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所有孩子都让我感到厌烦，但安德蕾不一样。课间活动的时候，我们俩一起散步，从一间教室走到另一间，她总能把我逗乐：一会儿形神毕肖地模仿杜布瓦小姐那些突然的动作，一会儿模仿校长汪德鲁小姐柔滑的嗓音。她从她姐姐那儿知晓了一大堆学校的小秘密：这些女老师属于耶稣会，头发边分的是初习修女，发了誓愿之后，头发会改成中分。杜布瓦小姐才三十岁，是她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她去年参加了中学毕业会考，一些高年级学生在索邦见到了她，她当时红着脸，为自己的裙子感到窘迫。安德蕾的大胆无礼让我有些愤慨，但我觉得她非常有趣，当她即兴表演两位老师的对话时，我帮她演对手戏。她对老师们的夸张模仿惟妙惟肖，上课时看到杜布瓦小姐打开点名册或合上一本书，我们俩经常心照不宣地碰个肘。有一次我甚至捧腹大笑，要不是平时举止端庄、品行良好，老师早就让我站到门外去了。
刚去安德蕾家玩的时候，我惊愕不已：除了她的兄弟姐妹，安德蕾家还有格雷奈尔街她亲戚家的一群小孩和其他玩伴，所有这些孩子追着跑着、喊着唱着，乔装打扮成各种模样，一会儿跳上桌子，一会儿掀翻椅子。有时玛璐会出来干涉一番，她十五岁了，喜欢摆出一副小大人的神气，但她刚一出面，卡拉尔夫人就说：“让这些孩子玩吧。”我感到不可思议：孩子们万一在哪儿磕破摔肿，弄脏衣服，打碎盘子，她也居然无所谓。“妈妈从不生气。”安德蕾边说边露出胜利的微笑。黄昏将至，卡拉尔夫人走进被我们蹂躏过的那间房，扶起东倒西歪的椅子，擦一擦安德蕾的额头：“你还一头的汗！”安德蕾紧紧贴着母亲，有那么一瞬间，她的脸庞起了微妙的变化。我觉得有些不自在，便扭头不再看她，尴尬中也许还混有几分嫉妒、些许渴望，以及对神秘事物怀有的那种恐惧。
人们告诉我，应平等地爱爸爸妈妈。安德蕾毫不掩饰她爱妈妈甚于爸爸。“爸爸太严肃了。”有一天她平静地告诉我。卡拉尔先生让我感到困惑，因为他跟我爸爸很不一样。我父亲从不去做弥撒，我们跟他说起卢尔德奇迹时，他只是笑笑。我听他说，他只有一个宗教信仰，那就是对法国的爱。父亲不信教，对此我并不感到难为情，就连极为虔诚的妈妈似乎也觉得他很正常。一个像爸爸这样的高等男人，不同于女人和小女孩，他跟上帝一定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相反，卡拉尔先生每周日都跟全家人一起去领圣体，他蓄着长胡须，戴一副夹鼻眼镜，空闲时忙于慈善事业。在我眼中，他光滑的毛发和基督教美德让他变得女性化，贬低了他的地位。我们只有在极少的场合才能见到他。家中事务都是卡拉尔夫人在操持。我很羡慕她给予安德蕾的那种自由，不过，虽然她总是一团和气地跟我讲话，但在她面前我总感到不太自在。
有时安德蕾对我说：“我玩累了。”我们就去卡拉尔先生的书房坐下，不开灯，这样别人就无法发现我们。我们天南海北地聊，这真是一种全新的乐趣。平时父母跟我说话，我也跟他们说话，但我们不是在聊天。跟安德蕾是真正的交谈，就像爸爸在晚上跟妈妈的那种交谈一样。安德蕾在烧伤康复阶段读了很多书，令我吃惊的是，她对书里的那些故事似乎信以为真：她讨厌贺拉斯和波利厄克特，欣赏堂吉诃德与西哈诺.德.贝热拉克，仿佛这些人有血有肉地存在过一样。对于历史长河中的人与事，她也有着泾渭分明的立场：她热爱希腊，厌恶罗马；对路易十七及其家族发生的不幸无动于衷，却为拿破仑之死黯然神伤。
她的很多观点都具有颠覆性，但鉴于她尚且年幼，老师们也就原谅她了。“这孩子很有个性。”学校的人这样说她。没过多久，安德蕾便补上了落下的功课，我差点没能超过她的写作成绩。她很光荣地将自己的两篇作文抄写在学校范文本上。她钢琴弹得很好，一下步入中等生行列，她也开始学小提琴。她不喜欢缝纫，但心灵手巧，熬制焦糖、做油酥饼、做松露巧克力球，样样在行。虽体形娇弱，但她会侧翻筋斗、跨一字，做各种翻转动作。不过，在我眼中，她最大的魅力并不在这些方面，而在于一些我从未真正理解的奇怪特征：当她看见一只桃子或一朵兰花，甚至仅仅听到别人在她面前提到桃子或兰花时，她就会微微颤抖，胳膊上起一层鸡皮疙瘩。在这一刻，个性—她从上天那儿得到的馈赠，以最动人心魄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我惊叹不已。我心里暗想：安德蕾一定是那种神童，将来会有人为她立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