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分析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作者在书中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及其哲学前提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性审视，并通过对马克思著作文本的广泛讨论，试图运用当代分析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资源，对“马克思哲学中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做出评判。作者认为，马克思最经得起考验的成就，是根据异化、剥削、阶级斗争、政治和意识形态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

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著名政治理论家，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挪威科学院院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和制宪过程。他在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局限、经济学哲学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多个领域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被公认为当代西方世界的主要思想家之一。主要著作有《尤利西斯与塞壬》《酸葡萄》《社会黏合剂》《心灵的炼金术》等。

导论
第1章 解释和辩证法
1.1 方法论个人主义
1.2 意向性解释
1.3 两种不同的因果分析
1.4 马克思当中的功能性解释
1.5 辩证法
第一部分 哲学和经济学
第2章 哲学人类学
2.1 人和自然
2.2 人性
2.3 社会关系
2.4 历史哲学
第3章 经济学
3.1 方法论
3.2 劳动价值论
3.3 积累和技术变化
3.4 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
第4章 剥削、自由和正义
4.1 剥削的本质和原因
4.2 自由、强制和被迫
4.3 剥削是非正义的吗？
第二部分 历史理论
第5章 生产方式
5.1 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
5.2 历史的生产方式
5.3 马克思的历史分期
第6章 阶级
6.1 定义阶级
6.2 阶级意识
6.3 阶级斗争
第7章 政治和国家
7.1 国家的性质及其解释
7.2 革命理论
7.3 共产主义
第8章 意识形态
8.1 问题的提出
8.2 机制
8.3 应用
结论
第9章 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
9.1 资本主义
9.2 共产主义
9.3 革命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前言和致谢
本书的写作历经时日，其中某些内容可能值得在此重新阐述。我在1968年开始认真研读马克思，当时，我来到巴黎师从让·希波利特（Jean Hyppolite）。他早先曾对我撰写（关于黑格尔的）博士论文给以帮助，但他却在我拜见他的前一周去世了。那时，尽管我是一个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并接受国家基金会资助的外国留学生，但我在那些为该校奠定了基调的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并没有一种家园感。相反，由于加斯顿·费萨尔（Gaston Fessard）的介绍，我转向了同意担任我的论文导师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这三年中，我经常参加他组织的研讨班（seminar），并受到了很大启迪。在我到达学校时，我并不知道有历史社会学这样一门学科。感谢阿隆和他的研讨班的其他一些成员，尤其是科斯塔斯·帕帕约阿努（Kostas Papaioannou），使我学会了在一种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和历史问题的关系中来考察马克思。与此同时，我还在随之而来的“资本论战”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我为马克思的理论的这些严格的阐述而振奋，因而当其主要的用法被严格地用来证明它错了的时候又有点沮丧。
我在1971年完成了我的论文。虽然我找到了一个出版商，但当我发现我写的这种书不可能公开出版时便停止了这种努力。现在这本书的重点放在了理性选择理论、微观基础和解释哲学上。在当时的法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直到今天，我的方法论承诺（commitments）自然会使读者将我置于政治权利之上。于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政治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便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了一起。因此，我不可能寄希望于一个有趣的马克思主义的读者。至于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可能会发现我的观点中对他们来说过多地残留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离开了马克思，继而从事其他一些大多与我以前的工作完全无关的研究。随后十多年里，我完成了本书中被广泛引用的五部著作。《莱布尼茨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Leibniz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Capitaliste，1975）是历史社会学中的一项研究，它试图根据当时正在进行的欧洲经济的变革来理解这位饱学之士的各种先见。《逻辑与社会》(Logic and Society，1978）把模态逻辑运用于社会学理论和问题，这有助于我在其他事物中抓住“社会矛盾”这个难以把握的概念。《尤利西斯与塞壬》（Ulysses and the Sirens，1979）和《酸葡萄》（Sour Grapes，1983）研究的是理性和非理性，主要的重点放在了偏好（preference）的形成和性格计划（character planning）的范围与限制上。《解释的技术变革》（Explaining Technical Change，1983）是对解释哲学中的某些主题的一种揭示，包括对创新问题的一个个案研究。当我最终又回到马克思时，我发现，我极大地受益于这一时期的研究。不论现在这本书的优劣如何，它也有着比13年前的那个版本更好的基础。前言和致谢我之所以回到马克思是因为，我开始意识到知识氛围正在发生变化。首先，GA柯亨（Cohen）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的出版是一个意外（revelation），它突然改变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必需的严谨和清晰的标准。我还发现，不同国家的同仁们也在从事类似的工作。我们在1979年成立了一个小组并进行了会晤，以后每年会晤一次。这个小组中的历次讨论（包括对本书草稿的广泛评论）对本书的完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约翰·罗默（John Roemer）的贡献——这种贡献现在在他的开创性著作《关于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中得到了深刻阐述——更是至关重要。这些讨论的一个有趣的结果是，我们觉得能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那种意义近年来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我并不认为我自己能对他人说些什么，除非是说可能并不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它在这些会议上并没有成为不断批判的对象）。但某种未曾表明的共识已经出现了，尽管我感到现在既不能诉诸它也不能解释它，或许，这种共识将明确地显现在本书忝列其中的该套丛书的其他著作中。
我希望感谢诸多给予我各种资助的机构和个人。1968年到1971年，挪威人道主义研究会对我的马克思研究给予了慷慨资助；随后，从1979年到1982年又再次予以资助。在关键的1982年，奥斯陆大学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激动人心的氛围中度过了一个假期。巴黎的人类科学院以多种方式（尤其是通过支持上述研究小组的会议）帮助过我。我还要感谢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学生，我曾三次讲授本书的素材，他们尖锐的质疑迫使我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剑桥大学出版社提供了一贯的帮助、耐心和鼓励。出于纯粹的友谊，斯蒂芬·霍尔迈斯（Stephen Holmes）先生非常仔细地阅读了全部手稿并删去了不当的格式。
柯亨先生阅读了所有章节的草稿，并做了详细评论（这对本书的全面修改是非常必要的）。我也通过和他的讨论学到了更多难以言表的东西，因为我确信，有许多我以为是我自己的思想实际上来源于他。还有约翰·罗默，他的评论、他自己的著作和他在讨论中的贡献，也给了我诸多启发。他们的智力之谊乃是无价之宝。阿瑟·斯丁康姆（Arthur Stinchcombe ）也阅读了全部手稿，并提供了一剂社会学怀疑主义的良方。普拉纳·巴汉（Pranab Barhan）、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伯纳德·查文斯（Bernard Chavance）、安纳德·海兰（Aanund Hylland）、利夫·约翰逊（Leif Johansen）、萨基·科尔姆（Serge Kolm）、玛格丽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克劳斯·奥夫（Clause Offe）、冈纳·奥培德（Gunnar Opeide）、亚当·普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朗恩·斯莱格塔斯基（Rune Slagstad）、伊恩·斯蒂德曼（Ian Steedman）、罗伯特·范·德·维恩（Robert van der Veen）、菲力普·范·帕里杰斯（Philippe van Parijs）、米彻尔·沃勒斯坦（Michael Wallerstein）和埃里克·赖特（Erik Wright）阅读了个别章节。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阅读本书时都发现了早期版本第四章中的一个错误——当时，我没有把瓦尔特·张伯伦（Wilt Chamberlain）当作一个篮球运动员。当然，张伯伦是一个打篮球的。他们还帮助我避免了许多更大的舛误。我谨对所有那些参与了这项几乎可以说是一项集体工作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尽管他们对尚存的某些错误承担了某种责任，但我必须对此承担几乎全部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