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修订版）（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定价：88.0  
ISBN：9787300253725  
作者：吴义勤  
版次：1  
出版时间：2018-07  

内容提要：  
本书曾获国家级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本书共为三篇，分别从综论（1-4章）、作家论（5-10章）、作品论（11-25章）三个方面对中国当代的新潮小说进行了分析和论述。综论部分梳理了各种新潮小说潮流，发现其中隐含的规律，勾勒出一幅当代新潮小说的发展图；作家论则重点分析了新潮小说的代表作家，归纳他们的写作特点和文学风格；作品论从作品的角度，对当代新潮小说进行了评价。  



作者简介：  
吴义勤，男， 1966年生于江苏海安。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兼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研究，著有《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訏论》《长篇小说与艺术问题》《自由与局限》《文学现场》《目击与守望》《告别虚伪的形式》等，在《文学评论》《新华文摘》《文艺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  

目录：  
导论 新潮小说的理论界定及其历史演变  



综论  

第1章 新潮小说的观念革命  

第2章 新潮小说的主题话语  

第3章 新潮小说的叙事实验  

第4章 新潮小说与21世纪中国文学的未来  



作家论  

第5章 苏童：南方的文学精灵  

第6章 叶兆言：穿行于大雅与大俗之间  

第7章 陈染：生存之痛的体验与书写  

第8章 毕飞宇：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  

第9章 斯妤：遥望废墟中的家园  

第10章 徐坤：沉浮在语言之河中的真实  

第11章 鲁羊：超越世俗  

第12章 韩东：与诗同行  



第13章 绝望中诞生：新潮长篇小说的崛起  

第14章 《米》：在乡村与都市的对峙中构筑神话  

第15章 《敌人》：心狱中的幻境与真实  

第16章 《东八时区》：对于生命的两种阐释  

第17章 《呼喊与细雨》：切碎了的生命故事  

第18章 《抚摸》：末日图景与超越之梦  

第19章 《风》：穿行于写实和虚构之间  

第20章 《施洗的河》：罪与罚  

第21章 《边缘》：超越与澄明  

第22章 《呼吸》：在沉思中言说并命名  

第23章 《和平年代》：梦魇与激情  

第24章 《黑手高悬》：苍凉的挽歌  

第25章 《纪实和虚构》：由敞开到重建  

第26章 《我的帝王生涯》：沦落与救赎  

第27章 《一个人的战争》：女性的神话和误区  



余论 先锋的还原：新潮小说批判  



后 记  

再版后记  



在线试读：  
“人”是否应成为文学的“革命”对象？  
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和文学权威经典中，我们曾经无数次地被告知一个似乎千古不变的真理性命题：文学是人学。人类世世代代的文学成就也充分证明和演示了这条真理的绝对性。我们知道，离开了“人”这一主体，离开了表现“人”、塑造“人”、探索“人”这一艺术目标，文学将不成其为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演变的历史其实也可以看作人类探索、解剖、认识“人”自身的历史。从《荷马史诗》到文艺复兴再到19世纪的欧美和俄苏文学，离开了“人”的光辉简直就无法想象。而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更是“人学”理念的绝好实践和证明，从鲁迅开始建构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物长廊事实上已经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成就的一个象征与缩影。与“人学”相比，艺术有时倒是变得无足轻重。就拿从“文革”梦魇中苏醒过来的新时期中国文学来说，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改革文学”，其巨大的成就和反响其实正是源自在对“文革”非人政治的批判和控诉中所实现的对“人”的重新发现与礼赞。那种强烈的主体意识、“自我”热情和人道主义精神可以说至今还感动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我们必须承认，新时期文学确实建立了一个关于“大写的人”的神话，对于“人”的重新认识、重新塑造已成了新时期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条精神线索。但是，这条线索到了新潮小说这里却令人触目惊心地被切断了，我们不无心酸地发现，新时期文学苦心经营的那个“人”的神话以及与“人”有关的一套相应的话语体系已经无可挽回地破灭了。当然，话说回来，新潮小说对“人”的消解与革命也不完全是一种无根据的即兴式的“游戏”行为，而是在某个层面上契合了小说从古典向现代转换的内在要求，并代表了在文学与“人”的关系上的某种新的认知。因为，认同文学的“人学”特征，并不是要把“人”抽象化、形而上学化，并不是说这个“人学”从古至今是一成不变的；相反，我们看到，正是这个“人学”在内涵与形式上的巨变酝酿和决定了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型。同样是“人学”，其在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中的面貌却是截然对立甚至水火不容的。无论是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审美内涵，还是作家塑造人物的方式，抑或对待人的态度与认知，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都已是相去甚远。在这个意义上，新潮小说对于“人”的理解与处理也可以说正是现代小说范型的一次成功实践。  
现代小说人物与传统小说人物的不同，首先就表现在作家对待“人”的态度的不同上。传统小说基本上都建立在对于“人”的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对于人的神圣性和崇高性的理解，使传统小说自然而然地把“人”构思成文本的中心。“人”的形象、思想、情感等等成了传统小说价值坐标与意义聚焦的主体。这必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人本主义小说美学。但是随着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发展，随着对人的精神与意识结构的探索，传统的对于人的一整套理性认知开始遭到怀疑和解构，“人”不再是清晰、高大、神圣、智慧的主体，而是成了暧昧、混沌而可疑的对象。可以说，现代小说对于传统小说的革命也正是在对“人”的反叛中拉开帷幕的。因为，正是人的物化、破碎化、“非人化”导致了我们经验中的传统小说大厦的彻底崩塌。新潮小说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可以说扮演的就是这种“人”的“谋杀者”的角色。在新潮小说中，新时期文学所塑造的那些大写的主体顷刻间就被一批破碎、堕落的主体和小人物取代了。新潮作家不再信奉文学的社会学和人学价值，也不再理会所谓的“典型”说，而是把文学视为一种纯粹的审美本体。他们认为人物和小说中的其他因素比如结构、语言等等一样都只不过是审美符号，就如卡西尔所说的“符号”。余华就公开宣称：“我并不认为人物在作品中享有的地位，比河流、阳光、树叶、街道和房屋来得重要。我认为人物和河流、阳光等一样，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已。”正因为如此，余华等作家不仅不屑于传统意义上的“典型”说，甚至都懒得去塑造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物。许多作家都不愿给他们的人物命名，而是偷工减料地用A、B、C、D或甲、乙、丙、丁或他、大个子、红之类的代词来指代。余华在他的中篇小说《世事如烟》中甚至直接以1、2、3、4、5、6、7来指代小说中的人物，“人”的地位在小说中已变得相当低微。而在吕新的《黑手高悬》等小说中人物更是蜕变成了“背景”，小说的主体已经完全被黑土、残垣和风物景致替代，“人”几乎被“物”彻底淹没了。我们看到，余华等中国的新一代作家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对于“人”的“谋杀”。他们否定了新时期之初中国当代文学所张扬的“大写的人”的神圣性，以他们的小说对“人”进行着非常随意的“非人化”亦即物化的处理，“反英雄”成了他们共同的文本风格。在他们的文本中不仅难见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所谓“人的精灵”或史诗性“英雄”，甚至连正常态的“人”也难以看到；在他们文本中四处游荡着的都是那些失去了“人”的光环的白痴、流氓、地痞、土匪、恶棍、神经症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的地位的下降或“人”的“非人化”蜕变确实构成了现代小说向传统小说第一层面的挑战。  
其次，现代小说在具体的人物塑造方式和对人物的美学理解上也与传统小说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传统小说讲究对于人物的工笔细描，肖像描写、行为描写和表情描写等都是传统小说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比如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中的108名大将就可谓个个栩栩如生，他们的出场、造型、性格、语言等等都是浓墨重彩，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与此迥然不同的是，现代小说对人物的塑造则更“写意”和抽象，对人物外在性格和形象的精雕细刻式的描写已变得次要和落伍；相反，对人物内在心理、意识和精神结构的探索开始占据重要地位。传统小说中那种“外相”的“形象人”在现代小说中可以说已完全被那种抽象的“内在”的“心理人”取代了。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潜意识、梦境、人性的恶等就被彰显和挖掘出来了。拿新时期中国文学来说，表现人性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线索。余华的《现实一种》、苏童的《米》、残雪的《黄泥街》等小说无一例外地把“人”的那种恶之本性当作小说表现的目标，那些“非人化”的行为方式和各种扭曲变态的生命形态借助于阴暗的心理呈示，带给读者的正是对“人”本身的无穷恐惧。与此相应，现代小说自然也就无法再遵循传统小说特别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所热衷的“典型化”原则了。在过去的文学理论中，无论是福斯特的“圆型人物”“扁平人物”，还是恩格斯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强调的都是人物塑造的“整合”美学与“集中”美学。这种小说美学以人物形象的丰满、个性与共性的融合等等作为小说的至高境界，在对人的现实性和真实性的营构中实现其艺术理想。但这种理想在现代小说中已经开始被视为一种过时的应该被遗弃的东西。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大都不再具有“典型性”，他们成了一些抽象的符号、怪诞的意念和支离破碎的象征。人物的完整性已被肢解，人物不再有清晰的形象，不再有日常的音容笑貌和生活经历，而是被变形、异化、夸张成了模糊的阴影。就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等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他们已没有活生生的“人”的气息，而只剩下了象征的外壳。中国当代新潮作家中余华、孙甘露、格非、吕新可以说都对这种“写意化”、抽象化的人物处理方式情有独钟，在孙甘露的《信使之函》和吕新的《南方遗事》等小说中，“人”都成了飘忽的影像和意念的化身，感性的生命质地、情感质地已是了然无痕。  
另一方面，传统小说的典型化原则是建立在作家对人的自信以及对人的必然性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因此，传统小说往往讲究所谓性格的逻辑，讲究所谓性格发展转变的必然性与真实性，而现代小说表达的则是人的不可知性、神秘性与人性的无穷可能性。在现代小说中，作家对其笔下的人物不再具有全知全能的理性，因而在叙事态度上也与传统小说拉开了距离。中国文学传统意义上的理性化叙事也相应地被新潮小说的非人格化的冷漠叙事取代了，叙述者的正义感、责任感以及理想激情等等我们从前的文学引以为傲的东西几乎全部面目全非、烟消云散了。余华的《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等小说都可谓是这种“冷漠”的“零度情感”叙事的代表。此时，新潮作家在小说中关注的已不是“性格”问题而是“欲望”问题：“事实上我不仅对职业缺乏兴趣，就是对那种竭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做法也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我实在看不出那些所谓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有多少艺术价值。那些具有所谓性格的人物几乎都可以用一些抽象的常用语词来概括，即开朗、狡猾、厚道、忧郁等等。显而易见，性格关心的是人的外表而并非内心，而且经常粗暴地干涉作家试图进一步深入人的复杂层面的努力。因此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我们应该承认，现代小说在“人学”领域对传统小说的革命不仅拓展了人性表现的深度，丰富了人性表现的可能性，同时也提供了小说艺术的可能性与自由度，余华等作家在小说叙事上的自信应该说与此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人”的神圣性被解除之后，作家面对的就是一个完全物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作家没有了对于“人”的情感的、心理的、文化的、历史的禁忌，相反，他们获得了一种难得的优越感和轻松感，拥有了文本操作的绝对自由，叙述、写作上的无所顾忌和随心所欲也就理所当然了。这也是中国新潮小说长期乐此不疲地沉醉在形式领域从事“叙事革命”的一个“人学”背景。  
然而，当“革命”渐渐成为一种回忆或背景时，“革命”的代价也就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安了。新潮小说的“人学”革命确实丰富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可能性，并提供了中国文学摆脱社会历史学附庸身份、挣脱意识形态期待和阅读惯性的有效路径，从而获得了某种写作的“自由”，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文学”的形象，使“文学”变成了一种抽象、冷漠、晦涩的“符码”。那么，一个远离了情感、真、善、美和基本道德内涵的文学还是那个有着永恒魅力的文学吗？如果文学“自由”的获得要以对“文学”本身的扭曲、牺牲为代价，那么这种“自由”的代价是不是太大，它还有意义吗？对新潮小说来说，这样的追问似乎永远是一种心头之痛，他们在品尝“革命”的快乐的同时，也不得不吞下艺术的苦果。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余华、苏童等作家90年代的“转型”以及对“人学”的回归可以说正是一种幡然悔悟，是对“极端”的观念革命的切实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