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作品套装3册八次危机+告别百年激进+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温铁军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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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书名: 温铁军作品套装3册

定价: 163.0

ISBN: 9787506055574T

作者: 温铁军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9-09

装帧: 平装

开本: 16

《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 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但真正关注他们的人不多，替农民说话的人更少，温铁军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执教之前曾经有11年基层工农兵经历和20多年政策研究经历。今天，这位三农专家仍在坚持"用脚做学问"。书中作者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图文带我们回顾了中国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的历史轨迹。这也是作者穿行在乡间小路上的多年农村调研经历的积淀。《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足以犒赏每一位读者。它是盛宴，更是你书架上当之无愧的珍藏。《告别百年激进》通过对“成本转嫁理论”的理解，就会对先发国家或地区为什么会成功，后发国家或地区为什么会失败有清晰地认识，就会明白如今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中国成功化解了1949—1952年的第1次通胀危机，其经验不仅对其他深陷“发展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指导意义，也正是解决我国现在经济问题之关键。吸纳中国本土的成功经验，使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抓住中国的机遇。

《八次危机》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于是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
　　《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的主要观点是：“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不仅是“金融化泡沫经济”所引起的，也是由“内含高成本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在累积了大量的国家负债后产生的，因此中国人应引以为戒，加深对资本主义危机规律及其引发的内部乱像和外部地缘政治法西斯化倾向的认识。只有复兴生态文明，维持乡土社会内部化来应对外部性风险的综合性合作与自治，才是中国免于重蹈负债过高的现代化危机的合理选择。
《告别百年激进》
　所谓成功的先发国家或地区，只不过是在占有现代化收益的同时把他们的成本转嫁到了后发国家或地区；所谓失败的后发国家或地区，只不过是把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的时候，被动、甚至积极地承载了先发国家的巨大成本。通过对 “成本转嫁理论”的理解，就会对先发国家或地区为什么会成功，后发国家或地区为什么会失败有清晰地认识，就会明白如今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
《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
本书为温铁军团队继《八次危机》后推出的Z新研究成果，详细记录了我国应对第1次通胀危机的真实经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既要应对民国延续下来的长期高通胀，又要处置经济发展所内生的新矛盾，正如作者所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终，靠增量农产品稳定供给压低城市物价，成功吸纳了过量增发的货币，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中国靠乡村土改缓解了通胀危机，而大多数没有开展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难以从“发展陷阱” 中自拔。这些国家虽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在经济上却又陷入了困境。对比中国经验，探寻如何应对此前半殖民地经济遗留下来的高通胀，归纳其经验和机制，对深化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甚至指导世界各国应对通胀危机，都具有重要意义。

《八次危机》
第一部分中国的8次危机及其“软着陆”
引言
第一章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
一、从外资外债视角解析“中国经验”
二、从危机化解视角思考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章 1958-1976：工业化初期的3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
一、第一次借助外资走出民国危机的背景及其逻辑演变：二战后地缘战略的重构及演变
二、危机一：1958-1960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之后，中国发生了什么
三、危机二：1968-1970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
四、第二次更大规模借助外资调整结构的背景及其符合逻辑的危机演变——20世纪70年代来自西方的外债：从“四三方案”到“八二方案”
五、危机三：1974-1976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
第三章 1978-1997：改革以来3次内源性经济危机及其化解
一、危机四：1979-1980年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及借助“三农”的复苏
二、危机五：1989-1990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及“三农”应对
三、第三次外资外债背景及其逻辑演变：1988-1994年：“关键要把出口创汇搞上去”
四、危机六：1993-1994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其外向型转化
第四章 1997和2008年中国2次“输入型”危机的发生、应对及影响
一、现象归纳：60年4次引进外资各伴生2次危机
二、危机七：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三、第四次外资外债背景及逻辑演变：1997-2008年国内外两个“产能过剩”的碰撞
四、危机八：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第二部分关于全球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的简报和会议记录选辑
引言
Ⅰ一个趋势，两种保守，三大战略
——2011年春季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发展战略闭门会议综述
Ⅱ中国构筑战略回旋空间要靠两条腿“走出去”
——2010年秋季宏观形势闭门研讨会辑要
Ⅲ灰色经济、压力维稳与政治体制改革
——2010年11月4日闭门研讨会观点摘要
Ⅳ中产阶级的崛起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2010年3月1日闭门研讨会观点摘要
大事年表
后记
《告别百年激进》
第一部分　资本全球化的宏大叙事
第一节　人类创造的两个异化物
第二节　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
第三节　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
第四节　欧债危机实属政治危机
第五节　日本研究中的另类思考
第六节　从北非“街头政治”看全球资本主义危机
第二部分　现代化困境
第一节　现代化高成本的预言：奥巴马-金正恩难题
第二节　解构中国现代化
第三节　人民币的故事
第四节　我的三个困惑
第五节　中产阶级的“去城市化”
第六节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
第三部分　新世纪的真问题
第一节　中国进入21 世纪之初的宏观调控
第二节　政府公司主义体制的发展及其改革的路径依赖
第三节　我们是怎样失去并又重新得到迁徙自由的
第四节　资本下乡的交易成本与乡村建设中的社会企业
第四部分　大国忧思
第一节　用脚做学问：我的两次狂野游历
第二节　执政党面临的两种挑战
第三节　中国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吗
第四节　毒奶粉背后的经济学思考
第五节　中国工会与西方工运
第六节　金融异化与学术异化
第七节　中国林改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
第五部分　区域发展比较研究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政府治理的中西差异
第二节　解读“珠三角”的发展规律
第三节　全球危机与苏南经验
第六部分　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
第一节　全球危机与生态文明
第二节　生态文明与中产阶级下乡
第三节　城乡一体化与新型城镇化
第四节　新型城镇化与平民教育的创新
后　记
《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
序言中国“去依附”靠的是亿万农民 //
第一章概述：“土改红利”>“旧危机+新危机” //
第二章导论：“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期”的危机解读 //
第三章背景：民国危机与解放区折实货币 //
一、从白银危机到法币危机 //
二、民国时期的各类纸币斗争与高通胀 //
三、“物资本位”货币体系的解放区实践 //
第四章危机：财政赤字、通胀危机与土地革命 //
一、人民币诞生：危机的终结还是延续？ //
二、人民币“维稳”：“物资本位” 破解纸币危机 //
三、土地财产重新分配和农村组织化建设降低征粮成本 //
四、有组织地投入劳动力进行水利建设 //
五、货币下乡并沉淀，农村成为增发货币的吸纳场 //
第五章演化：私人原始资本积累与城乡二元结构下工业品下乡 //
一、治理高通胀后的城乡经济疲软 //
二、城乡市场交流的成就与受到的限制 //
三、价格“剪刀差”的政策悖论 //
四、资本原始积累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分析 //
第六章转型：政府逆周期调节、国家资本崛起与“三反”“五反” //
一、第一次逆周期调节 //
二、抗美援朝与“三反”“五反” //
三、第二次逆周期调节 //
四、国家资本的初步壮大 //
第七章结语：对发展经济学的创新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先后担任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商务部、国家林业局、国家粮食局、北京市、福建省等省部级政策专家。先后承担多个国家重大、重点课题，担任多个国家、省部级重点项目首席专家。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中国环境大使”、“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多项荣誉。

《八次危机》
《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
但在当前，仍然带有传统经济基础特性的“三农”领域，一方面确实面临着因农业人口老龄化、女性化越来越严重而缺乏基本的发展能力的困境，在地方政府客观上“亲资本”的行为下也面临着资源流出严重、生态环境难以持续的困境；另一方面，则因中央政府已经进入资本过剩阶段而客观上具有了采取“亲民生”政策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能否写出“机大于危”的中国经验，政策作何取舍至关重要。
客观来看，“三农”对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稳定器作用正在迅速减弱。一是劳动力资本的配置范围已发生重大变化，由家庭内部劳动力对农、工、副多业组合投资的投入方式转变为受“闲暇”的机会成本影响的城乡多元化配置，其受城市经济波动的影响更为显著；二是由于既往改革收益被占有、制度成本积重难返，使得如今“不得不替美国金融危机埋单”的对外妥协+赎买之策，必然使国内经济社会关系已经高度绷紧的状态趋于恶化。
因此，面对危机的巨大压力，最关键的仍然是在“和谐社会”的政治路线贯彻中，强调以“更加关注公平”的社会政策和扩大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带动非农就业的农村基建投资，来缓解比1997-2001年周期严峻得多的国内问题，防止累积的人民内部矛盾被西方金融危机代价转嫁而触发为对抗性、社会性动乱。
面对2008年以来不断深化的此次全球危机，值得积极看待的近期经验是：中央政府早在经济危机之前的2003年就力排众议地强调了“三农问题重中之重”，2004年夏开始提出宏观调控，2005年进一步把“新农村建设”作为贯彻科学发展观八项重大战略之首，以后每年新农村建设的投资增幅约15%。只要这些史无前例的、补偿性的规模投资持续增加，就会使失业返乡农民在家乡得到重新就业的机会。
长期来看，如果国家坚持城乡统筹和区域平衡的战略调整，利用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别显著、吸纳投资空间大的条件，不断增加中西部和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下决心全面改善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那么，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乡村中小企业和城镇化，也必然能够创造比城市大企业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此下去，中国人维护国家长期稳定、调整经济结构的空间仍在。全球性危机即使不断深化，也会在中国被改写为“机大于危”。
同时，对于与1998年那次的大规模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同样的社会问题，应给予比以往更高的关注。
其一，必须贯彻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近年来过度追求GDP导致环境透支遗留的矛盾也正在呈爆发态势，群体性事件更多扩大到生态环境领域。而且，这类事件易于形成国际舆论关注。
其二，必须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路线，政府的国债投入和国家金融部门的投资都需要体现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性，体现扶助弱势群体的普惠制原则。尽可能减少“部门和资本下乡”与农村精英结盟，导致政策性的普惠制的国家投资被“精英俘获”所隐含的社会冲突诱发因素。
《告别百年激进》
经济主权残缺国家一般会被迫趋向于再次“被殖民化”；而主权相对完整的国家虽然应对巨额成本转嫁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大都趋向于加强本国政府对国内核心经济主权的国家控制。
凡属能够把握资源主权的国家，就能够有客观条件通过自主货币化占有部分资源资本化收益，也就可能实现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理论模型提出的倒U 曲线上推，应对单极世界币缘战略所内涵的正U 曲线向下转嫁成本的压力。
全球化内涵的制度成本层级向下转嫁的趋势，最终会使承载成本过多的弱势群体向不能发声的资源环境转嫁1% 的少数人过分贪婪和无耻的代价，反过来造成毁灭99% 人类社会可持续的环境灾难……
其实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是周期性危机及其成本问题，危机爆发之后一定是有成本转嫁的。
我们的研究表明，改革之前就有三次周期性危机。只不过每次危机爆发都搞上山下乡，也就是把城市过剩劳动力转移到农村，由社队集体化承载了危机代价。所以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现象，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主要归罪于所谓人治。
何况，改革之后也是有周期性危机的，并且也和领导班子换届的政治周期高度吻合。
虽然，根据这些周期性波动形成的理论分析，到目前为止恐怕还不能被主流所接受。但据此，我们也进一步认为生态文明的提出，是在三大资本全面过剩的危机条件下，国家做出的战略调整。
经济稳态的原因是，17 年来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使得实质性资产的价值总量大幅度增加，因此我们的基座是稳增的实体资产，中部是对应实体经济投资而大幅度增加的金融资产，最上部是政府逆周期调节形成的债务资产，两部分加总的总量仍然小于实体资产。这个把实体资产作为分母来对应金融和债务资产的客观比重，国家可以通过对实体资产的持续投入来相对减少，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经济稳态金字塔结构的成因。
中国特色的社会稳态金字塔结构，主要是农民两次平均分了地以后，客观上都变成小有产者或称“小资”，中国之所以不爆发“颜色革命”的主要原因，就是“小资”这个大海不属于走向革命的自觉阶级。中国社会的底座是小农经济，虽然现金收入能力低，但不属于赤贫，所以底座稳。现在社会上的毛病出在“中资”，作为新生资产阶级，容易受西方影响，声音比较杂乱。但中国真正的大麻烦却在于政治化的“大资”，因为国家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把握在“大资”那里。如果“大资”懂得只有乡土社会稳定他才稳定，那么，“大资”掌控的国家政治化只要方向转过来，就能够有效推动中国转向生态文明。
但愿，我们的未来不是“梦工厂”制造出来的。
《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
本书2019年付梓，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大庆。为使中国得以复兴而已经有两代劳动者甘愿牺牲奉献。我们作为奉献者的一部分，唯愿后人了解：前人路途无论怎样“涉险犯难”而“步履维艰”，所表达的也只不过是“旧的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矛盾就又发生了”这个哲学规律……
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中国经济波动下行及其内生的社会变化波诡云谲，全球危机的挑战如约而至。如此复杂局面之下，我们把70年前应对建国初期危机的经验过程归纳出来，无外乎是希望读者理解：只有以史为鉴，方知初心何驻。
第一代领导集体如何治理建国初期发生的赤字和通胀互相恶化的危机，以及如何扭转通胀压力下城市经济符合市场规律的“脱实向虚”，如何应对城乡二元结构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自觉抵制工业品下乡导致工业化难以推进的矛盾……对当今困境化解也有借鉴意义。
这些资料翔实但观点迥异的叙事，不仅会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部分，也会成为1947年受苏联影响确立的新民主主义因何被1953年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替代的一个经验依据。唯其有如此重要的现实的理论创新意义，才有必要独立成书。
理解如何“去依附”才能“读懂中国”
民国时期的高通胀导致工商业96%左右的资本用于投机，因为不论任何经济体制只要发生恶性通胀就会使制造业的利润跟不上通胀，从而迫使产业资本家析出资本进入投机领域。同理，1949年刚刚接手大城市的新政权一方面要面对民国遗留下来的私人资本绝大多数囤积居奇的投机风潮；另一方面，在城市经济不可能短期恢复的条件下，也只能以赤字财政维持城市的基本运转，而在没有黄金或硬通货储备的情况下还只能大量增发货币弥补赤字。如此，按照现代经济规律演化出的不可逆的结果就是通胀恶化、直接威胁新政权的生存。这也是很多下层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根植于城市的政权旋即失败的主要教训，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屡见不鲜……
这一危机的缘由可以上溯至民国政府1935年的依附型币制改革。自然，要成功治理这场延宕十几年之久的危机必须重建经济和金融主权。因此，我们给本书确定的主题是“去依附”——这是埃及思想家萨米尔·阿明针对欧洲中心主义话语权掌控第三世界而提出的“依附理论”的核心观点，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论其处于产业资本阶段，还是21世纪的金融资本阶段。
共产党新政权与国民党旧政权在应对危机时的最本质差异，表面上看是新政权没有像旧政权那样依靠大批海归精英和外国势力参与“顶层设计”，实质上是靠无数革命者流血牺牲才得到的“革命红利”——以革命的名义没收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化资本，以及和旧政权密切结合着的买办集团、官僚集团资本，构造出以“全民所有制”作为基本所有权属的“国家资本”，作为新政权建立经济和金融主权的“压舱石”。正是靠了国家资本和农村的土地改革天衣无缝般的密切配合，新政权才完成了对控制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彻底“解殖”。
土地革命的作用将是下一部分的重点内容，这里不再赘述，而是想做一点引申：
也正是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完成土地革命，萨米尔·阿明在“依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去依附”理论，主要经验依据就只能来自通过民族革命重构了完整的政治经济主权的中国。过去十几年，萨米尔·阿明曾与我们团队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多次深入交流，大家讨论了中国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过渡阶段如何创新“依附理论”、如何规避金融全球化导致金融资本必然“内爆”带来的巨大冲击等问题。
本书所发掘的建国初期因“去依附”而得以实现危机软着陆的认识，对今人仍有借鉴和启发：当年，人民国家凭借政治主权向财政和货币体系做赋权的同时，对人民生活的最主要必需品采取“折实”的方式来稳住国家信用，这个体现国家金融安全只能依靠对百姓“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传统政治文明，与今天人民币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回归主权货币的“换锚”讨论，隔着70年的时空遥相呼应……由于当代中国利益结构复杂化并且都在影响决策是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本书的归纳和分析才有普遍性：读者无论自觉或不自觉地归属何种利益群体，都可以从中找到确曾真实有效的经验借鉴……
读者细读本书也可以发现：中国走出建国初期经济危机的具体过程，对其后几十年的路径选择具有奠定基础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奋斗历程中徐徐展开的波澜壮阔的画卷，几乎都可以在建国初期的这几年找到不可忘记的原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