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诺弥亚·不列颠古典法学丛编”之一，来自浪漫主义美学的资本主义批判
1. 威廉·莫里斯是活跃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主义者，又是著名的工业艺术设计师。
2. 本书很好地呈现了莫里斯的左翼思想是如何同浪漫主义美学相结合的，并指出，莫里斯一直在探索一种属于人民大众的无产阶级美学。
3. 本书将为那些对英国文化、政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感兴趣的读者带来良好的阅读体验。

19世纪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其盛名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那部乌托邦名作：《乌有乡消息》。同时，莫里斯也是一名活跃于英国艺术界的工业设计师，其设计理念甚至到今天还有很大影响力。
那么，作为艺术家与社会主义者，这两重身份在莫里斯那里如何得到统一？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又居于何种地位？
在《审美、行动与乌托邦》中，作者为我们呈现了，莫里斯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想如何统一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通过对审美体验与政治主体性的强调，莫里斯的许多洞见与20世纪的马尔库塞、阿多诺等人不谋而合，因此，他称得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路的一位重要先驱。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也将启发我们如何去创造一种“为了人民的艺术”，以及如何用艺术去抵抗资本主义对人类生活的异化，从而赢得一个美好未来。

致谢/i
引言/1
一章文化政治的问题/14
第二章博览会和艺术的阶级政治/46
第三章向艺术政治经济学迈进：约翰·罗斯金和美学理论中劳动之表征/71
第四章构建审美自我：中世纪主义、前拉斐尔主义与莫里斯的早期教育/115
第五章美学理论与政治主体性：莫里斯的艺术演讲/155
第六章威廉·莫里斯的政治理论：革命社会主义、乌托邦实践与生活之美/188
结语莫里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229
参考文献/240
索引/249

麦克唐纳，作者麦克唐纳（Bradley J. Macdonald），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主要关注研究领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代政治理论等。
黄文娟，译者黄文娟，湖北武汉人，现为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翻译系博士候选人，致力于文化翻译研究与实践活动，旨在促进文化交流。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经历了英国历史上具活力的时期之一，各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发展是该时期的特征。这些发展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次持续繁荣、宪章起义和19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主义复兴、与后期浪漫主义相关的文化实践以及工艺美术运动。在这一时期的英国，莫里斯的地位如果说不是无可匹敌，也是里程碑式的。莫里斯在成年生活伊始，就是一位与前拉斐尔主义和浪漫主义相联系的颇有声誉的诗人。之后成为一名设计师兼手工艺者，在英国和美国掀起装饰艺术界全面复兴的浪潮。他极力反对对古建筑的疯狂摧毁，这期间，他发表演讲，有力地阐明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在其垂暮之年，他参与到19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成为这场政治斗争中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鉴于莫里斯才华与成就的多样性，一些学者竭力发掘莫里斯思想中一种潜在的精神特质，这种特征将其生活中表面看来毫无关联的各个方面统一起来。例如，汤普森（E.P.Thompson）认为，要确立莫里斯在历史上的地位，重要的是贯穿在其生活与工作各个方面的“道德实在论”特质：“正是其生活之实践道德榜样赢得了称赞，其政治与艺术著作的深刻道德洞见赋予了它们生命。”莫里斯的同时代人也不乏汤普森谈到的这种特质。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一位在19世纪80年代转向社会主义的艺术家，清楚地看到莫里斯的生活作为一种道德榜样之重要性：
与其说莫里斯的伟大存在于其工作中，还不如说其伟大在于（更多地在于）他本身。因为，毕竟生活比艺术更伟大；有伟大的艺术作品皆是个人真实心灵之真情表达，个人出生于这样的时代，又从时代提供的素材中寻找、锻造这种真实的心灵。莫里斯从一开始就反对丑陋、肮脏的商业主义潮流，然而在这股潮流之中，他命运已经注定——正如一位站在溪流之中与溪流搏斗之人，又如一位手下溃败、意欲逃散而自己却竭力使手下们重返战场的船长。
莫里斯端憎恶有的虚伪，然而其灵魂憎恶的，还是现代生活之丑陋与卑劣。我认为这是其生活中伟大而又激励人心的憎恶。
无论是作为一位“吟诵虚无日子的闲散诗人”（这是他用来定义其早期美学自我的一个短语），还是作为一位歌颂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吟诗人，莫里斯都保留了他对“现代生活之丑陋与卑劣”的憎恶。卡朋特准确地发现隐含在莫里斯生活中的政治维度。莫里斯对维多利亚生活的道德愤怒建立在其早期美学教育基础上，又不断浮现在其各种活动中——要么间接地浮现在其唯美主义诗学实践中，要么直接地浮现在其支持古建筑保护协会（AntiScrape）与社会主义的活动中。而且，这种潜在的精神特质有助于产生重要的概念洞见、关联与传播，而正是这些概念洞见、关联与传播，终使得莫里斯成为西方马克思传统中的一位重要的创新者。
莫里斯在追溯自己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发展时，清晰地辨别出自己生活中这个潜在的政治维度。在《我如何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How I Became a Socialist，1894）一文中，他探寻了自己是如何提出一种理想的，这种理想终在实践社会主义中得以完成。“除了对生产美之事物的渴望”，莫里斯指出，“我生活的要热情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对现代文明的憎恶”。不应该认为生产“美之事物”与宣称“对现在文明的憎恶”对于莫里斯而言是两个独立过程，因为他“对历史的研究及其对艺术的热爱与艺术实践，迫使［他］憎恶［这种］现代文明”。另外，如果人们认为，作为一名实践社会主义者，莫里斯将不会谈论使其得出政治结论的理想，那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莫里斯用艺术在工人阶级斗争中的作用这一非常有意思的呼吁，结束对自己政治发展的反思。他说：“正是艺术领域肩负着为人类树立一种真正理想的责任——一种完满、理性生活之理想。在这种生活中，感受美、创造美应该如同人们对面包的需求一样。”同这不仅仅是一位终身酷爱美、追求美之艺术家的个人旁白，它更是莫里斯有关其早期美学生活对其后期社会主义活动之影响的一个生动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