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名    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

作者/译者    （英）吴芳思 著；柯卉 译

ISBN    978-7-5133-3009-1

定价    86.00元

出版时间    2018年5月

装帧    精装

开本/成品尺寸    16开/155*230

印张/页码    456

实际字数    323千字

广告语

n    重识百年口岸侨民被割裂的生活，再现近代中国社会被冲击的命运

n    继《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后，英国汉学*威学者又一集大成之作

n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真的存在过吗？

媒体评论

生动的、愉悦的、诙谐的……吴芳思在条约口岸逝去的世界里捕捉到真实而刺激的生活气息。

                         ——詹姆斯•劳伦斯《每日邮报》

真实的叙述融合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描写，以回忆录、书信等私人资料为基础，以当时的外交、军事事件为背景……一本*好的书！

                          —— 沃尔登•乔治《伦敦晚报》

内容介绍

这是一部英国汉学权威学者努力沟通中西文化的用心之作。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由此开启整整一百年的条约口岸历史。作者通过大量侨民的回忆录、笔记，描述了侨民色彩斑斓的生活，见证了这一百年里诸多历史事件。作者是一位对中国历史富有同情心的英国人，娴熟中文，能熟练驾驭中美文献资料，因此，本书填补了中国学者因语言材料所限，难以一窥海外侨民在中国多重景象的空白。另外，本书虽出于学者之手，却能似叙述的笔调展现这一百年历史中的点点滴滴，便于一般读者阅读。

目录

1 中文版序

4 致谢

6 引言：定义

1 第一部分  条约口岸的建立（1750—1860） 

3  一   中国贸易

14 二   上海的早期阶段

34 三   更小的口岸

53 四   领事们和商人们

69 五   小刀会和中华帝国的海关

78 六   太平天国叛乱

94 七   第二次鸦片战争

105 第二部分  开阔的地平线（1860—1890） 

107 八   更多的条约口岸

130 九   私人生活与社交活动

167 十   互为抵触的忠诚：帝国海关

185 十一  皈依的使命

199 第三部分  前进与撤退（1900—1943） 

201 十二 从拳民到军阀

228 十三  四亿顾客

254 十四  不变的标准

283 十五  游客和唯美主义者

312 十六  中国人和条约口岸

334 十七  升起的太阳

351 十八  拘禁

368 十九  条约口岸的遗产

376 大事年表

385 参考文献

407 索引

精彩试读

中文版序

非常高兴看到我的书（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中译本面世，我衷心希望中国读者会发现它是本有趣的书。写这本书的过程令我身心愉悦，因为可供使用的资料十分丰富。有时我都会觉得，是不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到过中国的每一位英国人，都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书。其中一些书很精彩，显示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浓厚兴趣。

也许，我应该对这部书的英文标题加以解释。第一部分，“No Dogs”，指的是传说中那块立在上海江滨公园的告示牌，上面仅有一句 “狗与华人勿入”。没错，这块告示牌被认为是对居住在一座中国城市的中国居民的侮辱。一度传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告示牌。否定告示牌的存在，似是退一步，实是更进一步的伤害。言外之意，这块牌子是愤怒的中国民众的“发明”，他们的愤怒盖过了事实。事实是，大部分中国人（除照顾外国小孩的中国保姆），的确被禁止入园，狗也不许入园。然而，公园的禁令不止于此。就如同今天英国的大部分公园一样，有关入园的约束性规定有数十条之多。无论是上海、天津，还是伯明翰、伦敦的市政管理局，都倾向于制定冗长规定，其用意显然是阻止任何人获得快乐。在公园里面，禁止骑自行车、摘花，禁止打球、饮酒，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因此，上海的民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有理由愤怒，但全部的事实是完整的系列禁令其实复杂得多。

书名的第二部分，“Not Many Chinese”，指的是（对于我而言）令人黯然神伤的事实：中国条约口岸绝大多数外国侨民很少与中国人交往，或完全没有接触。通常，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仅限于他们的仆人。社交俱乐部不接受中国人，许多这样的俱乐部同样排斥犹太人。对中国邻居的生活和文化回避接触，没有好奇心，今天看起来异乎寻常，而且还白白浪费了大把机会。我所读的很多条约口岸侨民所写的书，关注的是如何不遗余力创造与母国一样的生活。他们记录的问题包括：如何获得新鲜牛奶，如何教中国厨子制作油酥点心或薯条，如何让裁缝理解西式服装制作，以及如何让用人明白抹布与洗碗布至关重要的区别。仅有极少一部分人会去学习汉语，至于致力于翻译中国文献、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今天，没有人会为鸦片战争，和这场战争的后果，条约口岸开放，中国领土被占辩护。在条约口岸侨民的回忆录之中，也很少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的温情。从粗野的行为到冷漠的内心，他们的态度放在今天很难理解。即使是对他们的中国用人，我必须费尽周章才能找到抱有好感的描述。这些用人，为他们提供了舒适的家居环境，虽然不能理解他们。仅有一类信息来源能令人感受到不尽的暖意：那些孩提时代生活在中国，并与中国保姆、仆人一起度过了大部分时间的人的记述。他们的回忆中是无穷的欢乐，这反映了孩子们所感受到的温暖和善意。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人生经历的第一件不开心的事情，就是与他们的中国保姆分开，被送“回家”上学。对他们而言，中国常常是温暖和快乐的记忆所在。

面对一幅已经消逝的时代景像，我们无从追悔。不过，百年的外国占领，在中国留下了实体印迹——条约口岸屹立的建筑。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建筑物有明显的差别；天津租界内建筑风格多样：从现代主义风格的德式石头建筑到意大利租界区外墙刷成粉白的装饰主义风格建筑，以及苏格兰塔楼式样的戈登堂（现已损毁）；遗留下来的教堂，散布在全中国。所有这一切，提醒着我们过去的那段历史。多年以前，我携我的表妹——她的祖父是一名入华传教士医师——参观烟台，寻访芝罘学校①。我们还去了梧州，寻访当地一处史密斯医生曾工作过的传教士医院。尽管芝罘学校已经是过去式，但英国领事馆旧址仍在，是为孩子们举办圣诞晚会的场所，我们惊叹于那里大海和海湾永恒的景致。在梧州，建在山顶的前英国领事馆的遗迹犹存，我们还找到了一所解放前的医院（虽然不是我们想找的那一处）。

在上海和天津，许多条约口岸时期的建筑物得到了积极的保护，并被加以标识，这有助于辨明这些建筑物的历史。这也许能够帮助到那些前来寻访祖父、曾祖父故居的人们。但我希望，今天这座城市的居民也能对此感兴趣。这些房子代表着中国百年的近代历史，虽然那不是一个特别有启发意义的时段，但却是真实存在的过去。不去否定历史，而是正视历史，并从中有所得；不去否认条约口岸侨民与中国邻居的隔离，而是建立彼此之间更好的理解，这样的做法更为可取。

吴芳思（Frances Wood）

2016年于英国伦敦

二   上海的早期阶段

在五个新开放的条约口岸中，上海的拓展最为迅速。1843年，上海的外侨人数为100人，其中女性7人；到了1850年，外侨人数增长到175人，不包括水手数量。不过，比人口增长更快的是港口的泊船数量：1844年有44艘外国船只抵港；10年以后，在黄浦江抛锚驻泊的外国船只一年就有437艘。

上海的迅速成长与它的位置有莫大关系。它坐落于长江三角洲，经长江可通达中国主要的丝、茶产地，却又与海洋相隔足够距离，免受近岸台风危害。这些有利条件早在1756年已经被记录在东印度公司的报告当中。1832年，胡夏米一行搭乘东印度公司船只“阿美士德爵士号”，开始中国考察之旅，航行到长江支流黄浦江。因为无法与任何贸易主管官员协商，胡夏米转而开始统计繁忙河段航行的戎克船，他觉得有希望通过取道长江，在更为寒冷的中国西部省份为英国羊毛织品找到市场。“鉴于此地拥有超乎寻常的外贸优势，”他早早断言，“它还没有被更多人关注，这真是太好了。”

胡夏米并非唯一作此评估之人。大约在80年之后，麦都思参观了上海，“查明此地适于分发传教小册子以及布道”3，并将其描述为“中国东部海岸最佳商业中心之一……织锦从中国的‘阿卡狄亚’运来……当地的贸易即使不能超过广东，也不相上下”。

因为唐代（618—907）农业技术改良，人工开挖的排水系统使得今日上海的大部分高出海平面，上海获得第一次发展。及至宋代（960—1279），民生攸关的大米从长江中游运到上海，再通过海运转输北方，上海因此成为重要的中转港。在日益增长的丝、茶海外贸易中，特别是对日本出口，上海也凸显重要性。16世纪初，日本海盗入侵，1554年上海四周筑起城墙：城墙的形制以及大门所在（城门在1912年被拆毁），通过今日上海的街道样式和街道名还依稀可辨。

1843年条约口岸开放前不久，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温室部主任，苏格兰人罗伯特•福琼，被派往中国开始他的采集之旅。在首次访问中，福琼参观了全部5个口岸城市，还突破条约口岸限制，沿长江逆行，闯入安徽，并前往浙江及福建省。

福琼形容被富饶的农村环绕的上海“如同一个大花园”。这座有城墙的城市，会在晚上关闭城门，尽管居民能够交一笔小钱，从郊外重新进城，或者用不着交钱。据传言，“如果给某个人开了城门，一群早已准备好的人，会尾随第一个，也是唯一付过钱的人冲进城里”。内城中到处都是拜偶像的所在或者庙宇，有戏剧表演，街道和广场上有杂耍者、算命先生，还有一群乞丐和“快乐的流浪汉”。

街道通常都非常窄，白天的时候街道熙熙攘攘，有人售卖棉制品、瓷器、各种漂亮的丝线或者镶嵌毛皮的布匹，还有6英尺长的竹竿……画卷、铜器……但是交易最广的还是各种食物；有时候要费些功夫才能通过那些充斥着鱼、猪肉、水果、蔬菜的街道。

1843年11月，首位上海领事冒险进入这座人口密集的城市，随行的有麦华陀（p.20）。总领事巴富尔此前随马德拉斯部队进驻中国，是《南京条约》赔款的接受者。首座英国领事馆建在一座当地富商的宅院之中，福琼暂住的地方与此类似：住在某家银行或是政府的钱币兑换处，与两到三位绅士合住，他们来此地是因为贸易之故。（钱币兑换员是银元行家，受雇来检测鹰洋或其他形式的银币成色；后来也被称为讨债人）我们中没有人带来做饭的设备，因此我们的三餐极其粗糙，不是地道的中餐或英餐，而是两者兼有的大杂烩。我们的卧室寒冷彻骨；清晨醒来，每每发现自己躺在被雨淋得透湿的床上；如果下雪，雪花会从窗户里飘进来，在地板上形成“环状”图案……我们无论何时走出房子，数以百计的人都会聚拢在街头，尾随我们，目光所过之处都能引起轰动，如同伦敦街头人群争睹女王一般。

巴富尔的首要职责之一是为来到此地的外侨解决住处问题。上海城北有一块废弃的沼泽地。土地产权问题通过租借方式得以解决，外国政府“永久”租用这部分土地。如此一来，尽管最终的土地所有者仍然是中国人，但因为支付了象征性的地租，土地与建筑方面的外国投资受到保护。土地承租方负责道路以及码头维护，这些事项的收支，由总领事任命的“道路码头委员会”统筹安排。

移交给英国人的城北区域，位于街道脏乱狭窄的内城与苏州河之间。像新的条约口岸中大多数的外国人安置点一样，这是一块空旷的土地，其间有桑树地、棉花地以及祖先的坟地。福州的外国居民区同样位于一处墓地，按照后来的法国副总领事保罗•克洛代尔的说法，因为中国仆人害怕鬼魂，选择这样的地点，会让他们很难找到仆人，赛珍珠的传教士父母在镇江的家，周围也遍布坟茔。尽管这样的地方空空荡荡，没有其他冗杂的建筑物，却也容易让人起疑。之所以选择这些地点，也是一种不欢迎外国居民的刻意行为。

在上海，美国人迅速获取了驻留位于苏州河以北的虹口的权力，法国人则在英租界的西南部找到了地盘。1849年，首位法国总领事蒙蒂尼先生与上海的中国高官签订协议，与此前巴富尔所签协议类似，在上海建立了法租界。

然而，成立自治政府并不是早期定居者的首要考虑目标，直至1854年，英、法、美等国的领事们盘算的还是新的土地许可与新的自治协议。法租界继续由领事管辖，英租界举行了土地承租人年度会议，与会的大约300人，商定了捐税额度，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小组负责收费以及专款支付。该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工部局的建制开始。最初，英租界境内的中国居民寥寥无几，但是因为1850年初的小刀会起义难民涌入，中国居民数量激增。到1854年7月，中国居民达到约2万人。因为他们享用了安保以及街道照明服务，他们被认为应该支付房屋税，尽管他们并未被赋予投票权。

作者简介

吴芳思（Frances Wood），英国图书馆员、汉学家、历史学家。    生于1948年，在剑桥大学学习中文，于1975—1976年在北京大学学习。1977年进入伦敦大英图书馆工作，负责管理中国典藏，并出任中文部主任，直到2013年退休。1985至今，她一共写了12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其中5本已有中译本。她还是国际敦煌项目指导委员会成员，及东方陶瓷交易学会的编辑。
其著作《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被译成中文，在国际引起巨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