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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撰写《史记》，达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标，他与《史记》的开创性价值不言自明。在本书中，逯耀东教授深入解读《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并寻绎《史记》全书架构安排、篇章联系、撰写方式及个别纪传背后的深意，抽丝剥茧，描绘出身处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如何借由《史记》的传世，既抒发自己不幸遭遇李陵之祸、受到现实政治无情摧残和压抑的满腔抑郁，又基于学术素养、太史职责、父亲遗命与自我抱负，完成自我超越的完整图像。
逯耀东（1932—2006），江苏丰县人，台湾地区大学历史系博士。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四十余年，曾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台湾地区大学、台湾地区辅仁大学等。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中国传统与现代史学、中国饮食文化等。主要作品有《抑郁与超越》《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肚大能容》等。
导言：抑郁与超越
《太史公自序》的“拾遗补艺”
一、司马谈、迁父子校书秘阁
二、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
三、司马迁探索孔子成六艺
四、“通古今之义”与“通古今之变”
“通古今之变”的“今”之开端
一、“古今之变”与《今上本纪》
二、《魏其武安侯列传》与罢黜百家
三、《儒林》《酷吏》列传与“一人有庆，天下赖之”
武帝封禅与《封禅书》
一、“贤良方士诏”与封禅
二、“尽罢诸儒不用”与太史公谈“留滞周南”
三、《封禅书》与对封禅材料的处理
《匈奴列传》的次第问题
一、《匈奴列传》的次第
二、《韩长孺列传》与马邑之战
三、《卫将军骠骑列传》与六郡良家子
四、《平津侯主父列传》与朔方置郡
五、余论
对匈奴问题处理的
一、“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
二、“唯在择任将相哉”
三、“仆与李陵俱居门下”
列传与本纪的关系
一、《史记》列传与“拾遗补艺”
二、列传与魏晋别传
三、列传与本纪
史传论赞与“太史公曰”
一、史传论赞的性质与《左传》“君子曰”
二、“太史公曰”与司马迁的自注
三、“太史公曰”“臣松之案”与《通鉴考异》
“巫蛊之祸”与司马迁绝笔
一、《史记》断限其最终记事
二、“巫蛊之祸”与司马迁绝笔
三、“微文刺讥”与“诗书隐约”
附录一：沈刚伯先生论“变”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附录二：汉晋间史学思想变迁的痕迹——以列传与别传为范围所作的讨论
附录三：前不见古人——谈中国历史人物的塑型
编辑校勘说明
……前言/序言在我看来，不管多变的时局到底怎么演变，以及两岸历史的舞台场景如何转换，都不会妨碍海峡对岸的国学研究，总要构成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无论是就其时间上的起源而言，还是就其空间上的分布而言，这个幅员如此辽阔的文明，都既曾呈现出“满天星斗”似的散落，也曾表现出“多元一体”式的聚集，这既表征着发展步调与观念传播上的落差，也表征着从地理到政治、从风俗到方言上的区隔。也正因为这样，越是到了晚近这段时间，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学界来看，也都越发重视起儒学乃至国学的地域性问题。可无论如何，既然“国学”正如我给出的定义那样，乃属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那么在这样的总称之下，任何地域性的儒学流派乃至国学分支，毕竟都并非只属于某种“地方性文化”。也就是说，一旦换从另一方面来看，尤其是，换从全球性的宏观对比来看，那么，无论是何种地域的国学流派，都显然在共享着同一批来自先秦的典籍，乃至负载着这些典籍的同一书写系统，以及隐含在这些典籍中的同一价值系统。更不要说，受这种价值系统的点化与浸润，无论你来到哪个特殊的地域，都不难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发现，那里在共享着同一个“生活世界”。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些林林总总、五光十色的地域文化，反而提供了非常难得的生活实验室，来落实那种价值的各种可能性。正因为这样，无论来到中华世界的哪一方水土，也无论是从它的田间还是市井，你都可能发出“似曾相识”的感慨。一一这种感慨，当然也能概括我对台北街市的感受，正因为那表现形态是独具特色的，它对我本人才显得有点“出乎意料”，可说到底它毕竟还是中国式的，于是在细思之下又仍不出“情理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当然所有的“多样性”都是可贵的。而进一步说，至少在我这个嗜书如命的人看来，台湾那边的国学研究就尤其可贵，尤其是从1949年到1978年间，由那些桴海迁移的前辈们所做出的研究。无可讳言，那正是大陆越来越走向紧张与禁闭，终至去全方位地“破除四旧”的岁月。正是因此，我才更加感佩那些前辈的薪火相传。虽说余生也晚，无缘向其中的大多数人当面请益，然而我从他们留下的那些书页中，还是不仅能读出他们潜在的情思，更油然感受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正如自己曾就此动情而写的：“这些前辈终究会表现为‘最后的玫瑰’么？他们当年的学术努力，终究会被斩断为无本之木么？一一读着这些几乎是‘一生磨一剑’的学术成果，虽然余生也晚，而跟这些前辈学人缘悭一面，仍然情不自禁地怀想到，他们当年这般花果飘零，虽然这般奋笔疾书，以图思绪能有所寄托，但在其内心世界里，还是有说不出的凄苦犹疑。”终于，趁着大陆这边的国学振兴，我们可以更成规模地引进那些老先生的相关著作了。由此便不在话下，这种更加系统的、按部就班的引进，首先就出于一种亲切的“传承意识”。实际上，即使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进展，乃至由此而催生出的国学高涨，也并非没有***学的影响在。早在改革开放、边门乍开的初期，那些从海峡对岸得到的繁体著作，就跟从大洋彼岸得到的英文著作一样，都使得我们从中获得过兴奋的“解放感”。正因此，如果任何一种学术史的内在线索，都必然表现为承前启后的“接着讲”，那么也完全可以说，我们也正是在接着***学的线索来讲的。与此同时，现在借着这种集成式的编辑，而对于台湾国学的总体回顾，当然也包含了另一种活跃的“对话意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有机增长的话语，其生命力从来都在于不断的创新，而如此不断创新的内生动力，又从来都来自“后生”向着“前贤”的反复切磋。也是惟其如此，这些如今静躺在台湾图书馆中的著作一一它们眼下基本上已不再被对岸再版了一一才不会只表现为某种历史的遗迹，而得以加入到整个国学复兴的“大合唱”中；此外，同样不在话下的是，我们还希望这次集中的重印，又不失为一种相应的和及时的提醒，那就是在这种“多元一体”的“大合唱”中，仍需仔细聆听来自宝岛的那个特殊声部。最后要说的是，在一方面，我们既已不再相信任何形式的“历史目的论”，那么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今后的进程也总会开放向任何“偶然性”，无法再去想象黑格尔式的、必然的螺旋上升；可在另一方面，又正如我在新近完成的著作中所讲的：“尽管我们的确属于‘有限的、会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类，他们也的确属于‘有限的、会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类，可话说回来，构成了彼此‘主观间性’的那种‘人心所向’，却并不是同样有限和偶然的，相反倒是递相授受、薪火相传、永世长存的，由此也便显出了不可抹煞的‘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总还有理由去畅想：由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总称的国学一一当然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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