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清代大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贡献巨大，连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都对其尊敬有加；有一位有德长者，不以身份高贵而怠慢穷士。注重以诗会友，以文论交。从不恃官高位重，凡是同好，不论贫富总乐于之结交。

他就是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禛，中国著名的“神韵说”流派的代表诗人。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在他的名气面前都要逊色三分。

王士稹，字子真，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生于1634年，卒于1711年，享年78岁。他原籍山东诸诚，后祖上迁居新城，遂为新城人。22岁中进士，26岁授扬州府推官，后迁礼部主事，最后累官至刑部尚书，一生做官45年，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好官，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勤于著书，有《带经堂集》、《渔洋诗集》、《池北偶谈》等数十种五百六十多卷，其诗论“神韵说”影响深远，由于他的诗论和创作顺应了清初社会发展历史潮流，反映由此带来的诗风转变的共同趋势，又取得很高成就，产生广泛影响，一时门生半天下，诗友数百人，他主持风雅达五十年之久，被尊为“一代诗宗”，“文坛领袖”。

《渔洋山人精华录》是清王士禛的诗集，共十卷。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写刻本，十一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旧装一函四册。全书由王士禛门人林佶以软体字手书上板，为有清一代写刻本中声名最著者。当时有“林佶四写”之美誉，此即其一也。林氏工书，善篆隶，尤精小楷，他的写刻本是清刊中的绝对翘楚。

林佶（1660～1722）清藏书家、书法家。字佶人，号鹿原。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康熙三十八年举于乡，五十一年特赐进士，授内阁中书。工于诗文，通书法，精于小楷和篆隶书。文以汪婉为师，诗以陈廷敬、王士祯为宗。“林佶四写”即汪琬《尧峰文钞》、陈廷敬《午亭文编》、王土禛《古夫于亭稿》和《渔洋山人精华录》，极富盛名。从其刊行时间均可知，它们分别为《尧峰文抄》康熙三十三年(1693)、《渔洋山人精华录》康熙三十九年(1700)、《午亭文编》康熙四十七年(1708)，历时约十五年。当然，抄录实际上用不了十五年。他所抄的四十卷本《尧峰文抄》，也只不过费时一年半而已。因出于对师者的尊重，无功利因素影响，就能得以长续持久地从容书写，也就能保障了“作品”的精致。很显然，林佶写刻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读者专门欣赏其书法，而是为了让书籍更加美观，使读者可寓欣赏于阅读之中，增加阅读效果。

王士禛之所以受人尊重，盛名于天下，和他的家庭背景是紧密相关的。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仕宦家庭里，这个家族自明后期至清中叶前后二百多年间出进士31名，举人46名，出仕为官者一百多人，其中文学著述者50余人。王氏家族可谓科甲蝉联，簪缨不绝，人才辈出，成为“江北青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王渔洋萌发对诗文的兴趣，除去本人勤奋学习，刻苦努力外，家学渊博即是重要的因素。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人，与王渔洋同时代，而籍贯邻县，然而两人社会地位却很不一样，王渔洋身为贵族势居高位，而蒲松龄始终是个穷塾师。但王渔洋先生很赏识蒲松龄的道德学问，蒲松龄也很敬重王士禛为官清正，以及诗文造诣，彼此结交为好友。蒲松龄著《聊斋志异》，王士禛为之评点扬誉。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诗风秀雅、温厚。康熙皇帝专门为他写“带径堂”“信古斋”两堂额，能蒙皇帝如此垂青，是封建社会文人中不多见的，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从而宦途通达，王渔洋的诗起了相当的辅助作用。由于他的诗得到了皇帝的褒扬，即进一步确立并稳固了他的诗坛领袖地位，引导了一代诗风。

王士禛“神韵说”其观点的主旨是：诗写景尚“清远”，诗抒情贵“朦胧”，诗用词宜“明隽”，而诗“总其妙在神韵”。王士祯倾心推重司空图和严羽的诗论。他的诗论象严羽一样，十分赞赏诗“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感特性，十分重视诗的蕴藉含蓄。

所以，读王士禛的诗，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美感，总有一种强烈的色彩感。他其实是清代第一位在诗歌创作中有意识的引入接受美学思维的诗人。

很多人没有读过王士禛的诗，《渔阳山人精华录》即收录了他全部的诗作。为了传播美，壬寅初冬，扬州古椿阁以著名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林佶写刻本”为底本原大影印，以手工宣纸、真丝宋锦精心制作，收入第四批“古椿阁再造善本丛刊”（最后一批），限量发行200套，以飨线装书爱好者。每套分装一函四巨册，出版社定价2680元。(古椿阁经籍国内一律包快递)

诗写得好，书刻得美，料用得精，又是名人长物，此等人间难得之珍，你还犹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