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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一部讲述中国现代词学的学术著作。
2.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刘永济、沈祖棻、叶嘉莹等词学大师的词学传统基本来自于中国18世纪张惠言所开创的传统,这个传统不同于王国维的传统,也更不同于当时胡适所归纳的作为一种白话文学的词的传统。这个传统意味着18世纪中国词学在20世纪的延伸,龙榆生形容为“流风余沫,至今未曾衰歇”。
3. 书中使用的手稿和民国报刊第一手“讲故事”的史料多为首次使用,例如,张尔田的很多史料和手稿、刘永济在武汉大学的未曾公开出版的课程讲稿等。

《现代词学的起源》是一部打破传统思维的著作。全书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立场出发,对于现代词学史上一系列重要的人物和他们的思想进行再检讨和再阐释,这一研究思路对于当前词学界的客观还原式研究有变革的意义。
——陈水云,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词学研究会副会长
“现代”与“词学”的组合初看正常,琢磨一下却十分奇特。已知词是个特殊而固定的文体,近似五言七言七绝,传承了千百年而变通空间不大。若不是对专门的研究者,一般会归类于古典文学门类和文论的范畴。然而《现代词学的起源》却告诉我们,词学的现代研究是在二十世纪初年同新文学一起开始的,是和新文学的对话,甚至可能是分流。《现代词学的起源》再次证明,词学不只是一种传统文论,现代词学的研究从对整个词史的评价和认知入手,触动着对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本身的定义。
——孟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

这部中国现代词学的学术著作,立论新颖,史料丰富、独具特色,对中国现代词学的起源进行了很好的探究,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价值。
全书从中国现代学术文脉传承入手,着重阐述了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张尔田、刘永济、沈祖棻直至叶嘉莹等现代词学大师们词学来源,但同时也较有见地地提出他们受师辈们的影响较大,而他们师辈的词学传统基本是来自于18世纪张惠言所开创的传统,这个传统不同于王国维的传统,也更不同于当时胡适所归纳的作为一种白话文学的词的传统。这个传统意味着18世纪在20世纪的延伸,是龙榆生所说的“流风余沫,至今未曾衰歇”。

张耀宗,文学博士,现为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在《光明日报》《清华大学学报》等发表论文多篇,编有《文房漫录》《留学时代》等。

序 大于人类的文化一瞥 1
引 言 1
第一章
走出文学史的视野:朱祖谋《词莂》的历史语境与
晚清词学 1
一、两种评价 3
二、《词莂》与常州词派 9
三、小令的意义与毛奇龄的再发现 19
第二章 论张尔田的词学 27
一、张尔田与晚清词学 30
二、新旧之间的张尔田词学 37
第三章 不古与不今:围绕胡适《词选》的讨论 47
一、文学史与复古主义 76
二、回归的意义:南宋词及其他 99
三、从词人到作家 117
第四章 “本事”背后的“风人” 131
一、从《彊村本事词》到《乐府补题考》 133
二、“风人”:考证学视野中自我的政治 153
第五章 如何读懂一首词 197
一、阅读的现代性 206
二、两种传统的矛盾 238
三、比兴的旅行 257
余 论 抵抗的学术史 283
参考文献 297
附录一 作为思想话题的国文 305
附录二
读罗钢《传统的幻象 :跨文化语境中的
王国维诗学》 340

引言
一
清末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对中西问题或新旧问题的辩论。几乎可以这样说,向中西问题或新旧问题的复归是现代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推手。现在我们时代文化心态的一个独特性在于可以对西方文化平视,因此也就存在了对近代以来面对中西文化碰撞时不同的学术文化思路予以重新审视的可能性,也在这个意义上可能会超越保守与激进的简单划分,而重新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呈现出来。传统对于晚清民国那一代学者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上以不同形式呈现的话题,而且是在现实世界里面要予以辨析的价值观念。钱穆在回忆自己学术历程时说,自己在上小学的时候受到体育老师钱伯圭的一番关于中西文化比较言论的刺激,一生记忆犹新:“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但是,要将他们所说的传统阐述清楚,就必须和他们形成一种对话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重复他们对传统的阐释即可。他们对于传统的理解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对于传统的理解。此外,传统的意涵在不同的人那里可能是不一样的。例如萧公权说:“一个活的传统在长时间中,每一代的人都能身体力行其价值。因此,一个社会维持其旧传统的能力乃是其本身活力的指标,显示社会中之人大都能关心到眼前以外的事。”对于萧公权来说,这个传统就是一系列生活价值。在大转型的时代里,传统的资源一直活跃在不同的思想与政治语境里面,它们的“复活”得益于不同的历史变革和运动,这也类似一个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传统的发明”的过程。总之,需要将“传
统”当作一种问题意识提出来,将它所承担的内涵在历史语境中重新展开,在这个过程里面才能厘清各种话语权力的关系。例如,如果说从传统的经史子集向西方学术分科系统转变的确是传统学术的一大转变,但是这个思考框架还是过于宏大。在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这个主题下可以描述出各种变化,但需要意识到这些变化的背后隐藏的是我们赋予自身世界意义方式的变化,前者是流,后者是本。正是这个变化,让我们对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可以进行重组。这其中的复杂性就远非几个诸如学科系统转变等框架式的描述所能应付。本书所讨论的现代词学就是在与传统资源的对话中形成自己的独特面目。可以说常州词派是现代词学面对的最重要也是最特别的传统资源,现代词学的起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对常州词派采取什么样的处理立场和对话方式紧密相关。在分析现代词学的起源时,本书没有选取某些标志性的起点作为起源的标识,而是通过一些个案的研究来讨论现代词学得以成立的若干知识话语前提。在这里,个案研究对于思考以上的宏大问题具有特殊的方法论意义。如果说西方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区分的一个部分,那么似乎不能够仅仅从一些理论反思上来将内在于我们的“西方”给予历史化。除了个案研究,似乎没有其他途径来帮助我们认识到历史的肌理。将现代词学的起源问题放在一个具体的语境里面,看它在具体的学者身上所表现出的复杂性,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这里面包含有他们“讨价还价”以便坚持或者部分坚持自己认为最为重要原则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不同的词人身上的展现值得细究。甚至可以认为,正是被宏大叙事所淹没、所篡改的细节对话构成了历史不可化约的部分。现代词学中的代表人物对传统的坚守,往往是以一种不自觉的矛盾形式展开的。他们所展示出来的多样矛盾,弥足珍贵。正是在他们那里,历史的各种复杂的力量聚集在了一起并且得以在文本上向我们重新展示出来。沟口雄三以为:“历史的时间绝非是均质的,它充满了紧张与变化,在某些时点上达到高度的浓缩,在另一些时间流程中却是松弛而缺乏张力的。假如我们仅仅按照自然时间的顺序叙述历史,历史时间的这种性质是无法呈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人将“兴趣转向时间的非均质性的时候,他就是不再是旁观者而进入历史”。不过,根据不同的个案所透出的问题还是有所差别,正是透过对不同个案的选择及其特殊性的思考,让抽象的理论思考与具体的个案形成互动,才能不断积累起对现代词学起源问题的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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