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消费文化的兴起和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海派文学的研究已经成为“显学”。由于海派文学自身所具有的消费主义和都市文化特质，多数研究都仿照本雅明式的“物质文化一思想文化”范式进入讨论。这样的研究对凸显海派文学自身特质卓有成效，也描摹了较为生动活泼的物质文化背景，但是这种研究范式本身所潜藏的“预定论”色彩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问题的深入：单纯从都市文化和消费文化视角进入海派文学研究，有意地凸显海派文学“消费”“摩登”的一面，对海派作家严肃、真诚的一面缺少辨析；强调现代物质文化对文学创作的沁入，淡化了文化政治语境对文学生成的影响；“影响论”和“因果论”的预设易于造成“静态”描述的偏好，对作家创作的内在流变缺少观照，对作家身份的转换言之寥寥，更对文学和文人难以逃匿的“政治性”有所“盲视”。为此，《海派文学的历史转型（1927_1937）》考察海派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共生”与“离散”，呈现二者之间的复杂关联，力求深化对海派文学与左翼文学各自内部差异的认知，希望能够从海派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关系这一特定角度，补充对海派文学的整体性认识，丰富海派文学研究的思路。
　　孙琳，女，1983年生于吉林长春，南开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现代中国文学与性别研究、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曾在《南开学报》《社会科学战线》《鲁迅研究月刊》等发表论文多篇。
“文昌论丛”序言
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相关研究现状
三 选题意义及价值
四 研究目标、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 从“海派”命名再出发
第一节 “海派”概念的历史多面性——重识
“京海之争
一 种进入论争的方式：《文人在上海》
二“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的辩难
三 一个被省略的“注脚”：“何徐事件
四 一个被忽略的语境：小品文的复兴
第二节 “命名”之争——兼论海派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
第三节 “历史化”如何可能？——海派文学研究与作为问题的20世纪30年代

第二章 遭遇“革命”：海派作家在1928年
第一节 “转换方向”后的张资平
一 对国民革命的摹写
二 “革命文学”的试笔
三 转向后的“尴尬”——兼及《青春》被湮没的始终
第二节 新感觉派同人的左翼文学实践
一 左翼文学的创作选择
二 “戏仿”抑或“真诚
三 “文坛三剑客”的“赤色岁月
第三节 革命”叫卖“——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创造社“小伙计”
一 “海派”是“革命文学”阵营的主导部分之
二 从《幻洲》到《戈壁》《战线》
……
第三章 分疏聚合：海派作家与文艺论争
第四章 情色女体的生成：海派文学的叙事转移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致谢……精彩书摘　　《海派文学的历史转型（1927_1937）》：
　　从叙事时间上看，外层故事的时间是平面的，比较简单。内层故事的时间则是立体的、复杂的。除了故事的顺时时间线外，还有一条借助陈仲章无时不在的回忆形成的过去的时间。这两个时间就又形成了两个故事层：生活在当下的陈仲章的故事和少年陈仲章“堕落”的故事。前者主要讲述其与爱妾阿欢相濡以沫，后者时间从中学时代起，叙述陈仲章如何被逐出教会学校，如何结婚、入伍，如何与现在的爱妾阿欢相识相爱，其间涵盖了一个少年成长的种种事件。叙事时间的扩展和层次的丰富使得内层故事充实丰满，几乎是一个人的成长史。
　　从叙事深度上看，外层故事近于表层客观叙事，仅仅做情节的交代；内层故事则延伸到人物的心理。比如少年陈仲章与玉莲相恋的青涩胆怯，与阿欢相识中情欲与道德感的纠缠，与上司、同事交往中的自尊和自卑，尤为动人的是巨大生存压力下对阿欢的爱恨交加。这些心理描写都生动地描画了一个世俗个体在现世生活中遭遇的种种精神困境，这种复杂性的彰显甚至超越了其他张氏小说偏于单纯纠缠于情欲与世俗道德两难的人物心理的模式。
　　内层故事中叙事时间的多层次与叙事深度的纵深展开与对外层叙事的简单处理形成鲜明对比，这使文本叙事呈现出某种“不平衡”，对内层故事的聚焦当然会引起对外层故事的忽略，本应为外层故事服务的内层故事就“喧宾夺主”，成为披着外层故事“外衣”的叙事重心，叙事伦理和叙事效果形成了悖反。
　　对这样的悖反我们仍有疑问。这种悖反的内在动因是什么？为何作家不惜一反常规，借助叙事技巧来“制造”这样的悖反？如果不形成悖反，小说主题应该指向哪里？形成悖反后小说的主题又指向了哪里？他们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这不一致又意味着什么？
　　（三）不同主题的衍生与偷换
　　外层故事是个典型的“社会一压迫”型叙事。陈仲章因为社会黑暗处处碰壁，心爱的女人重病在身急需用钱，以此为“前因”铤而走险，伪造身份敲诈乡绅。如果我们认可这样的“前因”，由此推及后果，那么这将是一个类似“骆驼祥子”一样被逼“犯罪堕落”的故事。我们有理由对人物寄予同情，斥责黑暗的现实，因为社会、时世是压迫主人公的主要原因，它应为主人公的悲剧负全责。这是五四小说惯常的写法，它揭示、追究悲剧的外在动因，引发的主题是“反抗”式的。
　　但偏偏这篇小说的叙事重心不在外层故事，而在内层故事。内层故事是一个“肉身一堕落”型的成长史。在这成长史中虽然也有无奈，但个人的选择贯穿始终。陈仲章本来是个极有天分的学生，他就读于教会学校，他像于连一样野心勃勃、善于掩饰，本可以有很好的前途，但因为无法压抑青春期的性欲而与玉莲发生关系，继而被赶出学校。后来又不满足于乡村教师的清贫生活，想要建功立业，于是投笔从戎。与朋友之妾阿欢在一起最初也是出于性的诱惑。于连追逐女性是为了满足形而上的英雄式的征服感，陈仲章追逐女性则是纯粹出于形而下的生理欲望。这样的“肉身一堕落”型的成长史为我们提供的陈仲章，既没有祥子的单纯善良，也没有于连高蹈的精神痛苦，他更像一个实利至上的投机分子，因此他的“堕落”近于生活中的一次投机失败，这其实并不能让我们发出沉重的叹息，萌生反抗的冲动。
　　当然，叙述者对陈仲章也并非贬抑，而是充满着“同情之理解”。陈仲章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好人”，他对玉莲始乱终弃，与阿欢同居时仍然到处留情，他的性压抑引发出来的不是郁达夫抒情主人公的国族观、颓废感，而不过是一个男人对自己欲望缺乏节制且缺少道德规训的行为。令人欣喜的是，作者虽然无力将肉体塑造为哲学意义上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却对其抱有中国式的宽容和理解。小说最具华彩的部分是内层故事中对陈仲章与阿欢感情的描写。他们有肉体的狂纵和愉悦，也有平淡生活的相互体恤；他们以欲望始，却的的确确在艰难生活中重建了相濡以沫的精神之爱。
　　…………前言/序言　　论丛以“文昌”为名，有以说也。
　　其一，文昌路是目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坐落之所。二〇〇九年，应学校整体规划的调整要求，文学院奉命从据守二十年（一九八八_二〇〇九）的“红楼”搬迁至文昌路这座小院的三栋旧楼。学院里年长一点的先生们都记得，这里本是中文系的旧地，中文系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候就这里缔造的。故以“文昌”为名，为了纪念文学院的沧桑历史、纪念曾在这里创造不息、为我们留下宝贵遗产的前贤们。
　　其次，常有同仁说文昌路是文学院的“福地”。此番搬迁，当时只道是“暂厝”，不意倏忽又六年。综观文学院的历史，重回文昌路这段时期，学院在全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学科发展走上了复兴。而“文丛”中的作者，多数是这段时期入职学院的。从学校规划来看，文学院迟早要离开文昌路。取“文昌”之名，也有意铭记这段时期里新老学人团结进取、急起直追的历程。
　　最后，从字面意义上，“文昌”寄寓着文化昌明、文学昌盛、文章昌茂、文运昌隆等意涵，故以“文昌”命名丛书，代表我们对文学院、对东北师范大学、对中华文明的祈愿。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所高校——东北大学的国文系，从一九四六年至今，她已走过了七十年。七十年中，历代学人在这片沃土上耕耘奋斗，把文学院建成了人文学术与教育的关外重镇，在国内有着较高的影响力。
　　十年前，在建院（系）六十周年之际，学院组织出版了《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文学论集（一九四六一二〇〇五）》，这部煌煌一百四十万言的大书，为院史上最重要的成果进行了文献总结。去年，王确教授开始主持编选“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史文库”，把学院历代学人的学术代表作重新编订，统一装帧出版，首批出版著作十种近三百万字，这些都展示了这座古老学院的丰腴成就。近年来，文学院有了许多新的气象和变化，“文昌论丛”必然是这一页历史的见证之一。这套书首批推出八部著作，与历史巡礼式的文献编纂和学术史文库式的代表作展示的思路不同，“文昌论丛”着力助推新生代学者。丛书的诸位作者，年龄最大的四十岁，最小的三十二岁，半数以上属于“八〇后学人”，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最近三年才加盟文学院，他们的才思与文笔代表着文学院的未来。近年来，文学院形成了一种共识：前贤们深厚的积淀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土壤，但未来的持续发展，要依靠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这个共识正在逐渐升华为一种“尚少”的文化：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管理上（比如科研奖励向青年教师“倒挂”的激励机制），学院都有意向年轻人倾斜，以期更快更好地促进青年教师成长，以承担起文学院的未来。这一文化已在文学院近年的发展实践中产生了积极效应，在校内外产生了良好反响。当然，我们知道，若没有文学院这些前辈和中年学者们的理解与支持，就不可能培育和形成这种文化。“文昌论丛”的推出，既受惠于这一文化，反过来也验证这一文化，并丰富它的内涵、为它积累经验。集中推出三十多岁青年教师的著作，这在东师文学院历史上还是首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希望这套论丛能兼具“导夫先路”的作用：随着目前新生代的持续成长，以及未来新生力量的不断融人，论丛会不断增加品种、扩大规模，最终形成我们的学术品牌。
　　“文昌论丛”是文学院青年一代学人的检阅。从作者的学缘结构来说，他们分别在法国戴高乐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取得博士学位，这反映了学院目前的师资学缘构成更趋向于多元化，人才结构上的新变及其背后蕴含的开放和包容精神，必定对文学院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