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田纳西·威廉斯回忆录》的各位此刻大多已得出你们的结论，且结论很可能对我不利。面对这些读者，想来应是多数，我只能说“不予争辩”。你们有你们各自的世界以及各自相应的对于神志正常的标准。你们多半归属于某种提供稳定作用的事物：家庭、明确的社会地位、机构中的职位、更为安定的生存习惯。我像吉普赛人一般生活，我是个逃亡者。似乎不再有任何地方能让我长久安居，连我自己的皮囊也一样。

　　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本名托马斯·拉尼尔·威廉斯三世（Thomas Lanier WilliamsIII），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美国杰出的剧作家之一。他出生于美国中部密西西比州哥伦布市，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与爱荷华大学。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颇丰，凭借《欲望号街车》（1947）与《热铁皮屋顶上的猫》（1955）两获普利策奖，1979年被列入美国戏剧名人堂（American Theater Hall of Fame）。　　　　冯倩珠，英语文学硕士，从事英语翻译与教学工作多年，译有《我要快乐，不必正常》《见信如晤》《爱情是一盘自制卡带》等，曾获韩素音青年翻译奖。

　　★我觉得是时候考虑自己是疯子还是神志较为正常这个问题了。我猜想读完这本东西的各位此刻大多已得出你们的结论，且结论很可能对我不利。面对这些读者，想来应是多数，我只能说“不予争辩”。你们有你们各自的世界以及各自相应的对于神志正常的标准。你们多半归属于某种提供稳定作用的事物：家庭、明确的社会地位、机构中的职位、更为安定的生存习惯。我像吉普赛人一般生活，我是个逃亡者。似乎不再有任何地方能让我长久安居，连我自己的皮囊也一样。　　——田纳西·威廉斯

引言威廉斯先生拯救了我的生命序田纳西·威廉斯回忆录跋注记与勘误

　　《田纳西·威廉斯回忆录》：　　我父亲个性中不讨人喜欢的方面不胜枚举，但我认为，比这些更重要的，我也希望遗传到的两大美德是：待人接物时的完全坦诚与完全真实，至少他问心无愧。　　我们圣路易斯的第一个家在威斯敏斯特街，那是一条宜人的住宅街，路旁种着高大的行道树，看上去简直像是南方。罗丝和我交了些朋友，童年生活很愉快，我们和朋友一起玩“捉迷藏”和“小羊快飞”，在炎夏用花园的水管冲凉。我们家隔一条马路就是洛尔莱游泳池和西区诗歌电影院，我们常绕着街区进行自行车比赛。罗丝走得最近的朋友是一个漂亮小孩，她母亲是个势利眼，常在我俩面前贬低我们爸妈。我记得她有一次说：“威廉斯太太走在街上总是像走在大西洋城滨海大道上，威廉斯先生趾高气扬的，像威尔士亲王。”　　我不清楚为什么我们从威斯敏斯特街搬去了泰勒南街5号；也许是在泰勒南街的公寓晒得到更多阳光（我母亲“肺部有个黑点”，正在休养）。反正，这使得我们的社会等级明显下降一级，原先在密西西比州我们从不必考虑此事；先前交的朋友全都弃我们而去——在圣路易斯，居住地点至关重要。住对地方，上私立学校，参加圣路易斯乡村俱乐部或声望与之相近的组织，进马勒舞蹈班，买对车，这些都至关重要。　　所以我们只得去结交新朋友，　　我很快就和一个闹腾的小家伙要好起来，他叫艾伯特·贝丁格，和连环画《捣蛋鬼》里的孩子们一样顽皮。他的恶作剧我只记得一些：朝一个智障孩子家的窗户扔石头，把林堡干酪抹在别人汽车水箱盖里。还有一个叫盖伊·肖的红头发爱尔兰小鬼，以推我进水沟为乐，这是他表示亲热的戏弄，但我毫不领情。起初，所有空闲的下午，我都和艾伯特一起玩，欢乐地参与他的恶作剧。我对他十分忠实，他对我也是。有一天，我母亲突如其来地下了一道敕令。她说艾伯特对我有极坏的影响，不准我再找他。　　贝丁格太太气不过，我记得她来找我母亲理论。　　“我儿子，”她宣称，“是个血气方刚的美国男孩。”接着，她皱眉瞥了我一眼，显然在暗示我与此相反。　　为和艾伯特重修旧好，我暗地里作过一两次可怜的尝试。但我溜到他家时，贝丁格太太对我冷冰冰的，艾伯特也是爱理不理。　　“美国中产阶级”生活中恶性的势利行为，对罗丝和我而言是种全新的经历。我认为这突兀又残酷的发现对我们的人生产生了非常伤痛的影响。我们从没想到，物质上的劣势会切断我们和朋友的联系。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十一二岁时，我开始写故事——或许，这是一种补偿……　　来说说我和黑兹尔的初次相遇。　　克雷默家在我们家这一带很漂亮的一条街上。那条街上全是住宅，一座栽满树木的公园铺展在街中央，街名就叫“森林公园大道”。　　一天下午，我听到这条街后的小巷里有个孩子的尖叫声。几个小流氓不知为什么正朝着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扔石头。我上前护住她；我们逃到她家，一路跑上阁楼，就这样开启了我童年最亲密的一段友谊，后来发展为爱慕之情。　　我当年十一岁，黑兹尔九岁。我们开始每天下午都待在她的阁楼上。我们两个都是富于想象力的孩子，发明了许多游戏，我记得最常玩的一种，是把我们编的故事画出来。黑兹尔画得比我好，而我编的故事比较好。　　……

　　前不久，我恰好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参加一部戏的首演，这场演出被煞有介事地宣传为一场“戏剧冒险”的“全球首演”，戏码叫作《呐喊》（OutCry），在这《田纳西·威廉斯回忆录》中我会不时提到它。《呐喊》毅然在1973年年初迎来了自己的舞台首秀，诞生于百老汇舒伯特剧院那个宏大古老的产房。　　我想读者或许知道，纽黑文出名的不仅有舒伯特剧院，它也是最大的常春藤盟校之——耶鲁大学的所在地。　　在此我无意谈论自己当时的精神和身体状况，只是想说我那会儿得了伦敦流感或者称香港流感，正慢慢腾腾地恢复，同时又受到精神病症的困扰。这种病症的名字源于“潘”，而又不叫“彼得”。　　请别介意我强作幽默，这是老同性恋和老编剧极其可怜的特点。刮一刮老编剧的厚脸皮，你会发现能在脸皮上留下印痕的，唯有钻石锋利的边缘，以及某个晚夏午后空气中的点点蒲公英飞絮。　　话说回来——我的剧中人物常这么说，我受邀在前述那场戏剧冒险“全球首演”的前一天下午，出现在一群耶鲁大学戏剧系学生面前。我记得舒伯特剧院楼上楼下有许多座位，还记得很大一部分座位即便在一场？全球首演“时都可能空着。我想到，如果让耶鲁学生觉得这部戏吸引人，也许能铤而走险，将一些当晚无人预订的座位从可怕空虚的深渊中抢救出来。　　我已经介绍了接下来这件事的地理、社会、身体及精神背景，现在让我们进入正题。　　我获邀与耶鲁戏剧系的学生进行一场座谈会。这场座谈会是由耶鲁大学剧场艺术学系亲切的系主任安排的。我（穿过一道标示着”出口“的门）走进一座比舒伯特剧院小很多的礼堂，而里面的听众相对更少。我想大概只有五十来个人，再加上第一排一位男学生腿上趴着的一只大黑狗。我的座位是一把折叠椅，前面摆了一张折叠桌，桌上放了个大玻璃杯，里面装的看起来像是白开水，我很快便知，的确是白开水。再看眼前那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我从标着”出口“的侧门走进礼堂时，他们清一色地面无表情，没有流露任何情绪。实际上，唯一真正表现出兴趣的，只有那只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