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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传》：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必须打破。要做到这一点 途径是越过报复性公正，直达复和性公下和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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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深入地探索了图图超凡脱俗的世界观和自我约束力，是怎样将他造就成为一个在南非反对种族主义、在国际上大力提倡人权的举世闻名的宗教领袖的。 
　　——吉米·卡特，美国第39届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图图的激情和勇气来源于先知说真话的传统，他坚持不懈地追求和平、提倡宽恕，让基督的教义与现代生活中某些最棘手的问题联系起来。他是我们反对非正义、反对拒绝宽恕别人的榜样：既要做一头勇猛无比的雄狮，也要怀有一颗仁厚的心。 
　　——詹姆斯·A.福尔贝斯博士，纽约市河畔教堂主任牧师 
从一个生活在南非社会边缘的文弱瘦小的黑人男孩，成长为一个具有高尚思想道德、深远宗教意义、臣大政治影响的顶天立地的人物，图图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伟人之一。作者约翰·艾伦文笔严谨，以富有戏剧性的张力和使人共鸣的叙述，令读者获益良多。 
　　——托马斯·高希尔，《爱尔兰人如何拯救文明》和《上帝选择了犹太人》的作者
约翰·艾伦深刻地描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伟人之一。此人为挽救自己的祖国贡献了毕生精力。艾伦向读者展示了图图大主教非凡的勇气、令人捧腹的幽默以及火热的激情，同时透露了给南非带来和平的斗争背后，那些大量不为人知的故事。 
　　——安东尼·刘易斯，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的喇叭》的作者

作者简介

作者：(南非)约翰·艾伦 译者：张继矿 张晓佳

约翰·艾伦，南非记者，曾担任该国史无前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和“纽约华尔街三一教会” 的通讯部长，南非新闻学会前会长，曾获南非保卫新闻自由奖、美国优秀宗教记者奖。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当代南非的儿子
第二章 唱给上帝的赞美诗
第三章 价值观
第四章 显著的领导才干
第五章 一缕清新的空气
第六章 学生的父母
第七章 脱胎换骨
第八章 流血冲突
第九章 充满活力的领导者
第十章 火在我心中燃烧
第十一章 获得国际支持
第十二章 校长
第十三章 过渡时期的领袖
第十四章 坐过山车
第十五章 适当的对抗
第十六章 国际形象
尾声
特殊用语汇编
参考文献
致谢
授权图片

序言

1988年3月16日，星期三下午晚些时候，德斯蒙德·图图紧张地坐在车后座上，离开了主教院。这里是他作为开普敦英国圣公会大主教的官邸。此时，他的胃里一阵阵痉挛。过去应邀去缓和市里黑人区产生的敌对情绪时，这种现象时有发生。那里一边是手持石块砖头的桀骜不驯的学生，另一边是荷枪实弹的警察，暴力冲突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置身于两群人之间。然而今天情况迥异。图图的司机克里斯·阿伦兹教士驱车驶过壮丽堂皇的白色门柱后，便往北直奔市中心（开普敦市中区）而去。图图主教将在开普敦P．w．博塔的办公地点特因赫伊斯同博塔会面。博塔是南非总统。（P．w．是博塔名字的缩写，但南非人民称他为Piet，Wapon，英语是PietWeapon，即“尚武者”；或Die Groot Krokodil，英语是the Great Crocodile，即“吃人大鳄”。）
从主教院到特因赫伊斯的13公里途中展现出一幅幅画面，象征着南非人民过去曾经遭受过的和现在还在遭受的压迫。主教院属于17世纪第一代南菲白人殖民者的领地。主教的家是一幢大型的两层白色建筑物，周围有好几公顷的花园，是这个国家最古老的私宅。里面种着据说是接穗自荷兰殖民者所种的薹草。从其领地往南，巴旦杏树篱的残迹清晰可见，殖民主义者用它来隔离诸如图图这样的南非当地人。

文摘

插图：


第二章 唱给上帝的赞美诗（节选）
一群人，通常是10到20个人，每天4次聚集在英格兰北部的一间高拱门小礼拜堂，光秃秃的石柱，白灰涂抹的墙，朴实无华。他们绝对安静地坐几分钟，寂静得让新来者要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能适应。接着，高高的塔楼上响起奉告祈祷钟声，撞击声慢慢变成轻柔的锣音，渐渐消失在唱诗班席位里。又是几分钟的寂静，然后开始吟唱圣咏。歌声中精心安排的停顿和每一诗行结尾时产生的袅袅余音让美妙的和声黯然失色。
“复活的群体”的修道士每天要做祷告，这一惯例已经延续了100多年。他们白天唱的赞美诗不少于7首。早餐前，7：45，做晨祷。上午活动后，做午间功课，晚上6：30回来做晚课，睡觉前做晚祷。在唱圣歌、读圣经、做祷告时，修道士们齐声颂扬：“我们同上帝对话，异口同声高唱赞美诗，祈祷文的教化，是上帝赐予我们礼物。”在一天内的某些时刻，包括就餐时，他们遵守噤声的戒律。中午是弥撒：“无论是天堂，还是在人间，为了人类的安康，教会赐予我们圣餐，那是我们膜拜的顶巅。”
小礼拜堂是“复活的群体”总部的一个部分，建立在梅尔菲尔德山坡上一片小小的草地树林之间。这个地方是约克郡西区的一个镇。南面，越过山谷，初看是一片未遭损坏的山坡，绿荫里星星点点地露出几幢现代化建筑。但是人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沿街道往前走可到梅尔菲尔德工人俱乐部，再往南走几英里就是南约克郡矿山博物馆。1898年当“复活的群体”搬到梅尔菲尔德时，这个镇位于纺织厂和煤矿区的中央。山谷下有一条运河，每天有40艘驳船来来往往。当地的火车站是全国最繁忙的车站之一。工厂冒出的黑烟让地区主教注意到，在他的教区里想摘一朵花而不弄黑手是不可能的。到了21世纪初，工业增长减缓，空气干净了一点；但是运河对岸，昔日崎岖不平的人造草坡的轮廓依稀可见。
“群体”在英格兰工业区北部的发展归功于其19世纪的创始人查尔斯·戈尔，当时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开始疏远英国教会，对此他和他的教友们都十分关切。作为一个贵族，戈尔参加了在英国复兴隐居生活的运动。这一生活方式早在3个世纪以前的宗教改革中就被亨利八世取缔。戈尔深受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摈弃人吃人的资本主义，保护工会，在国际、国内都支持激进分子的活动。1902年，他投书伦敦的《时代》杂志，说如果英国不采取行动降低南非集中营里的死亡率，“我们国家的名声将抹上一个永远也擦洗不掉的污点”，为此有人攻击他是“亲布尔”派。
社会对于他们同情英国工人阶级的意图反应不一。英国的特权阶层住在过去的工厂主家，当地报纸称他们是有钱的、受过教育的、“有爵位的”知识分子，很难说他们对邻居到底了解多少。一位英国国教的普通信徒写道：“这些绅士们对于那些近在咫尺的工人们窘迫的生活状况一无所知。”然而，在英—布战争末期，当比勒陀尼亚的主教邀请“群体”人员去为德南士瓦金矿的工人们服务时，他们创立了一种在非洲更受欢迎的基督教团体，将精神控制和社会关怀合二为一，德斯蒙德·图图就是这种团体的受惠者之一。
如果我们把这个大陆上基督教信仰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欧洲传教士没有给非洲带来什么新东西。基督教在北非建立的时间早于欧洲大多数地方。原瑞典传教士本特·桑德克勒同他的研究助理克里斯托夫·斯蒂德一起编写了也许是这门宗教在这块大陆上最完整的历史。他指出，它是作为一门东方宗教来到非洲的。北非的科普特教会的历史可追溯到耶稣和他的父母为躲避希腊王而逃往埃及，在清真教到来之前就在埃及扎下了根。20世纪80年代，当埃塞俄比亚东正教的官员欢迎诸如德斯蒙德·图图这样的访问者的时候，把他们的历史追溯到使徒费利普给他们女皇的大臣施洗礼，这在《使徒行传》中有所记载。今天，在这块大陆其他地方，人们还在继续纪念这一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南非的英国圣公会把圣奥古斯丁称赞为最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对凡俗身份者所作的讲道的最高奖励是被命名为古奈人西门，他是一个非洲人，曾帮助耶稣把十字架送到髑髅地。
但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大部分地方，欧洲人花了400年时间传入基督教，而非洲人对此感情十分复杂。传教士们的政治纪录毁誉参半，有时是殖民主义的代言人，有时是批评家，常常不懂得尊重传播福音的国家的宗教和文化传统。
这些传教士来到的这块大陆，是一个同任何一个人类社区一样，宗教精神根深蒂固的大陆，也许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非洲，宗教绝不仅仅是宗教。”桑德克勒和斯蒂德说：
这是一种涉及社会诸方面的现实，它有助于解释社会，使个人生活和社区保持完整。乡村世界和精神世界并不是两个决然割裂的领域：两者之间不断转化。宗教是一个整体，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
然而，很多深入南非的传教士把那里的人们当做一块光秃秃的石板，等着他们在上面任意书写。他们既没有意识到非洲宗教传统的存在，也没有意识到西方基督教反映的是欧洲文化的积淀，而不是他们信仰的基本原则。在现在称为西开普的一个地区有一个名叫克罗托亚的科伊科伊妇女，她的悲剧就是早期土著人被迫接受西方宗教的典型例子。
1652年，就是荷兰西印度公司在北美洲新阿姆斯特丹建立30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扬·范·里贝克在非洲西南角建了一个加油站，为来往于东西之间的船只供油。他在一块土地上建了一幢房屋，后来成了开普敦英国圣公会大主教的主教院——再后来成了丽雅和德斯蒙德·图图的居所。范·里贝克的夫人玛丽娅来与他团聚，大家都认为他们是第一对到南非安家的白人夫妇。克罗托亚为玛丽亚干活，并且以爱娃的名字成了第一个皈依雇主宗教的科伊科伊人。她是一个狂热的教徒，并将自己的信仰传播给其他科伊科伊人，接受荷兰习俗，嫁了一个移居者。但是不久就传说她脱掉了西方服装弃家而去。据说丈夫逝世后，她的生活彻底崩溃，去世前成了一个酒鬼、罪犯。开普敦官方日记残酷地记载说，她几乎变成了一个荷兰人，谁知道回来时却“像一只狗……去舔食自己的呕吐物”。
南非第一批传教士是摩拉维亚人，1737年来自东德意志，在开普敦以东的科伊科伊创办了一个教区，命名为格纳登达或“慈悲谷”。（1994年，纳尔森·曼德拉当选总统，将他在开普敦的官邸重新命名为格纳登达。）他们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当——50年里，荷兰人一直压制他们——但是到了18世纪初，英国人把开普敦从荷兰人手中夺了过来，南非开始成为世界上基督教活动最繁忙的区域，最早的团体中最有名的是“伦敦会”（LMS），部分原因是探索者大卫·利文斯敦是其中的传教士之一，还因为在南非，他的一些先行者在保护科伊科伊人和恩古尼人的权利。“伦敦会”传教士约翰尼斯·范·德·肯普在认同当地人方面比同时代的人还要领先一步；他做的远不止容纳他们的文化，而且还用科萨语和科伊科伊语创造了一个词“乌提克索”来代替“上帝”，成了被人承认的求雨者，娶了年轻的马拉加士奴隶为妻，吃科萨食物，住科萨茅屋，很乐意接受土著人的传统穿着。他的一个同事批评他没有让他的皈依者文明化：“看来他认为更有必要从表面上模仿原始生活而不是劝说原始人模仿他自己。”
范·德·肯普对非洲文化的态度被当做异端，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岳父罗伯特·摩法特的观点。他强烈谴责反对殖民统治者的政治狂热，认为传统服装“令人作呕”——有一次他写道“随着福音信念缓慢而可靠的发展，家庭全体成员都有衣蔽体，心智正常”。德斯蒙德·图图在北开普省库鲁曼摩法特教堂庆祝教堂建立150周年的布道会上力挺传教士，向他们表示感谢。但是他也列举了他们的弱点：
人们常常把他们看做是欧洲扩张主义强权的左膀右臂……他们认为欧洲人就是基督教徒的同义语……他们经常让我们的人民因为是非洲人而感到羞耻，（还说）如果你们是非洲人，上帝不会听你们的祈祷的，除非你们穿上欧洲人的服装……他们常常破坏我们丰富的文化传统。
两个科萨先知在19世纪初浮出水面，他们寄希望于英国人包围的社会，这一观点鼓舞了那些同白人统治作斗争的后代，其中一个就是恩科西勒，也叫马坎达。他接受了基督教教义，并将其嫁接到科萨传统上，为反抗殖民侵略提供了一种宗教框架。他领导了科萨人抵抗英国人的第五次边塞之战，最后被俘，被囚禁在与开普敦遥遥相望的罗宾岛上，成了第一批被囚禁的领袖之一。如果我们把为自由而战的恩科西勒看做是19世纪的曼德拉，那么他的同事恩茨卡纳就可以看做是德斯蒙德·图图这一代黑人基督教领袖的先驱。恩茨卡拉的基督教信仰比恩科西勒更明确，强调做祷告、忏悔、改恶从善、服从上帝的意志和基督复活的中心地位。与那些搬去与传教士住在一起的皈依者不同，他仍住在自己的社区里，豹皮裹身，用科萨歌舞做礼拜。他以科萨传统为标志，开拓了一种彻底非洲化的信仰。

基本信息

• 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09年7月1日)

• 平装: 373页

• 语种： 简体中文

• 开本: 16

• ISBN: 721004079X, 9787210040798

• 条形码: 9787210040798

• 商品尺寸: 24.6 x 17 x 2.6 cm

• 商品重量: 481 g

• 品牌: 成都每日更新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 ASIN: B002IA05V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