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废墟上的未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与和平之梦

广告语：获美国考古学会图书奖，全面解析围绕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政治学与人类学，详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机构历史，埃及、威尼斯、吴哥窟保护实例

外文书名：A Future in Ruins: UNESCO, World Heritage, and the Dream of Peace

丛书名：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9787544786515

作者：[澳大利亚]林恩·梅斯克尔

译者：王丹阳胡牧

定价：88.00元

出版年月：2021年11月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页码：434

内文用纸：70克纯质纸

主题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中图法分类号：①D813.7 ②G113

字数：300千

印张：14.5

正文语种：中文

版次、印次：1版1印

【编辑推荐】

2019年美国考古学会图书奖获奖作品

★ 作者林恩·梅斯克尔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策展人，康奈尔大学A.D.怀特特聘教授，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作为一名资深考古学家，她曾在世界各地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国政府及非政府机构合作，收集到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接触到许多其他学者接触不到的档案与信息，并基于此，展开围绕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深度研究。

★ 本书是一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机构历史，追溯了从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时期，直至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又至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1976年《世界遗产名录》设立、1992年世界遗产中心成立的一系列理念与实践上的变化演进。本书详细考察了世界遗产项目的运作模式及其得失，论及许多著名案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的旗舰项目埃及—苏丹努比亚、意大利威尼斯、柬埔寨吴哥窟的保护工作，又如较晚近的围绕马里廷巴克图、叙利亚帕尔米拉的争议。

★ 本书以世界遗产项目为切入点，呈现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际主义理念与和平梦想在人们头脑中的起起伏伏，引读者重新审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重新理解世界遗产对于人类历史与未来的意义，并认识到“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世界遗产的重要性。

【名人评价及推荐】

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反复无常的全球使命，这是极具原创性且适时的重新评估。一方面，本书关注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和不断变化的考古实践；另一方面，它是对国际历史和当今世界更广泛的遗产保护政治的重新解读。对研究国际主义历史、当代全球政治以及世界遗产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

—— 保罗·贝茨，牛津大学

这部适时且重要的作品综合了人类学、政治学和考古学研究方法，考察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历史及遗产……作者真诚而发人深省的论述聚焦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能力和利益，同时强调其背后复杂的政治和历史行动……强烈推荐。

—— 《选择》

梅斯克尔呈现了大量案例研究，并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法律框架进行了分析，为当下迫切需要的改革提供了论据。

—— 《纽约客》

【作者简介】

林恩·梅斯克尔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人类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中东和亚洲部策展人，康奈尔大学特聘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利物浦大学，印度希夫·纳达尔大学，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名誉教授；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学理论、人种志、世界遗产等。

【内容简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促进和平、人道主义及跨文化理解的政府间机构；其备受瞩目的世界遗产项目则致力于保护对人类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然而，在该机构的实践中，这一使命时常遭遇困难与挑战。

本书回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试图拯救世界遗产的历史，综合考古学、政治学视角，通过翔实的史料分析及长期人类学探索，考察了该机构世界遗产项目的运作模式及其得失，尤其聚焦于文化遗产。书中论及许多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如埃及阿布辛拜勒神庙、意大利威尼斯、柬埔寨吴哥窟、叙利亚帕尔米拉等，这些案例充分展示了该机构全球遗产保护使命的成就与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本书呼吁我们重新审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重新理解世界遗产保护事业，以及遗产保护对于人类历史与未来的意义。

【目录】

第一章乌托邦

第二章国际主义

第三章技术统治

第四章遗迹保护

第五章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第六章冲突

第七章危险

第八章反乌托邦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文摘】

第一章

乌托邦

我祈愿，而不是希望，我们的政府部门能够效仿乌托邦共和国的很多东西。

——托马斯·莫尔，1516年

1948年11月，英国生物学家、哲学家朱利安·赫胥黎抵达贝鲁特，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政府间组织，其目标是帮助世界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之后促进和平建设、实施人性关怀以及进行文化交流。赫胥黎被委任为该组织的第一任总干事。当时的人们，尤其是整个欧洲的人们，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暴行中醒来。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肩负着这样一个使命：推进世界和平、改变“人们的想法”。其途径主要是实施基础教育、弘扬文化多样性，并且让全世界不同的人进行对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建者们看来，他们的使命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其实掌控着文明自身的命运和方向。赫胥黎无疑是领导该组织的一个合格的人选，他终其一生都是国际主义者、乌托邦思想家。他的心中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着独特的愿景，也正因此，他才会以很多种方式坚持下来。

贝鲁特会议之前以及之后，赫胥黎穿越中东，进行了广泛的游历，堪称经历了一次考古的艰难历程，这一段经历后来收入他的畅销书《来自一片古老的土地》之中。在这本书中，他把自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所参与的国家间合作称作“高速的生意”，其中包括“无数的会议、工作委员会和背后游说”。而在巴黎，总是有充满着官僚主义作风的工作在不断累积。 在他关于中东的记事本上，满是古代大事年表、参观遗址的记录、史前陶器的素描、关于神话英雄吉尔伽美什的注释，以及他极具个性的鸟类学符号。他认为“有时大量的新发现使人眼花缭乱”。他游历了九个国家，参观了中东的一些不寻常的考古遗迹，其中包括比布鲁斯古城、佩特拉古城、杰拉什古城、帕尔米拉古城、孟斐斯古城以及吉萨金字塔群。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他的专业背景是动物学，但是他对有关铭文和遗址发掘的报告以及关于这些古代遗址的公开发表的文字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读了很多考古学家颇受欢迎的书，比如弗林德斯·皮特里、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玛格丽特·默里、格特鲁德·贝尔、奥斯丁·亨利·莱亚德、亨利·罗林森、亨利·富兰克弗特、C.W. 塞拉姆、V. 戈登·蔡尔德等。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才写成了那本《来自一片古老的土地》。在书中，他倾尽心力，解读古代手迹、黏土碑牌的新发现和一些地方不间断的遗址发掘，比如耶利哥、乌尔、塔尔·哈拉以及拉斯·沙姆拉等地。

赫胥黎是一个博学的人，从他的家传来看，这一点并不奇怪。他的祖父是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人们称他为“达尔文的斗牛犬”；他的父亲伦纳德和他有名的哥哥—小说家奥尔德斯·赫胥黎一样，也是一个作家；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安德鲁是一位生物学家，并且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本人也认识很多20世纪英国伟大的考古学家，他将他们列入计划，请他们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未来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们是：伦纳德·伍莱、塞顿·劳埃德、莫蒂默·惠勒、珈克达·霍克斯、凯瑟琳·凯尼恩、约翰·加斯唐、V. 戈登·蔡尔德。尤其在失去考古学家亚瑟·埃文斯和社会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哈登以及查尔斯·塞利格曼之后，赫胥黎亲自给英国著名的遗传学家J.B.S. 霍尔丹写信，称蔡尔德是个“不错的人”，并推荐他成为皇家学会会员。这一点并不很令人惊讶，因为赫胥黎、霍尔丹和蔡尔德都属于理性主义者协会。该协会的成员们认为，对社会来说，宗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另外，H.G. 威尔斯、奥尔德斯·赫胥黎以及伯特兰·罗素都是这个协会的成员。

1948年，当赫胥黎到达中东的时候，他的管理生涯接近尾声。他的任期从六年缩短为两年，其中部分原因很可能是他激进的哲学思想。然而，最终取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代表团的安排。简单地说，美国人没有能够把他们的弗朗西斯·比德尔推到最高职位。作为一名高级观察员，英国外交家格拉德温·杰布这样说道：他们“想过把美国人放到所有重要的位置上”。而由于赫胥黎的任命，美国唐突地把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减少了一百万美元。美国代表詹姆斯·马歇尔认为，艺术和文化对和平与安全毫无益处。这对赫胥黎本人来说是痛苦的，但是美国的这个决定并没有能够阻碍赫胥黎对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贡献自己的智慧，亦未能阻碍他执行自己详尽的旅行计划，他也依然在文学方面实现了巨大的产出。在他的书中，从头至尾，赫胥黎都强调“科学发掘”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对地层进行仔细的发掘和保护、记录每一件文物、进行专门的重建，还要对结果做相关分析，从而确定具体的年份跨度”。他还强烈建议保护遗址、建设遗址博物馆、发展文化旅游，这些都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关于文化遗产研究全球计划的标志性成就。

赫胥黎说：“写中东就是写历史。”赫胥黎认为考古学具有物质性，他称之为“固体历史”。像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赫胥黎也认为中东是文明的发源地，但他是从进化人类学的角度下此结论的。对赫胥黎来说，历史不仅不可逆，而且是有方向性的。他断言，“人类必将获得更多的知识”，我们应该对此种走势加以利用。赫胥黎认为，考古学是一门科学，与其相关的知识形成了他对全球未来的全部知识愿景。这一点就当时来说非常重要。有人认为，中东的考古遗址和人工制品“全部属于该地区”，可是赫胥黎在1948年的报告中写道：中东巨大的考古财富不仅可以让个别国家获益，也可以让全世界获益。他身边有很多伟大的同时代的英国考古学家，他也能够接触到世界上一些最令人激动的考古遗址和发掘现场，因此毫无疑问他了解这个新的国际组织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这句话是他的座右铭：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

赫胥黎一直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人物，他通过很多种方式向人们展示了逝去的时代是什么模样。那时的人们信仰建设空想社会主义，信仰发展与进步，信仰文化国际主义以及充满了求知欲的知性主义，而这些信仰都随着帝国的结束而结束。他的设想经常被称为“全球乌托邦”，那是一个理想的政治组织的全球愿景，它需要人们通过建设一个世界文化的联合体来实现。赫胥黎认为，过去的一切对人类物种来说就是“传统的集合”。如果我们能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待《来自一片古老的土地》这本书的贡献，以及赫胥黎对英国考古学的贡献，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之初，就已经有考古学这门学科的位置。要想对将来的世界文化做出规划，就有必要从今天以及将来的角度看一看过去的考古学是什么情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赫胥黎总结了帝国的知识体系，并且为受过教育的公众制作出版物以及广播节目。然而，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他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做的这一切努力已经在走下坡路，取而代之的是来自美国的、服务于文化与发展的专家驱动模式、技术模式以及管理模式。对于考古学这门科学及其在社会进步的新路径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说，赫胥黎那明显的英式知识构想，除却其殖民以及教化的特点，乃是无法长久的。

考古学作为一门野外科学和离散学科，其在国际规划以及世界制造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回溯到国际联盟和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时期。在国际管理和合作的背景下，考古学如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成为遗产研究的辅助手段？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在早期历史中做一个探究，那将是非常有趣的。为了理解人类过去的所有一切，考古学借用各种学科的研究手段，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分裂出来。考古学的学术研究人员主要来自大学，他们都从事于长期的野外计划以及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从物质意义的角度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遗产的理解来自古文物研究、艺术史研究以及建筑研究，其目的是保护历史遗迹、建筑群和遗址的构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古研究，既是一种学科门类，也是一项野外实践，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这种研究就基本上被人们对古迹以及古迹文化的关注所取代。考古学家们也参与到发现和发掘古代遗迹的工作中，但管理人员、建筑师和工程师们更关注现存的遗迹结构和建筑物，关注这些结构和建筑物的恢复和保护情况。庞贝古城和帕尔米拉古城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方面发展和促进古迹保护比较容易做到，考古研究就不一样了。古迹是已存在的标志物，更易被主权国家的人们接受和利用，但是古迹发掘和调查研究工作是一片未知的领域。考古学关注的焦点原先是古迹挖掘和环境研究，而现在是古迹文化，这是因为人们更关注技术支持，而不是野外研究。这一切加深了技术统治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设定的关于和平建设的努力目标之间的矛盾。

在很大程度上，考古学和考古学家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初期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为人所知。在努比亚大规模的国际救助行动中，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他们又是如何失去了对他们有利的工作环境？他们去摩亨佐达罗和婆罗浮屠这两处古迹，主要是为了保护历史遗迹，而不是进行发掘和研究工作。这偏离了考古学的研究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后果，这个后果不仅仅是针对全球遗产的研究发展工作而言的。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在整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面，尤其是在后来成为世界遗产研究项目的体系中，从考古学的偏离导致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逐渐疏远，而这些利益相关者与古代遗址、现存的古迹和地形地貌有着深厚的联系。关于国际主义、交流和知识的共同产出，研究和合作原本可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然而掌管该组织的官员和专家按照自己的想法一意孤行。因此，有必要更全面地考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古学的早期形态，包括各种国际救助和咨询任务，以及一流的世界遗产项目，这个项目在《1972年公约》中达到了高潮。通过考察该机构从初创时期到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知识政治学和废墟上的未来所面临的危险。这与考古学自身所揭示的道理非常相似。要想弄懂考古学更长久的历史以及与其相关的一切，我们需要进一步往回追溯，看看历史上关于和平、冲突、人类共同遗产以及对专门知识的宣传的问题给一个需要战后重建的国际社会带来了什么。

世界共享的考古学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考察考古学和国际主义在下列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联合国的形成、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政治动荡，以及人们对一个更好世界的急切盼望—这种急切盼望深深吸引住了“人们的头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之前，已经有一个政府间合作机构存在了，那就是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联盟（1920—1946），其目的是促进和平。该联盟在考古学和世界文化遗址研究，尤其是扶植古代文明的研究、保护目标遗址，以及建立博物馆常设展方面有着很大的抱负。在1919 年的《塞夫勒条约》中，特别是第421 条及其附件中，该联盟做出如下保证：对于所有成员国的国民来说，考古研究工作以及发掘工作将获得同等对待。但此条款并未签署通过。在考古学方面，该联盟虽然经常展示的是世界各地学者的形象，但事实上，更多的还是来自欧洲或者是北美的学者。如果说对来自非洲、拉丁美洲、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学者和他们的过去也有所提及的话，那也是相当不足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漫长的岁月里，许多国家间的倡议都得到了国际联盟的支持。包括来自牛津的古典学学者吉尔伯特·莫里和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内的一些欧洲和北美的研究人员在许多委员会和组织机构的成立当中起到了作用，而这些委员会和组织机构见证了文化和遗产成为国家间合作的媒介。其中的第一个委员会就是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1922—1939）。该委员会于1931年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古迹建筑师和工程师大会。随后产生了《雅典古迹保护宣言》。这份宣言尤其关注古迹的保护问题，并且关注文化遗产的同一个世界的理念，它恳求所有的国家在保护人类的艺术财产和考古财产的事业中能够尽到更大的责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感受到一种新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全球理念。这不仅仅表现在国际机构的设立，还表现在非政府组织的增多上，这种非政府组织使得国际组织、理事会、委员会和国家间的联络越来越多。在保护古迹的历史和开创考古发掘的未来方面，西方知识分子确实发挥了作用，他们或者是出于本国的目的，或者是出于自身的抱负，但其实这些原本就是获得国际关注的大事。

关于国际学者合作的另一个更好的例子来自罗马考古及艺术史学院的国际研究室，只是现在它已经被许多人遗忘。该研究室由国际知识合作学院（1926—1946）于1933年设立，所有的考古和艺术史学院及系部在这里集会并交换信息，同时也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的考古发掘与展览情况，以及所有相关的活动和出版物。在今天看来，要完成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使命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但在那个时候，它的可操作范围是很小的。大部分的著名学者和研究项目都来自欧洲和美国，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英属印度和日本。来自雅典英国学院的汉弗莱·佩恩对此付出了极大的热情，为该组织开设了一份发表信息的学报。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知识合作学院的国际研究室在目标和抱负上与更早之前成立的罗马考古通讯研究所是一致的。该研究所也位于罗马，成立于1828年，是一个考古合作的中心，它依托的是古典世界的广泛交流：关于新遗址发掘和古迹图案的信息将被整理、存档，并且发表在其内部期刊上。这也是一个聚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和外交官的国际组织，成员包括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和亚历山大·冯·洪堡。其人员来自四个欧洲国家：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

1937年8月国际联盟和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一是讨论其他的问题，二是讨论建立一个所有国家普遍认可的关于古代遗物以及发掘研究的新体系。同年3月，主要由欧洲和美国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在开罗召开了国际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考古发掘工作。本次会议由国际博物馆研究所组织召开，并获得埃及政府的大力支持。与过去的《塞夫勒条约》相似，这一次的开罗会议的目的也是建立“一个国际合作的体制，在该体制内，世界各国将在对古代遗物及古迹发掘的研究工作中进行合作，旨在发展考古研究，并且致力于让人们对古代文明有更多了解”。他们希望在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的艺术与考古部里设立一个机构，以便对与考古研究相关联的古迹发掘和各种国际合作给出建议。这包括对国际范围内的考古探险人员和其他专家进行登记，并且按照他们的专长、资格和先前的活动对这些人员进行分类。

一些杰出的专家学者也出席了1937年的开罗会议，他们是：保护学家哈罗德·普伦德莱斯，古典考古学家让·夏博内和艾伦·韦斯，以及埃及学家让·卡帕特、埃蒂安·德里奥东和乔治·赖斯纳。英国许多著名考古学家没有出席，这颇为引人关注。这一部分是因为英埃两国在1936年签订了条约之后关系十分紧张，当时的英国承诺过要从埃及撤军。然而，英国的意见仍通过大量的通信传达了过来。比如，亚瑟·伊万斯先生受邀对考古遗址的恢复和保护提出建议，当我们事后再看这要求，恐怕有些令人担心，考虑到他在克里特的克诺索斯宫的工作成果—在一封潦草的手写信中，伊万斯说道：在克诺索斯进行重建工作是很有必要的，这和重建庞贝古城是一个道理，否则那些古迹将是“一堆莫名其妙的废墟”。另一方面，弗林德斯·皮特里先生却认为，重新填埋古迹遗址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他坚持认为“对遗址的保护比让它们暴露在当下人们的目光中更加重要”。在这里，考古和保护被认为是背道而驰的。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并不满足于仅仅成为一个国际范围内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信息集中地，它还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创造标准的语言表达方式，出版相关手册，并且协调所有的研究工作。其雄心壮志绝不亚于创建一种“世界共享的”考古学。

要实现这个伟大的计划，首先要对与考古学相关的专门问题做一个说明，比如法律问题—尤其是牵涉到国际事务时—以及更好地厘清国际文件的表述标准。这些说明性文章先是于1939年用法文发表，然后于1940年用英文发表。《考古发掘专门手册》很快出版，并备受瞩目。这一方面是因为该手册牵涉到某些具体人员，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在记录、保护、出版、培训、基金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该手册具有全球视野和远大目标，与以前的都不一样。当然它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关于如何分配文物的条款：是分给所在国家、国际考古发掘队，还是博物馆？这也被说成是“一项大规模交流与合作的计划”。 《考古发掘专门手册》还专门对赢得“本土居民的信任”做了说明，这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成见和偏见，同时也体现出当时的国际主义显然是有局限性的。从考古学历史来说，《考古发掘专门手册》已经有些被人遗忘了，虽然法律研究人员还会不时地援引其中的一些内容，比如关于违法交易问题、主权问题以及古代遗物归属问题的部分。但其中提到的考古学是一门科学这一理念以及许多其他的建议，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借鉴意义。该手册的作者们非常清楚，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国际考古发掘委员会”，虽然国际联盟于1946年被联合国取代，但是考古发掘的国际意义仍然需要人们持续关注。

1943年，世界处于动荡之中，一篇名为《战后考古学》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文章认为，国际联盟不仅应该拓展考古研究计划，而且应该让它成为国际行动。三位撰稿人均来自耶路撒冷：纳尔逊·格卢克、罗兰·德·沃克斯、埃利埃泽·苏克尼克。他们设想， 如果中东考古研究由英国和美国的研究机构联合进行，那么世界将出现和平局面。这篇文章还认为，不论在现代哪个国家境内发现了古代遗物，都将同时引起本国人的关注以及国际关注，因此这些古代遗物必须要受制于一些国际规约。考古发掘的成果将分别属于所在国和发掘方，以此增进国际合作，当然同时也为国际考古增添新的内容。二十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努比亚进行的第一次救助行动践行了以上所有理念。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围绕中东的考古工作进行阐述的，因此它没有表明这些国际认同的理念是否会在其他国家的发掘工作中同样运用，比如说欧洲国家。《战后考古学》这篇文章原本是想通过提升国际化来保护“西方文明的起源”，但因为其拥有极高的水准，因此同样适用于世界其他的地方。虽然这篇文章的写作是基于宣传国际合作以及一些技术支持手段的理念，但是读者依然可以从中感受到作者那单向的、具有殖民倾向的意图，毕竟那是一个殖民和统治的时代。英国政治家大卫·劳埃德·乔治在解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时，热情地宣称：“我支持国际联盟……大英帝国就是一个国际联盟。”

1943年6月，大约四十位来自美国东方研究所的专家们在耶路撒冷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以上这些观点，并且确定工作日程。在耶路撒冷会议上，来自耶鲁大学的弗兰克·布朗表明了他的观点：“总体来说，国际社会有权要求各个国家”维护和保存其古代遗物，鼓励国家间合作，并且防止肆意破坏和开发。但是在那样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中，人们对战后民族主义的实质并不知晓，因此，弗兰克·布朗并不能说清楚如何才能有效地实施来自国际社会的约束。一边在进行着对保护遗产的讨论，另一边欧洲却发生着极端暴行，并且正进行着对文化和遗产有计划的毁坏。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苏克尼克对此做出回应，他认为将来国际社会也许真的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但是目前，要让各个国家接受其本国的古代遗物属于全人类的理念，是完全做不到的。现在回头看，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议来决定国际考古学的命运，这本身就非常令人震惊。

鉴于当时国际社会的殖民环境，尤其是中东被瓜分的状态，外国学者们主张进行国际立法和监管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他们本国的古代遗物和遗产并不在讨论之列。然而，来自黎巴嫩的埃米尔·莫里斯·切巴布持反对意见，他认为黎巴嫩对自己的古代遗物拥有所有权，不管是从金融、科学，还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理查德·巴奈特供职于英国皇家空军，同时也是大英博物馆的助理管理员，他回忆道，在当时的一些殖民地，并没有博物馆，因此考古发现必须被重新安置，以便使这些考古成果能够走向“世界”。他这里所说的世界，是指 西方世界。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努比亚救助行动中，来自埃及的工程师扎基·哈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指出上面提到的所有观点和理念没有一个是真正具有约束力的，他所言非虚。因此，召开这样一个讨论会议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英国外交官A.S. 柯克布赖德这样说道：“有一些是必须进行的会谈”，但是“当这些会谈内容与各国政府相关的时候，就并不具有实效性，除非走向战争”。其他人认为，如果他们的建议能够写进国际考古条约，那么这些建议很可能 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同时，如果他们不能迫使各个国家保存和维护文化遗产，那么他们将致力于从事更多的管理工作。希尔达·皮特里女士建议他们成立规模不同的工作委员会，以便把他们的建议形成文字。

如前所述，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曾在开罗举行会议，商讨建立标准的考古学语汇。于是在1943年，一群人走到一起，要求确定考古学专门术语的表达方式，确保所有的发掘成果能够被知晓，成立近东考古理事会，并且制定五到十年的考古总规划。虽然身处战争期间，但是他们依然对未来世界秩序寄予希望，不过他们的希望被一些与会者所忽略， 被认为只是“空想”而已，其中就有塞浦路斯杰出的考古学家波菲里奥司·迪开奥斯。现在来看，他们当初的那些建议，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终承袭的使命之前身。但是从该委员会的组成情况来看，他们无可避免地受到了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即要在帝国的晚期保持控制地位—考古学和全球遗产问题正是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

国际联盟和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了样本，它们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对后来成立的机构组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际联盟的终止、多边主义的失败、全球冲突的爆发，这一切都导致本来有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最终演变成现实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乌托邦。能否阻止法西斯和纳粹残暴的意识形态出现在未来的世界中，这成为检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试金石，也许比当初检验国际联盟有过之而无不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文化建设放在第一位，并且视其为自己的中心任务。西班牙内战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克·梅厄还是一个孩子，他回想起纳粹的口号时依然充满恐惧：“每当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会随时准备开枪。”当下的一些领导人物会再一次尝试“在人们的头脑中构筑和平的樊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必须用新的方式把教育、文化和遗产结合到一起，以便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贯穿整个战争期间直至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国际社会对拯救和恢复欧洲的文化瑰宝、艺术作品和标志性建筑，以及重建历史遗址，表现出急躁冒进的作风。如果全世界能够一起努力，稳步取得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那将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要想实现和平梦想，国际社会必须在人类遗产的问题上进一步制定条约、发布公告、共同探险，并采取救助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