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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于连在斯丹达尔笔下非常生动，是在各个时代都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 

——英国作家 毛姆 

《红与黑》是我一生受益的书。

——法国作家 纪德

我译的《红与黑》只有40万字，比别的译本少了5万字，而且只用了5个月，在别人看来也许觉得我译得太快了，可是他们怎么知道我在心里已经把《红与黑》翻了30年呢。

——译者 郭宏安

作者简介
斯丹达尔（Stendhal，1783—1842），法国著名小说家。出生于法国小城格勒诺布尔，少年时代崇拜拿破仑，加入他领导的军队。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和写作。他的作品有《红与黑》《红与白》《巴马修道院》《拉辛与莎士比亚》等。他是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家，在19世纪20年代率先提出了文学的时代性问题，同时以反映时代的杰作在当时反对法国古典主义的文艺斗争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对于人们认识了解和研究那个时代也具有重要价值。
郭宏安，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资深学者、名誉学部委员，2012年傅雷翻译出版奖获得者。译著《加缪中短篇小说集》《红与黑》《大西岛》《恶之花》等。
精彩摘要

真实，严酷的真实。

第一章 小城

维里埃算得弗朗什孔泰最漂亮的小城之一。一幢幢房子，白墙，红瓦，尖顶，展布在一座小山的斜坡上。茁壮的栗树密密匝匝，画出了小山最细微的凹凸。城墙下数百步外，有杜河流过。这城墙早年为西班牙人所建，如今已残破不堪。

维里埃北面有高山荫护，那是汝拉山脉的一支。十月乍寒，破碎的威拉峰顶便已盖满了雪。从山上下来的一股激流，穿过小城注入杜河，使大量的木锯转动起来。这是一种很简单的工业，小城的居民更像是乡下人，多数人家的日子于是有了几分舒适。不过，使小城富起来的并非木锯。普遍的富裕靠的是生产一种印花布，世称米鲁兹花布，所以，拿破仑倒台以后，维里埃几乎家家户户都把房屋的门面重新修过。

一进城，就会听见一台声音嘈杂、样子吓人的机器轰隆隆作响，搅得人头昏脑涨。二十个沉重的铁锤，全靠一只由湍急的水流带动的轮子，升起，落下，震得路面直打颤。我也说不清一个铁锤一天要生产几千枚钉子。起落之间，一些水灵俏丽的姑娘把小铁块送到巨大的铁锤下面，铁块旋即变成了钉子。这劳动看起来如此粗笨，却使初次进入法国和瑞士之间这片山区的旅人啧啧称奇，倘若踏入维里埃的旅人问起大街上耳朵都被震聋了的行人，那座漂亮的制钉厂是谁的，有人就会打着一种拖长的腔调说：“嗐，市长先生的呗！”

维里埃有一条大街，从杜河岸边一直爬到山顶。旅人只要稍作停留，十有八九会遇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神色匆匆，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

行人一看见他，就赶紧脱帽致意。这位好几等骑士勋章的获得者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头发已经花白，大脑门，鹰钩鼻，五官大致算得端正：初见之下，人们甚至还会觉得这张脸兼有小城市长的威严和尚存于四十八岁至五十岁男人身上的那种吸引力。然而，巴黎来的旅人转眼间便会感到不快，他那种志得意满的神气中还混杂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狭隘和创造力的匮乏。这位旅人终于意识到，此人的才干仅止于让欠账的人如期偿还，而若是他欠了账，则要拖得不能再拖。

这便是维里埃的市长德•莱纳先生。他步履庄重，穿过大街，进入市政厅，在旅人的眼前消失。这位旅人若继续闲逛，再往上走一百步，他会瞥见一幢外观相当漂亮的房子，越过与之相连的一道铁栅栏，还有一片极美的花园。远处是勃艮第的丘陵形成的一线天际，曲折有致，尽如人意，仿佛就是为了让人看着舒服。这景色使旅人忘掉了锱铢必较的铜臭，他已经因此而透不过气来了。

有人告诉他，这幢房子属于德•莱纳先生，刚刚落成。这方石砌就的漂亮住宅是维里埃的市长用他那座大制钉厂赚来的。据说他祖上是西班牙人，是个古老的家族，似乎早在路易十四征服此地之前就已定居下来。

自从一八一五年起，他就耻于再做工厂主了，因为一八一五年使他当上了维里埃的市长。那座极美的花园有好几层，直伸到杜河岸边，每一层都筑有护墙，这也是对德•莱纳先生在铁器买卖中的精明给予的酬报。

在法国，您别指望看见德国的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工业城市周围那种秀丽别致的花园。在弗朗什孔泰，愈是砌墙，愈是在地产上堆起一层层的石头，就愈是有权受到邻人的尊敬。德•莱纳先生的花园里便是高墙纵横，尤其是里面有几小块地，是他花了大价钱才买下的，这花园就更加令人赞赏了。就说那个锯木厂吧，它在杜河岸边的特殊位置让您一进城就留下深刻的印象，您也注意到屋顶一块大木板上用极大的字写着“索莱尔”这姓氏，而在这块六年前还是锯木厂的土地上，眼下正在修筑花园第四层平台的护墙。

市长先生固然高傲，却不得不费些心力央求老索莱尔那个既冷酷又顽固的农民，不得不付给他明晃晃的金路易，才使他把工厂迁往别处。至于那条使锯子转动起来的公共水流，则是他利用自己在巴黎的影响让它改了道。这个恩惠是他在一八二×年选举之后得到的。

德•莱纳先生为了这块一阿尔邦的地，把杜河下游五百步处的四阿尔邦给了索莱尔。尽管这块地的位置对他的枞木板生意有利得多，索老爹（自打他发了，他就有了这称呼）还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位邻居的急迫和占有欲，敲了他六千法郎。

果然，这笔交易受到当地一些有识之士的非议。有一次，四年以后的一个礼拜天，德•莱纳先生身着市长礼服从教堂回家，远远地看见老索莱尔由三个儿子护着，正看着他笑呢。这一笑使市长先生恍然大悟，他从此就老是想，他原本可以更便宜地做成这笔交易呀。

在维里埃，要造许多的护墙，才能获得公众的敬重，要紧的是不要采用那些每年春天经由汝拉山口去往巴黎的泥瓦匠带来的意大利图纸，否则，这样一种革新将给鲁莽的造墙者带来标新立异的坏名声，永远洗刷不掉，他在那些明智而稳健的人眼中也就永远地身败名裂了，因为正是这些人在弗朗什孔泰握有敬意的予夺之权。

事实上，这些明智之士在当地施行着最讨厌的专制；正是由于这个丑恶的字眼，对于那些在世称伟大的共和国的巴黎生活过的人来说，小城市里的日子简直不堪忍受。舆论的专横，而且是怎样一种舆论啊！在法国的小城市和在美利坚合众国是一样地愚蠢。 

第二章 市长

杜河水面上方一百尺，沿小山有一公共散步道，需要修筑一堵巨大的挡土墙。对于德•莱纳先生的政声来说，这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散步道所处位置极佳，入眼的是法国最秀丽的风光。不过，每到春季，雨水一冲，路面就沟壑纵横，坑洼遍地，无处下脚，人人都感到不便，德•莱纳先生就趁机修了一堵二十尺高二百多尺长的墙，非如此不足以使他的政绩永垂不朽。

为了这墙上的胸墙，德•莱纳先生不得不三上巴黎，因为前前任内务部长自称是维里埃的散步道的死敌；如今这胸墙已经砌起来，离地四尺高。仿佛是向一切现任和前任的部长们示威似的，眼下有人正在往上装方石板。

有多少次啊，我的胸抵着泛出美丽的蓝灰色的巨大石块，心里想着昨夜告别的巴黎的舞会，眼睛却眺望着杜河的谷地！远处，左岸，五六条山谷曲折蜿蜒，其深处有数条小溪历历在目，一路奔泻跳荡，急匆匆跌进杜河。山里的太阳很猛，正当顶的时候，旅人却可在这方平台上享受枝叶婆娑的悬铃木的荫护，任遐想驰骋。这些树生长迅速，美丽的绿色微含蓝意，这都得力于市长先生命人填在巨大的挡土墙后面的新土，因为他不顾市议会的反对，硬是把散步道拓宽了六尺（尽管他是极端保王党人，我是自由党人，这件事我还是要称赞他），因此，他和幸运的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都认为，这个平台比圣日尔曼昂莱的平台并不逊色。

散步道的正式名称是忠诚大道，见于沿路第十五或第二十块大理石板上，这又使德•莱纳先生获得一枚十字勋章。我只有一件事要指责这条忠诚大道，那就是市政当局让人修剪乃至剃秃这些茁壮的悬铃木的那种野蛮方式。这些树宁可让自己的脑袋低而圆，圆而平，活像园子里最平常的蔬菜，而不要英国花园里常见的那种漂亮大方的外形。然而市长先生的意志不可违抗，属市政府所有的那些树每年都要两度遭此无情的戕害。当地的自由党人声称（当然有些夸张），自从马斯隆副本堂神甫养成了把修剪下来的树枝据为己有的习惯之后，市府的园丁的手变得愈发无情了。这位年轻的教士是几年前从贝藏松派来监视谢朗神甫和附近几位本堂神甫的。有一位外科老军医，曾在意大利打过仗，退伍来到了维里埃，据市长先生说，他生前既是雅各宾党人又是波拿巴分子，有一次竟敢当面抱怨对这些美丽的树所施行的周期性毁伤。

“我喜欢荫凉，”德•莱纳先生回答说，口气中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但对一个身为荣誉团骑士的外科医生说话还就得这样才见得合适，“我喜欢荫凉，我让人修剪我的树，为的是有更多的荫凉，一棵树若不能像有用的胡桃树那样带来收益，我想不出它还能有别的什么用处。”

“带来收益”，这就是在维里埃决定一切的至理名言。单单这个词就代表了四分之三的居民的习惯性思想。

在这座您觉得如此美丽的小城里，带来收益，是决定一切的大道理。初到此地的外乡人醉心于周围那清凉幽深的山谷，首先会想到居民们对美很敏感；他们也的确没少把本地的美丽风光挂在嘴上，人们也不能否认他们对此看得很重，因为美丽的风光招来了外地人，而游客的钱富了旅店老板，于是就通过税收的渠道给城市带来收益。

一个晴朗的秋日，德•莱纳先生让妻子挽着胳膊，在忠诚大道上散步。他说话的神情很严肃，德•莱纳夫人听着，眼睛却不安地注视着她的三个孩子的动静。大孩子能有十一岁，总是靠近胸墙，并且作出要爬上去的样子。于是一个温柔的声音唤出了阿道夫这名字，那孩子遂放弃了他的雄心壮志。德•莱纳夫人看上去有三十岁，依然相当漂亮。

“他会后悔的，巴黎来的这位漂亮先生，”德•莱纳先生忿忿地说，脸色比平时更加苍白，“我在宫里也不是没有朋友……”

虽然我很愿意用二百页的篇幅跟您谈谈外省，但是我毕竟不能如此残忍，让您忍受外省的谈话所具有的那种冗长和那种巧妙的转弯抹角。

在维里埃市长眼中如此可恶的这位巴黎来的漂亮先生不是别人，正是阿佩尔先生，两天前，他不仅设法进入维里埃的监狱和乞丐收容所，还进入了市长和当地主要的业主义务管理的医院。

“可是，”德•莱纳夫人怯生生地说，“既然您清白廉洁地管理着穷人的福利，巴黎来的这位先生又能把您怎么样呢？”

“他们是为了找碴儿才来的，然后就在自由党的报纸上写文章。”

“可您从来不看这些报纸呀，我的朋友。”

“可人家跟我们谈论这些雅各宾派的文章呀；这都使我们受到干扰，欲做好事而不能。哼，我呀，我永远不会原谅这个本堂神甫。” 

编辑推荐
《红与黑》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不事雕琢而意蕴深刻，精彩纷呈，它书写俗望中的迷茫困顿，被誉为“青年人的灵魂哲学诗”，是海明威一生不可不读之书，毛姆心目中真正的杰作。本译本为资深翻译家、傅雷翻译奖得主郭宏安译本。郭宏安先生为此备译三十载，简洁译笔忠实体现原作：据说斯丹达尔每于写作前读《民法》，取其简洁明了、洗尽铅华的词句和语气，以控制笔触，郭宏安译本深得其精髓。
内容简介
《红与黑》是一部拥有世界声誉的经典小说，真实地再现了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以后的历史氛围。作者斯丹达尔通过细腻的观察和切身的体验，准确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封闭狭隘。主人公于连•索莱尔是一个孱弱而腼腆的平民青年，他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毅力、野心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奋斗，小说讲述的就是他的人生悲剧。
目录
上卷
第一章小城
第二章市长
第三章穷人的福利
第四章父与子
第五章谈判
第六章烦恼
第七章精选的缘分
第八章小小风波
第九章乡间一夜
第十章雄心和逆境
第十一章一个晚上
第十二章出门
第十三章网眼长袜
第十四章英国剪刀
第十五章雄鸡一唱
第十六章第二天
第十七章第一助理
第十八章国王在维里埃
第十九章思想使人痛苦
第二十章匿名信
第二十一章与主人对话
第二十二章一八三年的行为方式
第二十三章一位官员的忧伤
第二十四章省会
第二十五章神学院
第二十六章人世间或富人缺什么
第二十七章初试人生
第二十八章迎圣体
第二十九章第一次提升
第三十章野心家
下卷
第一章乡居的快乐
第二章初入上流社会
第三章头几步
第四章德•拉莫尔府
第五章敏感和一位虔诚的贵妇
第六章说话的腔调
第七章痛风病发作
第八章哪一种勋章使人与众不同？
第九章舞会
第十章玛格丽特王后
第十一章女孩子的威力
第十二章这是一个丹东吗？
第十三章阴谋
第十四章一个女孩子想些什么
第十五章这是一个阴谋吗？
第十六章凌晨一点钟
第十七章古剑
第十八章残酷的时刻
第十九章滑稽歌剧
第二十章日本花瓶
第二十一章秘密记录
第二十二章讨论
第二十三章教士，树林，自由
第二十四章斯特拉斯堡
第二十五章道德的职责
第二十六章精神之爱
第二十七章教会里最好的职位
第二十八章曼侬•莱斯戈
第二十九章烦恼
第三十章喜歌剧院包厢
第三十一章让她害怕
第三十二章老虎
第三十三章偏爱的地狱
第三十四章才智之士
第三十五章风暴
第三十六章悲惨的细节
第三十七章主塔楼
第三十八章一个有权势的人
第三十九章困境
第四十章宁静
第四十一章审判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前言
谁是“幸福的少数人”？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现今五十岁上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不知道有一本法国小说叫做《红与黑》的，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在年轻的时候读过这本书，都怀着激烈昂奋甚至矛盾的情绪对待过书中的主人公，无论他们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是同情他还是鄙视他。他们后来也都被教导过怎样读这本书怎样看这个人。于是，喜欢这本书同情这个人的许多人改变了态度，有的是心悦诚服，有的是阳奉阴违，有的则是钳口不言了，当然也有人为这本书这个人付出过代价。一本书让一些人激动，让一些人愤怒，让一些人恐惧，也让一些人不惜兴师动众口诛笔伐强迫另一些人改变看法和态度，这就是《红与黑》在中国的命运。俱往矣，那个距离我们还不太遥远的史无前例的年代！还有那个虽非史无前例却已然开始有些离奇的年代！
不过，平心而论，对一本书提出“怎样读”的问题，本身并非别出心裁，更不是发明创造，当然也无可非议，这是所有可以被称作伟大的小说的共有的品格。例如《红楼梦》，有人读出了革命，有人读出了政治，有人读出了爱情，有人读出了人生，等等。或者就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似乎亦无不可，只是请这些种种的家勿强迫别人见他们之所见，以“怎样读”为由在别人的灵魂里动刀动枪的。《红与黑》也是一样。自一八三年以来，一个半多世纪中，人们从中看出的东西绝不比从《红楼梦》中看出的少。有学者说关于《红与黑》的研究已经成为了西方的“红学”，这不是夸大其词。在中国，关于曹雪芹的《红楼梦》，有所谓“红学”和“曹学”；在西方，关于斯丹达尔（他的名字曾经被译做司汤达）的《红与黑》，则有“红学”和“贝学”，因为斯丹达尔本名叫亨利•贝尔。这里把两本书扯在一起，并没有打算作一篇比较文学论文的意思，实在是因为这两本书的因缘不单单在它们都有一个不寻常的命运，而是因为它们都有一个不寻常的“怎样读”的问题。曹雪芹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斯丹达尔则坚信五十年后《红与黑》才会有读者，他说：“我将在一八八年为人理解。”“我看重的仅仅是在一九年被重新印刷。”或者做一个“在一九三五年为人阅读的作家”。看来，怎样读才能解“其中味”，是这两本书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研究者已经用丰富的事实证明了，《红与黑》真实地再现了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以后的历史氛围。斯丹达尔是个旅行家，足迹遍及巴黎和外省的许多地方。他通过细腻的观察和切身的体验，准确生动地描绘了外省生活的封闭狭隘和被铜臭气毒化的心灵。在小城维里埃，耶稣会横行霸道，资产阶级自由派虎视眈眈，封建贵族则感到危机四伏；不过，从上到下，从贵族到平民，最高的行为原则只有一个：“带来收益”。巴黎的上流社会则以烦闷无聊为特征，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夸夸其谈，但都掩盖不住他们对拿破仑的仇恨和恐惧。在巴黎，在外省，复辟的贵族和反动的教会都一样地害怕再来一次革命，这是一个停滞、萎缩、丧失了活力的社会。自由资产阶级也不见有更多的光彩，他们与封建贵族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勾结。斯丹达尔在小说中设置了许多准确的时间参照，例如选举的时间、话剧《爱尔那尼》和歌剧《曼侬•莱斯戈》的演出、秘密宗教组织“圣会”影射“信仰骑士联合会”等等诸如此类的史实，都令当时的读者一眼便可看出那是查理十世的治下。研究者还为书中的许多人物找出了可能的原型，例如德•莱纳市长的原型是卡里克斯特•德•皮纳侯爵，斯丹达尔早年的一个同学；年轻的阿格德主教的原型是红衣主教德•罗安公爵，不到四十岁就当了贝藏松的大主教；总理德•奈瓦尔先生是德•波利涅克亲王，一八三年的外交部长，当年又担任了总理；德•拉莫尔侯爵的原型则是爱德华•德•菲茨雅姆公爵，贵族院议员，国王的亲信，等等。这一切都使《红与黑》具有一种历史的真实感。
研究者利用斯丹达尔本人的文字和当时报刊的材料，揭示出《红与黑》的副题《一八三年纪事》并非虚言，确为七月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的真实写照。他们早就把目光投向了书中有关“秘密记录”的四章，认为是作者以真实的政治事件为蓝本写出的，即一八一七年保皇党人密谋请求外国的军事保护，对付日益迫近的革命危机。晚近的研究则抛弃了这个“蓝本”，径直指出斯丹达尔于一八二九年和一八三年写给朋友的信中就站在共和党人的立场上谈论一八三年的内战危机，几乎用的就是小说中的语言。在当时报刊中的文章中已经出现了“密使”、“秘密记录”的字样，有的文章甚至列出了参加秘密会议的人的名单，其中就有刚刚上任的总理德•波利涅克亲王。有案可稽，查理十世的政府确有企图废宪的活动，而且把希望寄托在莱茵河的彼岸。著名的极端保王党人维特罗尔在回忆录中透露，保王党人在一八三年企图发动政变，用君主专制取代当时的君主立宪制。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这几章是“全书的关键”，这当然是一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似乎是模仿第四回《红楼梦》的“总纲”的说法。
研究者无一例外地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于连•索莱尔的悲剧命运，因为他是小说的主人公，全部《红与黑》就是他浮沉升降兴衰荣辱的过程。一个孱弱腼腆的平民青年只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奋斗，为了实现他那巨大的野心，他不仅要处处显示知识和能力上的优势，还要采取种种不大光彩的手段，例如虚伪、作假和违心之举。然而正当他爬上一定的位置，自以为踏上了飞黄腾达的坦途时，一封信就打断了他上升的势头，让他明白他仍然是一个“汝拉山区穷乡下人”。他曾经试图摆脱自己受欺凌遭蔑视的地位，以为在贵族社会里爬上高位就是实现了自己的抱负，然而他终于不曾放弃他最后的防线，即他的尊严。在这个人物形象的身上，作者打上了或深或浅的个人印记，读者也倾注了最复杂、最矛盾也最激烈的感情。有的研究者在于连的身上看到的是心灵的诗意和社会的平庸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是社会对个人的戕害以及个人对社会的反抗。有的研究者认为，于连的全部心灵都体现着一种与封建观念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一种以个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决定了他和那个行将灭亡的社会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也决定了他无可挽回的悲剧命运。有的研究者则认为，于连的悲剧是小私有者盲目追求个人利益的悲剧。于是，于连究竟是个个人主义野心家，还是一个反抗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英雄，值得同情，还是应该受到批判，等等，就成了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研究者怀着同样强烈的兴趣关注于连的爱情，因为于连的成功以同两个女人的恋情为标志，他也是在这两个女人的爱情中走向死亡的。于连和德•莱纳夫人的爱情始于于连的诱惑，止于德•莱纳夫人的征服；而于连和德•拉莫尔小姐的爱情则始于德•拉莫尔小姐的主动争取，止于于连的消极排拒。一个是“心灵的爱情”，一个是“头脑的爱情”，结果是心灵战胜了头脑。对于连来说，爱情是手段，飞黄腾达、社会成功才是目的；然而于连毕竟是善良的，他不能在爱情中始终藏着心计，反而极易动真情。在试探中，在缠绵中，在痛苦中，在激情澎湃中，在感情的种种波折中，他都有真情的流露。他真诚地爱过德•莱纳夫人，也真诚地爱过德•拉莫尔小姐。当他一旦明白社会成功并不就是幸福的时候，他离开了德•拉莫尔小姐，投入了德•莱纳夫人的怀抱。于连的两次爱情经历，对于连来说，是破除迷障走向清醒；对斯丹达尔来说，则是一种爱情观的呈现，爱情不仅仅是肉体的接触，更是两颗心灵的融合。德•拉莫尔小姐的感情固然也从造作走向真实，但其支柱始终是一种思想，为斯丹达尔所不取；德•莱纳夫人的感情则始终是一种心灵的呼唤，是自然的，为斯丹达尔所赞许。如果说把《红与黑》称作爱情小说会给人一种偏狭之感的话，究竟还是比将其称作政治小说更为自然，不使人感到窒息。
喜欢考证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证明了《红与黑》和两宗刑事案件的联系，一宗是于一八二八年二月宣判的贝尔德杀人案，一宗是于一八二九年三月宣判的拉法格杀人案。贝尔德的生活经历和于连的大体相似，斯丹达尔大概是拿来做了小说的框架，但是他显然不满意贝尔德在法庭上的表现，因为他试图获得法官的同情以求免于一死。斯丹达尔把拉法格在法庭上的表现移植到了于连的身上。拉法格是一个细木匠，他残忍地杀死了他的情人，被判处五年监禁。然而他在法庭上极为镇静，坦然叙述犯罪的详细经过，斯丹达尔读过报道极表钦佩，多次在他的《罗马散步》中提及，并比之于奥赛罗，甚至将其与罗兰夫人、拿破仑等并列，称之为“有高贵的灵魂”。然而，这种联系毕竟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生的，而不是斯丹达尔看了案情的报道才有了《红与黑》的创意。早在一八二七年出版的小说《阿尔芒斯》中他就表达了描绘当代风俗的愿望，继而在一八二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夜里萌生了以一个年轻人命运为中心写一本小说的念头，当时他给这本未来的小说起的名字是《于连》。那两宗刑事案件只给他提供了故事的骨骼，而生气灌注的血肉，诸如历史氛围、社会现实、风土人情、人物心理等等，则完全出自他的艺术创造。应该补充的是，斯丹达尔本人从未提及《红与黑》和这两宗案子的关系，而在思想的高度和哲理的深度上，两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上述种种，就是研究者在《红与黑》中看出的主要东西，区别大约只在程度和色彩，如有的人看出了复辟和反复辟的阶级斗争规律之类。只看到其中一点，显然难逃以偏概全之讥，然而面面俱到，来个大汇合，是否就解了《红与黑》的“其中味”呢？我以为未必。因为读者看到上述一个或几个方面，甚至全部，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然而斯丹达尔却反复申明：他五十年后才能得到理解。当然，斯丹达尔五十年后甚至一百五十年后是否“为人理解”，看来仍旧是个问题，但这究竟意味着，《红与黑》必然有一个超越上述一切的东西存在，它超越了复辟贵族的倒行逆施，超越了反动教会的严密控制，超越了小城维里埃的“三头政治”，超越了巴黎十二人的秘密会议，超越了于连的爱情，超越了于连的死，总之，超越了“一八三年纪事”。
在《红与黑•上卷》的卷首，斯丹达尔引用了假托丹东的一句话：“真实，严酷的真实。”作为题词；在《红与黑•下卷》的卷首，他引用了圣伯夫的一句话：“她不漂亮，她不搽胭脂。”作为题词，其意也在真实。《红与黑》的真实，如果单说历史的真实的话，那是有目共睹的，当代人也是承认的。然而斯丹达尔还有一句题词，置于全书总目录下，即用英文写的“献给幸福的少数人”，这可以理解为：《红与黑》这本书是为幸福的少数人写的，这就是说，幸福的人总是少数，只有这少数才能理解《红与黑》这本书。按照法国图书的习惯，目录是置于正文之后的，这样，三句题词在空间上就有了距离，这种距离会对读者提出一个具有冲击力和挑战性的问题：“您是幸福的少数人之一吗？您能看出这本书的真实吗？您看出了本书历史和现状、行为和动机的真实，您就是幸福的少数人吗？”这是三句题词之间隐含的矛盾，这种矛盾能够激励读者深思，倘若他是或者想成为“幸福的少数人”。这就是说，要理解《红与黑》，必须通过两道大门，一是“真实”，一是“幸福的少数人”。斯丹达尔所说的“真实”，不仅仅是《红与黑》的历史氛围、政治形势、人物行为，等等，而是一种不能为所有人一眼即能看出的真理和智慧。斯丹达尔所说的“幸福的少数人”，不是那种有钱有势的人，如市长主教侯爵之流，当然也不是关在收容所里的乞丐，不是受到父亲欺凌、市长轻视、侯爵指使的于连，而是入狱以后大彻大悟的于连，此刻的于连具有了“幸福的少数人”的基本品格。因此，要通过那两道大门，必须从于连开始，还必须再回到于连。这一圆圈的中心将是《红与黑》这个书名的神秘含义。
自《红与黑》问世以来，直到今天，这个书名究竟象征着什么，研究者一直没有一致的看法，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或者认为“红”指红色的军装，代表军队；“黑”指教士的黑袍，代表教会。或者认为，“红”是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英雄时代，“黑”是指复辟王朝的反动统治。或者认为，“红”指以特殊方式反抗复辟制度的小资产阶级叛逆者于连，“黑”指包括反动教会、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黑暗势力，等等，其他种种看法大体上可以分别归入以上三类。三种看法之中，第一种符合斯丹达尔本人的意见。有朋友问他，小说的题目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红”意味着，于连若出生得早，他会是个士兵；然而他生不逢时，只好披上道袍，这就是“黑”。不过，这里斯丹达尔也只是给了一个看问题的起点，并不能穷尽“红”与“黑”的全部含义。实际上，上述三种看法无论有多大的分歧，它们总有一个共同的基点，即把“红”和“黑”看作是对立的，矛盾的，水火不相容的，尤其是后两种看法。因此，第一种看法只是表面上符合斯丹达尔本人的意见，实际上仍是未解“其中味”。在斯丹达尔的解释中，“红”（士兵）和“黑”（道袍）不是对立的，而是平行的。其所以不同，是因为时过境迁，历史环境变化了。这不仅更符合于连的实际行为和他所处的真实环境，也可以从根本上解释于连的悲剧命运，从而呈现出那个超越一切的智慧和哲理。
《红与黑》的全部故事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展开的，然而斯丹达尔给出的时间参照，例如季节、物候、节日、着装等，却相当模糊。粗算一下，从于连的出场到被处决，大约有四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于连快到十九岁时到德•莱纳先生家当家庭教师，二十一岁左右进德•拉莫尔府当秘书，二十三岁前后入狱，两个月后死。这四年中，于连唯一的念头是“发迹”，是“飞黄腾达”，进军队还是进教会，只是机缘问题。于连的方针已定：“在有利的条件下，按照那时法国实行的风尚，当兵或当教士。”在当时，两者都不失为一种好出路，例如，德•莱纳先生就打算让他的三个儿子，“老大进军队，老二进法院，老三进教会”。因此，“红”与“黑”，对于连来说，不过是熊掌和鱼罢了，得到哪个都行。实际上，于连自打“很小的时候”看见几个从意大利归来的威风凛凛的龙骑兵，从而“发疯般地爱上了军人的职业”，后来在“十四岁时”又眼看着一个儿女成行的治安法官败于一个三十岁的副本堂神甫，就绝口不谈拿破仑了，立志要“当教士”。此后八九年当中，他实际上一直在士兵和教士之间游移徘徊。用他的话说，就是：“在拿破仑治下，我可能当个副官；而在这些未来的本堂神甫中，我则要当代理主教。”总之，于连是要“宁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
不过，细心阅读的读者可以注意到，于连口口声声“成功”“发迹”“飞黄腾达”之类，时时处处羡慕有钱人的“幸福”，却从来没有说清楚他究竟要什么。金钱他当然是要的，他动辄想当今一个主教比当年一位将军多挣多少法郎，然而他关心和谁一起吃饭胜过拿多少薪水，他拒绝过和爱丽莎的有利的婚事，他不肯走富凯那样的稳妥的发财之路，他也从不接受没有名分的馈赠……总之，于连不是一个爱钱的人，这是他和当时一般渴望成功的人之间的很大的区别，包括贵族和资产者。再说社会地位，他当然常想三十岁当上将军，看见阿格德主教比他大不了几岁就“为他的马刺感到羞愧”，得到“第一次提升”就“欣喜若狂”，当了轻骑兵中尉、有了骑士的封号就“喜出望外”……然而这一切给他带来的首先是荣誉，是平等，是自由，其次才是金钱、财富和享受。于连不是一个有政治经验的人，他“不属于任何客厅，不属于任何小集团”。这一点德•拉莫尔侯爵看得最清楚：“他没有一个不失去一分钟、一个机会的律师所具有的那种机灵、狡猾的才能……”可以说，于连想到或感到的幸福很少有物质的成分，多为贵妇的青睐、自尊心的满足、能力的实现甚至读书的自由，有时候哪怕远离男人的目光，也能让他有一种幸福之感。总之，说于连是一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固然不错，但不如说他是一个追求个人幸福而不幸走上歧途的年轻人更来得准确。这里的“歧途”不是说他采用了为社会道德所不容的手段之类，而是说，于连在社会通行的规范中无论成功与否都不能获得幸福。于连的所作所为，甚至他的所思所想和他的心灵呼唤在本质上是矛盾的。
于连是一个成长中的形象，死的时候才二十三岁。如果说“在到达（虚伪）这个可怕的词之前，这年轻农民的心灵曾走过很长的一段路”，那么他的死意味着他只不过在一条更长的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这一步他是在监狱里走完的。内容丰富、分量沉重、寓意深远的《红与黑》实际上写的是一个年轻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如何从迷误走向清醒，说到底是写了一个“悟”字。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句云：“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是人类的永恒的难题的唯一的解，也正是《红与黑》中的于连的处境的真实写照。斯丹达尔的高明在于，他只在“迷”字上用力，似乎曲径通幽，柳暗花明，谁都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而在仿佛登上了座高峰时却突然两记枪响，让主人公重重地跌在地上，犹如一声断喝：“此路不通！”于是主人公恍然“觉”而后在回想中大彻大悟，从此走上了新的道路……于连在押两个月后赴刑，这条新的道路实际上是留给读者走的，这读者就是斯丹达尔心目中的“幸福的少数人”；换句话说，唯有看出并走上这条新的道路的读者，才是斯丹达尔心目中的“幸福的少数人”。因此，《红与黑》的主题是人怎样才能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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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