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序5

历代评论

一  行行重行行16

二  青青河畔草29

三  青青陵上柏46

四  今日良宴会56

五  西北有高楼65

六  涉江采芙蓉76

七  明月皎夜光83

八  冉冉孤生竹91

九  庭中有奇树97

十  迢迢牵牛星105

十一  回车驾言迈115

十二  东城高且长123

十三  驱车上东门134

十四  去者日以疏142

十五  生年不满百149

十六  凛凛岁云暮164

十七  孟冬寒气至169

十八  客从远方来174

十九  明月何皎皎177

样章：

序

一

现代读者或许会偶尔翻开一部名为《文选》的古书。目录里，他会读到几行字：

·o第二十九卷

o诗己

·       o 杂诗上

o古诗十九首

天监十四年（515）至普通初年（520），梁武帝太子萧统遍览周秦以来诗文，在东宫学士襄助之下，辑成文选三十卷（自唐初李善起，析为六十卷），史称《昭明文选》。 

《文选》收录历代佳作，分赋、诗、骚、杂文四大类。首赋，次诗，继骚，终文。诗，又依内容和使用情境，分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䜩、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戌、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二十二类。前二十类，基本涵盖了一名南朝庙堂文士所能遇见的各种写作情境。其中所收，大抵为来历清晰的名家名篇。“杂诗”所收，则是溢出通常使用情境之外的作品。它们往往既不能用于庙堂，也与军旅、行役、社交关系不大。它们是诗，但不是那种有明确使用情境的诗。是故名曰“杂诗”。 

“古诗十九首”，是《文选》“杂诗”类的第一组。这个名号，或许得之于昭明太子萧统，或许得之于萧统身边的某位文士。他们是汉语史上最早使用“古诗十九首”这个名号的人。自此以后，人们渐渐习惯这个说法，也渐渐习惯把这十九首诗视为与众不同的独立存在。

现代读者提到“古诗”，通常只是现代时间上的今古之别：徐志摩的诗属于今诗，杜甫的诗属于古诗。萧统和他的朋友们或许不这么想。当他们谈到“古诗”的时候，除了是说一首诗的时间古早，还指出了诗的“匿名性”。他们所谓的“古诗”，不只指古人写的诗，还指不知哪位古人写的诗。 

《文选》“杂诗”类，始于“古诗十九首”。其次的七首，作者题为“李陵”“苏武”。接下去，是张衡、王粲、刘桢、曹丕、曹植……这说明，编者把“十九首”视为比西汉的李陵、苏武更古早的作品。当然，在后世读者看来，那几首题为“李陵”“苏武”的诗，作者归属也颇为可疑。它们可以同“十九首”一起，算作匿名的“古诗”。萧统和他的朋友们相信，这些诗的时代要比张衡、王粲、曹植更早。汉语诗史上，张衡、王粲、曹植等人，是五言诗的第一批伟大作者。但远在他们之前，汉语诗史已经出现了很多匿名的伟大诗篇。“十九首”就是代表。

“十九首”作者不详，题目阙如。后世读者只能以首句标记全篇，如“行行重行行”为“十九首”其一、“青青河畔草”为“十九首”其二……今天的读者，可以在“十九首”之外读到很多与之风格相近的作品。所有这些诗篇，都是汉语五言诗的早期杰作。为何偏偏是这“十九首”别为一组，至今成谜。有学者猜测，中古时期，“十九”是个有吉祥寓意的神秘数字。《文选》编者，或许只是为了凑足这个讨人喜欢的数字。当然，这只是猜测。

与《文选》同时或更早，很多伟大读者注意到这组匿名诗篇。西晋的陆机，曾作“拟行行重行行”等十四篇。每篇抽取原作意象、情境，演绎出一首新诗。这个做法，很像书家的临帖，在对范本的研习追随中，求得自家风貌。

南朝齐梁间，钟嵘、刘勰都提到这组神秘的古诗，及其诗史意义。钟嵘说：

古诗，其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清音独远，悲夫。

看来，钟嵘读到的古诗，远不止十九首。但他断定，众多佳作中，陆机追摹的那十四首尤其杰出。他的评价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钟嵘没有“十九首”的概念。但后代读者通常把他的话视为对“十九首”的定论。 

刘勰也在《文心雕龙》里提到古诗：

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关于古诗作者，钟嵘、刘勰知道一些不甚确切的传闻。比如有人说，古诗大多为汉初枚乘所作。还有人说，其中某篇为东汉傅毅所作，又有某某篇出自曹植之手。无论钟嵘还是刘勰，都不愿太过深究。他们看重的，是诗本身。这是一组足够伟大而不需要攀附作者的诗。刘勰称它们为“五言之冠冕”。意思是，它们是汉语五言诗的源头，更是汉语五言诗的至高荣耀。钟嵘、刘勰都不是“进化论者”。在他们眼里，诗，不会因其古老而显得低级。 

陆机、钟嵘、刘勰、萧衍之后，古诗成了汉语五言诗的公认典范。萧统选定的那“十九首”，更是其中的代表。唐代以降，读者们早已习惯把“十九首”作为一个整体接受下来。汉语诗史上，《古诗十九首》成了《诗经》《楚辞》之后又一必读原典。唐宋明清诸多诗话，凡谈诗者，必自《诗经》起，凡谈五言诗者，必自《古诗十九首》起。《古诗十九首》，早已不只是十九首诗。它已成为汉语的基本教养。 

现代汉语世界，《古诗十九首》不再是必读原典，不再是必备教养。或许只是在大学中文系，才有人谈论它。

五十多年前，游国恩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通行全国。那个年代，大学者用“战斗”的语言审判古人：“今存无名氏《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品。它们的基本内容反映了没落时期剥削阶级的思想情绪。它们是汉末黑暗动乱社会中一般下层文士毫无出路的痛苦呻吟，反映了汉末尖锐的阶级矛盾。”此类语言，不知培育出多少习惯于粗戾的中文系毕业生。

二十多年前，我在南开的阶梯教室听叶嘉莹先生讲《古诗十九首》。素朴的诗句、舒缓的语调、优雅的仪态、颠沛的人生交相映射，举座动容，至今难忘。

十多年前，我在书店翻阅某教授著作，洋洋四十万言，断定《古诗十九首》为曹植所作。其引用之渊博、论证之荒唐，意趣之琐屑，可敬，可悲，可笑。

十几年来，我在大学中文系讲授《古诗十九首》。期末试卷，必有“简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之类大题。学生敷衍满纸，言不及义。可叹，可怜。学生可怜，教育可叹。

二

本书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种私人阅读的尝试，或者说，展示一种私人阅读的可能性。 

这是一份《古诗十九首》的私人阅读笔记。每首诗配有： 

诗脉：我参考李善以来的历代注释，对语词、单句、意脉做了疏通串讲。对一些段落的理解，或与传统注家不同。 

诗旨：选了清人张庚（《古诗十九首解》）、姜任修（《古诗十九首绎》）对诗旨的解说。他们对诗的理解，代表了古代读者的一般看法。有些说法，或许会让现代读者感到隔膜，但却未必没有道理。至少，在现代读者只能读到爱情的地方，古人能够读出更多东西。 

和诗：西晋陆机有“拟古”十四首（现存十二首）。我把其中的十一首，附于同题的”十九首“之后。此类拟古写作，犹如书法中的临帖。高手临帖，既传原作之神采，又抒一己之性情。临帖本身，就是创造性的阅读。读大师的拟作，就是向大师学习阅读。 

外传：这是十九篇札记。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我集中精神重读《古诗十九首》，记下联想、思考、感受。如果换个时间重读，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联想、思考、感受。但阅读就是这样。每次阅读都是独一无二的。我想原封不动把这独一无二的阅读记下来。因为它们是从《古诗十九首》里生长出来的。它们记录着一个现代心灵与古典之间的关系。“外传”这个说法，来自《韩诗外传》。那是一部汉人解读《诗经》的古书。那部书解读《诗经》，不是用训诂，而是用故事。一首诗，或诗中的某一句，一旦嵌进一个故事，意味立刻丰盈起来。我喜欢读《韩诗外传》，读《古诗十九首》时，也总是想到一个又一个故事。我觉得，诗和故事，可以彼此照亮。于是，我把它们记下来。它们是我进入《古诗十九首》通道，或许也可以成为某位陌生读者的通道。

诗可以兴：这是十九首用现代汉语写成的诗，是我过去几年的习作。每首诗的灵感，都来自某部经典，有的就直接来自《古诗十九首》。把这些习作放在这里，不是因为写得好，而是因为它们记录了那些“不得不写”的激动瞬间。孔子说“诗可以兴”。“兴”，是阅读能够给人的最好馈赠。一个读诗的人，忽然觉得心里有某种东西醒过来，他不能再停留于被动阅读，他想要和他读的东西对话，向它们致敬。因为他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苏醒感。于是就有了那些“不得不写”的瞬间。“诗可以兴”的意思是说，一首好诗，一次投入的阅读，理应让人抵达这样的瞬间。 

本书的副标题是“《古诗十九首》里的生活与英雄”。有些现代读者从“十九首”里读到的是爱情、乡愁、享乐。有些古代读者从爱情、乡愁、享乐的背后读出君臣际遇、德性、操守。每位认真的读者都尽了自己的努力。为了理解一首诗，他们会把诗与自己最刻骨的体验、最重大的关切联系起来。现代人从爱情中看到爱情，古代人从爱情中看到政治，都在情理之中。我从“十九首”里读到的，是一位又一位不知名的兄弟，在各自的生活里坚守着人的样子。我把这种坚守称为“英雄气概”。“英雄气概”不只属于传奇故事里的喋血英雄。所有在日常生活里捍卫日子、守住人的样子的人，也是英雄。我在“十九首”里遇见的，就是这样的英雄。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在阅读这件事上，谈论“正确”，意义不大。我只知道，我尽了我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