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探寻与阐释——中国革命中的几个问题

作  者：罗平汉  著

ISBN：9787108073327

定  价：59.00元

页 数：280

 罗平汉，男，1963年生，湖南安化县人。现为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农村人民公社史》《土地改革运动史》《回看毛泽东》等。

本书探讨了有关中国革命的六个问题：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抗日战争前期中共组织的发展与巩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经济政策与经费来源、延安整风是如何发动的、“五四指示”后陕甘宁边区的土地征购、老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全书立意新颖，史料扎实，注重史料挖掘与史实考证，是一部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学术普及读本。

 从经济、组织、思想等角度对中共党史中有争议的问题重新进行阐释。

每当历史上重大变动的发生，通常都有一场思想领域内的深刻变动作为先导。这并不奇怪：因为人们的行动通常都受到思想的支配。这种思想变动，有的像疾风骤雨般猛然袭来，使举世为之震惊；有的却需要经历较长的渐进过程，甚至会经过某些曲折。为了理解这种状况，需要对当时的主客观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多次经历这种状况。如何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夺取全国范围的胜利，正经历过这样的艰难探索。

                                                     ——金冲及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

一、蒋介石“围剿”战略与战术的转变

二、军事战略与战术的严重错误

三、对福建事变处理失当致使良机错失

四、根据地内部的“左”倾政策严重影响红军战斗力

全民族抗日战争前期中共组织的发展与巩固

一、“十百倍的发展党员”

二、中共组织的大发展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议

四、各地中共组织的整顿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经济政策与经费来源

一、制定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

二、全民族抗战前期中共的经费来源

三、精兵简政与大生产运动

 延安整风是如何发动的

一、整风运动的动因

二、整风运动的准备

三、九月政治局会议与延安整风的启动

“五四指示”后陕甘宁边区的土地征购

一、陕甘宁边区开展土地征购的背景

二、陕甘宁边区的土地征购条例

三、陕甘宁边区土地征购的试点

四、土地征购的中止

老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几个问题

一、从为地主“平反”说起

二、地主、富农的界定

三、旧中国土地是集中还是分散

四、由减租减息转变为土地改革之因

五、老解放区土改之意义

六、余 论

全民族抗战前期中共的经费来源

吃饭穿衣是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革命者也概莫能外。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的力量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仅军队人数就由全民族抗战之初的几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百余万人，那么，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共是如何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的？

全民族抗战之初，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八路军、新四军，相当一部分经费来自于国民政府的拨款。根据国共谈判，陕北主力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全军编制为3个师4.5万人，国民政府据此拨发经费。根据1941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制的《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编制经费情形报告表》列述，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拨款是：（一）1937年度月发经常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药补加费1万元，米津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合计月发63万元；（二）1939年8月份起加兵站临时补助费2.5万，连前月共发65.5万元；（三）1940年元月起，每月增发米津4.5万元，连前月共发70万元。

国民政府拨给新四军的经费为：（一）1938年1月核定全军四个支队月各发经费1.5元，军部0.6万元，自3月份起每月增发经费2万元，5月起成立军直属分站一，独立派出所一，核定月支兵站费0.3万元；自5月16日起，月发米津1.3534万元。自6月份重新核定新四军经费每月11万元。（二）1939年全年度经费仍旧月发11万元，另发战临费2.2万元，共月发经费13.2万元。（三）1940年度经费核定每月为11.5万元，又战临费2.2

万元，共月发13.7万元。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同意将长期坚持在海南岛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十四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即“琼崖纵队”。改编之初，国民党海南岛当局同意每月发给琼崖纵队经费0.8万元，但到1939年6月后，大量削减琼崖纵队的经费，由原来的每月0.8万元缩减到0.1万元。

在全民族抗战之初军队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尚可维持部队所需。问题在于八路军、新四军发展迅速，到1938年10月，八路军人数达15.6万人，新四军2.5万人，到1940年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新四军发展到10万人。八路军、新四军总人数增加近十倍，但国民政府仍按改编之初的原编制拨发经费，40万八路军月经费70万元，人均不到两元，新四军以10万之众月经费13万余元，人均1.3元。这点经费对

于八路军、新四军来说已是杯水车薪。

为此，中共方面一再要求增加经费。1938年12月23日，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要求在八路军任主力的地区，友军及地方武装应受八路军指挥，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三个师请准许改编为军，军辖二师或三旅，并请增编八路军总部一个炮兵团及一个特务团。“因八路军现有人数12万（陕北河防部队及华北游击队在外），且以伤兵残废日多，原有4.5万人经费实在不够支配，请增加月费100万元。” 194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就边区等问题与国民党谈判给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中提出：“八路扩军问题：（一）三军九师，（二）二十二万人，（三）月饷四百四十万元（每人平均二十元计）。”“新四军扩军问题：

（一）三个师，（二）五万人，（三）月饷一百万元。”第二天，中共中央又指示南方局，在与国民党谈判时“可先解决边区与撤军问题”，要求国民党方面提供“边区行政经费，每月津贴二十万元”。 同年9月初，中共中央再次要求国民党中央将第十八集团军扩编为三军九师，新四军为三个师，其编制照甲种军办理，并供给足够的补给。

对于中共方面提出的增加军饷的请求，国民党方面不可能接受。1940年11月9日，毛泽东起草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致何应钦、白崇禧电：“职军孤悬敌后，欲求杀敌致果，达成统帅所付之战略任务，不得不遵循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所示原则，唤起民众，组织游击部队，因而超过原来编制，此任务与组织之连带关系，实亦有所不得不然。然以现有五十万人之众，领四万五千人之饷，虽有巧妇，难以为炊，故不得不要求民众协助。”“虽衣单食薄，艰难奋战，历尽人间之辛苦，然不为法律所承认，不为后方所援助，则精神痛苦，无以复加，故有请中央允予扩充编制之举。”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等

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就编制问题指责说，八路军、新四军“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为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总计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兹兄等所称人数，若为未奉核准，而擅作毫无限度之扩编，恐再阅几时，势必号称百万。中央安有如许财力，地方安有如许民力，供给此核定数目以外，无

限制之兵员？若本无上数，而漫为虚报，则法定编制尚应剔除缺旷，更无不经点验而滥发之理”。断然拒绝了中共方面关于扩编的要求。此时，国共矛盾加剧，从1940年11月起，国民党方面停止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供给。

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共方面的第二项经费来源是国内外捐款和共产国际的援助。

募捐是全民族抗战之初八路军、新四军经费的重要来源。1937年10月16日，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向富户征求救国捐”“发动群众自愿捐助抗日经费，战争中的需用品”，并且认为抗日游击队的给养，“主要是以没收敌人的资财与汉奸的财产，及向富户募捐来维持。只有在十分必要时才向一般群众募捐。向富户募捐也应尽可能不采用强迫摊派的办法，应该说服富户自愿捐助，只有在不得已与说服无效时，才可以指定富户摊派若干金钱粮食。游击队绝对不应该经过村长区长或商会等去摊派捐款粮草，必须直接向富户募捐或摊派，或者指定某家富人要出多少东西”。

应当说，全民族抗战之初，这种自愿与带有某种强迫性的摊派，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募集了一定数量的资金与物资。1937年秋冬，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时，仅在山西兴县，杨家坡地主杨笃仁将卖土地和城里商号所得的1.5万块银元全部捐出，黑峪口王家村的王则相捐出2000银元和一条船，著名开明绅士牛友兰不但捐出自己“复庆永”商号的货物，而且一次捐献2.3万银元。到这年12月，全兴县民众捐助八路军达6万银元、粮食700余担。各抗日根据地都有组织地开展募捐活动，如1938年初山东和冀中抗日根据地募集的抗日救国捐，1940年晋绥抗日根据地开展的献金、献粮、献鞋、扩兵的“四献”运动等。

全民族抗战一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后迅速开赴前线，并且取得了平型关战斗等一系列的胜利，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国内各阶层及一些海外华人华侨纷纷解囊捐助八路军和新四军。1938年至1939年，上海未被日军占领的租界区开展群众性的支援新四军运动，组织义演、义卖，共募集到几十万元，为新四军购买了一批药品和5万套军装所需布匹。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海外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了数量不菲的医

疗器械、药品、现款和其他物资。仅1936年12月到1939年2月，宋庆龄就向延安寄去了6万元法币。

一些地方实力派也曾向中共提供一些物质帮助。一段时间，新疆军阀盛世才同中共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盛世才曾向中共提供了一些物款。1939年7月8日，毛泽民在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发言中说：“在新疆省，开展过为八路军购买防毒面具的募捐活动，募集到6万元。盛世才送给八路军5万件毛皮大衣，给了10万元，并将大衣从兰州运往前线。”

据陕甘宁边区的统计，从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的5个月时间里，海外及后方捐款共达法币1300948元，约合当时小米40654石（每石300市斤）。据八路军供给部的统计，从1937年至1941年，各部队上缴给供给部的捐款有账可查共为892.4万元， 其中：1937年3.6万元，1938年200.1万元，1939年60.4万元，1940年555.3万元，1941年78万元。“ 因各部队分散活动，加上缺少统一的收支手续，账目记载不全，实际上部

队所得要多得多。”

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成立之后，共产国际一直对于中共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一再向共产国际提出经济援助问题。1938年2月2日，康生在延安同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安德里阿诺夫谈话时提出，中共方面“经受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为“从老百姓那里得到经费的希望很小”，而“蒋介石拨给我们用来养活八路军的款项更加不够用，因为军队增加了一倍，而军饷总数依然如故”，要求尽快落实“在我们动身来这里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答应拨给我们150万美元，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也答应我们拨款3万美元用于治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同志”。］至于这笔经费后来是否给了中共不得而

知，但同年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其日记中写道：“援助中国共产党50万美元。”

1939年1月8日，季米特洛夫致信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根据我们的请求，米高扬同志拨给我们15吨各种军用物资和文化用品以供八路军和中国特区的需要。”3月5日，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致电季米特洛夫说：“你们为我们募集的钱都用光了。兑换时没有遇到困难，也没有引起怀疑。”同时提请季米特洛夫“提供资金上的援助”。5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我们的财政状况极其困难。我们的钱已经全部用完。”从国民党那里得到的经费只能满足八路军每月开支的20%，“从6月份开始，党的工作、报刊、学校、医院等等都没有任何经费”，而且“在我们地区目前正发生旱灾，我们面临着饥饿的危险，因此，恳请你们向我们提供紧急的财政援助”。究竟此间共产国际给了中共多少资金援助，相关文献中没有具体数字，但1940年2月23日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中

说：“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同志向我们提出了党和军队的开支预算，说明了党非常困难的经济状况，并请求提供资金援助。从这笔预算（见附录）中可以看出，党每个月的赤字是：党的系统58280美元，军队系统300000美元。”“我们当然已向周恩来同志说明，党应该动员国内一切资源来抵补这巨大的赤字，而不要指望外来援助。”“但是，考虑到党的处境和保证党的报刊、宣传及培训党和军队干部的现有党校网络的迫切需要，我们认为，为此目的，1940年度向中国共产党提供35万美元的援助是适宜的。”同年8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在周恩来前往莫斯科之前，收到了你们寄来的50000（500000？）美元，7500英镑”，“你们在周恩来动身之前汇出的并且我们于今年5月底在西安收到的款项如下：106670（106070）美元，8200英镑”。“在周恩来动身之前已同索尔金同志谈妥，每一英镑合4美元，而在中国每一英镑仅合3美元60美分。因此，实际上我们总共收到212590（212500）美元，除了这一款项外，还有10000美元用于联络，5000美元给李奎（即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引者注）专用，40000美元用于代表大会（即中共七大。—

引者注）。”11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今年9月29日，周恩来收到43287美元和11500英镑。”1941年2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24500美元和6箱各种器材收到。此外，潘友新（苏联驻华大使。—引者注）转给我们3万美元。”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并取消其番号，彻底断绝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经费供应，加之日伪军的“扫荡”和连续天灾，各抗日根据地经济十分困难。同年5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从今年1月至今，蒋介石没有拨给我们一分钱。我们遇到了很大的财政困难。请允许拨给我们今年总额1百万美元的款项。”中共中央这项要求不久得到了满足。7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同意“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100万元，用来援助中国共产党中央”。7月7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您关于资金援助的请求得到了满足，已采取措施，使您能尽快分批得到全部款项。”100万美元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对于中共缓解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无疑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给中共的经费援助自然中止。

                         《探寻与阐释——中国革命中的几个问题》110—119页

书  名：探寻与阐释——中国革命中的几个问题

作  者：罗平汉  著

ISBN：9787108073327

定  价：59.00元

页 数：280

 罗平汉，男，1963年生，湖南安化县人。现为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农村人民公社史》《土地改革运动史》《回看毛泽东》等。

本书探讨了有关中国革命的六个问题：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抗日战争前期中共组织的发展与巩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经济政策与经费来源、延安整风是如何发动的、“五四指示”后陕甘宁边区的土地征购、老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全书立意新颖，史料扎实，注重史料挖掘与史实考证，是一部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学术普及读本。

 从经济、组织、思想等角度对中共党史中有争议的问题重新进行阐释。

每当历史上重大变动的发生，通常都有一场思想领域内的深刻变动作为先导。这并不奇怪：因为人们的行动通常都受到思想的支配。这种思想变动，有的像疾风骤雨般猛然袭来，使举世为之震惊；有的却需要经历较长的渐进过程，甚至会经过某些曲折。为了理解这种状况，需要对当时的主客观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多次经历这种状况。如何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夺取全国范围的胜利，正经历过这样的艰难探索。

                                                     ——金冲及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

一、蒋介石“围剿”战略与战术的转变

二、军事战略与战术的严重错误

三、对福建事变处理失当致使良机错失

四、根据地内部的“左”倾政策严重影响红军战斗力

全民族抗日战争前期中共组织的发展与巩固

一、“十百倍的发展党员”

二、中共组织的大发展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议

四、各地中共组织的整顿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经济政策与经费来源

一、制定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

二、全民族抗战前期中共的经费来源

三、精兵简政与大生产运动

 延安整风是如何发动的

一、整风运动的动因

二、整风运动的准备

三、九月政治局会议与延安整风的启动

“五四指示”后陕甘宁边区的土地征购

一、陕甘宁边区开展土地征购的背景

二、陕甘宁边区的土地征购条例

三、陕甘宁边区土地征购的试点

四、土地征购的中止

老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几个问题

一、从为地主“平反”说起

二、地主、富农的界定

三、旧中国土地是集中还是分散

四、由减租减息转变为土地改革之因

五、老解放区土改之意义

六、余 论

全民族抗战前期中共的经费来源

吃饭穿衣是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革命者也概莫能外。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的力量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仅军队人数就由全民族抗战之初的几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百余万人，那么，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共是如何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的？

全民族抗战之初，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八路军、新四军，相当一部分经费来自于国民政府的拨款。根据国共谈判，陕北主力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全军编制为3个师4.5万人，国民政府据此拨发经费。根据1941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制的《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编制经费情形报告表》列述，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拨款是：（一）1937年度月发经常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药补加费1万元，米津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合计月发63万元；（二）1939年8月份起加兵站临时补助费2.5万，连前月共发65.5万元；（三）1940年元月起，每月增发米津4.5万元，连前月共发70万元。

国民政府拨给新四军的经费为：（一）1938年1月核定全军四个支队月各发经费1.5元，军部0.6万元，自3月份起每月增发经费2万元，5月起成立军直属分站一，独立派出所一，核定月支兵站费0.3万元；自5月16日起，月发米津1.3534万元。自6月份重新核定新四军经费每月11万元。（二）1939年全年度经费仍旧月发11万元，另发战临费2.2万元，共月发经费13.2万元。（三）1940年度经费核定每月为11.5万元，又战临费2.2

万元，共月发13.7万元。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同意将长期坚持在海南岛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十四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即“琼崖纵队”。改编之初，国民党海南岛当局同意每月发给琼崖纵队经费0.8万元，但到1939年6月后，大量削减琼崖纵队的经费，由原来的每月0.8万元缩减到0.1万元。

在全民族抗战之初军队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尚可维持部队所需。问题在于八路军、新四军发展迅速，到1938年10月，八路军人数达15.6万人，新四军2.5万人，到1940年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新四军发展到10万人。八路军、新四军总人数增加近十倍，但国民政府仍按改编之初的原编制拨发经费，40万八路军月经费70万元，人均不到两元，新四军以10万之众月经费13万余元，人均1.3元。这点经费对

于八路军、新四军来说已是杯水车薪。

为此，中共方面一再要求增加经费。1938年12月23日，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要求在八路军任主力的地区，友军及地方武装应受八路军指挥，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三个师请准许改编为军，军辖二师或三旅，并请增编八路军总部一个炮兵团及一个特务团。“因八路军现有人数12万（陕北河防部队及华北游击队在外），且以伤兵残废日多，原有4.5万人经费实在不够支配，请增加月费100万元。” 194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就边区等问题与国民党谈判给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中提出：“八路扩军问题：（一）三军九师，（二）二十二万人，（三）月饷四百四十万元（每人平均二十元计）。”“新四军扩军问题：

（一）三个师，（二）五万人，（三）月饷一百万元。”第二天，中共中央又指示南方局，在与国民党谈判时“可先解决边区与撤军问题”，要求国民党方面提供“边区行政经费，每月津贴二十万元”。 同年9月初，中共中央再次要求国民党中央将第十八集团军扩编为三军九师，新四军为三个师，其编制照甲种军办理，并供给足够的补给。

对于中共方面提出的增加军饷的请求，国民党方面不可能接受。1940年11月9日，毛泽东起草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致何应钦、白崇禧电：“职军孤悬敌后，欲求杀敌致果，达成统帅所付之战略任务，不得不遵循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所示原则，唤起民众，组织游击部队，因而超过原来编制，此任务与组织之连带关系，实亦有所不得不然。然以现有五十万人之众，领四万五千人之饷，虽有巧妇，难以为炊，故不得不要求民众协助。”“虽衣单食薄，艰难奋战，历尽人间之辛苦，然不为法律所承认，不为后方所援助，则精神痛苦，无以复加，故有请中央允予扩充编制之举。”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等

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就编制问题指责说，八路军、新四军“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为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总计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兹兄等所称人数，若为未奉核准，而擅作毫无限度之扩编，恐再阅几时，势必号称百万。中央安有如许财力，地方安有如许民力，供给此核定数目以外，无

限制之兵员？若本无上数，而漫为虚报，则法定编制尚应剔除缺旷，更无不经点验而滥发之理”。断然拒绝了中共方面关于扩编的要求。此时，国共矛盾加剧，从1940年11月起，国民党方面停止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供给。

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共方面的第二项经费来源是国内外捐款和共产国际的援助。

募捐是全民族抗战之初八路军、新四军经费的重要来源。1937年10月16日，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向富户征求救国捐”“发动群众自愿捐助抗日经费，战争中的需用品”，并且认为抗日游击队的给养，“主要是以没收敌人的资财与汉奸的财产，及向富户募捐来维持。只有在十分必要时才向一般群众募捐。向富户募捐也应尽可能不采用强迫摊派的办法，应该说服富户自愿捐助，只有在不得已与说服无效时，才可以指定富户摊派若干金钱粮食。游击队绝对不应该经过村长区长或商会等去摊派捐款粮草，必须直接向富户募捐或摊派，或者指定某家富人要出多少东西”。

应当说，全民族抗战之初，这种自愿与带有某种强迫性的摊派，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募集了一定数量的资金与物资。1937年秋冬，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时，仅在山西兴县，杨家坡地主杨笃仁将卖土地和城里商号所得的1.5万块银元全部捐出，黑峪口王家村的王则相捐出2000银元和一条船，著名开明绅士牛友兰不但捐出自己“复庆永”商号的货物，而且一次捐献2.3万银元。到这年12月，全兴县民众捐助八路军达6万银元、粮食700余担。各抗日根据地都有组织地开展募捐活动，如1938年初山东和冀中抗日根据地募集的抗日救国捐，1940年晋绥抗日根据地开展的献金、献粮、献鞋、扩兵的“四献”运动等。

全民族抗战一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后迅速开赴前线，并且取得了平型关战斗等一系列的胜利，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国内各阶层及一些海外华人华侨纷纷解囊捐助八路军和新四军。1938年至1939年，上海未被日军占领的租界区开展群众性的支援新四军运动，组织义演、义卖，共募集到几十万元，为新四军购买了一批药品和5万套军装所需布匹。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海外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了数量不菲的医

疗器械、药品、现款和其他物资。仅1936年12月到1939年2月，宋庆龄就向延安寄去了6万元法币。

一些地方实力派也曾向中共提供一些物质帮助。一段时间，新疆军阀盛世才同中共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盛世才曾向中共提供了一些物款。1939年7月8日，毛泽民在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发言中说：“在新疆省，开展过为八路军购买防毒面具的募捐活动，募集到6万元。盛世才送给八路军5万件毛皮大衣，给了10万元，并将大衣从兰州运往前线。”

据陕甘宁边区的统计，从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的5个月时间里，海外及后方捐款共达法币1300948元，约合当时小米40654石（每石300市斤）。据八路军供给部的统计，从1937年至1941年，各部队上缴给供给部的捐款有账可查共为892.4万元， 其中：1937年3.6万元，1938年200.1万元，1939年60.4万元，1940年555.3万元，1941年78万元。“ 因各部队分散活动，加上缺少统一的收支手续，账目记载不全，实际上部

队所得要多得多。”

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成立之后，共产国际一直对于中共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一再向共产国际提出经济援助问题。1938年2月2日，康生在延安同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安德里阿诺夫谈话时提出，中共方面“经受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为“从老百姓那里得到经费的希望很小”，而“蒋介石拨给我们用来养活八路军的款项更加不够用，因为军队增加了一倍，而军饷总数依然如故”，要求尽快落实“在我们动身来这里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答应拨给我们150万美元，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也答应我们拨款3万美元用于治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同志”。］至于这笔经费后来是否给了中共不得而

知，但同年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其日记中写道：“援助中国共产党50万美元。”

1939年1月8日，季米特洛夫致信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根据我们的请求，米高扬同志拨给我们15吨各种军用物资和文化用品以供八路军和中国特区的需要。”3月5日，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致电季米特洛夫说：“你们为我们募集的钱都用光了。兑换时没有遇到困难，也没有引起怀疑。”同时提请季米特洛夫“提供资金上的援助”。5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我们的财政状况极其困难。我们的钱已经全部用完。”从国民党那里得到的经费只能满足八路军每月开支的20%，“从6月份开始，党的工作、报刊、学校、医院等等都没有任何经费”，而且“在我们地区目前正发生旱灾，我们面临着饥饿的危险，因此，恳请你们向我们提供紧急的财政援助”。究竟此间共产国际给了中共多少资金援助，相关文献中没有具体数字，但1940年2月23日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中

说：“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同志向我们提出了党和军队的开支预算，说明了党非常困难的经济状况，并请求提供资金援助。从这笔预算（见附录）中可以看出，党每个月的赤字是：党的系统58280美元，军队系统300000美元。”“我们当然已向周恩来同志说明，党应该动员国内一切资源来抵补这巨大的赤字，而不要指望外来援助。”“但是，考虑到党的处境和保证党的报刊、宣传及培训党和军队干部的现有党校网络的迫切需要，我们认为，为此目的，1940年度向中国共产党提供35万美元的援助是适宜的。”同年8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在周恩来前往莫斯科之前，收到了你们寄来的50000（500000？）美元，7500英镑”，“你们在周恩来动身之前汇出的并且我们于今年5月底在西安收到的款项如下：106670（106070）美元，8200英镑”。“在周恩来动身之前已同索尔金同志谈妥，每一英镑合4美元，而在中国每一英镑仅合3美元60美分。因此，实际上我们总共收到212590（212500）美元，除了这一款项外，还有10000美元用于联络，5000美元给李奎（即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引者注）专用，40000美元用于代表大会（即中共七大。—

引者注）。”11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今年9月29日，周恩来收到43287美元和11500英镑。”1941年2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24500美元和6箱各种器材收到。此外，潘友新（苏联驻华大使。—引者注）转给我们3万美元。”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并取消其番号，彻底断绝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经费供应，加之日伪军的“扫荡”和连续天灾，各抗日根据地经济十分困难。同年5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从今年1月至今，蒋介石没有拨给我们一分钱。我们遇到了很大的财政困难。请允许拨给我们今年总额1百万美元的款项。”中共中央这项要求不久得到了满足。7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同意“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100万元，用来援助中国共产党中央”。7月7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您关于资金援助的请求得到了满足，已采取措施，使您能尽快分批得到全部款项。”100万美元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对于中共缓解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无疑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给中共的经费援助自然中止。

                         《探寻与阐释——中国革命中的几个问题》110—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