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我与湖湘文化
罗宏
我虽是湖湘子弟，但对湖湘文化发生兴趣是近两年的事。
一次去探望80高龄的叔叔，说起我父母当年订婚的事。大约1950年，我父母都参军，在部队相识并确立了恋爱关系，征求祖父意见。祖父当时寓居北京，等待中央政府安排工作，他是旧文人，青壮年时以幕僚身份辅佐过不少民国军政要员，可谓湖湘名士。他有不少老观念，大概认为当兵的姑娘不够淑女，就沉默以对——可能因为母亲在场，留了面子。事后祖父又向父亲了解母亲家世。父亲念过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1949年参军后在部队当文化教员，当时算“大知识分子”了。便说了母亲的籍贯和文化程度，想强调彼此都是老乡而且母亲也是知识女性。祖父听罢愣了一下，问，她是善化贺家小姐吗？父亲还不明蹊跷，又尽其所知说了几句，祖父态度立即发生了转变，说道，既然是贺家小姐那就错不了，你们订婚吧。此时父亲还一头雾水，后来才知道，母亲是湖湘望族之后。说到这里，叔叔问我，你妈妈给你说过她的家世吗？我自然摇头。叔叔笑道，你该去了解一下。我好奇地追问，叔叔只是笼统地告诉我，他只知道善化贺家有很多兄弟，最出名的是贺长龄，清代当过云贵总督。
这年春节回老家，有意识地清理了一下父母遗物。发现在一个纸袋里，集中收藏着母亲的大学毕业证书，她的团证，她受到的表扬证书，她翻译的俄文资料，她参加某次县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入场券，还有我儿子小时候的涂鸦、作文本，她退休后每天家用的开支，以及病重期间每天的治疗记录⋯⋯我突然意识到，细心的母亲默默无言，一点一滴地记录着自己走过的人生。这个意义上，母亲又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睹物思人，深深愧疚。对生我养我的母亲，我知道的是那么少，是那么的忽略。这种忽略，肯定是母亲人生中的遗憾，甚至构成对她的伤害，可是她默默承受，从未吱声——这就是母亲。
然而我没有发现母亲家世的资料。这是因为那段噤若寒蝉的历史，不奇怪。但是我在父亲的遗物中，却有了意外的收获，为人谨慎、党性极强的父亲竟然存留了一份祖父的亲笔遗嘱。这是祖父于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任政府国史馆顾问时写下的，当时发生了什么变故不详，他在遗嘱中向多位民国政要及文化名流交代后事，格外引人关注。我突然意识到祖父是个承载着历史风云的人。于是，父母的家世之谜吸引着我。随着对史料的查询，父母的家世一点一点清晰起来，我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清代以来的湖湘历史。
先说说母亲的家世。母亲出生在长沙显望的善化贺氏家族。母亲的先祖贺知章，是唐代武则天时代的状元，官至礼部侍郎。他是大唐著名诗人，与李白等号称“醉八仙”，书法亦绝，与张旭、怀素并称“唐草三杰”。清代，母亲的十世祖宏声公由浙江赴湘为官，从此落地生根，掀开了湖湘善化贺氏一脉的家族史。母亲的五伯高祖贺长龄是清嘉庆朝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云贵总督，是湘中士人领袖。他在魏源相助下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成为清代经世派的经典文献。六伯高祖贺熙龄，嘉庆朝进士，官至湖北学政，后为长沙城南书院山长，是左宗棠、罗泽南、罗汝怀等人的老师，也是经世派重要人物。高祖贺桂龄为道光朝进士，与李鸿章、沈葆桢、张之万、郭嵩焘同榜。官至潮州知府同知，主持过粤海关事务。贺家一门同胞三进士，至今是湖湘美谈。贺家的姻亲，陶澍、曾国藩、左宗棠、吴其浚、劳崇光、何凌汉、丁善庆、唐鉴、胡林翼、彭玉麟、徐树铭、郑敦允、黄自元、张百熙、黄兴等都是赫赫有名的湖湘英杰，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有可圈可点的勋业。母亲的祖父贺师谦，为新疆边塞要镇伊犁知府，敕二品资政大夫退休。伯父贺家栋继任知府，辛亥年举兵起义，掀开了新疆的民国史扉页。父亲贺家梁随父兄戍边伊犁，掌文案。民国初年赴日留学，修政法。回国后在湖南警厅任监察长，抗战后退休为地方乡绅。至于母亲的平辈兄弟姊妹中，也是英才云集。总之，母亲的家族在湖湘近代史上有重要历史和文化地位。
再说说父亲的家世。父亲也出身于一个湖湘望族——鼓磉洲罗氏家族。始祖应隆公于明代洪武年间自江西迁湘，至第五代，家族出了一位富豪叫罗瑶。乐善好施，热心教育，资助茶陵乞儿张治读书，张高中进士而位拜尚书大学士的故事至今流传。后来罗瑶去世，张治回报恩公，买下鼓磉洲以葬，明皇敕崇义坊以彰。罗瑶墓地如今成为株洲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也就是从罗瑶起，鼓磉洲罗氏成为湖湘望族，族中文武英杰迭出，如罗典、罗修源、罗云皋、罗汝怀、罗逢元、罗立德、罗经德、罗萱、罗启勇、罗正均、罗学瓒、罗哲等等，见于史志记载者数十人，绵延不绝500年。其中以罗典的文化贡献最显赫。典公是乾隆十二年乡试解元，十六年殿试一甲第四名进士。进仕后官至鸿胪寺少卿。乾隆二十一年为顺天乡试主考官，二十七年为河南乡试主考官，二十八年为会试同考官，三十年为四川学政。后还乡执掌岳麓书院27年，近代湖湘英杰大都是罗门弟子。上述母亲的伯高祖长龄公、熙龄公均为罗典得意门生。罗贺两家的缘分有二百余年交集，难怪祖父听说母亲是贺家姑娘立即答应了亲事。
至于我祖父罗正纬，也值得说两句。他是清代最后的举人，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师谭延闿。民国元年与友人符定一等创办湖南省高等学校（现长沙一中），学门弟子有毛泽东等英才。谭延闿督湘，他受聘为顾问，省参议员。民国四年，受袁世凯聘为参议院一等一级主事。获得四等嘉禾勋章。段祺瑞主政时为国会众议员。五四运动，他与李大钊、黄佑昌等发动国会议员弹劾曹汝霖，后又与蔡元培、刘揆一等组织国民外交大会，保我国权。南北和会期间，与湖湘名士发动驱张运动。大革命期间，祖父作为谭延闿顾问随谭入粤讨伐陈炯明，并与同学方维夏等从军北伐，直捣武汉。宁汉分裂后，祖父去职，就任张之江的顾问，后为冯玉祥的顾问，主持西北军文宣。抗战狼烟起，祖父入川为国史馆顾问，行政院参议。战后返湘潜心学问，有学术著述及诗文集二十多部。至新中国成立，年近70的祖父寓京寄住黎锦熙等老友处，贫困无奈，求助毛泽东。得到毛的慰问资助，拟安排国家文史馆就职。不幸中风病故。
总之，说起湖湘近代史和湖湘文化，贺家和罗家是绕不过去的两大家族。以前从教科书中，我也大致了解近现代历史的风风雨雨，可是如今发现历史的道路上烙印着先人的足迹，感觉格外亲切，对资料的研读也比较认真，便有所发现，有所感悟，一点一滴串联起来，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中国的近代史和湖湘精英们极为密切地关联着，谈论这百年历史，几代湖湘英杰就会迎面而来。学界谈论的湖湘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近代湖湘英杰所书写，离开近代湖湘英杰，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形态未必会受到如今这样的关注。可以说，湖湘文化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浓缩，也是透视中国近现代壮丽风景的一个绝佳窗口。那么，我是否能伫立于这扇窗口，领略一下视域中的历史风景呢？我最感兴趣的是，包括我的先人在内的近代湖湘英杰，是怎么走进历史的，他们给后人留下了什么遗产，而今天的我们又该向何处去。
于是我向湖湘出发了，踏上生养我的父母先人而我却从未问津的故园，湘江航道中的鼓磉洲孤岛，长沙高桥那片翠竹环抱的田园。父老乡亲热情地接纳了我，拿出了残破的族谱，拼接久远的记忆⋯⋯我感到激励，更感到压力。其实并不自信，我的专业是文艺学，并非历史，尤其惭愧的是，这辈子没有潜心做过学问，可以说，真正主动想完成的研究课题，这是第一个。我并不想简单地复现先人的行状，只是想索解先人存在的理由。马克思说过，让死人复活起来，是为了赞扬新的斗争，而不是让死人的幻影重新游荡。先人在我面前，是一种文化姿态，是一个超出血缘赓续的群体。事实上，我不仅仅想了解先人，更想和全体湖湘英杰对话——这需要扎实的积累和功力，实在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又忐忑地拜访求教了许多湖湘学者和专家，如唐凯麟、唐浩明、周秋光、朱汉民、邓洪波、伍新福、熊治祁、龙长吟、兰甲云、雷树德、梁小进、罗立洲、徐新民⋯⋯没想到，得到了一致的肯定与鼓励。著名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先生说，对于近代湖湘英杰书写的业绩，人们如数家珍，你确实没有优势，至于这个群体怎样形成，怎样创造业绩的内在脉动却语焉不详。你做这个课题，还有一般学者不具有的家族后人身份和视点，有特殊的动力和激情。而且你父母的家族，就师承姻亲关系而言，可以把近代湖湘政治文化精英人物几乎全部穿连起来，这方面有很多认知空白点。你观察的角度有所突破，给予历史某种新解释，这个课题就很有价值，考据功夫差一点也可以接受。殷殷鼓励，终于激励我下定决心，开始了课题之旅。
就在我张罗收集史料的时候，经徐新民教授介绍，结识了历史学博士许顺富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近代湖湘绅士群体，著有《湖湘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湖湘绅士与近代湖湘文化变迁》等著作，知识覆盖面和我的研究对象基本吻合，史料和知识的积累十分厚实，尤其是相交后谈及有关话题，十分投机。我心一动，何不邀请他合作，这样我至少在史料和知识积累方面走了捷径，可以弥补我的学识短板，便坦诚地向许教授表达了合作意愿，许教授欣然应允。自此，我的课题也就成为我和许教授共同的课题。在和许教授沟通的基础之上，由我拿出了写作大纲，定名为《湖南人底精神：湖湘精英与近代中国》。许教授担任了六章的写作，我担任了三章的写作和统稿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这个课题能在两年时间内完成，许教授的加盟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课题的基本意图是探讨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的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得出对湖湘文化的种种感悟。恩格斯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有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①恩格斯认为，由于合力的交织影响，历史的结果并不能完全符合任何一个单个意志，却又能妥协性地部分包含单个意志。这就是恩格斯著名的历史合力论，从而构成我们方方面面探讨近代湖湘政治精英形成因素的理论依据。我们将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看成是各种合力产生的结果，而不认为他们仅凭雄才大略就可以创造历史。大致说来，我们有以下基本认知：
一、清代满族统治者以对儒学文化的投诚换取汉族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认同，实现了对汉族士大夫的政治招安，同时也造成满族贵族统治集团执政力的退化，反而造就了汉族士大夫群体的政治能力和政治机遇，尤其是晚清乱世的局面，是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崛起的重要社会政治大背景。
二、湖湘内陆省份的乡土社会环境，如自然地理、经济地理、行政地理、文化地理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形成的湖湘特殊生态和民性，决定了湖湘本土很难形成独立繁盛辉煌的小气候，湖湘英杰只有走出湖湘才有大作为。移民迁徙以及乾嘉苗民起义等等也为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的崛起提供了重要乡土文化条件，养成了湖湘英杰乘乱世而起的爆发力和行动力。
三、自宋代理学的湖湘植入以来，理学湖湘学派的兴起，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的形成，尤其是王夫之的思想建构，给湖湘近代政治精英的崛起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资源。培养了一批以成就豪杰人格为人生理想，以卫道救世为使命，具有强大行动能力的湖湘士大夫群体。而无论是豪杰人格还是卫道与救世，只有在乱世才具有现实实现的社会舞台。
四、岳麓书院是理学湖湘学的思想重镇，也是湖湘英杰的教育摇篮，是培养湖湘英杰的思想学校和政治学校。它创造了“湖湘英杰，什九岳麓”的教育奇迹，也以岳麓弟子为纽带，将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捆绑成为一个岳麓弟子精英集团。岳麓书院的千年历史上只有南宋的张轼书院时代和晚清的罗典书院时代辉煌灿烂，这两个时代恰恰都是乱世。
五、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从嘉庆到光绪时期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陶澍、贺长龄为代表的经世派集团；第二代是曾国藩、左宗棠代表的湘军集团；第三代是谭嗣同、唐才常代表的维新派集团，以及黄兴代表的革命派集团。前两代英杰都以保皇为基本特征，各有其文化贡献。第三代英杰群体出现了保守与革命并存的复杂的政治取向，但依然保持着湖湘文化的基本根性。这些英杰走出湖湘创建的历史勋业成就了近代湖湘文化的辉煌，使湖湘文化成为近代中华文化的时代符号。这种文化辉煌无疑也是乱世的辉煌。
六、由近代湖湘政治精英创造的湖湘文化是一种乱世文化。它具有实用儒学理性以及激进精神的士大夫文化形态，内蕴着浓郁的道德痴迷、救世痴迷、斗争痴迷、政治痴迷的文化情怀。其经世致用诉求主要是政治诉求。就学科归属而言，湖湘文化属于政治文化形态，在社会走向治世的今天，我们应该怀抱敬意地与近代湖湘文化进行历史性的吸纳和诀别。
三十多万字篇幅的阐述无非是建构以上观点，这是我们爬梳了上千部史料和论著形成的认知。是否成立，有待学界评判指教，也有待时日检验。对我而言，算是完成了对先人的祭奠。在我的先人群体中，只选择罗典和贺长龄这对师生出场，篇幅约三万多字，算是弥补了湖湘文化研究中的某些缺失，是否成立，亦有待公论。其实，罗典公与长龄公对本书最大的贡献是支撑我持续专注本课题两年之久，对我这个无常性的书生而言，是空前也是绝后的。有心人会发现，我们并不在意给湖湘英杰怎样的历史荣誉，在意的是湖湘英杰们给今天提供了怎样的启示。一位朋友看了初稿说，说来说去，好像没给湖南人长多大脸呀，不就是说他们是一帮乱世枭雄，曾经牛过，现在过气了吗？朋友还有些尖锐地问，你未必想学亚里士多德，想来一个我爱先人但更爱真理？我坦然回答，我们研究前人不是为了崇拜，而是为了超越。因为我们不能活在过去，只能活在今天和未来。诚如鲁迅所言，要我们保护文化，首先文化要保护我们。如果先人的辉煌不再能够呵护后人，后人的诀别天经地义。
顺着话题再多说几句，进行本课题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近代湖湘精英群体还是一个以姻亲关系和师生同学关系组织起来的亲戚集团或者说师生学友集团，如贺长龄家族便联姻了十几位巡抚总督级别的显赫亲家，以岳麓弟子身份联系起的师生学友人脉关系就更为壮观。人们都说，湘军集团格外有战斗力，大多数湘军的战例都是以弱胜强，其中不乏以一当十的战例，这种姻亲师友背景显然对湘军战斗力的提升起着重要作用。此外，这种姻亲师友关系也可以使我们更直观具体地感受中国宗法社会的组织机制。我们的下一个课题，就是“姻亲视野中的湖湘家族”，无疑这是一个更艰难的课题，也是一个充满传奇故事的课题。但我们兴味更加盎然。我们已和相关家族的后人取得初步联系，得到了响应和支持，他们会提供相关的家世资料，我们的研究团队也会扩充。我们相信，下一部著作会有更多鲜活的史料和故事，至少会更有可读性。
最后，还想对给我提供帮助的朋友及同学表示感谢。除了上文提及的湖湘学者专家外，还有我的老师、同学、同事、朋友，以各种方式给我牵线搭桥，提供资料和建议，接待食宿，使我们的课题大大提高了效率，节约了经费，这是我不会忘记的。至于我的亲人群体提供的照片、回忆录、家谱、档案、著作等更具特殊史料价值，同样使我铭感于心。鉴于人数太多，就不一一点名拜谢了。不过，要特别提及我的族叔罗学勋教授，他已90高龄，是罗典公的直系六代孙，知我在做这个课题，他说，鼓磉洲罗氏家族后人中你可能是最有专业能力完成这个课题的人了，一定要用科学的精神把这个课题做好。他的嘱托和希望，对我具有特殊的激励。此外，还有罗典故里，湖南株洲市天元区栗雨街道高塘社区的罗氏族人们，作为罗典后人，积极支持我完成课题，给我提供了不少原始素材和采访的方便，也是我难以忘怀的。总之，现在呈现于世的著述，是诸多专家、朋友、同学、亲人支持帮助的结果。谢谢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