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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科技考古第五辑
定价：168.0
ISBN：9787030570840
作者：无
版次：1
出版时间：2018-04
内容提要：
无
目录：
目录
前言 赵志军（i）
中原地区的生业状况与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关系 袁靖（1）
考古出土炭化大豆的鉴定标准和方法 赵志军 杨金刚（15）
辽宁长海小珠山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 张雪莲 金英熙 贾笑冰（35）
佛教考古工作中的多视角三维重建 刘建国（53）
东魏皇族元祜的种族探寻 张雅军 赵欣 张旭 沈丽华（59）
青海喇家遗址出土动物遗骸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 赵春燕 吕鹏 袁靖 叶茂林（67）
殷商时期高分辨率的生态环境重建 王树芝 岳洪彬 岳占伟（77）
商族起源的人骨考古学探索 王明辉（97）
圈足上的镂孔：试论商代青铜器的泥芯撑技术 刘煜（111）
山东章丘西河遗址的古地貌及相关问题 王辉 兰玉富 刘延常 佟佩华（120）
二里头遗址的野生动物资源获取与利用 李志鹏 江田真毅（137）
祭牲礼制化的个案研究——何郢遗址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新思考 吕鹏 袁靖 宫希成（149）
陕北神圪垯梁遗址4000a BP前后生业经济的稳定同位素记录 陈相龙 郭小宁 王炜林 胡松梅 杨苗苗 吴妍 胡耀武（161）
殷墟晚商玉器阴刻技术试析 叶晓红 唐际根 何毓灵（176）
卜骨来源研究的新进展：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牛骨的DNA研究 Katherine Brunson 赵欣 何努 戴向明 Antonia Rodrigues 杨东亚 著 赵欣 韩雨 Katherine Brunson 译（185）
邺城佛教造像的三维重建探索 张蕾（213）
陶寺遗址石器生产的产能分析 翟少冬（221）
新疆于田流水墓地青铜时代人类牙齿非测量性状 张旭 朱泓 王明辉 巫新华（232）
后记 王明辉（247）
在线试读：
中原地区的生业状况与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关系
袁靖
摘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依据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进行包括当时的家畜饲养业在内的生业经济的研究，探讨当时的主要生产力状况，是认识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及其动因的重要内容。本文以中原地区分别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至二里头文化的西坡、瓦店、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等五个典型遗址的生业状况为例，结合其他相关资料，归纳出中原地区的生业特征可以分为仰韶文化和龙山至二里头文化两个阶段。中原地区的生业状况整体上呈持续发展的趋势，新的生产力要素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已经进入中原地区。持续发展过程和加入新的生产力要素这两个特征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下，还必须高度重视上层建筑在推动持续发展的生业状况及推广新的生产力要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生业状况基本一致的中原地区出现过多次政治中心的转换，这是上层建筑具有重要作用的表现。在生业发展方面缺乏持续性是其他地区的共同特征，而这一共性与其他地区在考古学文化层面表现出的分裂、中断和倒退等现象是相互关联的。
关键词：中原地区 生业 中华文明
本文提到的中原地区主要指中原核心地区，以东起郑州、西至渑池、北达济源、南抵驻马店一带为其范围［1］，而中华文明早期的时间界定则以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的时间跨度为依据，为公元前3500～前1500年左右。
通过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态特征研究发现，在公元前3500～前2000年左右，当时的中国大地上持续分布着不同类型的文化，各个文化显示出明显的地方性特点。但是，在公元前2000～前1500年左右这个时间段里，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发展中断，黄河上游地区的齐家文化之后又出现了寺洼文化、卡约文化等，黄河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演变成岳石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发展中断，长江下游地区的广富林文化为后来的马桥文化所替代。这些地区的各个文化从整体上说是走向消失和转型的。唯独中原地区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开始出现了二里头文化，这个文化的发展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文化，成为中国早期国家出现的标志。探讨文化发展演变的原因，是当今中国考古学界的研究热点。纵观这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围绕遗址的数量多少、面积大小、分布格局、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状特征及其背后蕴藏的性质、作用、社会结构、宗教意识和战争等历时性变化进行探讨，聚焦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和军事史等，涉及以生业为研究特征的实例很少。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依据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进行包括当时的家畜饲养业在内的生业经济的研究，探讨当时的主要生产力状况，是认识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及其动因的重要内容。
本文主要以西坡、瓦店、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等五个典型遗址为例进行论述。这些遗址均经过系统的动植物考古研究，即采用浮选法采集植物遗存，通过显微镜观察鉴定农作物种属和统计数量，推测当时的农作物种植方式；通过对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鉴定及统计，有些还应用稳定同位素分析及DNA分析，认识各种家养动物的数量和谱系，推测当时的饲养方法等。此外，还收集了一些相关遗址的动植物遗存研究结果，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原地区生业形态的发展变化过程，为认识当时的社会变化原因和特征提供有价值的启示。鉴于现在尚未对与农业相关的生产工具开展全方位的科学研究，本文暂不做过多的讨论。
以下分为各个遗址的生业状况、讨论和结论等三个方面分别阐述。
一、各个遗址的生业状况
多年来，在中原地区发现大量的属于公元前3500～前1500年左右的考古遗址，其中，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的遗址、属于王湾三期文化的遗址、属于新砦文化的遗址、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址的数量都相当多，有些文化类型的遗址数量超过数百处［2］。依据类型学的研究结果，属于同一文化类型的遗址在人工遗迹和遗物的特征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但是，在这些遗址中真正开展过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研究的数量极少，这里按照时间早晚列举五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遗址的研究结果，另外，还收集了其他遗址的相关研究结果，分别阐述如下。
（一）河南灵宝西坡遗址
公元前3600年左右的西坡遗址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居住遗址［3］，公元前3300～前2900年左右的西坡墓地也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4］，其与西坡遗址的关系当为一个连续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由于西坡墓地没有发现与生业相关的遗物，这里以经过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研究的西坡遗址为例，尽管其年代偏早，但因为同属于庙底沟类型，所以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科学认识。
从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看，在西坡遗址出土的炭化农作物遗存中，粟的数量比例占所有出土农作物籽粒总数的90.6%，出土概率为90.9%；黍占8.8%，出土概率为81.8%；粟和黍合计在农作物籽粒总数中所占比例高达99.4%。水稻的数量占所有出土农作物籽粒总数的0.6%，出土概率为36%。根据统计结果，西坡遗址的农业生产是以种植粟和黍为主，当时的水稻数量极少，不能完全确定是传入的还是在当地种植的［5］。
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看，家养动物主要为猪和狗，野生动物以鹿科为主。家养动物约占全部哺乳动物总数的63%，野生动物约占37%，以家养动物为主。在家养动物中猪的*小个体数约占总数的98%，狗占2%［6］。
通过对西坡出土人、猪、狗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人的碳十三值较高，31例个体的碳十三值为-12.4‰～-7.9‰，平均值为-9.7‰，他们的食物基本属于C4类，与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遗存以小米为主完全吻合，鉴于这个地区的自然植被以C3类为主，研究人员认为人的碳十三值反映出当时人的主食可能是小米［7］；狗和家猪的碳十三值与人的相似，狗的碳十三值为-8.2‰，2例猪的碳十三值为-7.4‰和-7.7‰，均高于人的碳十三值，它们可能食用了小米的壳及人的粪便等［8］。
（二）河南禹州瓦店遗址
瓦店遗址属于公元前2200～前1900年左右的王湾三期文化［9］。
从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看，在瓦店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遗存中，粟的数量占所有出土农作物籽粒总数的52%，出土概率为66%；黍占9%，出土概率为50%；小米和黄米合计在农作物籽粒总数中所占比例为61%。稻谷占26%，出土概率为62%；小麦占0.2%，出土概率为4%；大豆占13%，出土概率为45%。瓦店遗址已经具备五种农作物。根据统计结果，瓦店遗址的农业生产同样以种植粟和黍为主，但是水稻的数量明显增加。由于发现了水稻的小穗轴，应是当地脱粒，可能是在当地种植的。小麦的数量极少，不能肯定是否属于这个时期；大豆的形态已经脱离了完全原始的状态，属于农作物［10］。
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看，狗、猪、黄牛、绵羊是家养动物，野生动物以鹿科为主。第*期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64%，野生动物约占36%。在家养动物中，猪的*小个体数约占总数的78%，狗和黄牛各占11%左右，没有发现绵羊。第二期家养动物约占67%，野生动物约占33%。在家养动物中，猪约占68%，狗和绵羊各占13%，黄牛占6%左右。第三期家养动物约占73%，野生动物约占27%。在家养动物中，狗约占35%，猪约占24%，绵羊约占23%，黄牛占18%左右。各期都以家养动物为主。从各种家养动物的数量看，猪虽然占据多数或接近多数，但从早到晚有减少的趋势，绵羊在第*期不见，第二、三期逐渐增多，黄牛第三期比第*期多，狗的数量不稳定［11］。
碳氮稳定同位素的测试结果显示，人的碳十三值多数分布在-10.8‰～-8.7‰，食物主要来自C4类，有3个个体分别为-13.1‰、-14.5‰与-15.0‰，应该食用了一定比例的C3类；狗的碳十三值为-11.0‰～-8.5‰，食物主要来自C4类；猪的为-16.1‰～-8.1‰，除-16.1‰这个数据偏低，原因尚需讨论之外，其他9个猪的碳十三值为-12.4‰～-8.1‰，表明其食物主要来自C4类；黄牛的为-15.1‰～-9.4‰，多数个体以C4类食物为主食，2例黄牛食用了较高比例的C3植物；绵羊的为-17.3‰～-16.0‰，以C3类食物为主食，并食用了较高比例的C4类食物。这个地区的自然植被同样以C3类为主，鉴于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遗存以小米为主，兼有水稻，由此可以推测，粟类是瓦店先民食物结构的主体，但稻类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某些人的食物结构中的重要性甚至与粟类食物不相上下。狗和家猪的碳十三值则表明，它们可能主要以小米的壳及人的粪便等为食；黄牛进食了大量C4类食物，人工喂养小米的秸秆的可能性很大；绵羊主要食草，可能也食用人们提供的小米的秸秆等［12］。
（三）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
王城岗遗址的文化堆积可以分为公元前2020～前1900年左右的王湾三期文化时期、公元前1800～前1500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及比这个年代更晚的其他几个时期［13］。这里主要阐述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研究结果。
从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看，王湾三期文化时期粟的数量比例约占所有出土农作物籽粒总数的93%，出土概率为94%；黍占6%，出土概率为60%；小米和黄米合计在农作物籽粒总数中所占比例为99%。稻谷占0.3%，出土概率为17%；大豆占0.03%，出土概率为4%。二里头文化时期粟约占80%，出土概率为79%；黍占8%，出土概率为71%；小米和黄米合计在农作物籽粒总数中所占比例为88%。稻谷占2%，出土概率为57%；小麦占10%，出土概率为79%；大豆占1%，出土概率为26%。两相比较，二里头文化时期小米的比例略有减少，其他几种谷物则有不同程度的增加［14］。
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看，狗、猪、黄牛、绵羊是家养动物，野生动物以鹿科为主。王湾三期文化时期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81%，野生动物约占19%。家养动物中猪的*小个体数约占60%，狗占20%，黄牛和绵羊各占10%左右。二里头文化时期家养动物约占76%，野生动物约占24%。家养动物中狗、猪、黄牛和绵羊各占25%左右。这两个时期都以家养动物为主。从各种家养动物的数量看，自王湾三期文化时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家猪的数量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比王湾三期文化时期减少，相应地黄牛和绵羊的数量有一个明显增加的过程，狗则大致保持一定的比例［15］。
碳氮稳定同位素的测试尚未完成，从现有的结果看，只有属于商代中期（公元前1400年左右）的黄牛和春秋时期（不会早于公元前700年）的猪各1个，黄牛的为-12.5‰，猪的为-8.1‰，均表现为以C4类食物为主食，具体解释与瓦店遗址相同［16］。
（四）河南郑州新砦遗址
新砦遗址的文化堆积可以分为公元前2200～前1900年左右的王湾三期文化、公元前1850～前1750年左右的新砦文化和公元前1700～前1500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这样三个时期［17］。
从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看，由于工作还没有完成，现在仅仅知道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粟的数量比例约占所有出土农作物籽粒总数的67%，出土概率为52%；黍占13%，出土概率为32%；小米和黄米合计在农作物籽粒总数中所占比例为80%。稻谷占12%，出土概率为28%；小麦占4%，出土概率为4%；大豆占3%左右，出土概率为12%。所谓“五谷丰登”的五种农作物都具备了［18］。
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看，狗、猪、黄牛、绵羊是家养动物，野生动物以鹿科为主。王湾三期文化时期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88%，野生动物占12%。家养动物中猪的*小个体数约占83%，狗占8%，黄牛占6%，绵羊占3%。新砦文化时期家养动物约占76%，野生动物占24%。家养动物中猪约占71%，绵羊占14%，黄牛占9%，狗占6%。二里头文化时期家养动物约占76%，野生动物占24%。家养动物中猪约占46%，绵羊占30%，狗和黄牛各占12%左右。自王湾三期文化时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都是以家养动物为主，家养动物中家猪的数量虽然始终占据多数，但是从早到晚有减少的趋势，相应的黄牛和绵羊的数量有一个从少到多的过程，其中绵羊的变化特别明显，而狗的数量略有起伏［19］。
另外，新砦遗址中绵羊的年龄结构中大于3岁的占据多数，与国外学者对西亚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绵羊年龄结构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这些绵羊也有可能是用于剪羊毛的［20］。
碳氮稳定同位素的测试结果显示，狗的碳十三值为-12.8‰～-7.9‰，食物基本属于C4类；猪的为-20.8‰～-7.1‰，其中2个个体分别为-20.8‰和-16.4‰，碳十三值非常低，对这2个同位素的数据尚需讨论，其他11个个体为-10.7‰～-7.1‰，猪的食物同样基本来自C4类；黄牛的为-12.5‰～-7‰，食物基本来自C4类；绵羊的为-16.2‰～-11.5‰，既有以C3类为主食者，也有以C4类为主食者。关于不同动物的碳十三数据的解释，多与前面的相同，要强调的是新砦遗址的绵羊也较多地食用人们提供的小米的秸秆等［21］。
（五）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包括二里头一至四期文化、二里冈上、下层文化及汉代遗存，其中二里头文化年代为公元前1750～前1500年左右 ［22］。这里主要阐述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一期至四期的研究结果。
从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看，二里头文化时期粟的数量比例约占所有出土农作物籽粒总数的58%，出土概率为91%；黍占9%，出土概率为64%；两种小米合计在农作物籽粒总数中所占比例为67%。稻谷占32%，出土概率为70%；小麦占0.02%，出土概率为1%；大豆占0.8%，出土概率为29%。尽管五种农作物都存在，但是稻谷的比例很高，这可能与出土地点主要位于贵族居住区有关［23］。
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看，狗、猪、黄牛、绵羊是家养动物，野生动物以鹿科为主。二里头遗址一期家养动物约占全部哺乳动物总数的91%，野生动物占9%。家养动物中猪的*小个体数约占50%，黄牛和绵羊各占25%左右，没有发现狗（这期动物骨骼标本的数量较少，这个结果只能作为参考）。二期的家养动物约占81%，野生动物占19%。家养动物中猪约占71%，绵羊占20%，黄牛占5%，狗占4%。三期的家养动物约占77%，野生动物占23%。家养动物中猪约占58%，绵羊占29%，黄牛占8%，狗占5%。四期的家养动物约占85%，野生动物占15%。家养动物中猪约占72%，绵羊占17%，黄牛占8%，狗占3%。一到四期的哺乳动物都以家养动物为主。虽然各期家养动物中家猪都占据多数，但猪的比例有减少的迹象，三、四期绵羊和黄牛的数量都比二期要多，而狗的数量一直*少［24］。四期绵羊的年龄结构中也发现大于3岁的占据多数，与新砦遗址的情况类似，这些绵羊也有可能是用于剪羊毛的［25］。
碳氮稳定同位素的测试结果显示，狗的碳十三值为-12‰～-7.4‰，其食物基本来自C4类；猪的为-19.2‰～-7.2‰，除1个个体为-19.2‰、3个个体为-16.9‰～-14.8‰，对这4个同位素的数据尚需讨论外，其他19个个体均位于-12.4‰～-7.2‰，这些猪的食物同样基本来自C4类；黄牛的为-12.3‰～-7.4‰，食物基本来自C4类；绵羊的为-18.4‰～-12‰，既有以C3类为主食者，也有以C4类为主食者。关于不同动物的碳十三数据的解释，多与前面的相同［26］。
DNA的研究结果证实，二里头遗址的绵羊属于谱系A，谱系A*早起源于西亚地区。二里头遗址的黄牛属于T3型，T3型也是西亚地区起源的［27］。
（六）其他相关遗址
尽管仅有上述五个遗址系统、科学地做过动植物考古研究，数量十分有限，但是从已经发表的资料看，还有一些遗址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参考。例如有两个遗址包含动植物考古的研究结果，在公元前2900～前2400年左右的渑池班村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层里发现了大量的粟［28］。家养动物在全部哺乳动物中占据69%，家养动物中家猪占95%，狗占5%［29］。而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700年之前、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洛阳皂角树遗址的农作物有粟、黍、大豆、小麦和稻等，其中以粟的出土率*高［30］。家养动物在全部哺乳动物中占据62%，家养动物中猪占53%，狗占27%，黄牛占20%［31］。这两个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虽然没有做定量的分析，但都是以粟为主。另外，新密古城寨遗址包括王湾三期文化、二里头时期及殷墟时期，自龙山文化至殷墟各个时期，粟在农作物中都占有绝对多数的地位，黍、小麦、藜的出土概率要远低于粟，小麦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当时是以粟为主，其他三种农作物为辅，是典型的早期旱作农业［32］。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古城寨遗址的动物考古研究结果与上述的瓦店、王城岗和二里头遗址相似，由于研究报告尚未发表，这里不宜具体阐述。
此外，其他几个遗址仅有植物考古的研究结果或动物考古的研究结果，如植物考古的研究证实，登封南洼遗址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农作物组合为粟、黍、水稻、小麦、大豆等，其中以粟为主，其次为黍［33］。动物考古学研究证实，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洛阳妯娌遗址和渑池笃忠遗址家养动物占据哺乳动物的60%，主要是家猪和狗，以家猪为主。公元前3000～前2800年左右的郑州西山遗址第三期家养动物占据哺乳动物的77%，主要是家猪和狗，以家猪为主［34］。
二、讨论
（一）中原地区生业的发展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通过对以上五个遗址及其他相关遗址不同文化期的生业状况进行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到自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到王湾三期文化的生业状况产生明显变化，从王湾三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呈现持续发展的过程。揭示这个过程对我们认识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定价：168.0
ISBN：9787030570840
作者：无
版次：1
出版时间：2018-04
内容提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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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赵志军（i）
中原地区的生业状况与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关系 袁靖（1）
考古出土炭化大豆的鉴定标准和方法 赵志军 杨金刚（15）
辽宁长海小珠山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 张雪莲 金英熙 贾笑冰（35）
佛教考古工作中的多视角三维重建 刘建国（53）
东魏皇族元祜的种族探寻 张雅军 赵欣 张旭 沈丽华（59）
青海喇家遗址出土动物遗骸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 赵春燕 吕鹏 袁靖 叶茂林（67）
殷商时期高分辨率的生态环境重建 王树芝 岳洪彬 岳占伟（77）
商族起源的人骨考古学探索 王明辉（97）
圈足上的镂孔：试论商代青铜器的泥芯撑技术 刘煜（111）
山东章丘西河遗址的古地貌及相关问题 王辉 兰玉富 刘延常 佟佩华（120）
二里头遗址的野生动物资源获取与利用 李志鹏 江田真毅（137）
祭牲礼制化的个案研究——何郢遗址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新思考 吕鹏 袁靖 宫希成（149）
陕北神圪垯梁遗址4000a BP前后生业经济的稳定同位素记录 陈相龙 郭小宁 王炜林 胡松梅 杨苗苗 吴妍 胡耀武（161）
殷墟晚商玉器阴刻技术试析 叶晓红 唐际根 何毓灵（176）
卜骨来源研究的新进展：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牛骨的DNA研究 Katherine Brunson 赵欣 何努 戴向明 Antonia Rodrigues 杨东亚 著 赵欣 韩雨 Katherine Brunson 译（185）
邺城佛教造像的三维重建探索 张蕾（213）
陶寺遗址石器生产的产能分析 翟少冬（221）
新疆于田流水墓地青铜时代人类牙齿非测量性状 张旭 朱泓 王明辉 巫新华（232）
后记 王明辉（247）
在线试读：
中原地区的生业状况与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关系
袁靖
摘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依据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进行包括当时的家畜饲养业在内的生业经济的研究，探讨当时的主要生产力状况，是认识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及其动因的重要内容。本文以中原地区分别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至二里头文化的西坡、瓦店、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等五个典型遗址的生业状况为例，结合其他相关资料，归纳出中原地区的生业特征可以分为仰韶文化和龙山至二里头文化两个阶段。中原地区的生业状况整体上呈持续发展的趋势，新的生产力要素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已经进入中原地区。持续发展过程和加入新的生产力要素这两个特征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下，还必须高度重视上层建筑在推动持续发展的生业状况及推广新的生产力要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生业状况基本一致的中原地区出现过多次政治中心的转换，这是上层建筑具有重要作用的表现。在生业发展方面缺乏持续性是其他地区的共同特征，而这一共性与其他地区在考古学文化层面表现出的分裂、中断和倒退等现象是相互关联的。
关键词：中原地区 生业 中华文明
本文提到的中原地区主要指中原核心地区，以东起郑州、西至渑池、北达济源、南抵驻马店一带为其范围［1］，而中华文明早期的时间界定则以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的时间跨度为依据，为公元前3500～前1500年左右。
通过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态特征研究发现，在公元前3500～前2000年左右，当时的中国大地上持续分布着不同类型的文化，各个文化显示出明显的地方性特点。但是，在公元前2000～前1500年左右这个时间段里，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发展中断，黄河上游地区的齐家文化之后又出现了寺洼文化、卡约文化等，黄河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演变成岳石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发展中断，长江下游地区的广富林文化为后来的马桥文化所替代。这些地区的各个文化从整体上说是走向消失和转型的。唯独中原地区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开始出现了二里头文化，这个文化的发展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文化，成为中国早期国家出现的标志。探讨文化发展演变的原因，是当今中国考古学界的研究热点。纵观这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围绕遗址的数量多少、面积大小、分布格局、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状特征及其背后蕴藏的性质、作用、社会结构、宗教意识和战争等历时性变化进行探讨，聚焦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和军事史等，涉及以生业为研究特征的实例很少。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依据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进行包括当时的家畜饲养业在内的生业经济的研究，探讨当时的主要生产力状况，是认识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及其动因的重要内容。
本文主要以西坡、瓦店、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等五个典型遗址为例进行论述。这些遗址均经过系统的动植物考古研究，即采用浮选法采集植物遗存，通过显微镜观察鉴定农作物种属和统计数量，推测当时的农作物种植方式；通过对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鉴定及统计，有些还应用稳定同位素分析及DNA分析，认识各种家养动物的数量和谱系，推测当时的饲养方法等。此外，还收集了一些相关遗址的动植物遗存研究结果，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原地区生业形态的发展变化过程，为认识当时的社会变化原因和特征提供有价值的启示。鉴于现在尚未对与农业相关的生产工具开展全方位的科学研究，本文暂不做过多的讨论。
以下分为各个遗址的生业状况、讨论和结论等三个方面分别阐述。
一、各个遗址的生业状况
多年来，在中原地区发现大量的属于公元前3500～前1500年左右的考古遗址，其中，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的遗址、属于王湾三期文化的遗址、属于新砦文化的遗址、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址的数量都相当多，有些文化类型的遗址数量超过数百处［2］。依据类型学的研究结果，属于同一文化类型的遗址在人工遗迹和遗物的特征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但是，在这些遗址中真正开展过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研究的数量极少，这里按照时间早晚列举五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遗址的研究结果，另外，还收集了其他遗址的相关研究结果，分别阐述如下。
（一）河南灵宝西坡遗址
公元前3600年左右的西坡遗址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居住遗址［3］，公元前3300～前2900年左右的西坡墓地也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4］，其与西坡遗址的关系当为一个连续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由于西坡墓地没有发现与生业相关的遗物，这里以经过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研究的西坡遗址为例，尽管其年代偏早，但因为同属于庙底沟类型，所以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科学认识。
从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看，在西坡遗址出土的炭化农作物遗存中，粟的数量比例占所有出土农作物籽粒总数的90.6%，出土概率为90.9%；黍占8.8%，出土概率为81.8%；粟和黍合计在农作物籽粒总数中所占比例高达99.4%。水稻的数量占所有出土农作物籽粒总数的0.6%，出土概率为36%。根据统计结果，西坡遗址的农业生产是以种植粟和黍为主，当时的水稻数量极少，不能完全确定是传入的还是在当地种植的［5］。
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看，家养动物主要为猪和狗，野生动物以鹿科为主。家养动物约占全部哺乳动物总数的63%，野生动物约占37%，以家养动物为主。在家养动物中猪的*小个体数约占总数的98%，狗占2%［6］。
通过对西坡出土人、猪、狗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人的碳十三值较高，31例个体的碳十三值为-12.4‰～-7.9‰，平均值为-9.7‰，他们的食物基本属于C4类，与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遗存以小米为主完全吻合，鉴于这个地区的自然植被以C3类为主，研究人员认为人的碳十三值反映出当时人的主食可能是小米［7］；狗和家猪的碳十三值与人的相似，狗的碳十三值为-8.2‰，2例猪的碳十三值为-7.4‰和-7.7‰，均高于人的碳十三值，它们可能食用了小米的壳及人的粪便等［8］。
（二）河南禹州瓦店遗址
瓦店遗址属于公元前2200～前1900年左右的王湾三期文化［9］。
从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看，在瓦店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遗存中，粟的数量占所有出土农作物籽粒总数的52%，出土概率为66%；黍占9%，出土概率为50%；小米和黄米合计在农作物籽粒总数中所占比例为61%。稻谷占26%，出土概率为62%；小麦占0.2%，出土概率为4%；大豆占13%，出土概率为45%。瓦店遗址已经具备五种农作物。根据统计结果，瓦店遗址的农业生产同样以种植粟和黍为主，但是水稻的数量明显增加。由于发现了水稻的小穗轴，应是当地脱粒，可能是在当地种植的。小麦的数量极少，不能肯定是否属于这个时期；大豆的形态已经脱离了完全原始的状态，属于农作物［10］。
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看，狗、猪、黄牛、绵羊是家养动物，野生动物以鹿科为主。第*期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64%，野生动物约占36%。在家养动物中，猪的*小个体数约占总数的78%，狗和黄牛各占11%左右，没有发现绵羊。第二期家养动物约占67%，野生动物约占33%。在家养动物中，猪约占68%，狗和绵羊各占13%，黄牛占6%左右。第三期家养动物约占73%，野生动物约占27%。在家养动物中，狗约占35%，猪约占24%，绵羊约占23%，黄牛占18%左右。各期都以家养动物为主。从各种家养动物的数量看，猪虽然占据多数或接近多数，但从早到晚有减少的趋势，绵羊在第*期不见，第二、三期逐渐增多，黄牛第三期比第*期多，狗的数量不稳定［11］。
碳氮稳定同位素的测试结果显示，人的碳十三值多数分布在-10.8‰～-8.7‰，食物主要来自C4类，有3个个体分别为-13.1‰、-14.5‰与-15.0‰，应该食用了一定比例的C3类；狗的碳十三值为-11.0‰～-8.5‰，食物主要来自C4类；猪的为-16.1‰～-8.1‰，除-16.1‰这个数据偏低，原因尚需讨论之外，其他9个猪的碳十三值为-12.4‰～-8.1‰，表明其食物主要来自C4类；黄牛的为-15.1‰～-9.4‰，多数个体以C4类食物为主食，2例黄牛食用了较高比例的C3植物；绵羊的为-17.3‰～-16.0‰，以C3类食物为主食，并食用了较高比例的C4类食物。这个地区的自然植被同样以C3类为主，鉴于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遗存以小米为主，兼有水稻，由此可以推测，粟类是瓦店先民食物结构的主体，但稻类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某些人的食物结构中的重要性甚至与粟类食物不相上下。狗和家猪的碳十三值则表明，它们可能主要以小米的壳及人的粪便等为食；黄牛进食了大量C4类食物，人工喂养小米的秸秆的可能性很大；绵羊主要食草，可能也食用人们提供的小米的秸秆等［12］。
（三）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
王城岗遗址的文化堆积可以分为公元前2020～前1900年左右的王湾三期文化时期、公元前1800～前1500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及比这个年代更晚的其他几个时期［13］。这里主要阐述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研究结果。
从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看，王湾三期文化时期粟的数量比例约占所有出土农作物籽粒总数的93%，出土概率为94%；黍占6%，出土概率为60%；小米和黄米合计在农作物籽粒总数中所占比例为99%。稻谷占0.3%，出土概率为17%；大豆占0.03%，出土概率为4%。二里头文化时期粟约占80%，出土概率为79%；黍占8%，出土概率为71%；小米和黄米合计在农作物籽粒总数中所占比例为88%。稻谷占2%，出土概率为57%；小麦占10%，出土概率为79%；大豆占1%，出土概率为26%。两相比较，二里头文化时期小米的比例略有减少，其他几种谷物则有不同程度的增加［14］。
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看，狗、猪、黄牛、绵羊是家养动物，野生动物以鹿科为主。王湾三期文化时期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81%，野生动物约占19%。家养动物中猪的*小个体数约占60%，狗占20%，黄牛和绵羊各占10%左右。二里头文化时期家养动物约占76%，野生动物约占24%。家养动物中狗、猪、黄牛和绵羊各占25%左右。这两个时期都以家养动物为主。从各种家养动物的数量看，自王湾三期文化时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家猪的数量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比王湾三期文化时期减少，相应地黄牛和绵羊的数量有一个明显增加的过程，狗则大致保持一定的比例［15］。
碳氮稳定同位素的测试尚未完成，从现有的结果看，只有属于商代中期（公元前1400年左右）的黄牛和春秋时期（不会早于公元前700年）的猪各1个，黄牛的为-12.5‰，猪的为-8.1‰，均表现为以C4类食物为主食，具体解释与瓦店遗址相同［16］。
（四）河南郑州新砦遗址
新砦遗址的文化堆积可以分为公元前2200～前1900年左右的王湾三期文化、公元前1850～前1750年左右的新砦文化和公元前1700～前1500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这样三个时期［17］。
从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看，由于工作还没有完成，现在仅仅知道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粟的数量比例约占所有出土农作物籽粒总数的67%，出土概率为52%；黍占13%，出土概率为32%；小米和黄米合计在农作物籽粒总数中所占比例为80%。稻谷占12%，出土概率为28%；小麦占4%，出土概率为4%；大豆占3%左右，出土概率为12%。所谓“五谷丰登”的五种农作物都具备了［18］。
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看，狗、猪、黄牛、绵羊是家养动物，野生动物以鹿科为主。王湾三期文化时期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88%，野生动物占12%。家养动物中猪的*小个体数约占83%，狗占8%，黄牛占6%，绵羊占3%。新砦文化时期家养动物约占76%，野生动物占24%。家养动物中猪约占71%，绵羊占14%，黄牛占9%，狗占6%。二里头文化时期家养动物约占76%，野生动物占24%。家养动物中猪约占46%，绵羊占30%，狗和黄牛各占12%左右。自王湾三期文化时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都是以家养动物为主，家养动物中家猪的数量虽然始终占据多数，但是从早到晚有减少的趋势，相应的黄牛和绵羊的数量有一个从少到多的过程，其中绵羊的变化特别明显，而狗的数量略有起伏［19］。
另外，新砦遗址中绵羊的年龄结构中大于3岁的占据多数，与国外学者对西亚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绵羊年龄结构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这些绵羊也有可能是用于剪羊毛的［20］。
碳氮稳定同位素的测试结果显示，狗的碳十三值为-12.8‰～-7.9‰，食物基本属于C4类；猪的为-20.8‰～-7.1‰，其中2个个体分别为-20.8‰和-16.4‰，碳十三值非常低，对这2个同位素的数据尚需讨论，其他11个个体为-10.7‰～-7.1‰，猪的食物同样基本来自C4类；黄牛的为-12.5‰～-7‰，食物基本来自C4类；绵羊的为-16.2‰～-11.5‰，既有以C3类为主食者，也有以C4类为主食者。关于不同动物的碳十三数据的解释，多与前面的相同，要强调的是新砦遗址的绵羊也较多地食用人们提供的小米的秸秆等［21］。
（五）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包括二里头一至四期文化、二里冈上、下层文化及汉代遗存，其中二里头文化年代为公元前1750～前1500年左右 ［22］。这里主要阐述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一期至四期的研究结果。
从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看，二里头文化时期粟的数量比例约占所有出土农作物籽粒总数的58%，出土概率为91%；黍占9%，出土概率为64%；两种小米合计在农作物籽粒总数中所占比例为67%。稻谷占32%，出土概率为70%；小麦占0.02%，出土概率为1%；大豆占0.8%，出土概率为29%。尽管五种农作物都存在，但是稻谷的比例很高，这可能与出土地点主要位于贵族居住区有关［23］。
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看，狗、猪、黄牛、绵羊是家养动物，野生动物以鹿科为主。二里头遗址一期家养动物约占全部哺乳动物总数的91%，野生动物占9%。家养动物中猪的*小个体数约占50%，黄牛和绵羊各占25%左右，没有发现狗（这期动物骨骼标本的数量较少，这个结果只能作为参考）。二期的家养动物约占81%，野生动物占19%。家养动物中猪约占71%，绵羊占20%，黄牛占5%，狗占4%。三期的家养动物约占77%，野生动物占23%。家养动物中猪约占58%，绵羊占29%，黄牛占8%，狗占5%。四期的家养动物约占85%，野生动物占15%。家养动物中猪约占72%，绵羊占17%，黄牛占8%，狗占3%。一到四期的哺乳动物都以家养动物为主。虽然各期家养动物中家猪都占据多数，但猪的比例有减少的迹象，三、四期绵羊和黄牛的数量都比二期要多，而狗的数量一直*少［24］。四期绵羊的年龄结构中也发现大于3岁的占据多数，与新砦遗址的情况类似，这些绵羊也有可能是用于剪羊毛的［25］。
碳氮稳定同位素的测试结果显示，狗的碳十三值为-12‰～-7.4‰，其食物基本来自C4类；猪的为-19.2‰～-7.2‰，除1个个体为-19.2‰、3个个体为-16.9‰～-14.8‰，对这4个同位素的数据尚需讨论外，其他19个个体均位于-12.4‰～-7.2‰，这些猪的食物同样基本来自C4类；黄牛的为-12.3‰～-7.4‰，食物基本来自C4类；绵羊的为-18.4‰～-12‰，既有以C3类为主食者，也有以C4类为主食者。关于不同动物的碳十三数据的解释，多与前面的相同［26］。
DNA的研究结果证实，二里头遗址的绵羊属于谱系A，谱系A*早起源于西亚地区。二里头遗址的黄牛属于T3型，T3型也是西亚地区起源的［27］。
（六）其他相关遗址
尽管仅有上述五个遗址系统、科学地做过动植物考古研究，数量十分有限，但是从已经发表的资料看，还有一些遗址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参考。例如有两个遗址包含动植物考古的研究结果，在公元前2900～前2400年左右的渑池班村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层里发现了大量的粟［28］。家养动物在全部哺乳动物中占据69%，家养动物中家猪占95%，狗占5%［29］。而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700年之前、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洛阳皂角树遗址的农作物有粟、黍、大豆、小麦和稻等，其中以粟的出土率*高［30］。家养动物在全部哺乳动物中占据62%，家养动物中猪占53%，狗占27%，黄牛占20%［31］。这两个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虽然没有做定量的分析，但都是以粟为主。另外，新密古城寨遗址包括王湾三期文化、二里头时期及殷墟时期，自龙山文化至殷墟各个时期，粟在农作物中都占有绝对多数的地位，黍、小麦、藜的出土概率要远低于粟，小麦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当时是以粟为主，其他三种农作物为辅，是典型的早期旱作农业［32］。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古城寨遗址的动物考古研究结果与上述的瓦店、王城岗和二里头遗址相似，由于研究报告尚未发表，这里不宜具体阐述。
此外，其他几个遗址仅有植物考古的研究结果或动物考古的研究结果，如植物考古的研究证实，登封南洼遗址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农作物组合为粟、黍、水稻、小麦、大豆等，其中以粟为主，其次为黍［33］。动物考古学研究证实，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洛阳妯娌遗址和渑池笃忠遗址家养动物占据哺乳动物的60%，主要是家猪和狗，以家猪为主。公元前3000～前2800年左右的郑州西山遗址第三期家养动物占据哺乳动物的77%，主要是家猪和狗，以家猪为主［34］。
二、讨论
（一）中原地区生业的发展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通过对以上五个遗址及其他相关遗址不同文化期的生业状况进行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到自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到王湾三期文化的生业状况产生明显变化，从王湾三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呈现持续发展的过程。揭示这个过程对我们认识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