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政治能力”从何而来？
在政治行为当中，参与政治活动的具体的人的能力之高低，对于是否能产生好的政治结果十分重要。固然，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里，必须要建立一套较为固定的、能满足各种政治基本需求的、有操作性的、大体能让大多数人受益的制度，但是绝不能产生一旦制度确立，政治活动便可一路顺遂之念。因为再好的制度也需要具体的人来执行。中国古人论政之时非常重视为政者的品行与见识，这绝非古代先贤只知“人治”而不知所谓的“法治”，而是他们充分意识到在古代的社会条件下，政治的良莠与参与政治的人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故而反复提及、不断讨论。对于现代政治而言，这一方面体现在从事政治工作的人是否熟悉这套制度的建立宗旨、基本运作逻辑、自我修复机制等关键要素；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他（或她）是否具备从事政治活动的相关能力，比如知识积累的广度厚度、对社会现实的了解程度、基本心理素质、基本道德品质、分析与判断能力、组织与沟通能力以及执行能力等。如果在这些方面有缺陷，那么相应的制度体系不但不能有效运作起来，反而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弊病，让政治体系陷于失调甚至停滞的危险。
抽象地谈“政治能力”过于玄远，具体的“政治能力”似可一论。对于近代以降的中国而言，除去因人而异的个人禀赋，所谓“政治能力”大体上包括以下三个要素：首先，对于中国与世界基本状况的认识。毋庸多言，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与世界形势的变动息息相关，如何认识中国，如何认识世界，如何在此基础上思考何谓好的政治，这不仅是一个知识层面的问题，更关系到如何将这套知识具体运用到政治活动当中。其次，有效解决复杂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能力。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出现了十分明显的转型，产生了大量新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甚至这种出“新”的频率越来越快，这就十分考验为政之人是否有能力在此世变之下有效处理这些状况。一旦恪守旧章，不知变化，其后果往往不甚理想。最后，是否具有与不同群体沟通的能力。近代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大众”开始进入政治活动当中，政治制度必须有效吸纳。同时，只有获得了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人民”的认同，一个政治体才能奠定十分坚实的根基。这就要求为政之人具有较强的与不同阶级、不同立场的群体有效沟通，将各类信息、诉求甚至情绪进行消化、处理、反馈的能力。
这些“政治能力”的培养大体而言有两种途径。一是借由学校教育以及学科培养，使相关人士掌握特定时期内被认为重要的政治知识，然后以这些知识为基础去进行各种政治实践。在现代社会，由于是否“专业化”已经成为评判各行各业从业者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在政治领域遂也出现了对“专业化”的各种想象。在这一点上，晚清政治很有代表性。晚清中国读书人群去日本学习“法政之学”，这背后凸显的就是清政府为了施行改革，把日本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作为主要模仿对象。于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产生了大量日本各色法政学堂毕业之人，他们大多填充到清末民初的各级政府之中。清政府也聘请不少日本教师来到中国，任教于各类传授专门知识的学堂。当时不少的制度与法规也是有样学样，径直把日本的相关内容给复制过来。至于这些物什是否适合中国社会，是否有助于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这就不是多为年纪轻轻的法政学堂学子们所考虑的事情了。因为在他们眼里，日本属于“文明国”“先进国”，就像当代中国的美国想象一样。
另一种培养“政治能力”的途径就是从实践出发，在实践中认识中国，认识世界，把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把由实践而认识到的现象升华为理论，并且要敢于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接触，善于听取他们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在此基础上形成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毛泽东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本本主义；反对“言必称希腊”，强调要改造学风，熟悉中国的历史；主张经风雨，见世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不断解决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各类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开展理论问题大辩论，干部参加劳动。凡此种种，都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熟悉中国的基本国情，了解中国复杂的社会状况，具有较强的行动能力，能够与老百姓进行沟通，在立场与价值观上和他们紧密相连。
当然，这两种培养与锻炼“政治能力”的路径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应该相辅相成。就是既要具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又要善于从实践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毛泽东本人就多次主张要在党员干部当中开展一场“读书比赛”，不但读历史、读政治，还要读哲学、读逻辑学。但问题在于，人们往往把第一种方式视为金科玉律，把后一种方式日渐淡化。而且就算是第一种方式，获取知识的来源也多为某一时期的流行之物。比如大量关于“新加坡模式”的教材与小册子，以及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公共管理教科书、经济学教科书。这些知识是否能够让人全面认识存在真实矛盾的、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具有动态历史情境的世界，这些知识中所强调的政治准则与治理模型是否真的能与中国社会接榫，是否能让大多数人从中受益，至少从实践层面来看，或许还是一个未知数。当然，这样的弊病也并非今日始。早在20世纪30年代，蒋廷黻就如是感慨：“在我们贵国的大学学市政的或者知道纽约、巴黎的市政，但北平、汉口、成都的市政十之八九是不知道的。学‘政制’的都学过英美德法的政制；好一点的连苏俄、意大利、日本的政制也学过，但中国的政制呢？大多数没有学过；就是学过，也就是马马虎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的大学不是在这里为中国造人材，反在这里为英美法造人材。”或许值得今天思考的是，为什么在1957年的《论十大关系》里，毛泽东就已经在强调要正确处理好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不能在国内建设中照搬别国（主要指的是苏联）的经验，要善于借鉴和反思并存，而晚近以来在不少领域里，又能看到这些蒋廷黻所批评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