研究材料，即便想与众不同，也仍充满了陈词滥调。
本书所弥补的，恰好是这两方面的缺陷，试图利用现代的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的经济、财政现象。而在史料选择上，则尽量重读古代典籍，以二十五史、《资治通鉴》、《通典》、《文献通考》等史籍为依据，辅以其他史料，紧扣这些材料来分析问题。
本书分为一个引子和三个部分。引子介绍了中央王朝形成之初重要的财政事件：汉武帝建立财税样板。而本书正文的三个部分，则对应着中国集权时代的三个大周期。
本书对从秦到清两千年的集权时代进行梳理，认为根据制度和财政的传承性，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大的周期：在一个周期内可以包括若干个朝代，一个朝代往往是在混乱中建立新的官僚和财政制度，形成基础；在后来的朝代中，即便出现了改朝换代，也往往没有彻底推翻前朝的制度基础，在官制、财政上有很强的继承性，可以视为周期的继续；直到周期的后一个朝代，巨大的崩溃引起社会基础的全面改变，才会被新的周期所取代。
中国集权时代的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终于南朝。这个周期的制度基础是：官僚制度上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却仍然残存着一定的分封制；经济上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初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开辟出官营经济、货币垄断，甚至卖官鬻爵等新财源供皇帝挥霍。
这个周期中，汉代初的几个皇帝面对的是强大的分封制残余和崩溃的经济结构，他们采取鼓励自由经济，并逐渐从财政上收缩诸侯权力的做法。这种做法取得了成功，形成了初步的中央集权。但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战争对资金的需要，汉武帝建立了官营产业和货币垄断体系，并以破坏正常官制为代价加强中央集权。王莽时期，惑于复古主义的政治幻觉，政府进行了激烈的财金改革，但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太大，导致政府垮台。
接替王莽的东汉政权仍然继承西汉的社会经济结构，它的官僚制度、财政制度都是对西汉制度的继承和嬗变，同样也全盘接收了西汉的社会弊病。由于西汉后期官商结构的发展，有活力的民间经济已经出现严重的结块现象，到了东汉则演化成固化的社会分层，这种阶层固化一直持续到魏晋南朝，严重影响政权的存续，南朝终被更有活力的北朝所取代。到了这个周期的后期，随着政治的僵化，大量的劳动人口都成了官僚和士族的附庸，他们消失在国家户籍之外，不再缴税。
因此，户籍人口消失、财税不足对政权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政府变得孱弱不堪，一个周期终因制度丧失调整能力而崩塌。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二个周期从北魏开始，结束于南宋。
这个周期的制度特征是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经济上采用均田制，税收上实行较为复杂的租庸调制，并辅以政府机关自我经营的财政收入。均田制出现于北魏，历经西魏、北周和隋，到了唐初，形成了以政府分配和回收土地为特征的制度。但唐代的土地制度很快就失败了，因为人们都乐于从政府手中分到土地，可有些人死后，他的子孙却并不愿意将土地交回政府，而是隐瞒不报，偷偷继承。人口增长，政府手里能够用于分配的土地数量却在减少，土地随即在事实上私有化了。唐代的土地制度的崩溃还直接影响了税收，由于大量的土地被隐瞒不报，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唐代还实行一种复杂的税制——租庸调制，政府须同时统计土地、人口和家庭。这种税制已经超出当时政府的统计能力，反而对财政造成了巨大拖累。
由于上述原因，唐代的经济虽然发展较快，但财政一直不健康，从而导致了安史之乱。唐代后期进行了税法改革，默认土地私有制，形成了较为简单的两税法，并开始加强各种专卖制度，形成了庞大的官营垄断经济。这些特征传给了五代、两宋，并在宋代形成了庞大的政府垄断。
在宋代，因为战争和养官成本都很高，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形成了中国历上壮观的专卖制度，并开创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纸币试验。纸币先由中国的“民间银行”创造，展现出巨大的活力，也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政府随即将纸币发行权收归国有，并发现了纸币巨大的财富再分配效应。从这时开始，除清代外的后代政府都通过纸币从民间吸取大量财富，并形成世界上早期的恶性通货膨胀。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三个周期从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式。这个周期的特征是：土地制度重回私有制，官僚制度上建立起了具有无限控制力的集权模式，并依靠封锁人们的求知欲，形成了巨大的稳定性。这个周期在财政上是保守的，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放弃了不稳定的纸币体系，回归更加原始的货币制度，但这套财政制度又足够简捷，足以维持很长时间。
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个体系可怕的稳定性可能让我们永远停留在第三个周期内，虽然经济上绝对不会有突破性发展，但人民的生活也并不差。只是到了清末，随着海外影响的到来，中国财政踏上近代化之路，并有了突破农业社会桎梏的机会。
本书的写作目的，不是仅仅回顾古代，而是通过研究古代问题来研究现代。当了解了古代的财政逻辑之后，读者再看待现代问题时，便可以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并能够判断现代经济和社会的走向。

《军事密码》
统一战争与衰亡战争
有战争都是典型的零和游戏，一方的所得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所失。战争的损耗使得即便是获胜的一方也要遭受巨大损失。在整体上，战争对整个人类造成的是破坏和伤痛。人类不得不通过战争重新分配利益，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的博弈。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战争有一个好处：将国家统一起来，形成统一的市场。在这里，国家统一是市场统一的前提，市场统一是人类的福祉。
在世界上，中国之所以一直作为大国存在，就在于其地理天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疆域，在这个疆域内的人们倾向于成为一个整体。在统一的国家中，人力、物资、资金这三种重要的要素都可以较为自由地流动。在国界之内，人们也不用过多地担忧人身和资金的安全。不管生活在古代盛世还是现代盛世，人们都是幸福的，他们安居乐业，形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协作，共同创造了财富的黄金时代。
但是，历史上不是有的战争都是统一战争，还有许多战争导致国家的分裂。由此，我们不妨通过简化，把战争分成统一战争和衰亡战争两类。
也因为这种划分，中国古代的战争就有了一个密码：在乱世，战争促进了统一，统一又结束了战争；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裕，但人口激增、社会矛盾激化等各种因素，会在和平时期再次点燃战争的导火索。后一种战争就带有巨大的破坏性，即便打胜了，也会给社会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
这就是为什么在朝代初期，人们总是讴歌那些缔造了国家统一的战争，因为通过战争，他们得到了长久的和平，能够在稳定的大市场中过上好日子。
当日子开始变好时，人们更加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会，害怕和平被新的战争打断，这时对战争的看法非常负面，更倾向于从个人遭遇的角度去解剖战争的残酷。
可社会发展到更富足的程度时，一旦社会矛盾激化，战争的阴影会再次笼罩，整个社会就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很可能要进入衰落期了。
朝代中后期的战争对经济的影响也是致命的。为了战争，政府然要加税，而加税又然导致社会凋敝。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经济进入下行周期时，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反而会加快。所以，社会下行时，养官成本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这种增加终会拖垮经济，到了这一步，社会就可能进入下一个改朝换代的周期。
如果我们把朝代之初的战争视为统一战争，那么朝代中后期发生的战争则可以称为衰亡战争，它导致了社会的分裂和衰落。
但衰亡战争又是很难避免的。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众情绪的积累然失控，到这时，不是皇帝领导社会去打仗，而是社会自发地向战争方向前进。
战争既然无法避免，就来到了本书探讨的主要问题：历次战争的胜利者是怎么胜利的？失败者为什么会失败？其中有什么秘密可言？
战争的地理逻辑
古代中国的战争关键的因素是地理。
中国人对于战争的认知大都来自那句古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有地理是长久不变的：如果论山脉，从人类出现后就基本上没有变化；如果说水域，在几十年里也是相对固定的。
中国古代的任何一个军事战略家，首先都是一个精通地理的人。当刘邦进入咸阳时，萧何首先想到的是进入秦宫室将天下图籍搜走，就是为了了解地理关隘之所在，为后来的楚汉战争指明战略方向。诸葛亮的“隆中对”之所以著名，在于他率先将南方的地理纳入战略考量，制定了从南方反制北方甚至统一北方的战略。在他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从关中和中原出发才能得到天下。诸葛亮的策略虽然后没有成功，却大地丰富了南方战略。
本书所考察的，就是以地理为基础的军事战略，并试图总结其中规律性的因素。本系列的另外两本《财政密码》和《哲学密码》都能区分出明确的历史大循环，比如秦汉以来的财政大周期只有三次，而哲学大周期只有两次。但在军事上，战争的逻辑却并不能区分出如此明确的周期。
实际上，军事规律是随着人们地理视界的打开而变化的。秦汉时期的战略家在统一战争中很少考虑南方，因为当时的地理中心在北方，南方微不足道。到了三国时期，南方的长江成了战略重点。在秦汉时期，关中是全国重要的地理要素，唐朝之后的关中地区虽然还很重要，却再也不是战略地理中心了。这是因为秦汉时期的中原和长江都还不够富裕，到了唐朝，东部的财富远超西部，王朝对于东部的地理也已经探索完毕。
不同时代的发展，决定了军事战略的演化。
中国古代的军事战略演化可以分为五个时代：关中时代、分裂时代（长江时代）、失衡时代（第二次关中时代）、中原时代以及元明清时代。
一个时代即关中时代，包括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的近千年时间。这个时代的地理基础是以关中和中原两地为中心的，一的例外是占据了江淮地带的楚国以及刚刚进入统治者视野的四川。
除了关中之外的其他地区没有形成可以防御的封闭式结构，比如中原虽然足够富裕，却没有足够的天险以抵挡来自外界的攻击。只有关中是一个四塞之地，四面环山，有函谷关、武关、大散关、萧关四大关口保护，从其中任何一面进攻关中都是其困难的。
即便在秦汉时期，仅仅靠关中仍然不足以与中原及江淮对抗。关中的优势在于，还有两个富裕的盆地成了其附属，那就是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一旦关中的政权同时掌握了汉中和四川，就拥有了足以与整个中原对抗的资源。同时由于关中、汉中、四川都地处上游，打击中原更加占有形胜。
秦国正是借着这个战略实施了统一。秦朝崩溃后，汉高祖又几乎按照同样的方式，利用关中、汉中和四川反攻中原成功。
但关中模式也有弱点，这个弱点随着时间的延续和江淮的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关中、汉中和四川三地中的任何单独一个所拥有的资源都无法与中原抗衡，只有三者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才可以应对中原。东汉光武帝就利用这个弱点，趁关中、汉中、四川等地四分五裂时，以中原为基地反击关中得手。这次反击，也预示着关中优势已经成为过去。
关中时代虽然结束了，但人们探索关中地理战略所留下的经验，还会在以后的战争中屡屡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个时代的落幕都不意味着前人探索经验的失效，它只会以更高级的形式出现在新的战略框架之中。
第二个时代即分裂时代，是长江成为战略主角的时代。
关中时代是围绕着黄河制定极目标的，长江地区由于发展较晚，处于附属性地位。随着长江地区经济的发展，这里逐渐拥有了与北方抗衡的资本。特别是汉光武帝刘秀沿长江三峡进攻四川，将四川与湖北打通。在这之前，通往四川的主道是从关中出发的蜀道，这使得四川一直是关中的附属地；自从四川通过长江与湖北直联之后，四川逐渐加入南方阵营，与关中的关系疏远了。
分裂时代的开篇，是两个划时代的军事战略，分别是（东吴）张竑提出的江东战略与（蜀汉）诸葛亮的“隆中对”。两个战略的共同点是：长江不再是北方的附属，而是足以与北方对抗的基地。张竑指出江东地区的重要性，认为首先占领江东，再顺长江而上，将赣江谷地（江西）、湘江谷地（湖南）收入囊中，后进攻荆州乃至四川，这些地区加起来足以和中原对抗。诸葛亮则认为，只要占据荆州和四川，就拥有了两条北上的道路。南北之间沟通的主要通道本来只有三条，占据了其中两条，就足以借助四川粮仓，向中原发动钳形攻势，甚至统一。
张竑和诸葛亮的战略虽然都没有完成统一，却是对长江流域好的战略探索，为日后的战争增加了足够的深度。
东晋南北朝更是进一步对长江进行探索，特别是中下游区域探索出了“建康（现江苏南京）—荆州”轴心，这两个超级城市成了南方军事和政治的中心。一个轴心、两个重点区域（南京和荆州）、三个湖（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四条江（长江、汉江、湘江、赣江）、五座城市（镇江、马鞍山、九江、岳阳、武汉），构成了南方的军事战略基础。
此时，南方虽然足以称霸，却很难统一全国。这和南方战略纵深不足有关。北方由于有太行山和山西高地，构成了足够的纵深，使得南方对北方的攻击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然在某一个点被迫停滞。而北方对南方的进攻，却只要攻克长江就行，再往南的地方缺乏足够的纵深空间和富庶的粮仓，构不成对北方的有效抵抗。
南方的这种缺陷，导致它可以丰富军事战略，却很难颠覆北方的优势。于是，北方借助地理优势终统一了南方，结束分裂时代。
第三个时代即失衡时代，战略重心又回到了北方的关中地区，但这时的关中已不足以支撑整个庞大国家的战略，于是唐朝的战略一直处于失衡状态。
由于关中不够富裕，为了保卫和养活关中，唐朝花费了大量的财富，却仍然无法解决失衡问题。加之无法解决养兵难题，唐朝皇帝发明了节度使这种制度，却将国家送上了不归路。
安史之乱中，叛军由于战略错误并没有占上风。这时山西的作用突显出来。唐朝就是从山西太原起家统一全国的，安史之乱中又是唐军守住山西，并防住了襄阳、商丘一线，使得安禄山的军队被压缩在华北平原一个倒 L形区域。这个区域由于缺乏制高点，安禄山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一般四处挨打。如果唐王朝完全采取李泌的“关门打狗”战略（详见本书第十二章），安史之乱将更快被平定且后遗症较少。可惜的是，唐朝没有采取这种战略，虽然平定了叛乱，却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失衡时代，另一个战略浮出水面，成了后世的反叛者们经常使用且屡屡奏效的战略，这就是黄巢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当一个国家处于不稳定状态时，起事者好的方式不是建立基地，而是以运动的形式进行征战，击打虚弱的地方，直到引起中央的财政和行政崩塌，甚至将其灭亡。黄巢作为中国古代历上能远征的人，给后来的李自成等提供了范本。
失衡时代表明长安再也无力主导全国的战略发展，于是中国古代军事战略史进入第四个阶段：中原时代。这个时代以北宋为代表，甚至可以延续到明清时期。
中原时代的关键是在中原地区找到一个足够富裕又拥有战略优势的中心。不幸的是，宋太祖赵匡胤虽然看上了洛阳，却由于过早去世，让开封成了北宋国都。这个失误造成了宋朝指挥中心处于无法防守的大平原上，加上燕云十六州的丢失，游牧民族可以长驱直下，直捣龙庭。
北宋的战略失误到了明朝被弥补，明成祖将国都选在具有防守优势的北京。
在中原时代继续的同时，另一个时代也到来了，那就是从元朝到清朝的时代。中原、长江已经合为一体，皇帝要做的是将边缘地带一一整合进入中央王朝。
本书将叙述中国古代历史上军事战略的详细演化过程，探讨每一个时代的军事关键点，寻找那些成功者和失败者的秘密。
本书与传统的军事史书有以下两大区别。
一，本书既不探讨三十六计，也不强调民心可用，而是从技术化的角度出发，聚焦不易变的地理因素，旁及其他，来叙述两千年的军事战略演化史。这样做，是想让读者在读历史时不光是看热闹，而是知道每一场战争背后的逻辑所在。
第二，阅读本书，实际上是理解中国地理的一个过程，从关中出发，直到新疆、西藏。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会更加理解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幕幕悲喜剧，并在谈论现状时也更能理解其演化和逻辑所在。

《哲学密码》
在两千多年前，大一统模式刚刚出现，一个小流氓在风云际会中突然成了皇帝。在他之前的统治者都是贵族出身，而他上台后，面临的要问题是：如何让人们相信他当上皇帝不仅不是靠欺骗，反而是天生注定的？
于是这个问题就成了中国大一统时期政治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当西方世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定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时，中国人却始终在政治与人的框架中反复震荡。
在两千多年前，为了找到答案，西汉王朝耗费了几代人的光景，才终于创造了“天选”的思想，将皇帝与天等同起来，利用教育的垄断性，将这一套无法验证的信仰灌输给整个社会。本书研究的，就是这场运动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将中国哲学固定在一条无法回头的轨道上的，以及人们是如何挣扎，又是如何回归到习惯之中的。

大一统哲学问题的产生
建立汉朝的汉高祖刘邦在上台前是个带有流氓色彩的普通人，依靠暴力和运气当上了皇帝。许多熟人对他早年的底细知道得一清二楚，即便他已经当了皇帝，六国的许多臣民仍然忠于六国的贵族及其后裔，对平民出身的刘邦嗤之以鼻。到底怎样才能让曾经是普通人的刘邦被接受为皇帝呢？又怎样才能让人们对刘邦的后代忠贞不贰并长期服从于这个新兴的政权呢？
刘邦需要的是一个永久性的理论，一劳永逸地证明自己是天生的皇帝，不容推翻，更不容反抗。哪怕有人都反对这个政权，它也仍然是合法的。
这个理论，就是中国大一统社会的哲学基础。为了寻找这个哲学基础，汉代耗费了几代人的光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开国功臣的陆续死亡，一个没有任何战功的懵懂少年依靠血统当上了皇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但不要着急，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创造性地完成了哲学基础的构造。
这个哲学基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不是从逻辑上，而是从信仰上，将皇帝和宇宙真理联系在一起。汉朝统治者发现，要想让人们服从，须树立一个所谓的宇宙真理。在真理之下，人已经不是人，只是宇宙真理的一个零件而已。人活着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生活本身，而是为了宇宙真理而奋斗，自觉服从于真理，任何想要对真理倒行逆施的人都不值得同情，须予以打击甚至消灭。
但在什么是宇宙真理的问题上，不同政权却有着不同的表述。在汉朝，所谓的宇宙真理，就是一套“天人合一”的理论。这套理论认为，在宇宙之中只有一的真理，这个真理不仅对自然界是成立的，对人类世界也是高理论。真理的源头，来自一个叫作“天”的实体，是天的意志创造了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类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服从于天的意志。
天的意志在人间的代表，就是皇帝。皇帝是天选的，决定刘氏当皇帝的不是人间的选择，而是天的决定。这样，小流氓就不再是小流氓，而是宇宙真理的一部分，人们不服从于这个政权，就视同自绝于宇宙。
第二，来自天的宇宙真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为了构造内容，就不得不用到新兴的儒教。我们说儒教而不说儒家，是因为汉朝建立的儒教已经脱离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是汉代学者的新创造。
汉代儒教借用了先秦儒家的礼法，采用了儒家的典，又将阴阳家的宇宙观和法家的权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包容天地万物的理论。宇宙之所以产生，来自阴阳和五行的互动；人类社会的存在，也要服从于阴阳五行，由此产生了汉代的谶纬、祥瑞、灾异等观念。
这套无法验证的学说经过政权的推广，直到现在，仍然是许多人思维的基础，在社会上有大量的拥趸。
第三，理论构造完毕，须让有人都相信它。汉代建立了完整的官方教育体系，并辅以一套行之有效的选官体制，要求只有学习这套儒教理论的人才能进入官僚系统。同时，儒教理论还进入司法体系，对民众生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通过灌输的方式，人们从生下来就浸润在这套宇宙真理之中，只要经过两三代人，人们的生活方式就被塑造成型了。不管对王朝和皇帝是赞成还是反对，人们都只会用这套宇宙真理的语言去说话，这才是深入人类社会深的真理印记。
“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不仅彻底解决了皇帝的合法性问题，还由于它是信仰而非思辨，对社会思想造成了牢固的束缚，让很多人在两千余年的时间内，丧失了利用逻辑去验证事实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它的确是“太成功”了。

庸俗化、反叛和回归
人们可以将西汉之后的中国哲学看作思想的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它分为两个大的周期：一个周期从西汉开始，经过东汉、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才宣告结束；第二个周期从宋朝一直持续到清朝。
每一个周期又都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分别是：建立期、庸俗期、反抗期和变异期。
在一个周期中，西汉前期是儒教哲学的建立期。经过初期的探索，汉武帝建立了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哲学体系，并通过教育系统和选拔系统将这套哲学强行灌输给整个社会。到了昭、宣时代，西汉的社会已经儒教化，人们不再用其他方式思考社会。
汉宣帝之后的西汉和东汉时期，属于儒教哲学的庸俗期。在这个阶段，人们已经放弃了思考能力，依靠被灌输的几个观念将整个自然界和社会的有现象强行塞入儒教框架之中。这个阶段还有两大特征。一是充斥着大量的学阀和门派偏见，人们不再以学问论短长，而是以关系和地位决胜负。把持高位，产生足够的徒子徒孙，成了每一个学者梦寐以求的目标，所谓学问，只是一块遮羞布。第二是对于谶纬、比附的滥用。看到闪电之后，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接下来要打雷，而是有人做错了事，惹恼了老天爷；发现一只白色的野鸡首先想到的是祥瑞。
人们辩论时，总是想从伪造的古书中发现预言的蛛丝马迹，以比附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件。汉朝哲学是缺乏思辨的哲学，也主要是由于人们更习惯使用比附而不是逻辑。
第二个阶段末期，这样的哲学不仅无法指导人们的生活，还成了整个社会的累赘。于是，一群人开始挣扎着脱离儒教的控制，运用另一种工具——逻辑和思辨，来重新构造世界观。于是一个周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反抗期。
反抗期从魏晋时期开始，持续到南朝。这个时期发展出一种叫作玄学的哲学体系。玄学并没有构造出统一的世界观，而是提倡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主要工具是怀疑和逻辑。
由于汉代儒教缺乏逻辑，只是通过思想控制让人们去相信一些无法证实的“宇宙真理”，于是玄学就首先从怀疑这些真理入手，强调人们首先要将有的成见清除出思想，再利用逻辑的力量重新构建可以相信的东西。
玄学的外在表现是对于道家“无”“自然”等观念的推崇，反对执迷于功名利禄，斩断对于官场的留恋。玄学的怀疑精神发展到致，导致人们可以推翻一种世界观，却无法建立另一种世界观。
随着政治对哲学的干预，玄学也开始庸俗化，有的人学着用逻辑的方式为政权服务，另一些人则倒向享乐主义。
但幸运的是，玄学之后，从印度传入的佛教逐渐接管了思辨一脉，这种更加强调逻辑和辩论的学问使得中国哲学继续远离腐臭的汉代儒教，于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周期进入了后阶段：变异期。
在变异期内，中国哲学实现了三教并存、互相竞争的格局。儒教虽然仍然居于政治的正统地位，但在社会思潮上是佛教占据优势。另外，唐朝兴起的另一种思潮——实务精神，让只注重灌输的儒教显得无法适应政权的需要。唐朝的高官除了富有文采之外，也往往都是治国理政的好手，他们注重具体的政策治理，对于经济的关注也让他们无法在儒教典中寻找到现成答案。这个变异期，成了中国哲学活跃，却不受研究者重视的时期。研究哲学的人都提倡一个统一的架构或者世界观，但这个时期并不需要统一的架构，从而让学者感到无所适从。
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二个周期从宋朝开始。唐朝缺乏统一的思想也造成了另一个弊端：中央王朝显得过于松散。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后，以韩愈为首的文人将社会的散架归结为思想的不统一。到了宋朝，文人们再次追求起统一的哲学体系。
北宋前期仍然继承了唐朝的实务精神，但随着王安石将实务精神引向计划经济，保守主义逐渐获得了政治的同情，并在南宋成为主流。
中国哲学发展第二个周期的建立期持续到南宋，形成了以朱熹为首的道学体系。道学与汉代儒教的区别在于，汉代儒教认为所谓的宇宙真理是“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而宋代道学则将这个宇宙真理替换成了对“天道”的崇拜，这里的“天道”已经不是汉代那样的一个拥有意志的天，而是没有意志的客观真理。
虽然显得更加“客观”，但在道学家眼中，人同样不是人，只是须强行绑定在天道之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即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
第二个周期的庸俗期从元朝持续到明朝前期，随着科举考试将朱熹的理论树为正统，道学开始影响人们的方方面面，社会再次失去了思考能力。
到了明朝，随着心学的诞生，中国哲学再次进入反抗期。人们提倡遵从内心，来反对那无所不在的天道。没有外在的客观真理，人只需服从内心，这个观点成了反抗的依据。但将“客观”的天道替换为主观的内心，同样产生了庸俗化的问题，人们以顺应内心为借口坠入享乐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窠臼。
到了清朝，中国哲学发展再次进入变异期。这次变异期的特征，仍然是逻辑的力量。清朝实学的兴起，让很多人不再对那些大道理感兴趣，而是只研究可以证伪、可以进行逻辑推理的事物。一时间考据学派兴起，这些人开始将有可以观察的东西，不管是一件文物还是一段历史，都放在逻辑的放大镜下一一考察，将那些无法证明的东西排除出去。
清朝的变异期又可以视为对中国哲学体系的彻底反叛，学者的研究方法与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其类似。因此，可以说，虽然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但社会科学到了清朝，已经有了强大的思考工具，并在逐渐改写中国的历史与学术。
本书叙述了中国哲学发展两大周期之中政府的格式化、民间的抵抗，以及每一个在哲学史上留下姓名的学者的贡献。
本书与传统的中国哲学史有以下两大区别。
一，传统哲学史大都以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主要叙述点，而本书则从西汉开始讲起，只叙述大一统时代到来之后的思想流变。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寻找中国哲学的现实意义，由于都处于大一统时代，西汉时期对现实的影响要比之前的更加显而易见。
第二，很多传统哲学史作品以罗列每一家的具体观点为主。由于哲学家的许多观点都是类似的，因此，大量的篇幅浪费在相同观点的罗列上，读者无法轻易从中找到思想演化的轨迹。这样的书大都只能当资料查阅，无法让读者获得足够的有效知识。本书则注重讲解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让读者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哲学如何演化和为何这么演化，理解政治与哲学互动的奥秘。
与本系列的一本书《财政密码》一样，本书虽然是在寻找古代哲学的发展线索，却同样是一本对现代社会充满启发的书。阅读完本书之后，读者在思考问题时，会拥有更加广阔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