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心理学家长销代表作，跨越时间与国界，引发无数读者共鸣 *剖析养育过程中的分离难题，帮助父母走出压抑许久的情绪困境 *基于荣格心理学理论，深入心理咨询现场，富有启发之余不失温柔细腻 *德语原版直译，新增多条注释，语言流畅，阅读无障碍

晚产的孕妇“想把孩子留在腹中，不愿意放手”；
居家多年的全职太太，反复怀念子女离家前的时光；
面对儿子的青春期而不知所措的父亲，希望他永远停留在十岁；
……
这些是心理咨询室里来访者的困境，也是大多数父母未曾表露的心声。在《学会放手》中，心理学家卡斯特提醒我们，当日渐长大的孩子开始与父母告别时，父母也要学会重新独立。在这一转折点上，如果父母能理解对孩子的依恋、嫉妒和焦虑从何而来，并思考如何开启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那么，与孩子的分离将不再只是创伤，它会变成父母的成长之礼，带来新的亲子关系、新的人生，乃至新的自我。

前 言
1. 投入与放手
2. 脱离过程
脱离阶段是告别阶段
3. 哀悼过程
不同的阶段
哀痛和抑郁的区别
4. 脱离中的哀悼——一段人生的完结
5. 青少年如何与父母分离
6. 被回避的脱离
格尔达的案例
变化过程
7. 寻找全新身份认同之困难
身份认同的意义
从派生身份认同到自主身份认同
与母亲的抗争
女儿脱离母亲
8. 看似不可能哀悼时，如何脱离
9. 在职母亲的脱离问题
10. 困难孩子的困难脱离
11. 身份认同的核心问题
参考书目

维蕾娜·卡斯特（Verena Kast ），世界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苏黎世大学心理学教授、苏黎世荣格学院导师，曾任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瑞士分析心理学会主席，已出版《爱的本质》《哀悼时刻》《创造性飞越》《克服焦虑》《梦：潜意识的神秘语言》《人格阴影》等著作二十余部，作品被译为十余国语言。

脱离中的哀悼——一段人生的完结
哀悼是正当的，我们借助现存的自我重新将自身组织起来。从这两个前提出发，我将在这一部分解释在脱离过程中，我们对哀悼过程做出的最重要的调整。
不同于生离死别带来的普遍哀痛，人们在脱离时更长地停留在“不愿承认阶段”：他们自欺欺人，假装没有太多改变。他们会说：“她虽然现在离开了， 但始终还是与我们在一起的，其实什么都没变。”这就证明了在家庭的动态发展中，人们不愿承受并排斥任何变化，无论这些变化是剧烈还是轻微。
如果哀悼过程是由脱离引发的，混乱的情绪迸发阶段会比其他情况稍微和缓一些。这可能只是假象：父母对于孩子的某些朋友常常怨念十足，认为他们“带坏”了自家孩子：这些朋友撺掇他们搬出去住，或者只是单纯与他们交好.照父母的话来说就是“没安好心”，让他们无论如何都要疏远父母。很多翁婿、婆媳等关系中出现的问题，都要归于此类愤怒和痛苦的投射：父母无法承受怒火，觉得自己百般照顾孩子，孩子却这么一走了之，还把别人认定为生活中更重要的人。新的关系对象使他们的怒火变得合情合理，并且得到宣泄。父母对孩子的情感也由此显得极其混乱复杂：他们怒气冲天，不想知道孩子的任何消息，却又感觉自己依旧如往常一样深爱着他们，一旦孩子们重新出现，父母还是会欢呼雀跃。不过，这种感情很少被谈及，人们也要求处于脱离阶段的父母要压抑自己，不要讲出自己的感情。有
时候，即使是亲密同居的父母双方都不会对彼此谈起这些，对这一问题讳莫如深。或者还有一种情况是，人们谈论这种悲伤之情时，将其局限于一种已知的模式：一方表达自己的感情，甚至可能非常热切激烈，另一方则试图安抚，证明这种事习以为常，不该无缘无故反应得这么“夸张”。孩子离开父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即使正常，也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带来悲痛，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不应表达出自己的哀伤。在脱离带来的哀悼过程中，负罪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里不仅指青少年对父母的负罪感，因为他们在离开父母的时候，确实会感到内疚。为了抗拒这种负罪感，他们便将其投射到父母身上。父母成了替罪羊，他们也正是如此表现的。另一种负罪感，则是人们闭口不谈的父母的负罪感：这也是一种隐秘的共识，人在一生中总会对自己的孩子心怀些许愧疚，毕竟人终究只是人罢了。如果能够为这种负罪感找到具体对应的过失，并且承认和接受它，就能带来很大帮助。否则，父母很容易在负罪感的驱使下，更加猛烈却也更加徒劳地去尝试“补偿”孩子，往往还是在错误的时机和地点。另一种可能是，父母为了摆脱负罪感，从自己的角度重新寻找替罪羊。又或者有时我们几乎纵容自己沉溺在某种负罪感里，以便不必去直视我们真正感到内疚之处，避免回顾这种不断加深的内疚感。
哀悼的第三个阶段中，很多父母频频思念孩子， 满怀忧虑，仿佛这样的思念能让自己回忆起过去，给彼此共同解决问题的机会。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实现的。哀悼逝者时，人们只能看见彼此过去关系中的问题，并在新的关系中加以重视，或至多完全避免，但以往的问题无法改变。亲子关系则并非如此，但人们仍常常兀自被忧虑折磨，而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忧虑似乎什么也改变不了。它是对青少年可能独立生活的一种掩饰性的疑虑，常常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自然而然会被年轻人抵触。我们要在真正的放任以及友善的关切之间找到一条道路：放任要以对年轻人能力和潜力的信赖为基础，而关切则不应显得很突兀，却也要足够清晰，体现出父母仍然在身边，并非对孩子的未来生活毫不关心。
这一阶段也会出现理想化的情况：人们掩饰因失去而抱有的恼怒感以及负罪感，以此来欺骗自己，认定自己培养出了举世无双的理想孩子。很多时候，孩子的伴侣也连带着被贬低。适度的理想化是为人父母之常情，然而极端的理想化却会让孩子感到，父母其实并未真正了解他们，如此，脱离过程很容易陷入僵局。
回忆活动并不经常发生：我们偶尔才会想到，多年来，与孩子的共同经历和生活在我们身上唤醒了一些东西。即使如今孩子已长大，不再与我们生活在一起，这部分也并不会消失，而是在内心长存。倘若我们能够早早意识到，自己终有一日要回忆过往，或许就能更好地准备和开展这种活动。这样，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即使是在相对缓和的阶段，我们也能够逐渐体会出内心苏醒的东西，这种活动就像是一种共同参与的仪式：人们不时地聚在一起，思考彼此有什么地方激发了对方，或好或坏。在未来，孩子将不再持续陪伴我们，也将不再激发我们的变化，因此这种活动就像是着眼未来，为真正的告别而做的预备练习。
每个孩子都会带来完全独特的刺激，有好的也有坏的方面。这些方面相当宝贵，仅仅存在于这段关系之中，也只会被这个特定的孩子激活。此外，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孩子激发出的部分也各不相同。对比而言，儿童一般会唤醒我们的童真和为人父母的能力。婴儿则唤醒大多数人的柔情、保护欲以及庇护本能， 也有一部分人由此产生想要和小生命融而为一的情感，一种共生的、无限的、不可动摇的亲密感，这些情感都与强烈的信任相连。
这些小生命给予我们无限信赖，而随着孩子独立，我们与之产生的融合感也会逐渐消失。但记忆中的情感并未离散，我们仍能回忆起它们。与孩子的共同生活不断激发着我们其他方面的童真：举个例子，谁会到了三十五岁还坐在沙堆旁边兴致勃勃地玩耍呢？小孩子能够满足我们内心孩子气的一面。在沙堆旁玩得最尽兴的恰恰不一定是小孩子，父母也常常乐在其中，更不用说之后的小汽车、铁路、玩偶小人。
拥有各种各样兴趣的学龄儿童，让我们又经历了一次基础教育，并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新的东西。他们也为家庭带来了新的模式。关于这点，父母经常嫉妒与孩子建立关系的新对象：这不仅意味着孩子不再单纯地依赖父母，也证实了孩子具有爱的能力，也能爱别人。所有人都希望拥有这样的孩子，但我们的嫉妒该怎么办？我们难道不能放手吗？
直到孩子大约十二岁为止，大部分父母身上都享有被孩子唤醒的方面：这是一个机会，他们得以补回自己在孩童时期那些失之交臂的东西。父母内在的童心由此被激活，它毕竟是创造性、灵活性、投入性和向新方向发展的基础。通过向父母发起挑战，孩子为家庭生活带来推动力。但青春期的孩子也激发了父母的青春期。虽然现在这些刺激突然间不再明显地被感知到，但它们一定就在那里：想想看，十几岁的孩子经常带回来我们不懂的音乐，让人疑惑不解；他们怀揣的世界观是我们最不信任的；生活中极其吸引他们的，恰恰是我们极力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