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戳破数字时代，现代人精神状态的迷思。
深度解析 “无意识刷手机”“社交敷衍”“决策过载” 等日常现象背后的倦怠本质，让每个被数字技术裹挟的人看清自身处境。

2.跳出 “技术成瘾” 的表层讨论
从历史脉络、资本逻辑、劳动异化多维度切入，揭示数字资本主义如何将个体行为转化为数据资本。聚焦数字劳工、边缘群体的隐形倦怠，揭露全球数字劳动分工中的不平等，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与剥削本质提供全新视角。

3.重新定义“倦怠”的社会价值
对现代社会精神状态深层影响进行全面反思，面对倦怠，解法并不是 “远离技术”，而需要肯定倦怠对数字资本主义异化的抵抗价值，重新思考人与数字技术的关系，审视信息时代、数字社会的生存状态。
智能手机的新消息提示源源不断，社交平台无数的照片和帖子需要你点赞或评论，工作已渗入私人生活……而你无意识地刷手机，敷衍地回复社交信息，麻木地在网络中做出无数次决策……这是否就是你在数字时代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在这些看似日常的现象背后，是现代人被数字技术深度裹挟的精神倦怠。在这个时代，倦怠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我们是数字产品尊贵的“用户”，还是普通的打工人，都身处数字生活导致的平凡甚至平庸之中。这就是我们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基本处境。

在这本书中，华裔学者胡彤晖通过众多艺术家、作家、劳动者的案例来说明和讨论了这种处境，剖析了信息过载、手机成瘾背后的精神内耗本质，对当下人们被信息和技术捆绑，陷入倦怠、失望、无精打采的精神病状进行了多层面的探讨。作者指出，我们应该看到在倦怠背后，数字资本主义如何使个体行为转化为数据资本，如何异化劳动，并使得全球数字劳动分工中充斥着不平等。或者我们也可以从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理解倦怠——它是一种对过度数字化的人的自然反应，具有积极的抵抗价值。面对这种时代病症，我们的解法不应是远离技术，回到一种前现代的生活，而是要肯定倦怠作为一种精神反应的意义，重新思考人与数字技术的关系。

导  言 // III
一章  现在开始，已经晚了 // 001
第二章  等待，然后放弃 // 039
第三章  哈哈大笑 // 085
第四章  进入睡眠模式 // 127
第五章  感觉正常 // 165
第六章  一起无所事事 // 197
后  记  振作起来 // 237
致  谢 // 241
注  释 // 245
参考文献 // 281
胡彤晖，著，【美】胡彤晖（Tung-Hui Hu）

密歇根大学英文系助理教授，2015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EA）文学奖金获得者。曾获2022—2023年罗马文学奖、柏林美国科学院柏林奖。研究领域包括科技与人文，地理和文学，视觉文化，诗歌与诗学。
导  言

忘记你

也许，你刚刚低头瞄了一眼手机，发现自己只是不走心地滑了滑朋友列表，并没打算选中并联系某人。也许，你突然觉得词穷，在这个明明可以自由表达、别人甚至还期待你畅所欲言的世界里，你能想到的只有三个字：“哈哈哈。”也许，明明有个更好的工作机会近在眼前，你却发现趴在现有的工位上摸鱼比谋划远大前程更轻松。此时会有一番顽冥不驯之感——消极，或是不想与他人发生关联，只想做你自己，或是逃避决策——我将其称作“数字倦怠”（digital lethargy）。数字平台旨在制造主动参与的在场感，也一直鼓吹用户只需忠于自我选择的理念，而前述这种感觉却与之背道而驰，可能看似反常，甚至是内耗，自我挫败。亚马逊仓库的低薪打工人被剥削了一整天，回家后精疲力竭，却在亚马逊网店里狂购一气，他很可能已饱受数字倦怠 1 之苦。
在古希腊医学中，lethargy（原意为昏睡，本书中译为倦怠）描述的是一种病：患者陷入物化般的昏迷状态时会忘记自己是谁（这个词源于 Lethe，意为古希腊神话中的“忘川”）。昏睡症通常是急性发作的，且常有致命危险，典型的治疗方法是提醒病人记住自己是谁。搜集此类病例、并把疗法译成拉丁文的努米底亚 a 医生塞利乌斯·奥雷利安纳斯（Caelius Aurelianus）这样写道：“应将病人安置于光线充足、温度适中的房间里，时不时地在其耳边呼唤其名，或挠或戳，想办法将其唤醒。”2 如今，心不在焉、宛如昏睡的用户会被一些算法“治疗”，这些算法会通过一系列点击刺激用户进入自我认证，或借社交网络之力提醒用户已错失某些良机，甚至用户没有回应——研究消费者选择的学者们称其为“无选择选项”——也能通过跟踪器和传感器将其转化为另一种数据形式 3。但凡涉及科技，哪怕你认为自己已退出登*，你也总是“在线”的，基于这样的事实，数字时代的倦怠已显而易见。
这是因为数码科技公司赚钱的主要途径就是搜集你如何“做自己”的数据，例如，**会问“你在想什么”，并将搜集到的数据卖给广告商。不过，说得更宽泛一点，数字资本主义的运作*式就是将用户的主动参与和关注度、资本和消费主义 4 联系起来，并将用户的兴趣转化为可通过大数据挖掘到的选项。这会带来一种解放的感觉，因为在西方互联网上，你已看不到很多须遵守的准则、成规 5：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继续点击、选择即可。在数字资本主义中，“做自己”就是我们理解自己和他人的主导准则。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赋权形式，我们将“账号”等同于“个人”，将“选择”等同于“主动”。这是一种授权：授予持续行动、交流以正当性，进而觉得那就是正常生活，甚而是更充分地表达、参与、个性化、生活得更充实——在那种生活里，所谓的我们，仅仅指的是我们如何行动，如何选择。
人生在世，妙的事莫过于自由自在“做自己”——这个观点说说容易，其实很不简单。首先，在数字时代底层人士的体验中，这种说法往往被当作一种职业标配，而非一种选择。
试以某共享出行应用软件的一组宣传推文为例：“我给有司机的建议是：保持积极乐观，做自己！”“金玉良言——做自己。推己及人，我希望自己被如何对待，我就如何对待乘客，他们肯定会欣赏的！”6 同样，就业培训师建议白领求职者培养一些“喜闻乐见的爱好”，比如骑行、摄影，以便打造更受欢迎的个人品牌。7 显然，如果将其作为一种客户服务或营销形式，“做自己”很可能让你殚精竭虑。对那些不持续营销自己的人来说，能动性未总要体现于自身。有时候，自我认知会成为一种负担，比如，决策过载会导致你过度内耗；再比如，不得不在学校或工作单位中代表你的种族或民族身份会让你心力交瘁。不过，人们通常只会模糊地意识到一种感觉——不想做自己；典型的倦怠感表现为心不在焉，或是情感阻塞，而非某种说得清、道得明的情绪。
智能手机喋喋不休地敦促你留意新消息，要回复的电邮和短信源源不断，无数照片需要你点赞或评论，工作已渗入家庭和私人生活……这些都是数字网络加诸我们的，大家可能觉得这种生活状态是当代特有的现象。在某些重要的层面，确实如此。但在另一方面，工作和自我认知方面的问题在西方文化语境里背负了诸多恶名，疑似遗毒痼疾，例如懒惰、疲劳、耗竭、闲散、游荡。审视这类慵懒症状，能让我们循着历史脉络，追溯以往的社会是如何评判“自我”价值的。比方说，我们可以把当今的职业倦怠和前现代、现代早期的职业倦怠加以比较。当怠惰（acedia）打断早期基督教僧侣们的冥想沉思时，这种“正午的恶魔”就会被视为一种病，一种致命的罪孽，会干扰精神性的、象征性的“实现自我”之大业——假设你容许这种过时的说法。随此大业的世俗化，欧洲贵族阶层逐渐将其目标定为“安分守己”。9 文化史学家安娜·沙夫纳（Anna Schaffner）例举了不少作品，从丢勒（Dürer）的雕刻作品《忧郁 I》中“沉思自省的重负……实实在在地压在以科学为本的新主体身上”，到莎士比亚笔下内省的哈姆雷特因无力决断、无所作为而痛苦万分，这表明在现代社会早期，自我意识已被确立为一种负担。10 倦怠，怠惰的衍生物，是身体和精神上自我消蚀的表现，指的是忘记、推卸自己的道德和政治责任，诸如对国家或对上帝的责任。然而，即便当时的文化习俗将倦怠描述为自我阉割和反社会，倦怠还是缔造出了一个中间地带，人们可以在其中展现或承担另一种身份，比如忘记自己从属于社会底层。11
不过，我们故事的真正起点是工业革命，当时，倦怠变成了一种感染了壮大中的工人阶层的病。德国医生威廉·厄尔布（Wilhelm Erb）在诊断普遍存在的信息超载导致的神经的度紧张衰竭时，使用了“神经衰弱”（neurasthenia）这个术语，他写道：“网络……彻底改变了商贸业态。夜晚用于旅行，白天用于商务……更多人被卷入政治、工业和金融界的重大危机。”12 1893 年写下这段话时，厄尔布所谓的网络指的是电报网络，而非数字网络，但这段话在今天看来并不过时：医学专家、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将各种疾病归咎于网络（及其与全球化的密切关联），包括耗竭、过劳、注意力下降、失眠、脱离现实和反社会行为。不过，神经衰弱在当时也被用于伪科学言论——根据所谓的文明程度、自我管理能力把世界人口分门别类。医学史学家拉斐拉·佐扎内利（Rafaela Zorzanelli）就曾阐释过，神经学家威廉·比尔德（William Beard）将这一术语引入美国时附带了一则警告：神经衰弱“主要影响脑力劳动者，工业化城市生活破坏了他们的神经能量供给系统；此外，还有上流社会的年轻女性，她们娇嫩的神经系统不适合大城市涌现的各种生活需求……神经衰弱还会折磨犹太人、斯拉夫人和盎格鲁 - 撒克逊人等所谓的更高等的种族群体，但不会对黑人和亚洲移民造成影响”13 。至于后两种群体，比尔德认为他们只是“体力劳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人们为了把工人改造成运转良好的机器煞费苦心，其中就包括对神经衰弱的研究。历史学家安森·拉宾巴赫（Anson Rabinbach）将这个过程称为“对疲劳的发现”。科学家、医生、社会改革家和哲学家开始将工人的身体视为“人体发动机”，与工业革命时期驱动工厂运作的大型发动机并无二致。14 不过，人体发动机是会过劳的，假如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和营养来恢复体力，能量就会耗尽。拉宾巴赫认为，围绕职业道德的早期讨论已经转向了新问题：如何寻找、提高劳动力，创造出一种不受疲劳影响的人体发动机。例如，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和他专攻科学管理学的弟子们曾用秒表给每项作业计时，以优化工人的动作，而不是简单粗暴地逼迫工人透支体力。疲劳，可堪资本主义工业的制动器，能制造阻力，给急剧扩张的生产线刹刹车。泰勒带动起来的高效风潮并不局限于工业流水线，还催生了关于“科学制衣”、优化厨房设计、提高教会效率的书籍。
时至今日，我们仍在谈论工作带来的疲劳，但越来越多地会用到别的词语，比如：耗竭，这个词在 1974 年一次被正式
用于这个语境，不仅指疲劳，还能指代另两种症状：个人成就感下降和人格解体，亦即与他人脱离，与工作脱节。15 从“疲劳”到“耗竭”，词语的渐变指向工作观念的重要转变。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人体发动机的概念逐渐式微，期待没有疲劳感的社会的愿景也随之淡化；体力劳动开始淡出社会生活的中心，美国工会会员人数开始下降。（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英国、法国和大部分高收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也都步其后尘。）取而代之的是“非物质性”工作，也就是交际性工作：就连工厂里的工人也不再被视为执行命令的主体，而是协调生产的积极参与者，要提供反馈，并与其他团队互动。16 社会学家阿兰·埃伦伯格（Alain Ehrenberg）在其著作《疲于做自己》（La fatigue d’être soi）中写道：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这些变化导致西方社会越来越标榜不墨守成规、不按部就班的人，不再赞赏担当责任、主动制定自己的规则的人。17 创业者、企业家备受赞誉，表明社会开始将个人理解为掌控自己命运的主人。其实，这种对无限自主、无限自由的期望早已根深蒂固地植入了我们的自我认知模式（座右铭：“这是我的选择”），以至于实现自我成了一种任务，往往，还会化作烦人的、无形的社会压力。这是个悖论，埃伦伯格指出：源源不断的机遇反而会导致一种不足感，迫使自主性成为耗竭和抑郁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