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美国黑镜

定价: 69

作者: 【美】巴顿·格尔曼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03

用纸: 月白纯质

装帧: 假精装

开本: 32

ISBN: 9787521724714

1. “棱镜门”事件首批知情人、与斯诺登直接对话的记者之一，手握斯诺登提供的上万份机密文件，与斯诺登对话数百小时，两次前往莫斯科当面采访斯诺登，从多个视角全面曝光“棱镜门”事件真相。

2. 三度普利策奖得主，跨时7年深度挖掘美国监控体系的运作机制，揭露密不透风的美国监控帝国。

3. 在这本书中，你将看到美国政府如何通过脸书、雅虎、谷歌、微软等公司大规模搜集所有民众的邮件、视频、电话、语音、图片、位置等信息，并且基于这些信息实时再现每个人的社交生活。

4. 当美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和保密的旗号，肆无忌惮地滥用监控权力，公民隐私如何得到保障？美国所谓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又如何能够实现？

5. 看美国知名记者如何顶着巨大压力与线人、政府、黑客斡旋、角力，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调查性报道之旅，这本书读来给人一种看美剧般的刺激体验。

2013年6月，《卫报》和《华盛顿邮报》先后爆出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自2007年起直接从谷歌、脸书、雅虎、微软等9家互联网巨头的数据库中搜集海量用户数据，引发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这便是轰动世界的“棱镜门”事件。几天之后，这一事件的主人公爱德华·斯诺登主动向世人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一时间，他被贴上了“英雄”“叛国者”“吹哨人”“罪犯”等标签。

但这本书不是写斯诺登的，或者说不全是在写他。作者巴顿·格尔曼作为最初直接与斯诺登对话的三名记者之一，从斯诺登那里收到上万份保密文件。自此，格尔曼便踏上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调查性报道之旅。他循着斯诺登提供的线索，抽丝剥茧，克服技术迷障，层层深入那个保密世界，追踪“棱镜”“星风”“上游”等一系列政府监控项目的起源和运作机制，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庞大的国家监控机器的全貌。其间，他被迫与未知的对手展开一场不断升级的“间谍战”。他被政府高层视为叛国者的“同谋”或“代理人”，随时可能遭到突袭；他眼见自己手中的电子设备遭遇黑客攻击，时不时还要应对试图套取信息的狡猾骗子，收到恶意软件、钓鱼邮件等更是家常便饭。

在这些扣人心弦的细节描写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严谨的新闻工作者对政府权力进行问责、维护公众权益的强烈责任心。他不惮于揭露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工作中存在的权力滥用问题和道德争议，就政府权力行使的界限和原则引发公众深思。

前言

第1章 潘多拉

第2章 心跳

第3章 归来

第4章 棱镜

第5章 反冲

第6章 “童军大会”

第7章 初果

第8章 漏洞利用

致谢

巴顿·格尔曼，美国知名调查记者、普利策奖三度获奖者、艾美奖获奖记者，《大西洋月刊》特约撰稿人，自2013年开始在美国世纪基金会担任资深研究员。此前曾在《华盛顿邮报》任职21年，先后担任法律、军事、外交、国际版块记者。曾著有畅销书、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的传记《垂钓者》（Angler）

我： 你是如何做到的？你是如何获取所有的信息并携带那些信息跨越国境的？

斯诺登： 只需要比对手聪明一点儿就可以做到。

我：这里你指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

斯诺登： 对的。一步一个脚印，你就能勇攀高峰。之后你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2013 年6 月9 日

本书是为了回应爱德华·斯诺登那天向我发起的一项挑战，就在那一天，他向世人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这次对话后不久，就在美国提出引渡斯诺登之前，他从香港的藏身之处逃跑了。临走时他对我说的话实际上是在向我发起挑战，而不是对我做出承诺。他没打算向我讲述他的故事，至少没打算告诉我故事的全部。所以，本书的内容是基于我自己的调查和访问。

本书不是写斯诺登的，或者说不完全是在写他。“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开始相信，要想监控敌人的一举一动，就得先把监控的目标转向自己的国民。本书讲述的，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崛起的一个监控型国家。与几乎每个人都切身相关的数字公地被新型电子监控手段入侵，所有人都被卷入众多潜在的风险之中。按照这种思路，接下来政府打着公众名号的所作所为就绝不能为公众所知晓。监控与保密总是相伴相生。

情报机构一旦摆脱了旧有约束，就仿佛置身于一面单面镜背后。监视者可以透过镜子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的一举一动，而我们对于镜子背后的他们却丝毫不知。本书书名中的“黑镜”正是暗指这面镜子，在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米德堡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总部，我们可以看到这面镜子的“真身”。这座由深蓝色反光玻璃覆裹的11 层办公大楼俨然像一个“法拉第笼”，能够屏蔽一切电磁波干扰，保护大楼里那些监视者的秘密不被外泄。

是斯诺登让我们得以看到那些监视者的存在。他以一种极为悲壮的方式背叛了自己的雇主，向世人揭示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监控机制的存在。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在其战略文件中将这个时代称为“信号情报发展的黄金时期”，正是因为斯诺登，人们才得以记录其背后的起源。如今，海量的人际互动已经转向数字领域。美国国家安全局投入了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旨在从全球通信网络“主动脉”中批量、无差别地搜集信息。单单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所作所为称为“大规模监控”，未免有些过于简单，我在本书中将详细探讨这一概念。但毫无疑问，该机构已将上亿局外人纳入自己的监控网络。传统意义上境外间谍活动和境内间谍活动之间的界限已经逐渐模糊，而两者之间的区别正是美国隐私法的基础。尽管斯诺登披露的信息引发了长达几年的激烈的公共辩论，但美国法律和社会至今依然没有因为这些信息而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本书还存在另外一种更为私人的叙事角度，那就是面对这一美国情报史上影响最大的公开泄密事件，我作为直接与斯诺登沟通并从他那里获取信息的三名记者之一的亲身经历。这本来并不在我最初的写作计划之中。这不符合我的行事习惯，而且我作为专门讲述他人故事的人，所接受的职业训练也不允许我这么做。多年来，我一直在试图回避一些问题。但我逐渐意识到，我应该直面这些问题。

斯诺登为何会选择我？我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相信他？在美国反情报当局的眼皮子底下，我们是如何通信的？我们见面的具体地点是在莫斯科的哪里？为何在斯诺登爆料之前，我的名字就已经出现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文件中？政府是否曾经试图阻止我讲出这些故事？我是如何决定哪些秘密信息要发表，哪些秘密信息要保留？是谁给了我做出这一选择的权利？

做我这一行的，之前从未有人手握上万份当代机密文件。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面对如此海量的信息却不能使用现代先进的计算机设备来处理。国外的情报机构试图非法侵入我的账号和设备。据我所知，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曾试图发动一场突袭，来夺取我的笔记和文件。有关斯诺登的这些文件，有的我认为永远不应得见天日，有的则为我提供了一些线索，而我如果要去按图索骥，就难免会使我的那些线人身陷险境。更糟糕的是，当我收到斯诺登的邮件时，我背后没有任何新闻机构可以依靠。那时距离我离开《华盛顿邮报》已有三年时间。虽然后来我决定暂时回到《华盛顿邮报》工作，但在那之前，我必须独自做出决定，并且要独自承担背后的高风险。我只能随机应变。其间，我犯了一些错误，有些错误甚至现在已羞于回顾。在这本书中，我希望能够真实地再现幕后的调查报道场景。

斯诺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远非传统意义上典型的“英雄”或“叛徒”。有时，他是一个不错的伙伴：有趣且世俗，思维敏捷、兴趣广泛、自学成才。有时，他又顽固不化、妄自尊大、吹毛求疵。我们的关系发展可谓一波三折。他知道我不会加入他的阵营，也从未指望我站

在他那一边。在这一点上，他对我的态度完全不同于他对待另外两位记者——劳拉·珀特阿斯和格伦·格林沃尔德。我们不断试探彼此的底线：我作为一名记者，总是想要挖掘更多信息，而他作为一名特定主张的倡导者，认为自己措辞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危及自身事业。在我试图写下第一篇报道时，因为没有接受他提出的条件，他便和我断了联系，但这种状态仅仅持续了一小段时间。后来，他认为我加害于他，我们又有几个月不再联系。“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完全相信你会站在我这边，但这并不影响我选择与你对话，”在2013 年秋我们恢复通信后，他告诉我，“我只是相信你会如实报道。”

在那之后，我两次前往莫斯科与他会面，我们开始了漫长的对话。其间，我们靠酒店提供的类似美国快餐的食物充饥。就连吃东西时，他都体现着一名工程师的思维逻辑：要先吃冰激凌，因为汉堡不会融化。我在纽约和普林斯顿时，他也曾几次到访，不过都是派遥控机器人前来，他通过这台机器人观察、聆听、表达，还会让机器人在我屋子里晃悠。偶尔，我们会通过由信得过的懂技术的朋友搭建的反监控渠道进行视频沟通。但大部分时候，我们还是以他最熟悉的领域中最安全的方式进行交流——通过加密、匿名的链接进行线上聊天。只要操作恰当，这种方式是最难被拦截的。

在我们的沟通过程中，只要是私人问题，无论与谈论的话题多么相关，通常都被视为禁区。我第一次前往莫斯科见他时，曾试图了解他与俄罗斯政府的关系。我问他：“你现在住在这里，有接受俄罗斯政府的资助吗？你有没有被问到供职于美国情报机构的经历？”斯诺登指责我与那些批判他的人并无二致。他用了一些理论术语向我解释了在他那个岗位上的人通常所做的事情。

“我跟俄罗斯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最后，他突然说，“你不应该总是纠结于这一类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一情况，只有问了你之后我才知道。”

“这种事情是不可知的，你这就相当于让我证明上帝是不存在的。”

“不，我只是让你简单地陈述你没有看到过燃烧的荆棘。”

“我正在这么做，我正在……从假设意义上。”

从假设意义上，因为这整个话题是非公开的。直到后来情况发生改变，他依旧拒绝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这样的对话我们进行了几十次，一轮又一轮，涉及几十个话题。需要说明的是，我没有找到任何理由可以相信斯诺登是为俄罗斯政府服务的，美国官方也从未声称握有其他证据。据斯诺登的一位家人透露，斯诺登在上小学时就已经被测出智商属于天才级别。当我问起此事时，他一如既往地闪烁其词。

我认为，读者有权预先知道一点：在我看来，斯诺登的功远大于过，尽管我已经准备好（但他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结果——他的爆料必然会导致情报信息的丢失。电子监控作为一种工具极其强大，同时也出奇地脆弱。它的价值就在于要在目标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捕捉信息。因为目标一旦有所警觉，就可能会变更通信渠道，甚至会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国家安全局内部形成了一种极度低调的氛围。鉴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英文缩写是NSA，有人因此戏称其为“No Such Agency”（查无此局）或者“Never Say Anything”（闭口不谈）。从操作性角度来看，全面保密带来的似乎全是益处。然而，当技术的进步使得监控的范围拓展至关乎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数字领域，美国国家安全局就越过了选民赋予其的权力界限。在自由社会里，秘密情报的界限已经发生改变。这有待人们展开公共辩论。

如果没有斯诺登，人们根本不可能展开这一辩论，而这一辩论又是非常有必要的。即使那些对斯诺登持最严厉批判态度的人中，也不乏赞同上述观点者。“我知道，这个世界因为爱德华·斯诺登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针对泄密事件展开的一次漫长且深刻的讨论中，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前局长詹姆斯·科米曾这样告诉我，“在我看来，相比他所造成的损失，他所带来的成果更容易衡量，但我希望我们不要因沉迷于这些成果而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造成的损失尚且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