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祝贺覃利春博士的研究成果即将出版！从研究报告进阶为博士论文，再从论文修订成书稿，这一过程不仅是字数从;3万字到18万字的;量的增长，更实现了理论逻辑的构建、框架结构的调整、数据的更新、结论的修改、实践的检验方面;质的提升。相信经过这几年的知识更新和沉淀，她在思维能力和学术能力上也必然迈上了新的台阶。应她的邀请，我想针对本书谈三点看法：

一是本书的写作背景与我主持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关。

与其说这本书是由一篇毕业论文修改而成的，不如说它源于一份课题研究报告。那是2011年11月，我正带领博士生团队开展;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和政策研究工作，当时有十几个博士共同承担课题研究任务，她认领了;行为主体研究部分，这是一个边界模糊且关系错综复杂的研究对象，如何掌握;产业转移行为主体研究与;产业转移政策研究的区别与联系，是很有挑战的一项工作，我还曾说;这是很难啃的一块骨头。

但经过了3个月的研究之后，覃利春博士提交了一份3万字的研究报告。在报告中，她将产业转移行为主体分级分类分层，即将产业转移行为主体分为政府和企业两类，其中政府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又将地方政府分为转出地政府和承接地政府，企业分为本地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而本地企业又细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以此框架为基础，分析各行为主体在我国中西部产业转移中的作用，重点分析中央政府的产业发展战略与政策、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布局与优惠政策、国有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迁移行为等，形成一篇层级分明、逻辑清晰、重点突出、特征明显的研究报告。

课题研究结束之后，正是博士论文开题之时，她觉得重新选题已然来不及，而产业转移行为主体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于是果断决定在课题研究报告基础上撰写博士论文。然而，政策分析是应用层面，仅仅是实证研究中的一个例证，要以此为基础写成一篇博士论文，不仅需要理论逻辑的重构，还要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加强甚至实现突破，相当于从结果出发，去寻求理论基础、建立模型、指标设计、数据支撑和证据支持，逆向研究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是本书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

从总体框架上看，原先的课题研究报告已被分散到各个章节中，其主体部分仅构成了第五章的部分内容，作为模型实证分析结果的实践连接。可想而知，在毕业论文撰写及书稿形成过程中，她做了大量深入的思考和扎实的研究工作，顺利地完成了从局部分析到整体研究的框架搭建、从政策实践总结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研究、从国内到国际的视野转换、从静态到动态的维度提升等研究工作。

第一，系统地梳理了国际和国内产业转移的历史演进，重点分析了不同产业转移阶段呈现的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一方面，对我国;七五规划以来关于产业规划发展政策以及重大经济区、经济带的产业政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现实依据；另一方面，对国际产业转移发展趋势进行了前瞻性的分析，这些政策实践与前沿理论研究总结，为我国产业发展战略和布局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

第二，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理论逻辑框架。这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在前文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研究框架，是产业转移模型建立与实证的重要理论依据。覃利春博士在此遇到了很多困惑或堵点，我曾为此提议：先根据;现有框架推动论文写作进度，回过头来再想办法补充和完善。在预答辩环节，这篇论文很顺利就通过了，但她自己心里很清楚，这篇论文的理论和实证之间，在逻辑框架上尚有未完全打通的地方。为此，我和她就论文修改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并给予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在她看来，论文关于制度、成本和技术的指标体系和实证结构是相对系统和完整的，但映射到理论逻辑架构上，这三个因素却又是相对独立的，那么在国际产业转移中，它们又将依据什么以及以什么样的形式关联起来？

针对这个问题，我指出，论文的理论部分缺乏一个系统脉络或缺一条主线，来将制度、成本和技术三个因素串联起来。理论上讲，制度是一种规则要素，但也是一种传统要素，技术是一种非传统要素，而成本既是传统要素又是非传统要素，很显然，制度、成本和技术在规则、传统和非传统三个层面上彼此关联、相互作用。最后，她以此为依据，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和系统的理论逻辑架构：首先，以成本为核心，从传统生产要素、非传统生产要素和规则要素三个层面，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分析影响国际产业转移的制度、成本和技术因素，并阐述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其次，融入了政府和企业两个行为主体，并分析这些行为主体与制度、成本和技术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分析了动态环境下制度、成本和技术因素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关系演化。

第三，借鉴微观经济学生产函数理论，构建产业转移影响因素模型，并就制度、成本和技术因素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动态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在模型构建上，借鉴了微观经济学;柯布_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产业转移理论模型。在代表性指标变量选择上，围绕政府、企业和国际产业转移三个因变量及制度、成本和技术因素三个自变量，分别以;实际使用外资额（FDI）作为国际产业转移规模的代表指标，以;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的应交增值税作为政府的代表指标，以;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的企业数作为企业的代表指标，制度因素选取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外商和港澳台商的工业总产值为代表指标，成本因素选取了;外国直接投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半年定期存款利率为代表指标，技术因素选取了;Ramp;D经费支出、国内外三种专利申请授权数为代表指标，并运用KMO标准的指标分离方法和因子分析法找出制度、成本和技术因素的三个代表性指标。

在实证分析方法上，综合运用了计量经济学中的匡特_安德鲁斯未知突变点检验、Chow检验以及虚拟变量等方法，通过模型结构稳定性判断和反复拟合，将原始模型转换为突变前和突变后两个结构不完全相同的模型，以此证明国际产业转移存在动态演化，并根据模型自变量系数的变化情况，来寻找引发模型结构突变的根本原因。

模型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产业转移规模、政府和企业模型结构性突变分别发生在1994年、1994年、1992年，集中在;八五规划时期，说明;八五期间，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生了质的飞跃；国际产业转移规模和企业模型发生了结构突变，其关键诱因是制度和成本因素，而政府模型发生结构突变的根源在于技术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经历了19821991年的起步和19922021年的快速发展两个阶段；国内因素对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具有决定性作用，国际金融危机等国际因素影响比较有限；在国际产业转移的不同阶段，制度、成本和技术因素的作用确实发生了变化；国际产业转移政府行为发生结构性突变，是计算机与信息通信等高新技术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第四，在第五章国际产业转移的路径选择，国际产业转移模型实证分析结果，与政府和企业两个行为主体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作用及影响因素，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顺利对接。首先，总体分析了路径选择的逻辑，即路径选择是行为主体;明确目的影响因素分析做出选择的决策过程，明确目的即目标的确定，路径选择依据就是相关影响因素，政府可选择的路径主要有空间路径、产业发展路径、政府主导路径、产业变革路径，企业可选择的路径主要有迁移形式、迁移空间路线；其次，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路径选择包括无产业变革下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变革下的产业转移；最后，企业迁移的实质是产生动机、确定问题、搜寻合适区位、制定和比较可供选择的方案、选择和实施的多阶段迁移决策过程，包括无产业变革下的企业迁移和产业变革下的企业迁移。

三是本书的创新点与有待进一步研究之处。

本书在理论和方法上均有所创新。理论创新在于：借鉴微观经济学;柯布_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国际产业转影响因素模型，以模型结构变化及变量系数变化为依据，证明国际产业转移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动态演化。方法创新在于：综合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匡特_安德鲁斯未知突变点检验、Chow检验、虚拟变量等方法，探索并判断模型结构的稳定性，并通过模型所包含变量的增加或减少，以及变量系数的变化来确定结构不稳定的根源。

近年来，国际国内环境变幻莫测，国际产业转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确定性和风险都在增加，面对这些新形势、新特点、新要求，希望作者能在原有理论和方法创新基础上，持续推进相关研究，继续探索，继续创新！

杨建文

2023年12月2日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经久不衰，在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产业转移理论。本书以成本为核心，构建以政府与企业为行为主体，以传统生产要素、非传统生产要素和规则要素为三层面，以制度、成本、技术为影响因素的理论逻辑框架，并借鉴柯布_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国际产业转移计量模型。

本书运用匡特_安德鲁斯未知突变点检验、Chow 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利用相应指标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规模、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在1992_1994年发生结构性突变，政府行为结构突变受技术因素驱动，而制度与成本是企业行为与产业转移规模结构突变的关键诱因。

研究证实了国际产业转移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其影响因素的作用会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本书系统阐述了在有或无产业变革背景下，政府与企业选择产业转移路径的抉择机制，为学界和业界理解全球产业格局演变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证参考。

女，1978年生，壮族，广西都安人，经济学博士。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科研与信息管理处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信息化、教育与经济的相关研究。曾参与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和;中高职院校办学能力评估等项目。在《教育发展研究》《复旦教育论坛》等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主持并参与多项民进上海市委参政议政课题，积极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其中参政议政成果获民进中央参政议政成果一等奖1篇、获市领导批示2篇、被全国政协采用2篇，获评2025年民进全国参政议政工作先进个人。

序言1导论第一节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一、 选题背景二、 研究意义第二节概念界定一、 产业转移与企业迁移二、 工业革命与产业变革三、 动态演化四、 行为主体五、 路径选择第三节研究内容、对象与方法一、 研究内容二、 研究对象三、 研究方法第四节本书的结构、创新与不足一、 本书的结构二、 创新与不足

第一章理论回顾与研究综述第一节产业转移理论及产业转移影响因素一、 经典产业转移理论中的产业转移影响因素二、 产业转移影响因素分类研究三、 企业迁移影响因素研究四、 中国区际区内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五、 动态因素及其影响的动态性第二节产业转移的研究方法一、 企业迁移研究方法二、 产业转移研究方法三、 研究方法启示第三节研究述评一、 产业转移研究的成果与启示二、 研究不足与拓展研究空间

第二章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演进第一节历史演进分析的必要性一、 时代背景变化的需要二、 掌握国际产业转移影响因素及主导因素的需要第二节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演进一、 第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二、 第二轮国际产业转移及中国对外开放三、 第三轮国际产业转移及中国深化对外开放四、 三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异同点第三节国内产业转移的历史演进一、 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二、 国内企业迁移历史三、 国内产业转移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关系第四节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趋势一、 国际产业转移发展趋势二、 产业链与技术创新三、 高端产业转移的美国路径四、 高端产业转移的欧洲路径五、 低端产业转移的东南亚路径本章小结

第三章国际产业转移影响因素的理论逻辑第一节从生产要素理论到产业转移影响因素的理论逻辑一、 生产要素理论与产业转移的动态关系二、 基于成本的产业转移影响因素理论框架三、 转移产业本身的动态性从成本竞争型到创新型产业四、 产业转移驱动因素的动态性第二节传统生产要素为主的静态因素一、 劳动力、土地与资本的成本及流动性二、 静态因素的动态表现三、 行为主体与产业转移成本四、 产业转移常用的成本指标第三节制度规则要素为主的动态因素一、 制度的经济学含义及其作用二、 基础条件：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制度三、 制度规则的动态表现四、 产业转移的制度成本五、 产业转移常用的制度指标第四节技术等非传统生产要素为主的动态因素一、 技术的作用及其与产业转移的关系二、 政府与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三、 未来产业变革的关键技术及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路径四、 技术因素的动态性五、 产业转移常用的技术指标第五节国际产业转移环境的动态性一、 国际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二、 生态危机三、 能源危机四、 政府干预五、 新产业变革本章小结

第四章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模型及其动态演化实证第一节产业转移理论模型一、 理论基础生产函数的要素替代理论二、 模型理论构建影响因素之间的替代逻辑架构三、 模型假设四、 基于柯布_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产业转移模型第二节变量指标与数据收集一、 成本因素（X1）指标二、 制度因素（X2）指标三、 技术因素（X3）指标四、 被解释变量指标五、 数据来源及指标数据收集第三节模型分析及相关检验一、 多重共线性诊断和补救以及代表性指标分离二、 结构性突变检验三、 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四、 协整检验五、 结构性突变与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第四节基于虚拟变量方法的模型结构突变根源分析一、 基于突变点的虚拟变量假设二、 模型初步估计结果三、 修正后的模型移除不显著变量四、 最终模型从含有虚拟变量的模型到突变前后的两个模型五、 模型实证结果与结论本章小结

第五章国际产业转移的路径选择第一节路径选择机制一、 明确目的二、 影响因素分析三、 路径选择第二节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路径选择一、 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面临的困境二、 中央政府的作用及行为方式三、 无产业变革的产业转移四、 产业变革的产业转移第三节跨国企业迁移的路径选择一、 企业迁移的实质二、 无产业变革下的跨国企业迁移三、 产业变革下的跨国企业迁移本章小结

结语一、 研究结论与发现二、 模型的应用拓展三、 启示与展望参考文献后记

四、 中国区际区内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企业和政府是产业转移中的决策主体，承接企业（产业）的合理性决定了承接地政府优惠政策的决策，以及讨价还价期限、参与者的出价顺序、耐心程度是承接地政府优惠政策的主要影响因素。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受到了生产要素、市场与产业基础、制度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生产要素包括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如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信息等，其中金融市场、人力资源和技术等生产因素是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关键影响要素；市场因素主要是市场规模（供给量与需求量的综合）和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和市场竞争程度）。

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各级政府之间的组织特征存在差异，由此导致了各级政府在企业中的利益和对企业的控制能力不同。科尔奈关于;组织假定的有效性随着行政级别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可以解释中国地方政府所辖的公有制企业快速发展的景象，财政体制改革给地方政府提供了财政激励，并且随着政府级别的降低而增强，如企业按固定的税率纳税替代了原先自动把全部利润上缴的做法，为当地政府解决就业机会、社会保险和住房基金、其他企业所需的生产要素等非财务利益成为高层政府对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约束。

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历程可以分为19791986年的起步阶段、19871991年的稳定发展阶段、19922001年的高速发展阶段以及20022013年的调整和完善阶段，显然，这是以某些标志性事件为依据划分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阶段。然而，2014年以来的国际国内政治、军事、经济风云变幻以及20202023年的新冠疫情影响，使得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综合区位优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角度看，区位选择是产业转移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企业区位决策之后会引起既定空间内一系列变化。企业区位决策包含了企业选择适宜的国家或城市和在城市内部选择适宜区位两个步骤，这对承接地如何从区位理论出发，选择产业集中区，打造产业园区有较高的借鉴价值。东部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生产要素、市场因素、聚集经济、政策因素、政府行为、文化因素及地理位置等。广告费用、管理费用、退出费用等成本因素，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气候条件等硬件环境要素，经济发展与环境状况、劳动力、资本、基础设施条件、交通运输等软件环境要素，以及政府政策对企业迁移和产业转移也会产生影响。资源和要素成本、铁路运输、市场扩张和企业发展则影响中国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产业转移。

中国区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一是地理位置、要素禀赋、经济条件、投资环境和社会特征等区位特征；二是产业集聚所产生的知识外溢、中间投入品关联、市场接近和市场共享效应等集聚效应；三是对转移企业的投资补贴、税收优惠和信贷优惠等奖励性措施；四是控制企业在中心区布局、提高产业准入的门槛等限制性措施；五是产业集群、产业同构、要素流动、空间地理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