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辟：查理二世和他的王国，1660—1685》是蒂姆·哈里斯“斯图亚特王朝三部曲”的第yi部，描绘了17世纪末英国这段异常动荡的时期。在经历了内战、查理一世被处死和克伦威尔的共和政体之后，查理二世的回归虽然一开始几乎受到了所有群体的欢迎，但这只是暂时掩盖了英国在意识形态、地理和宗教方面的持久分歧，因此表面的稳定不过是在等待裂变的过程。

在这本书里，哈里斯打破了人们对英国复辟时期的普遍印象——在一位风流快活的君主统治下，人们从清教徒的肃杀统治中解脱出来——而重新构建了王权复辟下的社会悲剧：二十年的内战和共和统治结束之后，人们紧接着在一个残暴政权的控制下备受折磨。

作者|蒂姆·哈里斯 Tim Harris

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博士， 1983年成为埃曼纽尔学院研究员，1986年起任教于布朗大学（芒罗·古德温·威尔金森欧洲史教授）。他从事英国现代早期的政治、宗教、思想、社会和文化历史研究，为博伊德尔出版社编辑《早期现代文化、政治和社会史研究》（Studies in Early Modern Cultural,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丛书，著有《斯图亚特王朝后期的政治：1660—1715年分裂社会中的政党冲突》（Politics under the Later Stuarts: Party Conflict in a Divided Society, 1660-1715）、《查理二世统治时期的伦敦人群：从复辟到排外危机的政治与宣传》（London Crowds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 Politics and Propaganda from the Restoration to the Exclusion Crisis）等书。

第一部　从复辟到危机（约 1660—1681）

第一章　“这国将站立不住”

第二章　天主教和专制统治

第三章　为人民的安全而忧

第二部　王党反扑期间（约 1679—1685）

第四章　对症下药

第五章　管制有术

第六章　从博斯韦尔桥到威格敦

第七章　不满分子与忠君人士

结 论

注 释

一部政治的社会史

本研究的一大主题是，1600—1688年间王权的兴衰与公众舆论的气候密切相关。查理二世之所以在1670年代末陷入麻烦，是因为他的政权疏远了太多的人。相反，1680年代初王权的复兴，跟王权有能力将公众舆论争取回来有着莫大的关系，而詹姆斯二世时期王权的崩溃则与王权无法让公众舆论支持其宏大且有争议的政策有关。这里要强调的是，无论我们把革命看成仅仅是一场自上而下（甚至外来）的王朝政变，还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公众舆论的重要性对我们理解革命本身，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也迫使我们将政治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之中。不过，如果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首先思考精英阶层以下的人群的政治化程度。民众有什么政治可言吗？如果有的话，他们又是怎样了解政治的？

方式之一显然是通过媒体。从内战前夕出版审查制度瓦解开始，17世纪印刷出版业的产量急剧增长。尽管相关限制于1650年代和复辟时期卷土重来，但它们从未彻底落实，而且随着1679年《许可经营法》暂时失效而再度解除。在王位排斥危机和光荣革命期间，（各种政治立场的）政治精英无疑尽一切可能利用印刷媒介，以影响公众舆论。印刷品，尤其是篇幅较短的小册子、单张新闻页以及大字海报广为流通，它们还常常放在咖啡馆等公共场所，让买不起的人也能一睹为快。到17世纪末，光是大伦敦地区的咖啡馆可能就多达 2000家，但咖啡馆绝不是通都大邑才有的事物，因为英格兰全境的大城小镇都找得到，苏格兰和爱尔兰也有。尽管已经有了印刷媒体，很多人仍然通过简报这样的传统手抄出版物来获取信息，而且虽然订阅的价格不菲，简报也常常会放在咖啡馆和酒馆中供更多的人阅读。的确，有人说在复辟时期的英格兰，每个村子的客栈里都能找到简报，而当地乡绅常常还像“新闻报道员”一样解释其中的内容；简报甚至有时会被张贴在街头让公众细细品读，而且人们不光是读，还会抄下来进一步传播。在1670年代末和1680年代初的苏格兰，汉密尔顿（位于格拉斯哥近郊）的牧师会定期收到爱丁堡一名通讯员的简报，简报不仅报道苏格兰新闻，也报道英格兰新闻，内容可能是从爱丁堡流通的简报中摘取的。在爱尔兰，简报不仅在首都都柏林传播，也到达了像金塞尔和约尔这样的地方城镇。

但印刷或手写的媒体，能对整体民众有何影响？毕竟这个社会的识字率不是较低吗？其实有一些很有说服力的理由，让我们不应对当时大众的政治意识过于悲观。首先，识字率并没有以前人们说的那么低。据一项重要的现代研究统计，1640年代初，英格兰只有30%的男性和10%的女性识字（以能够自己签名为标准）——尽管在乔治一世登基时分别提高到了 45%和25%，但这些数据看起来似乎还是比较低。不过这些比例容易迷惑人。全国性的平均数并不是很有意义，因为识字状况有显著的区域性和行业性差异。这些总数所依据的样本比较偏向于农村，而城镇居民的识字率往往比农村居民的更高。识字率最高的是伦敦，1641—1644年有将近80%的成年男性能够签自己的名字。此外，中等阶层的识字率往往比底层民众更高：自耕农、工匠和学徒能自己签名的可能性比普通农民、劳工和仆人更高。更重要的是，以能自己签名为标准的方法显然会低估近代早期英格兰的识字率，原因很简单，即人们在学写字之前要先学认字：能认字的人比能写自己名字的人要来得多——可能多达总人口的一半。而且，女性往往会接受教育到能够认字的程度，但在开始学写字之前就辍学了，因此有理由怀疑女性的识字率和男性差不多。对苏格兰的研究表明17世纪七八十年代约有三分之二的苏格兰男性识字，尽管这一样本偏向于识字更为普遍的城镇和低地。其实苏格兰和英格兰一样有着显著的区域性和行业性差异，1640—1699年有82%的劳工不识字，而农村和高地的文盲率也要高得多。爱尔兰也是如此，中上层民众和城镇居民的识字率最高。例如，一项有关1651—1652年都柏林债务案件的研究显示，66%的担保人能够签自己的名字；到 1690年代，这一数字达到了近80%。显然，都柏林当地的所有精英都识字，而工匠和酒业从业人员的识字率也在70%到80%之间。相反，屠夫和面包师大多目不识丁。比较富裕的佃农能够识文断字：1653—1687年在凯里郡卡斯莱兰的赫伯特庄园签订租约的人中，有超过 73%能签自己的名字（爱尔兰本地人中有66%，移居者中有83%），而这一数字在唐郡的希尔庄园高达85%，尽管后者涉及的人主要来自中等阶层。总之，务农的人并不那么需要认字，也不太有办法学习认字。因此在17世纪下半叶，安特里姆郡巴利米纳周围的阿代尔庄园里只有33%的佃农和自耕农能够签自己的名字，而从事手工业的人则高达94%。

简而言之，识字比我们过去认为的更为普遍。一个人即便不识字，也不见得就无法了解政治。民众不必通过媒体才能得知政府的所作所为；他们生活在政府的统治之下，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有切身体会。经济法规、征收赋税、强制服从国教以及法律政令的实施方式都能塑造民众对掌权者的态度。的确，这些态度是会被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所精炼、调整、重塑乃至引导的。而且当我们在讨论媒体的时候，不应只考虑到印刷品。传统的口头传播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布道是传播政治信息和政治观念最有力的工具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会对讲坛上的敌对政治言论进行压制，同时鼓励教士散播有利于王权的观点。甚至我们在研究书面材料时，也必须意识到其内容常常会经过口头传播。缺乏阅读能力并不一定会让人无法获取通过印刷或手抄形式传播的政治新闻，因为不识字的人可以聚在识字的人身边，听后者大声朗读一段最新的政治讽刺文章。我们甚至能找到一些例子，包括地方的党派活跃分子朗读小册子以教育路人，或者进到酒吧里，“向一帮穿着围裙的人滔滔不绝地讲论”政治权力应有怎样的界限。口耳相传对于传播最新的新闻和传言仍旧必不可少。人们通常会问过路的旅人或外出归来的人（尤其是那些从首都回来的人）“有啥新闻”，而他们又会很快将听到的消息通过传统的地方传播网络——不管是教堂、集市、酒馆还是咖啡馆——散布出去。人们对听来的事情的反应不亚于对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这就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事实上，谣言将在动摇复辟政权的过程中一再发挥关键作用。

公众示威是政治传播的另一种形式。与阅读一份辉格党的反天主教大字海报一样，一名旁观者也能“阅读”公共仪式，例如王位排斥危机高潮时伦敦支持王位排斥的人精心策划的焚烧教皇肖像游行。这是另一种大众可以加以利用的媒介（和谣言一样）。既然游行可以像小册子一样“阅读”，那么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通过策划一场戏剧性仪式来编写自己的“小册子”，不仅旁观者可以目睹，之后写新闻或政治评论的人也可以在他们的简报或大字海报上记下一笔。

这样，我们要面对的就是一幅更加复杂的画面，而非仅仅是精英通过印刷媒体来接近民众并试图对他们进行政治化——至于那些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的人就被遗弃在某种无关政治的真空之中。民众也会以别的方式被政治化，特别是通过他们对政府政策效果的经验。不光他们读到的小册子或定期出版的新闻，他们从布道中听到的、从公众示威中看到的东西，以及那些口耳相传的话，或者他们时下信以为真的谣言，也会组织、塑造并动员他们的认知、期待、认同、理想、观点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