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写作《遭遇他者：跨文化的困境与希望》中大部分论文的时候，亚洲论述还不那么受到中国社会的关注，中国人更多地关注的是自身的命运，引导中国知识界的，也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知识精英的批判理论；关于亚洲的想象，自然很难找到合适的生长空间。即使在《遭遇他者：跨文化的困境与希望》结集之时，关于亚洲的讨论，也仍然是模糊和困难的，它至多不过是附着在西方的“地域研究”名义之下的一些材料，而且这些以国别分类的材料也很难形成一个有机的范畴，以证明“亚洲”作为一个想象单位的正当性。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风土，当时我为《遭遇他者：跨文化的困境与希望》确定了“亚洲论述之两难”的副标题，以表述在进入21世纪之初的时刻，亚洲论述所面对的困境乃至陷阱。

　　孙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多年来一直从事政治思想史以及与中日关系、亚洲等现实政治有关的复杂问题研究，致力于推动东亚地区知识分子的深度对话，曾于九十年代与沟口雄三先生共同发起连续六年的“中日知识分子对话”。
　　曾任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一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2002、2007）、《竹内好的悖论》（2005）、《文学的位置》（2009）、《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2010）、《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2011）、《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2017）、《历史与人：重新思考普遍性问题》（2018）等。

再版序遭遇他者的意义
自序命名的困难
跨文化知识状况的思考
实话如何实说
中日传媒中的战争记忆
在理论思考与现实行动之间
直面相互缠绕的历史
亚洲论述与我们的两难之境
鲁迅脱掉的衣裳
理想家的黄昏
日本汉学的临界点
翻译的政治
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
附录
关于“知识共同体”
文化“间”实践的可能性

　　《遭遇他者：跨文化的困境与希望》：
　　在知识共同体的讨论中，我们没有就事论事地讨论这部电影，而是以电影的拍摄过程为切入点展示了这样一个基本状况：在中国导演的作品中也处理过类似这部电影的内容，它们有的被禁止上演，有的却可以受到好评，而被禁的情况也绝非日本传媒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几乎中国所有的一流导演都有被禁的影片，被禁的理由却未必都是政治或意识形态原因，有时是由于官僚制的原因，有时是由于其他原因。有些被禁止上映的影片在后来上映的时候甚至获得过国家的奖项——情况是多样的和复杂的。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导演都不会为自己的影片被禁而停止拍摄，他们通常会立即投入下一部影片的制作，而且作品的创作和鉴赏空间也并非仅限于国内。当日本传媒把一切新的信息回收到旧有结论中去的时候，这种方式显示的是一个认识论上的严重误区，这就是无视中国这个对象的复杂性，使用简单的意识形态结论去“发现”和肢解问题。
　　于是，在《陈宝的故事》有关拍摄的“故事”里，真正的要素被无视乃至舍弃了——这些要素是：在好莱坞商业影片的冲击下，中国和日本的电影市场同样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不被好莱坞模式同化而获得自己的观众；而“被禁”的问题，只能置于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下动态地加以观察。“禁止上映”作为电影生产可能遇到的一个障碍，并不是中国艺术家最忧虑的问题，真正的挑战来自电影市场的这种全球性的娱乐观，它妨碍了严肃的思考深入展开。《陈宝的故事》遇到的真正挑战将是，即使它顺利地在中国上演，它究竟能够获得多少观众？它是否有能力同时面对好莱坞意识形态的冲击和中国观众的历史感情记忆？
　　知识共同体的讨论一直持续进行的工作是对于相互间文化想象的贫瘠化和固定性进行揭示，力图建立动态的观察视角。尽管话题不断变换，但是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却在持续性地推进，这个立场就是拒绝抽象地静止地认识中国和日本各自的和相互间的问题。2001年是一个多事之年，这个年头出现的包括日本的事件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性事件，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所采取的强硬立场，充分证明了所谓普遍正义性的命题假如不与具体状况的准确分析结合在一起，将引发使霸权和强盗行径正当化的可怕后果。这个世界已经不再相信抽象的说教，如何抵制假正义之名而行的霸权行径将是跨文化知识分子的重要课题。
　　知识共同体这样一个一直富有争议的名称把我们引向了一系列复杂的讨论，这些至今尚未获得一致的讨论仍将继续下去。每一次讨论总会留下很多不满足，它把我们引向下一次讨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欢迎“失败”的尝试，而不是成功的庆典。我们所获得的，将是对于跨文化知识状况的基本困境与可能性的体验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