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林顿•摩尔图书奖获奖作品！贯通历史学和社会学，破解超大规模国家统治的逻辑！奥斯曼、哈布斯堡、俄罗斯、大英、大法兰西，5大帝国的兴衰历程、治理经验和使命追寻！

●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如何确立？
奥斯曼帝国如何将自己同时包装成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继承者？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如何塑造“奥地利的bi要性”，如何保持奥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亚三位一体？俄罗斯帝国如何将自己塑造为“第三罗马”，又如何继承金帐汗国的遗产？大英帝国如何同时成为希腊和罗马的继承者？大法兰西帝国为何要在殖民地强推法兰西化？每一个国祚长久的帝国都有自己的使命追寻，没有使命的帝国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使命就是帝国统治合法性的根源！

●帝国如何统治多元化的领土？
5大帝国每一个都是跨民族的多元化政治体，它们的统治阶层也是开放的、多元化的！奥斯曼帝国要同时统治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它也并不是一个土耳其帝国；哈布斯堡家族曾同时统治西班牙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匈牙利王国和意大利诸邦国；俄罗斯帝国治下不仅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等斯拉夫族群，还有高加索和中亚的穆斯林，以及芬兰人和波兰人；大英帝国是一个由白人自治领、印度，以及其他各种附属国、保护国、殖民地、势力范围、通商口岸、装煤站等拼凑起来的无中心帝国；大法兰西帝国既在追逐一个欧洲帝国，又在追逐一个从北美到非洲的海洋帝国。帝国如何将广袤领土上的精英吸纳进统治阶层？帝国的治理能否为当下的全球治理提供参考？帝国的经验能否化解当下的民族冲突和战争？

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人类如何统治的历史。在前现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帝国都是人类统治的主要形式。进入现代以来，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锻炉锻造出了一个个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似乎成了人类统治的通行法则。帝国成了侵略者和殖民主义的代名词，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然而现代民族国家并没有完全解决人类的治理问题。民族矛盾和大国沙文主义制造了一场又一场战争。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深入发展，帝国重新成为人们的关注对象。
不同于大量以被统治者为主角书写的反帝国主义历史，克里尚•库马尔教授另辟蹊径，从帝国统治者和主体民族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奥斯曼、哈布斯堡、俄罗斯、大英和大法兰西这5个世界帝国的兴衰历程、治理经验和使命追寻。
奥斯曼帝国既是一个伊斯兰帝国，又是一个欧洲帝国。它同时继承了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遗产。它承担着传播伊斯兰教的使命，但也保护治下的希腊东正教徒。它通过米勒特制度治理非穆斯林臣民，并通过德米舍梅制度将非穆斯林臣民吸收进统治阶层。
哈布斯堡家族曾通过联姻同时统治了西班牙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它以保护天主教欧洲为使命，同时对抗着帝国内部的新教异端和东方的异教帝国。三十年战争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重塑了中东欧政治，建立了以奥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亚三位一体为核心的多民族帝国。
俄罗斯帝国自称“第三罗马帝国”，肩负着传播东正教的使命，同时也是金帐汗国的继承者，不断向东方扩张。帝国的中心是变动的，从基辅到莫斯科再到圣彼得堡，随后又回到莫斯科。帝国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斯拉夫主义和西化之间徘徊。一直不变的是无垠的扩张。
大英帝国从建立之初便打上了全球化的印记。它以传播新教、拓展商业为使命。来自英伦三岛的人们在世界各个角落定居，将帝国的普世追求变为现实。它经历了从北美帝国到印太帝国的转变，在白人自治领、印度和其他殖民地践行因俗而治，如今仍通过英联邦发挥着世界影响力。
大法兰西帝国是非常类似民族国家的帝国。法国人不接受多民族帝国，认为帝国的子民都要具有法兰西民族的品质。他们在殖民地强行推行法兰西化，开始推广的是天主教和绝对主义，大革命后则是共和思想和启蒙主义。它在欧洲帝国和海洋帝国之间反复切换，但不管在哪里，它都致力于培养法兰西化的本地精英。
如今，帝国时代早已过去。但各个帝国曾尝试过用不同的手段处理现代民族国家也会面临的难题，譬如差异性和多元化治理。在我们这个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并行的年代，帝国的治理经验和顶层设计或许能为这个大变局时代的全球治理提供一些经验。

序 言
第 一章 帝国的理念
重新发现帝国
“没有边界的帝国”：罗马与帝国的理念
帝国、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民族与帝国
作为帝国的民族
帝国作为民族：“帝国民族主义”
帝国与民族：宿怨未解
第二章 罗马帝国：帝国之父
罗马的遗产
罗马的使命：亚历山大、世界主义、文明教化
罗马：公民、种族、民族
罗马：普世宗教
第三章 奥斯曼帝国
异域帝国
一个欧洲帝国
穆斯林与基督徒
奥斯曼人与罗马人
奥斯曼人与土耳其人
穆斯林与非穆斯林
衰落还是变革：帝国的转型
从奥斯曼人到土耳其人
zui后——穆斯林帝国？
坦泽马特改革，奥斯曼主义，土耳其主义
尾声
第四章 哈布斯堡王朝
回望哈布斯堡王朝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西班牙帝国
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崛起
哈布斯堡王朝是什么
19 世纪的民族主义与身份
奥地利思想
衰落与终结？
第五章 俄罗斯帝国
两个帝国的故事
俄罗斯帝国的诞生
无垠的帝国
“自我殖民的国家”
帝国及其民族
穆斯林与犹太人
“俄罗斯化”和俄罗斯民族主义
帝国中的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性
亲斯拉夫派和西化派
帝国民族主义：民族与帝国
第六章 大英帝国
海陆帝国
zui大的帝国：有多“特别”
拼凑的帝国
“大不列颠”和自治领
英国的印度
大英帝国的罗马
争论中的帝国：衰亡与终结？
“不列颠第三帝国”
二战：“帝国的尖峰时刻”
帝国的终结，还是帝国的重生？
第七章 法兰西帝国：“帝国民族国家”
作为民族的帝国
法兰西诸帝国
拿破仑帝国
第二海洋帝国
代表权力与威望的帝国
文明，同化，联盟
帝国的阿尔及利亚
大法兰西：理想典范
黯然离场
尾声 帝国之后的国家

克里尚·库马尔，著，（美）克里尚·库马尔(Krishan Kumar，1942—)，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大学高级讲座教授，肯特大学博士，布里斯托尔大学、中欧大学和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访问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曾在肯特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欧洲史和全球史。
库马尔的主要作品有：《预言与进步：工业与后工业社会的社会学》、《现代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现代社会的兴起：西方的社会和政治发展》，以及《英国民族认同的形成》等。2018年，他的代表作《统治的技艺》获得美国社会学协会比较与历史社会学分会颁发的巴林顿·摩尔图书奖。

五个帝国各有成败。但不管结果如何，库马尔指出，我们都不能想当然认为帝国的衰败是历史的bi然，“往日不是一条单行道，不是只能通向早已命定的未来”，在帝国的历史上，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历史可能，它提醒我们“主权是能分享、分解与改变的”。
——郑非，上海政法学院讲师，《帝国的分裂》作者，《经济观察报》

巨匠级作品。
——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全球史教授，《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作者

库马尔希望通过专注于统治者而非臣民，实现从“后殖民”研究的转变：从帝国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对抗，转向帝国吸引外围群体并确保其忠诚的机制……这本书是对帝国史研究新趋势的重要贡献，应该列入现代史高级课程的书单。
——阿列克谢·米勒 (Alexey Miller)，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董事会副主席、管理委员会主席

在这部杰作中，克里尚·库马尔出色地描绘了历史上重要的几大帝国，阐述了帝国的理念与意识形态，这对理解帝国的统治方式与其面临的困境非常关键。作者深入讨论了民族主义与帝国这两大主题，以及帝国遗留的政治遗产。
——马克·R.贝辛格（Mark R. Beissinger），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

这是一部出色的专著，作者提供了有关帝国历史、帝国统治者和捍卫者的政治手段的全新见解。库马尔的写作风格生动亲切，绝不堆砌术语，研究成果丰硕。
——罗纳德·格里戈尔·苏尼（Ronald Grigor Suny），密歇根大学俄国史教授

库马尔认为，研究帝国的历史、帝国人口的多样性、帝国的复杂网络及其政治制度，能为我们理解全球化时代带来新的启发。
——《出版人周刊》


第五章 俄罗斯帝国
俄罗斯帝国的诞生
有人认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了不止2个，而是4个甚至5个帝国。首先是基辅罗斯（约900—1240）。这是由维京人（“瓦兰吉人”）、斯拉夫人、波罗的海各族、芬兰人及其他族群建立的帝国，由留里克王朝统治，留里克是维京人的传奇首领，斯拉夫部落和其他族群无不遵从他。1到10世纪中叶，斯拉夫人和维京人相互融合，在以基辅为中心的地区建立了以斯拉夫语为主的语言和文化圈，并且战略性地占据了第聂伯河中段，掌控着通向黑海和君士坦丁堡的通道。“起初，基辅罗斯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对后世俄罗斯的影响不容小觑。”
基辅罗斯更像一个联邦，而非统一的国家，经常受到草原游牧民族的威胁与侵扰，然而基辅罗斯依然维系了三个多世纪。它与波罗的海诸国及拜占庭建立了贸易网络，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之一。12世纪，财富的增长和城市的独立导致了诸多分歧与不满，基辅罗斯开始分裂。13世纪中叶，基辅罗斯被蒙古人这支当时草原上令人生畏的力量毁灭。
在此之前，大约10世纪左右，在拜占庭的影响下，基辅罗斯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基辅大公夫人奥丽加以及她的孙子弗拉基米尔一世改宗基督教（一般认为是在988年），并将东正教定为国教。弗拉基米尔一世娶了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进一步巩固了基辅罗斯与拜占庭的关系；他的儿子雅罗斯拉夫一世依照君士坦丁堡的同名教堂在基辅建造了圣索菲亚大教堂，作为基督教的象征与领地。拜占庭的宗教、艺术、建筑、法律与统治术对俄罗斯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俄罗斯的书面语言—西里尔字母就是拜占庭的发明，由9世纪的马其顿教士圣西里尔和圣美多德创造。“罗斯的基督教文化……按照拜占庭的样貌而塑造，完全以拜占庭为原型。”
蒙古人（或鞑靼人）将近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也影响了俄罗斯的发展，不过对于这一点人们还存有争论。通过赋予俄罗斯大公相当的权力（比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因为打败瑞典人和条顿骑士而被誉为英雄），蒙古人帮助俄罗斯完成了统一，特别是巩固和支持了俄罗斯东正教教廷的权力。这一时期，修道院（著名人物有圣像画家安德烈·卢布廖夫）成为俄罗斯文化的重要载体。
通常，特别是俄罗斯人会把“东方专制主义”以及其他“亚洲”的蛮族作风都归为蒙古人的政治遗产。这种说法现在较少听到了，因为欧洲有足够的专制传统提供样板，尤其是在俄罗斯初创阶段对其产生影响的拜占庭文化。但蒙古人无疑对俄罗斯文明有重要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集权和宗教统一上，而且体现在贸易、市场和交通建设方面。
莫斯科大公率军在库利科沃战役（1380）中战胜了鞑靼人，开始反抗并推翻蒙古统治（尽管一个世纪之后他们才不再承认金帐汗国的统治权）。新的城市莫斯科成为“统一的罗斯各国”的中心。莫斯科此前只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国的偏远一隅，因适宜农业种植，占据水陆交通的要道，很快这座城市的规模和财富就能与诺夫哥罗德、特维尔、弗拉基米尔匹敌。1325年，在伊凡一世（他曾受封莫斯科公国王公，后又被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统治时期，基辅的主教教区迁到莫斯科，从此莫斯科成为俄罗斯教廷和精神世界的中心。教廷在互相为敌的王公之间居中调停，并且提升了莫斯科的地位。在著名的隐士拉多尼兹的圣塞尔吉乌斯的带领下，扎根“荒野”的修道院和教士开启了莫斯科的殖民大业。
第二个俄罗斯帝国可以被称为莫斯科大公国（约1400—1605）。这基本上是由两位大公伊凡三世（“伊凡大帝”，1462—1505年在位）和伊凡四世（“恐怖的伊凡”，1533—1584年在位）建立的。1478年，伊凡三世征服了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是罗斯诸国中主要的竞争者，统治着不同的非罗斯族群。据说正是征服了诺夫哥罗德“赋予莫斯科大公国多民族的特性”，而此前公国主要由罗斯人组成。同时，对诺夫哥罗德贵族与商人阶级的清理和财富征收，以及在当地驻军的做法，是新的极权主义的表现，对此后莫斯科大公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伊凡三世的冒险举措无一不带有帝国的意味。1472年，他迎娶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佐耶·帕来奥洛格，并由此宣布莫斯科为“第三罗马帝国”。伊凡三世选择罗马的象征双头鹰作为帝国标志，并多次进行修改（zui后一次修改是在1883年），这宣告俄国要成为“世界大国，统治东方和西方”。
伊凡三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在位）使帝国野心彰显得更加明显，他在1525年不顾保守派的反对，模仿恺撒剃掉自己的胡子，教士菲洛费（普斯科夫的菲洛修斯）大约在1523年写给瓦西里三世的那封著名的信件中谈道，“基督教世界的帝国全都统一……在您的名下，两个罗马帝国先后灭亡，您将建起第三个罗马帝国，之后也不会再有第四个罗马帝国出现”。对这句话的解读至今仍存在很大的争议，其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讨论。但毫无疑问，这句话的核心是，在罗马和拜占庭终结之后，基督教的火种已经交给俄国，它的神圣使命就是捍卫和传播基督教（如果需要还要和罗马天主教廷分庭抗礼）。
人们很容易注意到，俄国刚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就如有神助般地继承了拜占庭的意志。当然，教士菲洛费的预言还包含着警告：如果莫斯科的大公失败了，也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之后也不会再有第四个罗马帝国出现”，而世界也将因此终结。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及基督教内部分裂之后，这样的末世情绪同时在西方弥漫（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俄国的命运从此烙上了宗教的印记。履行宗教使命需要考虑非基督教徒（主要是作为帝国臣民的穆斯林）的感情，这也是帝国统治术的特点，但这也并未阻止这一使命成为统一的意识形态，而且变化出各种形态，甚至有时采取了世俗的形式。
没有什么比伊凡四世于1552年征服喀山更称得上神圣使命了。伊凡四世是第 一个被称为“沙皇”的统治者，得到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即东正教教廷领导者的承认。沙皇现在肩负起了责任，也拥有相应的权力，力图建立一个基督教帝国，“将全部蛮族归于皇帝的权力之下”，这是1547年伊凡四世在加冕仪式上的宣言。原来的“统一的罗斯各国”诺夫哥罗德、特维尔、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中居住着的基督徒，此时都生活在莫斯科帝国之中。而喀山的情况有所不同。此时俄罗斯人可谓开始了“统一金帐汗国各地”。安德烈亚斯·卡佩勒将这次征服视为多民族帝国的俄国的起点。他认为这次征服“是莫斯科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喀山汗国是第 一个归顺俄国的独立政体，它有着独特的历史传统、王朝制度，存在说着不同语言、信奉不同宗教即伊斯兰教的上层社会”。
伊凡四世的统治确实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开端。部分原因是伊凡发明了新的独裁统治的工具—射击军，以及臭名昭著的身披黑斗篷的特辖军。特辖军是伊凡四世的私人武装，以类似宗教的组织方式进行训练，以威吓他的死敌。但此时帝国呈现出新的更为宽广的气象，沙俄试图征服更广阔的区域，统治各种族群。在征服喀山之后，俄国人又攻下了阿斯特拉罕（1556），以此作为通往南方草原和中亚的门户。拿下阿斯特拉罕便能更方便地进入高加索地区。沙俄开始了与高加索人命中注定的纠缠，以1561年伊凡四世与切尔克斯王子提姆留克的女儿成婚为开端。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可以被视作沙俄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前，沙俄是一个斯拉夫人的、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国家。“莫斯科帝国沿着伏尔加河的胜利，让他们打破桎梏，成为跨越欧亚的政治实体和多元文化社会。”
在沙俄南部边界进行扩张与殖民的是哥萨克人，他们是由鞑靼人、俄国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组成的非正规武装力量。哥萨克人桀骜不驯，崇尚独立与自由。哥萨克人领导了俄国历史上的两次农民起义，领导人分别为斯捷潘·拉辛（1670—1671年起义）和叶梅连·普加乔夫（1773—1775年起义）。然而，他们还是帝国前进路上非常具有威慑力的军事集团。在伊凡四世统治的后期，他用哥萨克人打败了西伯利亚各个部落的抵抗，让沙俄走上了其重要的一次殖民扩张之路。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哥萨克人作为沙俄的先头部队将横穿西伯利亚直抵太平洋。
17世纪，随着留里克王朝的覆灭和连续不断的围绕继承权的战斗，沙俄陷入混乱之中。各色觊觎王位的野心家使沙俄陷入了数十年的叛乱和内战。波兰和瑞典乘势入侵，几乎要消灭沙俄。1610年莫斯科被波兰军队占领，诺夫哥罗德落入瑞典人之手。这就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糟糕的时代”，穆索尔斯基的著名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72）和未完成的作品《霍万兴那》就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谁能掌握特辖军和射击军（与罗马和奥斯曼的禁卫军类似），谁就能成为沙皇。1613年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被选为沙皇，但丝毫没能平定动荡的局势，不过俄罗斯第三帝国（1613—1917）终究被冠上了罗曼诺夫之名，这也是俄罗斯有史以来zui伟大、zui持久的帝国。但直到彼得大帝时期，罗曼诺夫家族才感到政权有了保障。
在众多的挑战之中，非常严重、影响也很深远的应该是东正教教会的大分裂，即牧首尼康领导的改革派与之后被称为旧礼仪派的派系之间的斗争。改革派希望根据拜占庭传统改革仪式与经文，使沙俄教廷与拜占庭的更接近。之后拜占庭被土耳其人灭亡，沙俄教廷借势成为东正教世界的领导者。而在1591年，莫斯科拥有了独立的牧首区，这使莫斯科的权力显著增大，地位显著提高，莫斯科牧首也成为国家有力的伙伴。
旧礼仪派将尼康牧首的改革视作对沙俄传统的亵渎和倒向西方基督教模式的危险举措。沙皇阿列克谢反复斟酌，终于支持尼康牧首，将教廷与国家的力量融为一体，以对抗日渐不满的旧礼仪派。这次分裂在之后的数个世纪产生影响。旧礼仪派依然固执己见，不肯妥协。他们迁徙至帝国北部的偏远地区，经常遭受迫害，他们在当地又另建了自己的社群，像一个“平行社会”，试图保持与国教相违背的传统仪式与信仰。他们被很多激进组织视作前进的动力和追随的目标，直到20世纪初，一些激进组织根本和宗教毫无关联，却坚持旧礼仪派的生活方式。
旧礼仪派不只是一个教派，在之后的两个世纪，大俄国近1/4的人口宣称自己属于旧礼仪派。由此出现了两个俄国或两个俄国的理念：一个是帝国的俄国，将东正教教廷视作俄国成为各国基督教徒庇护者的手段；另一个俄国背对着教廷与国家，面向“土地”，特别是乡村和其中的人民。两种对俄国使命的解读以不同的形式在将来重现，尤其是在19世纪末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辩论中。这也是民族愿景与帝国愿景的区别，一个关注俄国“民族”的传统，另一个强调俄国作为欧亚强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或者正是因为这些困难，沙俄在17世纪大举扩张。该时期主要的成就是征服了西伯利亚。对俄国人而言，征服西伯利亚相当于西欧征服和殖民大西洋彼岸的新世界美洲。这项事业开始于16世纪中叶，大约在西班牙人和其他欧洲人开始跨越大洋传播欧洲文明的50年之后。相比西欧在美洲的殖民地，西伯利亚在苏联解体后仍在俄罗斯治下，可以说俄罗斯对这片区域的征服更为持久，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此外，20世纪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大量开采油气资源，西伯利亚绝对称得上“俄罗斯帝国皇冠上的明珠”。
蒙古人的势力在乌拉尔山以东倒台后，一支由哥萨克人、商人、猎手、出逃的农奴和冒险家组成的队伍开始稳步在西伯利亚平原上穿行，吸引他们的是能在西方宫廷售出高价的动物毛皮。西伯利亚部落的力量羸弱且分散，有的被收买，有的被彻底消灭，但他们的制度基本得以保存，因为沙俄的兴趣在于从部落的长老手中获得毛皮。此外，沙俄定居者和当地人开始通婚，不少部落居民皈依东正教。埃马努埃尔·萨尔基相茨认为，由此沙俄展现出“意识形态的而非生物学意义的身份标准。归顺帝国的条件是信仰东正教，而非人种或出身”。
西伯利亚在俄国人的心目中地位非常高。西伯利亚物产丰富，特别是各色动物毛皮，但随着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毛皮贸易的衰落，西伯利亚成为一片“广阔的荒原”，成为流放者严酷的人间地狱。这里也是俄国人眼中“亚洲”开始的地方，俄罗斯帝国的“文明的使命”就是同化和改造这片区域的蛮族与异教徒。同样地，俄罗斯的亚洲面孔以及横跨东西方的地理位置，也让他们相较西方更具优势，并以此回击西方人天然的优越感。“本土化”在俄罗斯帝国从未像在西方帝国那样具有贬义色彩，而爱德华·萨义德用来形容东方的、带有负面含义的“东方化”的概念也不适用于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1年写道：“当欧洲称我们为亚洲蛮族时，我们绝不能采取谄媚懦弱的态度，我们与其说是欧洲人不如说更是亚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