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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生命的礼物：血液捐赠的理论与实践
定价：60.0
ISBN：9787030545862
作者：余成普
版次：1
出版时间：2017-10
内容提要：
本著作基于清华大学团体献血和中南某市街头采血的实地调查，以礼物理论作为核心分析框架，把采血者、献血者以及输血者的声音共同纳入到分析的范畴之中，探讨生命礼物流动的各个环节——捐赠者、采集者(血站)和使用者(医院和病人)之间的关系。**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并通过对既有研究的回顾和检讨，提出全文的理论框架，同时，对研究方法做简单的介绍。第二章是对历史背景的梳理，既包括中国临床用血供给制度及血液文化模式的演变，也包括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第三章到第六章讨论了自愿献血在中国何以可能的问题，重点讨论了自愿献血的礼物关系、制度设置和运作实践。第七章到第九章，是对两种极端状态(“血荒”和灾后献血热潮)的探讨。第十章总结了全书的基本观点，并就自愿献血的政策层面提出若干建议。
目录：
目录
**章 研究缘起 (1)
第二章 供血历程 (18)
第三章 生命礼物 (43)
第四章 话语体系 (71)
第五章 时空网络 (94)
第六章 灾后热潮 (124)
第七章 血液短缺 (143)
第八章 临床滥用 (168)
第九章 血浆采集 (179)
第十章 总结讨论 (202)
参考文献 (213)
后记 (223)
在线试读：
**章 研究缘起
田野进入
经过**年博士课程的学习后，2007年底我开始着手学位论文的准备工作。那个时候，医学人类学在中国刚刚“穿越成年礼”(景军，2012)，很多有意义的话题值得进一步挖掘。我的导师景军教授也从早期研究水库移民、儿童喂养、集体记忆转向艾滋病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在艾滋病研究的大框架下，导师的团队已经完成或者正准备开展有关同性恋群体、买卖用血、吸毒、性工作者等方面的研究。我*终选择血液捐赠作为主题，一方面因为它承接了上述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逐步从买卖用血和具有单位计划性质的义务献血走向自愿献血，但这个转变的过程和机制，以及由此引发的理论问题值得深究。另一方面，与我在清华红十字会学生分会(以下简称“红会学生分会”)的献血参与有关。
在清华，学生一般通过两种方式献血：一种是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以下简称“北京血液中心”)① 的采血车开进学校，学生捐赠全血；另一种是学生经由红会学生分会组织前往北京血液中心，捐赠成分血(所谓的“机采血小板”)①。当然，也有极少数同学自行前往街头采血车、固定的献血屋或者直接去血液中心献血。景军教授由于艾滋病的研究，与红会学生分会多有来往。红会学生分会的一些成员参与了景军教授组织的中原地区买卖用血调查，景军教授也参与该社团开展的一些有关献血、艾滋病等宣传教育活动(比如每年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活动)。我在**年博士学习过程中，已经和红会学生分会的成员有所接触，学习了有关买卖用血、血液捐赠的基础知识。
2007年11月上旬，这是我**次报名捐赠血小板。红会学生分会的组织者告诉我，献血前一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近期的饮食以清淡为主。11月15日，周四早上8点，我到约好的地点集合。签到后，组织者给我们分发了印有“清华大学”和“献血光荣”字样的T恤衫。我们统一服装，乘坐学校的小巴士前往血液中心。一路上，组织者给我们介绍了献血的基础知识，也让我们做了自我介绍。在29位报名者中，本科生仍然是主力，他们大多是固定、多次的献血者，有些彼此已经很熟悉，会闲聊一些与献血无关的校园趣事。8点40分左右，我们到达血液中心。
由于这是一次团体献血活动，血液中心的工作人员已经知道我们的到来。我们无须等候，直接开始了采血的流程。先是填写机采成分血登记表(包括个人的基本信息以及健康征询报告)。接下来，就是抽血检查。相对于捐赠全血来说，机采成分血的要求更高(比如血小板计数≥ 150×109/L)，成本也更高(我后来了解到，捐赠一次血小板，光是一次性耗材成本就差不多1000元)。所以这时的抽血检查，差不多相当于一次小型的体检。大概1个小时后，血液检查结果出来了，我们报名的29位同学中，有5位不合格，我是不合格中的一员。每人的检查结果都处于保密状态，我只知道自己是因为血小板计数达不到机采的要求。一位护士安慰我，这并不影响我的个人健康，只是没有“多余”的可献给他人的血小板而已。我的高度近视(超过了600度)，也是护士不建议我献血的另一个原因。看到其他同学纷纷走进采血室，我献血之前的兴奋劲被沮丧所代替，自己的**次尝试，就被否定了。
这次不成功的献血让我了解到北京市机采成分血的基本流程，更重要的是，红会学生分会答应我加入血液事业部从事服务工作，成为献血组织中的一名成员。我的这次不成功的体验也告诉我，献血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①，简单地将献血等同于利他，不献血就没有奉献精神，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我的体验还说明，献血(尤其是机采成分血)也是献时间。我们这次献血，待所有同学都献完，差不多是下午2点钟，回到学校已经下午3点钟，前后持续七八个小时。这也是血液中心周末主要是上班族献血，平时主要是大学生(他们的时间相对灵活)献血的部分原因。
献血结束后，红会学生分会需要把成功献血的同学名单，在学校网络论坛(水木BBS的献血版)上公布表彰，还需要制作特别的餐卡。献血是无偿的，但是献血者不应该还为此付出交通成本。所以每位成功的献血者，血液中心都会支付150元的交通补贴，据说这是距离血液中心*远服务范围内、打车来回的大概费用。刚开始红会组织学生去献血时，这笔费用是血液中心直接发给献血的同学。但有些同学不愿意接收这笔钱，认为他们献血不图金钱，拿了钱有悖献血的初衷，甚至觉得这是侮辱了他们。后来组织者想到一个办法，每次献完血后，他们统一接收这笔钱。从这150元中，他们抽出130元制作献血特别餐卡(上面印有献血者的姓名、学号，以及“献血光荣”等字样)，再抽出10元制作献血的统一T恤衫，印有“清华大学” “献血光荣”字样。每次去血液中心献血，所有的报名者都可以统一服装前往，既显得整齐划一，又突显了学校和献血的符号价值，也方便组织者在血液中心找到“自己人”。还有10元，就是包车的费用了。组织者与学校后勤集团联系，为使学生不再挤地铁和公交车去献血，他们以优惠的价格承租学校的班车前往血液中心。自此之后，没有学生拒绝接收这个特别餐卡，也没有学生不愿意穿特制的T 恤和乘坐班车。这是“金钱的符号化使用” (symbolic use of money)(Zelizer.1994)的现实例子。金钱的直接使用容易使无偿献血变味为有偿买卖，但将金钱转变为特殊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小物件，降低了它的交换价值，这不仅是对献血者的实际交通(误工)补偿，也再生产了自愿献血的符号意义。
由于学校献血属于单位团体献血的一部分，我当时思考的问题是单位团体献血与义务献血(通过计划指令的方式实现，也是依托单位去完成的献血方式，详见第二章)的差别，以及更直接的问题——为什么大学生是献血的主力？之后我以一次“女生节”专场献血活动为例，回答了上述问题(详见第五章的案例)。然而此时，我对街头流动采血仍然知之甚少。
在红会学生分会参与观察半年后，我没有继续在北京调查下去，而是回到我曾经生活六年的中南省会C市①。我当时的考虑是，要让自己完全投入到田野去。在北京调查，容易被学校的各种其他事务缠身，也可能会使自己疏于调查，整天待在宿舍和图书馆，成为“摇椅上的人类学者”。C市有我的“人脉”，他们愿意为我提供住宿，也乐意帮我联系采血机构的关键守门人。这可以让我在街头采血车上更为直接地接触到采血者和献血者，也可以从组织机构的层面上，检视一个地方如何从买卖用血、义务献血转变到自愿献血模式。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时隔两年我又回到C市了，C市零星地下着小雨。坐了10个小时的火车，居然没有多少倦意，兴奋并期待着。踏上熟悉的立珊专线，很快就到了蔡伯家了。他还一直在等我吃晚饭呢。进门后，彼此寒暄了几句。蔡伯早就为我准备了房间，房间不大，但很凉爽，也很适合学习，我很喜欢这个“家”。晚上吃了饺子，喝了啤酒。蔡伯说：迎客饺子，送客面。我们聊了很多，我在北京的生活、学习， 他经营的画室情况， 等等。C市之旅从这里开始。(20080505笔记)
2008年5月12日，周一。省卫生厅血液管理处的Z处长答应下午2点钟见我，并帮我开具介绍信以进入血液中心。我是提前到的，稍等了一会儿，Z处长到了，他体态偏胖，声音低沉。我做了自我介绍，并说明了此次C市之行的安排。他正要介绍C市及全省血液发展的状况时，办公室外边突然变得嘈杂起来。原来刚才地震了，卫生厅很多工作人员已经跑到楼下去了。地震打断了我们的原有谈话，话题转到了有关此次地震的猜测上。Z处长接到电话，说有个紧急会议(后来我想这可能是灾后的血液安排会议)。他帮我开具了介绍信，随即我也离开了。
回到住处，打开电视，各个电视台都在播放地震的新闻。就这样，整个晚上我一直守着电视，看*新的报道。中央电视台在屏幕下方滚动播出“无偿献血，救助灾区”的告示，其间也播放了成都市民排队夜晚献血的场景。
我决定第二天直接去血液中心看看。据官方资料和我后来的访谈了解到，C市血液中心原名C市中心血站，2000年经卫生部评审合格更名为此，2003年被批准为副县级全额事业单位。血液中心是C市**的集采供血、科研、教学培训于一体的采供血机构，担负省会60多家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和100余所一级医院的临床供血任务。在业务上，它履行省血液中心的职能，受省卫生厅血液管理处管理。但行政上，受市卫生局管理。在编和非在编员工170余人，共14个科室；其中业务科室6个：献血服务科、成分科、检验科、输(血)研(究)科、机采科、供血科；职能科室8个：公共服务科、物资采购科、保卫(总务)科、党办、人事科、办公室、财务科、质量管理科。2004年以前，C市有偿供血还占一定比例；2005 年6 月起始终保持无偿献血率100%。2006年，C市以其中的一个区为改革对象，取消计划指令的采血方式(即取消义务献血制度)，成绩显著，实现了全年无血荒的目标；2007年，C市全面取消指令性计划，走向100%自愿献血。
但初到血液中心，坦白地说，它给我的印象并不太好。
“从住所辗转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终于到了血液中心公交站点。下了车，左顾右盼，没看见血液中心大楼。这与我想象的不同，因为北京的血液中心，在大楼的楼顶上竖起了很大的标牌，行人在很远就能看见。我连问了几个路人，皆不知。无奈之下，还是找了附近的商场人员，才知道它的所在位置。通往血液中心的路，不是想象中的水泥路、也不是柏油路，而是黄土路，灰尘四起。我想，幸好今天是晴天，要是下雨天那就麻烦了。周围正在建设中，一些建筑工人在路旁倒土。一些矮小的房子上写了大大的‘拆’字，看来这里是在重新规划了。边看边找，大约10分钟，看到两栋办公楼、一个篮球场，篮球场上挂着与献血有关的几幅标语，停着一辆采血车。血液中心到了。但大门紧锁，保安告诉我： ‘从后门进。’就这样，找到后门，我终于到达我的调查地点了。”(20080513笔记)
到了血液中心，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中心的领导都去开会了，建议我直接去步行街街口①的采血车先看看再说。辗转到了步行街采血点，已是中午11点多，采血车上人不多，两位献血者，两位采血护士。我说明来意后，两位献血者接受了我的访谈。他们都是多次献血的，今天碰巧经过这里就决定再献一次。其间，我们也谈到昨日的地震，但他们还没有为地震而献血的动机，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帮助他人”。
定价：60.0
ISBN：9787030545862
作者：余成普
版次：1
出版时间：2017-10
内容提要：
本著作基于清华大学团体献血和中南某市街头采血的实地调查，以礼物理论作为核心分析框架，把采血者、献血者以及输血者的声音共同纳入到分析的范畴之中，探讨生命礼物流动的各个环节——捐赠者、采集者(血站)和使用者(医院和病人)之间的关系。**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并通过对既有研究的回顾和检讨，提出全文的理论框架，同时，对研究方法做简单的介绍。第二章是对历史背景的梳理，既包括中国临床用血供给制度及血液文化模式的演变，也包括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第三章到第六章讨论了自愿献血在中国何以可能的问题，重点讨论了自愿献血的礼物关系、制度设置和运作实践。第七章到第九章，是对两种极端状态(“血荒”和灾后献血热潮)的探讨。第十章总结了全书的基本观点，并就自愿献血的政策层面提出若干建议。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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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研究缘起 (1)
第二章 供血历程 (18)
第三章 生命礼物 (43)
第四章 话语体系 (71)
第五章 时空网络 (94)
第六章 灾后热潮 (124)
第七章 血液短缺 (143)
第八章 临床滥用 (168)
第九章 血浆采集 (179)
第十章 总结讨论 (202)
参考文献 (213)
后记 (223)
在线试读：
**章 研究缘起
田野进入
经过**年博士课程的学习后，2007年底我开始着手学位论文的准备工作。那个时候，医学人类学在中国刚刚“穿越成年礼”(景军，2012)，很多有意义的话题值得进一步挖掘。我的导师景军教授也从早期研究水库移民、儿童喂养、集体记忆转向艾滋病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在艾滋病研究的大框架下，导师的团队已经完成或者正准备开展有关同性恋群体、买卖用血、吸毒、性工作者等方面的研究。我*终选择血液捐赠作为主题，一方面因为它承接了上述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逐步从买卖用血和具有单位计划性质的义务献血走向自愿献血，但这个转变的过程和机制，以及由此引发的理论问题值得深究。另一方面，与我在清华红十字会学生分会(以下简称“红会学生分会”)的献血参与有关。
在清华，学生一般通过两种方式献血：一种是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以下简称“北京血液中心”)① 的采血车开进学校，学生捐赠全血；另一种是学生经由红会学生分会组织前往北京血液中心，捐赠成分血(所谓的“机采血小板”)①。当然，也有极少数同学自行前往街头采血车、固定的献血屋或者直接去血液中心献血。景军教授由于艾滋病的研究，与红会学生分会多有来往。红会学生分会的一些成员参与了景军教授组织的中原地区买卖用血调查，景军教授也参与该社团开展的一些有关献血、艾滋病等宣传教育活动(比如每年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活动)。我在**年博士学习过程中，已经和红会学生分会的成员有所接触，学习了有关买卖用血、血液捐赠的基础知识。
2007年11月上旬，这是我**次报名捐赠血小板。红会学生分会的组织者告诉我，献血前一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近期的饮食以清淡为主。11月15日，周四早上8点，我到约好的地点集合。签到后，组织者给我们分发了印有“清华大学”和“献血光荣”字样的T恤衫。我们统一服装，乘坐学校的小巴士前往血液中心。一路上，组织者给我们介绍了献血的基础知识，也让我们做了自我介绍。在29位报名者中，本科生仍然是主力，他们大多是固定、多次的献血者，有些彼此已经很熟悉，会闲聊一些与献血无关的校园趣事。8点40分左右，我们到达血液中心。
由于这是一次团体献血活动，血液中心的工作人员已经知道我们的到来。我们无须等候，直接开始了采血的流程。先是填写机采成分血登记表(包括个人的基本信息以及健康征询报告)。接下来，就是抽血检查。相对于捐赠全血来说，机采成分血的要求更高(比如血小板计数≥ 150×109/L)，成本也更高(我后来了解到，捐赠一次血小板，光是一次性耗材成本就差不多1000元)。所以这时的抽血检查，差不多相当于一次小型的体检。大概1个小时后，血液检查结果出来了，我们报名的29位同学中，有5位不合格，我是不合格中的一员。每人的检查结果都处于保密状态，我只知道自己是因为血小板计数达不到机采的要求。一位护士安慰我，这并不影响我的个人健康，只是没有“多余”的可献给他人的血小板而已。我的高度近视(超过了600度)，也是护士不建议我献血的另一个原因。看到其他同学纷纷走进采血室，我献血之前的兴奋劲被沮丧所代替，自己的**次尝试，就被否定了。
这次不成功的献血让我了解到北京市机采成分血的基本流程，更重要的是，红会学生分会答应我加入血液事业部从事服务工作，成为献血组织中的一名成员。我的这次不成功的体验也告诉我，献血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①，简单地将献血等同于利他，不献血就没有奉献精神，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我的体验还说明，献血(尤其是机采成分血)也是献时间。我们这次献血，待所有同学都献完，差不多是下午2点钟，回到学校已经下午3点钟，前后持续七八个小时。这也是血液中心周末主要是上班族献血，平时主要是大学生(他们的时间相对灵活)献血的部分原因。
献血结束后，红会学生分会需要把成功献血的同学名单，在学校网络论坛(水木BBS的献血版)上公布表彰，还需要制作特别的餐卡。献血是无偿的，但是献血者不应该还为此付出交通成本。所以每位成功的献血者，血液中心都会支付150元的交通补贴，据说这是距离血液中心*远服务范围内、打车来回的大概费用。刚开始红会组织学生去献血时，这笔费用是血液中心直接发给献血的同学。但有些同学不愿意接收这笔钱，认为他们献血不图金钱，拿了钱有悖献血的初衷，甚至觉得这是侮辱了他们。后来组织者想到一个办法，每次献完血后，他们统一接收这笔钱。从这150元中，他们抽出130元制作献血特别餐卡(上面印有献血者的姓名、学号，以及“献血光荣”等字样)，再抽出10元制作献血的统一T恤衫，印有“清华大学” “献血光荣”字样。每次去血液中心献血，所有的报名者都可以统一服装前往，既显得整齐划一，又突显了学校和献血的符号价值，也方便组织者在血液中心找到“自己人”。还有10元，就是包车的费用了。组织者与学校后勤集团联系，为使学生不再挤地铁和公交车去献血，他们以优惠的价格承租学校的班车前往血液中心。自此之后，没有学生拒绝接收这个特别餐卡，也没有学生不愿意穿特制的T 恤和乘坐班车。这是“金钱的符号化使用” (symbolic use of money)(Zelizer.1994)的现实例子。金钱的直接使用容易使无偿献血变味为有偿买卖，但将金钱转变为特殊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小物件，降低了它的交换价值，这不仅是对献血者的实际交通(误工)补偿，也再生产了自愿献血的符号意义。
由于学校献血属于单位团体献血的一部分，我当时思考的问题是单位团体献血与义务献血(通过计划指令的方式实现，也是依托单位去完成的献血方式，详见第二章)的差别，以及更直接的问题——为什么大学生是献血的主力？之后我以一次“女生节”专场献血活动为例，回答了上述问题(详见第五章的案例)。然而此时，我对街头流动采血仍然知之甚少。
在红会学生分会参与观察半年后，我没有继续在北京调查下去，而是回到我曾经生活六年的中南省会C市①。我当时的考虑是，要让自己完全投入到田野去。在北京调查，容易被学校的各种其他事务缠身，也可能会使自己疏于调查，整天待在宿舍和图书馆，成为“摇椅上的人类学者”。C市有我的“人脉”，他们愿意为我提供住宿，也乐意帮我联系采血机构的关键守门人。这可以让我在街头采血车上更为直接地接触到采血者和献血者，也可以从组织机构的层面上，检视一个地方如何从买卖用血、义务献血转变到自愿献血模式。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时隔两年我又回到C市了，C市零星地下着小雨。坐了10个小时的火车，居然没有多少倦意，兴奋并期待着。踏上熟悉的立珊专线，很快就到了蔡伯家了。他还一直在等我吃晚饭呢。进门后，彼此寒暄了几句。蔡伯早就为我准备了房间，房间不大，但很凉爽，也很适合学习，我很喜欢这个“家”。晚上吃了饺子，喝了啤酒。蔡伯说：迎客饺子，送客面。我们聊了很多，我在北京的生活、学习， 他经营的画室情况， 等等。C市之旅从这里开始。(20080505笔记)
2008年5月12日，周一。省卫生厅血液管理处的Z处长答应下午2点钟见我，并帮我开具介绍信以进入血液中心。我是提前到的，稍等了一会儿，Z处长到了，他体态偏胖，声音低沉。我做了自我介绍，并说明了此次C市之行的安排。他正要介绍C市及全省血液发展的状况时，办公室外边突然变得嘈杂起来。原来刚才地震了，卫生厅很多工作人员已经跑到楼下去了。地震打断了我们的原有谈话，话题转到了有关此次地震的猜测上。Z处长接到电话，说有个紧急会议(后来我想这可能是灾后的血液安排会议)。他帮我开具了介绍信，随即我也离开了。
回到住处，打开电视，各个电视台都在播放地震的新闻。就这样，整个晚上我一直守着电视，看*新的报道。中央电视台在屏幕下方滚动播出“无偿献血，救助灾区”的告示，其间也播放了成都市民排队夜晚献血的场景。
我决定第二天直接去血液中心看看。据官方资料和我后来的访谈了解到，C市血液中心原名C市中心血站，2000年经卫生部评审合格更名为此，2003年被批准为副县级全额事业单位。血液中心是C市**的集采供血、科研、教学培训于一体的采供血机构，担负省会60多家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和100余所一级医院的临床供血任务。在业务上，它履行省血液中心的职能，受省卫生厅血液管理处管理。但行政上，受市卫生局管理。在编和非在编员工170余人，共14个科室；其中业务科室6个：献血服务科、成分科、检验科、输(血)研(究)科、机采科、供血科；职能科室8个：公共服务科、物资采购科、保卫(总务)科、党办、人事科、办公室、财务科、质量管理科。2004年以前，C市有偿供血还占一定比例；2005 年6 月起始终保持无偿献血率100%。2006年，C市以其中的一个区为改革对象，取消计划指令的采血方式(即取消义务献血制度)，成绩显著，实现了全年无血荒的目标；2007年，C市全面取消指令性计划，走向100%自愿献血。
但初到血液中心，坦白地说，它给我的印象并不太好。
“从住所辗转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终于到了血液中心公交站点。下了车，左顾右盼，没看见血液中心大楼。这与我想象的不同，因为北京的血液中心，在大楼的楼顶上竖起了很大的标牌，行人在很远就能看见。我连问了几个路人，皆不知。无奈之下，还是找了附近的商场人员，才知道它的所在位置。通往血液中心的路，不是想象中的水泥路、也不是柏油路，而是黄土路，灰尘四起。我想，幸好今天是晴天，要是下雨天那就麻烦了。周围正在建设中，一些建筑工人在路旁倒土。一些矮小的房子上写了大大的‘拆’字，看来这里是在重新规划了。边看边找，大约10分钟，看到两栋办公楼、一个篮球场，篮球场上挂着与献血有关的几幅标语，停着一辆采血车。血液中心到了。但大门紧锁，保安告诉我： ‘从后门进。’就这样，找到后门，我终于到达我的调查地点了。”(20080513笔记)
到了血液中心，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中心的领导都去开会了，建议我直接去步行街街口①的采血车先看看再说。辗转到了步行街采血点，已是中午11点多，采血车上人不多，两位献血者，两位采血护士。我说明来意后，两位献血者接受了我的访谈。他们都是多次献血的，今天碰巧经过这里就决定再献一次。其间，我们也谈到昨日的地震，但他们还没有为地震而献血的动机，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帮助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