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 1921—1990）是瑞士现代文学的伟大旗手，是战后德语文学*优秀的经典作家之一，被誉为继布莱希特之后“*杰出的德语戏剧家”。二十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他在戏剧和小说创作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疑为德语当代文学赢得了令人敬仰的世界声誉。

迪伦马特在喜剧创作上享誉世界，在小说创作上也很有建树，特别是其独辟蹊径的侦探小说可以说在世界文坛上一枝独秀。《隧道》（1952）、《嫌疑》（1953）、《法官和他的刽子手》、《抛锚》（1955）、《承诺》（1958）等一直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

在同代德语作家中，迪伦马特是很幸运的，由于他的国家的特殊地位，他的家乡没有遭受过纳粹铁蹄的蹂躏，他的精神没有受过法西斯奴役的创伤。他几乎一直生活在伯尔尼州比勒湖畔的诺伊堡。从这个静谧的田园里冷静而批判地观察着这个世界的“喜剧”，又以犀利的喜剧、小说、广播剧、杂文等艺术形式将他那富有想象力的，但却始终尖锐刻薄的诅咒抛投到读者之中，就是要以惊世骇俗的方式将他们从那可笑可悲的日常现实中唤醒。他的作品不是自我的表现，而更多是力图呈现给这个令人沮丧的世界一面镜子，一面怪诞扭曲的镜子，要以此来认识它。他的作品都围绕着这个主题。与他同代作家不同，他的文学表现自始至终都渗透着一种历史悲观主义色彩，正如他所说的，“我认为，人们不可能认同一个曾经存在的、现在存在的和将来会存在的社会，而始终必然会以某种方式采取反对的态度。反对是文学艺术的事，而反对需要人，因为只有在

与别人的对话中，才会有事物、思想的继续发展。”

目次

前言/韩瑞祥

陷阱/顾牧译

城/顾牧译

狗/顾牧译

隧道/叶廷芳译

一个看守的笔记/顾牧译

抛锚/余杨译

史密斯儿/顾牧译

倒台/顾牧译

阿布·卡尼发和阿南·本·大卫/顾牧译

皮提亚之死/顾牧译

弥诺陶洛斯/顾牧译

委托/顾牧译

迪伦马特(1921-1990), 瑞士戏剧家、小说家。代表作有戏剧《老妇还乡》《罗慕路斯大帝》《密西西比先生的婚姻》，小说《隧道》《法官和他的刽子手》《诺言》等。

选编者：

韩瑞祥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德语文学翻译家，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译介有卡夫卡、施尼茨勒、伯恩哈德、巴赫曼、彼得·汉德克等奥地利作家的作品。

译者：

顾牧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译有巴赫曼的《曼哈顿的好上帝》、彼得·汉德克的《无欲的悲歌》、施尼茨勒的《贝恩哈迪教授》等。

叶廷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德语文学翻译家，原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在卡夫卡、迪伦马特等译介方面做出过巨大贡献。

城

顾牧 译

此文出自一名看守的手稿，由市立图书馆一位助理图书馆员整理出版。该手稿共十五卷，标题为《对布局的思考》，此文为该手稿开头部分，手稿已在一场大火中烧毁。

每到漫漫长夜降临，风被撵起，哀号着在大地上乱窜，我就仿佛又看到那座城，依旧是那个清晨在冬日阳光中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样子。城铺展在河边，河水从临近的雪山流出后，悄无声息地从房屋下方的深谷中蜿蜒流过，画出一个奇特的8字，只在西边有个开口，城市的形状也就此确定。但那时，小丘后的高山被一层缭绕的轻云遮蔽，看上去很远，对人并不构成威胁。城市美极了，晨曦微露之时，光就像有温度的金子一般穿透屋墙。但我每想起当时的画面，却还是感到恐惧，因为走近城市的时候，它的光环也在消退，等到城将我包裹，我便陷入了恐惧的汪洋。城市上方悬着有毒的雾气，碾碎生命的种子，让我无法呼吸。同时，我被一种感觉折磨着，就好像自己闯进了一片禁止外来人入内的区域，每走一步，都是在破坏某项秘密的法律。我四处乱走，被沉重的梦境驱赶着，被城市追撵着。这座城就是要折磨从远方来它这里寻找落脚之地的人，我察觉到它的兴致勃勃，因为它完美、不妥协。从人类有记忆以来，它就没有改变过，没有房子消失，也没有房子新增，建筑物没有分毫改变，也不受时代影响。这里的街巷不像其他老城那样曲曲弯弯，而是依照固定的规划修成笔直的，全都一样，以至于看上去仿佛没有尽头。但街巷并不能给人自由，低矮的房檐让人走在建筑物下的时候不得不低头弯腰，人因此在城中隐形，也是如此才被这座城市接纳。我注意到这里的人走在街巷中时都小心翼翼，拖着缓慢的步子。他们沉默寡言，像自己生活的城市一样自我封闭，就算是想跟他们匆匆地随便聊几句都很难得，即便是真的聊了，他们也言辞闪烁，似乎是因为缺乏信任，所以不能对陌生人敞开心扉。想要进到这些人的家里，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坐在那些黑暗的房间里，一动不动，大张着双眼，一言不发。在他们身下，一些深深隐藏在表层之下的最丑陋的东西驱动着他们的本性。这一切都隐秘而黑暗，让我们望而却步。没有人知道饥饿为何物，这里既没有穷人，也没有富人，没有人无事可做，但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儿童的嬉笑声。城沉默地抱住我，石头面孔的眼神空洞。黑暗像人与人之间的黯淡疏离，悬在城市上空，但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去点亮这片黑暗。我的生命没有意义，城会丢弃它不需要的一切，它蔑视一切的多余。它就静静地盘踞在岩石之上，接受绿色河水从各个方向的冲刷。河水不断从旁边流过，只在春天会偶尔涨高，淹没城市下方靠近河岸的那些房屋。

想要做出兼顾我们天性的预防措施，只需要看一下痛苦的强度就可以。我们总是需要一个能将自己藏起来的比较安全的所在，哪怕那地方只存在于睡梦中，而这后一种，只有现实生活中处于最下层的地牢才能将它从我们手中夺走。我最感激的是自己的房间，这是我能够寻到庇护的地方。房间在城东郊的河对岸，那个地方已经不被算作城的组成部分。在那里落脚的都是些异乡人，但这些人之间互不往来，为的是不引起管理机构的注意。那些年，有很多人失踪，我们不知道这些人的下落。有几个人倒是号称自己知道，说他们被市政府投进了大牢，但关于这些风言风语，我从来也没听到过具体的说法，而且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大监狱在什么地方。我的房间是一栋出租屋的阁楼，这栋出租屋跟城郊的其他房屋没有什么区别。房间里有一半的墙都是倾斜的，墙很高，北边和东边各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那里是窗户。靠着西边那面高大倾斜的墙放着床，炉子旁边是灶台，房间里还有两把椅子，一张桌子。墙上被我画了画，画不大，但是时间久了，也就盖满了墙和天花板。就连从房间正中穿过的烟囱，都被我从上到下画满了各种人物。我画的是那些不安定岁月里的事，特别是人类的那些大的冒险。等到没有地方画了，我就开始一幅幅修改那些画。有的时候，我也会被一阵无名火指使着，将其中一幅画从墙上刮掉，然后重新画一遍，这都是我在百无聊赖时的荒唐举动。桌子上放着纸，因为我经常写东西，多半都是抨击这座城市的一些没什么用的传单。桌子上还放着一盏铜灯（垃圾堆里找到的），里面点着一根蜡烛，因为白天光线也很暗。但是，我从来没有仔细研究过我自己住的这栋楼。尽管房子从外面看着是新的，但是里面却又破又旧，楼梯也都在黑暗中。我从来没在这栋楼里见过其他人，虽然房门上写着很多名字，其中还包括市政府的一个秘书。只有一次，我按下一扇门的把手，那扇门没有锁，门后是一条走廊，两边两排房门，我觉得似乎从远处传来沉闷的说话声，于是马上缩回来，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这栋楼是属于这座城的，因为经常有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来，但是他们从来也不要求我付租金，就好像我的穷是不言而喻的。这些人一举一动都静悄悄的，戴着奇怪的毛皮帽子，穿着高筒靴，而且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他们说这栋楼是危房，假如不是考虑到城郊住房紧缺的问题，市里本应该把它拆掉。有时，也会有穿着白色厚外套，胳膊下夹着纸卷的男人过来，他们一言不发地丈量我的房间，然后用尖尖的钢笔在图纸上写写画画，一忙几个小时。但是他们并不多事，从没问过我的来历。他们只进我的房间，从来没有去过楼里的其他房间，我从窗户能够看到他们从街上直接上楼到我这里来，等到结束在我房间里的工作，就会离开这栋房子。白天的大部分时候，我都待在朝东的窗户边上，从那里看着外面那条大马路。早晨，农夫驾着车离开农庄，从这里往集市上去。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车上愣神，巨大的车轮比车和车上的人高出许多，辐条的影子不断从人身上掠过。有时，农夫会跟套在车前的牛说上几句话。路上经常也会有戴镣铐的犯人经过，旁边跟着职位不高的守卫，小脸蜡黄，手里挥着巨大的鞭子，如果看到这些人，我会一连好几天不再朝窗外看。最让我害怕的还是一个被押着从马路上走过，将要死在某个地方的死刑犯。他被反绑在一根柱子上，柱子固定在一辆长条形的木车上，轮子是不很圆的木盘，所以车子走在马路上的时候，会摇晃得很奇怪。刽子手走在车前面，穿着红色的外套，戴着黄色的面罩，像背十字架一样背着他的刀。法官排成长长的，黑乎乎的一列列，沉默地走着。死刑犯枯瘦，他用某种外语大声唱着一首曲子单调的歌，这首歌在我耳边久久不去，让我感到异常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