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读懂现代世界，不可能绕得开德国！统一的德国甫一出现，就让世界大吃一惊！
铁血踏碎世界第二大帝国法兰西和欧陆强权奥地利，刚一出现便跻身世界列强俱乐部；短短20年，经济就超越英法，成为欧陆强国之冠，让世界大吃一惊。它为人类贡献了一众哲学、文学和艺术巨匠——里尔克、斯宾格勒、黑塞、托马斯·曼、马克斯·韦伯等等，但也两次挑起世界大战，实施殖民扩张和种族暴力，为人类带来了巨大浩劫。世界现代史上，德国一直是主角之一。不读懂现代德国的历史，就无法理解现代世界的历史！

●完整呈现德国历史上富有戏剧性，又充满撕裂性的80年！
80年，一个邦联、两个帝国、一个共和国，政治不断剧烈更迭。80年，经济腾飞、文化璀璨但政治保守。80年，两度崛起、两度冒险、两度失败，全程充满戏剧性和轮回感。戈登·克雷格教授从政治制度、外交博弈、思想文化以及教育等多个维度梳理了德国这段充满撕裂性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克雷格教授十分重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深度刻画了俾斯麦的深谋隐忍、威廉二世的莽撞冲动、施特莱斯曼的务实斡旋、希特勒蛊惑力十足的人格，让你直观看懂个体抉择如何左右国运。

●一部大国崛起启示录，现代德国史，为人类留下了太多经验教训！
铁血铸造的国家该如何巩固统一？俾斯麦的国内政策有何得失？这值得每一个政治家借鉴。新兴强国该如何与世界相处，尤其是与老牌强国相处？俾斯麦为何能玩转多国制衡，威廉二世、希特勒却一步步滑向战争深渊？这值得每一个外交家深思。纳粹上台难道是民族宿命？魏玛民主为何得不到人民拥护？德国的政治现代化为何跟不上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书中抛出的时代拷问，至今仍值得全人类深度反思。

●观点独到，出版近半个世纪以来已成为现代德国史领域的典范巨著！
戈登·克雷格教授深耕德国历史研究数十年，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斯坦福大学历史系主任，功底深厚，对现代德国的历史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他驳斥了将纳粹崛起归因为德国历史宿命和德意志民族性，认为这只是德国统一后的军人政治与纳粹党自身操作相结合的结果，是多重偶然叠加结构问题的结果，是政治现代化滞后于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结果；他纠正了将这一时期的德国只看作经济和军事强国的偏见，浓墨还原了第二帝国和魏玛共和国的思想和文化成就；他还摒弃晦涩的学术式写作，以人物故事推动历史叙事，将一部700多页的学术巨著写成了一本有血有肉、好读易懂的史诗佳作！
     1866年7月，普鲁士在普奥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开启了德国统一的历史进程。1871年1月，普鲁士又在普法战争中胜出，德意志帝国在法国凡尔赛宫宣告成立。
    统一后的德国在其宰相俾斯麦的谨慎领航下，用了大概20年就在经济上超越了老牌欧洲强国英国和法国，成为新兴强国。然而，和平发展的局面被年轻气盛的皇帝威廉二世打破，德国开始实施“世界政策”，追求领土扩张，与英法俄等列强展开正面对抗，导致了世界大战和第二帝国的垮台。
    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魏玛共和国一开始就被很多德国人认为是软弱的，其存在的14年里命途多舛，赔款带来的经济压力、通货膨胀、内阁的不断倒台重组迅速侵蚀着脆弱的共和根基，终于，这个共和国没能熬过1929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德国人将自己的命运交到了希特勒及其领导的纳粹党手中。随后就是那段我们熟悉的历史：德国在恢复国力后再次走上了扩张之路，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三帝国的毁灭。
    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时，德国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但在随后的近75年间，它陷入了文明与野蛮的内在撕裂，陷入了“崛起—冒险—失败”的历史轮回。1945年时，德国人发现他们不得不在战争的废墟上从零开始建设国家。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德国的历史悲剧？纳粹的出现是不是德国历史发展的注定结果？
    美国历史学会原主席、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原系主任戈登·克雷格教授的这本德国史名著从政治进程、制度建设、外交政策、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等多个维度梳理了德国这段充满撕裂性的历史，展现了德国走向纳粹主义的种种原因。更重要的是，克雷格教授十分重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在书中，你能看到俾斯麦、威廉二世、施特莱斯曼和希特勒等历史人物的性格是如何影响历史发展的。出版后的40多年里，本书已成为现代德国史方面的一部里程碑式作品。

前 言
一章 德意志的统一（1866—1871）
结束普奥战争
《补偿法案》与普鲁士宪政冲突的解决
北德意志联邦、南部各邦问题以及对法关系（1866—1869）
霍亨索伦家族入主西班牙问题与普法战争的爆发
政治与战争：文武关系、战争目标与帝国的成立（1870—1871）
对胜利的反应
第二章 德意志帝国的制度结构
全国性行政机关与各邦的权利
对人民权力及议会权力的限制
君主、军队与议会
帝国宰相的权力与弱点
国家象征与国家身份认同问题
第三章 德意志帝国的巩固：政治与经济（1871—1879）
民族自由党得势（1871—1873）
俾斯麦、民族自由党与对天主教的攻击
“奠基时代”、1873 年经济危机与反犹主义的卷土重来
游说团体、关税与政局重组（1873—1879）
经济和政治上的后果
第四章 意识形态与利益：外交手段的局限（1871—1890）
保守势力的团结与1875 年的战争恐慌
近东危机、柏林会议以及俾斯麦同盟体系的起源（1875—1882）
殖民主义躁动与海外帝国的建立
同盟体系的压力：保加利亚问题与军方插手（1885—1888）
俾斯麦领导下的外交部与外交官队伍
第五章 反社会民主党运动与俾斯麦的下台（1879—1890）
“1878 年法”与社会主义者的抵抗策略
社会保险立法、基督教社会主义、反犹主义与1881 年选举
普鲁士的普特卡默时期：官僚机构与陆军的变革
继承问题与“卡特尔”（1884—1887）
《社会主义法》、政变政治与罢免俾斯麦
反应
第六章 宗教、教育与艺术
国教会
小学教育与中学教育
大学
教授、学生与学术自由
女性
艺术家与社会：灵性、疏离和末日想象
第七章 新路线与德国外交地位的恶化（1890—1897）
威廉二世
对俄决裂及其后果
搅局：刚果、萨摩亚、下关、德兰士瓦
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
第八章 政党、利益团体，以及帝国议会的失败（1890—1914）
卡普里维与政府威性的降低
霍恩洛厄亲王与工人阶级：颠覆法案与监禁法案（1894—1900）
社会民主党：工会主义与修正主义
比 洛与帝国议会：集结政策、财政问题与《每日电讯报》事件（1900—1909）
贝特曼·霍尔韦格与政党体系的僵局（1909—1914）
第九章 世界政策、海军主义与战争的来临（1897—1914）
蒂尔皮茨的海军计划与对英关系
施利芬与毛奇：战略与决策
贝特曼·霍尔韦格、军备竞赛与1914 年危机
责任问题
第十章 大战（1914—1918）
作战、外交、经济（1914—1915）
战争目标：扩张主义团体与贝特曼·霍尔韦格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得势与贝特曼下台（1916—1917）
后的阶段
战败的责任
第十一章 从基尔起义到卡普政变：流产的革命（1918—1920）
君主制的终结
血腥的镇压
宪法、公务员队伍、司法体系与教育制度
《凡尔赛和约》与卡普政变
1920 年6 月的选举
第十二章 赔款、通胀与1923 年危机
从斯帕会议到法国占领鲁尔区
通胀时期：经济后果与社会后果
施特莱斯曼担任总理以及德累斯顿、汉堡和慕尼黑的危机
稳定
第十三章 魏玛时期的文化
现代精神：实验戏剧、包豪斯建筑与新音乐
礼仪与道德
知识分子与共和国：表现主义者与新客观主义者
右派知识分子
大众娱乐：电影、广播与体育
第十四章 政党政治与外交政策（1924—1930）
政党、执政联盟与内阁组建
施特莱斯曼的外交成功及其代价
米勒内阁与议会民主制的危机
第十五章 魏玛共和国的终结
布吕宁政府与1930 年9 月的选举
民族社会主义：其元首与其党
对外交成功的争取与布吕宁的倒台
巴本政府
施莱歇尔宏大计划的失败
第十六章 纳粹党独裁：权力的工具
巩固：国会纵火案与《授权法》
“一体化”
党与国：重叠、失调与党卫队
第十七章 纳粹党革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恢复经济：成就与问题（1933—1936）
四年计划（1936—1939）
民族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
女性与民族社会主义
排犹
通向“终解决方案”
第十八章 文化衰落与政治反抗
知识分子与民族社会主义
文化清洗、官方艺术和电影
媒体、大学和学校
抵抗运动
第十九章 希特勒与欧洲：外交政策（1933—1939）
脆弱的年代（1933—1934）
“星 期六惊喜”、莱茵兰事变、轴心国与《反共产国际协定》（1935—1937）
攻势：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1938—1939）
苏德条约与战争爆发
第二十章 希特勒的战争（1939—1945）
胜利时期（1939—1941）
国内战线：经济动员、公众舆论和宣传
欧洲的新秩序：占领、掠夺、重新安置和“终解决方案”
阿拉曼、斯大林格勒与诺曼底
第三帝国的灭亡
希特勒的革命与德国的未来
注 释
参考文献

戈登·克雷格，著，[美] 戈登·克雷格（Gordon A. Craig，1913—2005），出生于英国，1925年移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并在美国战略情报局担任政治分析师。1945年后，他先后在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USDOS和美国空军学院担任顾问。1950—1961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1961—1979年，他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教授，其间，他两度担任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1982年，他担任美国历史学会（AHA）主席。此外，他还曾在柏林自由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他的其他主要作品还有《德国人》《普鲁士军队的政治，1640—1945》《普鲁士的终结》《现代德国的政治与文化》等。他曾获得斯坦福大学知名教学奖丁克斯皮尔奖，还曾获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荣誉军团司令十字勋章、歌德金质奖章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威廉·冯·洪堡奖。他生前还是英国国家学术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院士。

戈登·克雷格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其著作因深具思想性且文风简洁优雅而广受喜爱。《现代德国史》是其德国史研究的代表之作。在此向各位读者荐读。
——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这部著作展现了作者的渊博学识，内容翔实、涉猎广泛，涵盖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世界政治风云变幻，读者能借此书获得客观公允、见识独到的解读，实属幸事。
H. R. 特雷弗-罗珀（H.R. Trevor-Roper），牛津大学历史学钦定讲座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希特勒的末日》作者

详尽且可靠的历史指南，带你穿越德国现代历史的迷宫，同时兼具很好的可读性。
——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美国历史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现代欧洲史》卷六作者

一部笔法精湛、思想深邃的综合性历史作品。格局宏大又引人入胜，全面梳理了这段时期德国历史的方方面面，见解敏锐且独到。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关于现代德国的单卷本佳作。
——《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

第 一 章 德意志的统一 （1866—1871）

从俾斯麦写起有什么不对吗？今天人们纷纷著书立说，力主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历史上占有压倒性的重要地位，以至于如果对个人因素着墨过多，就有可能会被贴上“迂腐守旧”的标签。但在一开头就提俾斯麦的大名肯定没什么好丢人的。假如他未曾爬到普鲁士政坛的峰顶，德意志的统一或许依然会发生，但肯定不会在同样的时间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不管人们怎样看待经济因素的影响，这样一个事实都是无法抹杀的：事关统一形式的决定并不是在经济和贸易政策的领域做出的，而是在1866 年7 月3 日柯尼希格雷茨（Königgrätz）战役的战场上做出的；当贝内戴克（Benedek）所部的残兵在那个阴暗的下午靠炮兵的掩护撤退到易北河沿岸时，他们正在将俾斯麦政策的胜利载入史册，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正是他毅然打破了普鲁士外交传统，选择了一条反奥地利路线，以此来分化在他1862 年9 月上台时大有令普鲁士政府陷入瘫痪之势的议会反对派；而且他制定的战略诱使奥地利政府在政治和军事资源令其胜算不确定的情况下自以为不得不首先挑起战争。假如普鲁士军队没有俾斯麦所认为的那么善战， 他在战役打完之前恐怕就要一命呜呼了——至少他对英国大使是这么说的。但他在这一重大判断上并没有出错，因此军功章也有他的一半。
然而，当这位首相在战斗结束后穿过死伤遍地的战场时，他感到的不是欢欣鼓舞，而是压抑沉重；他在抵达普军参谋部驻扎的霍日采（Horitz）时，发现那里没有为他预备住处，他得自行解决，他的心情更是好不起来。经过一连串的糟心事后，他在市集的柱廊下栖身， 在马车坐垫上断断续续地打盹，直到梅克伦堡公爵看他可怜，邀请他到自己的住处下榻。大胜仗的一天就这么不幸地结束了，他在雨中瑟瑟发抖时，说不定对前景有过一番琢磨，并且难过地想到：在政治上，成功带来的问题并不比失败少多少。
他深知当新的一天到来时，他将有太多错综复杂的事情需要处理。首先就是结束战争的问题，这意味着他要说服自己的军人们同意，既然这场战争的政治目标已经达成，他们继续作战就没有意义了，并且需要与奥地利及其德意志盟友议和。鉴于当前众将斗志正盛，这项工作肯定不好做；更要命的是，一些士兵对目前普鲁士能够提出的领土要求有着不切实际的想法，俾斯麦知道外国列强不会对这一问题袖手旁观。其次，他还得利用这场军事胜利来终结与普鲁士众议院自由派反对势力的争端，后者从19 世纪60 年代初就开始反对国王的政策， 试图削弱君主特权，强化议会权力。他要温和且坚决地说服自由派，让他们相信现在消停下来对大家都有好处，并且还要说服国王——这可能会更加困难——近乎低声下气地向自由派让步。第三个也是复杂的问题是未来德意志的格局。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周里，俾斯麦就认定普鲁士的事业与德意志的统一相一致，并在6 月10 日表明，他所谓的德意志统一就是除奥地利以外德意志全境的统一。 此时如果从这一立场上有所退让，他就会丧失那些被此前景吸引的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因此，如果像后来真的发生的一样，德意志及国际政局的现实不允许立即满足这种民族愿望，那么对德意志的战后重整还是要承诺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这个愿望。这意味着俾斯麦需要制定一项战略方针，以消除德意志统一的剩余障碍，这些障碍主要是德意志南部的地方特殊论以及来自法国的反对。

结束普奥战争
这些问题中紧迫的就是军事问题，其他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此。在赫卢姆（Chlum）高地上胜利的鼓舞下，弗里德里希·卡尔和普鲁士王储所部的急先锋们渴望新的战绩，想要跨过易北河，一路打到维也纳城下。这么想的人并不只是为了能胜利进入这座奥地利首都。毛奇的参谋们对贝内戴克从战场上成功救走18 万士兵印象深刻， 认为奥军有可能重新集结，试图再战。王家大本营里的其他人对继续作战有更为现实的理由，他们认为需要将奥地利彻底击垮，这样普鲁士就能大规模开疆拓土，或许可以将赖兴贝格（Reichenberg）、卡尔斯巴德（Karlsbad）和埃格河（Egertal）流域等地收入囊中。
这些都令俾斯麦惊恐不已，他知道毫无意义地延长军事行动或狮子大开口的战争索赔会危及柯尼希格雷茨战役的成果。他在7 月9 日写信给妻子说：
如果我们不提过分的要求，不觉得我们已经天下无敌了，我们还能以划算的方式获得和平。但我们就像迅速泄气一样立马陶醉起来，而我要做向咕咕冒泡的葡萄酒里兑水这项不招人待见的工作，让大家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在欧洲并非遗世独立，而是有三个其他强国在嫉恨我们。
试图说服军人们相信这一点是一件苦差事，因为即便是像总参谋长毛奇这样平时还算讲理的人，现在似乎为了执行他的渡河计划都不惜冒着与法国开战的风险。这位首相掷地有声且语带讥讽地讲出他的理由，换来的只是军人们的不满，他们将之视为多年以来文官对军事问题指手画脚的表现，这在1870 年的战争中给俾斯麦带来了许多麻烦。不管怎样，他坚持自己的立场。这场争论于7 月中旬在黑山镇（Czernahora）到达了关键节点，当时在王家大本营的法国使节通知俾斯麦，当月早些时候提议停火和谈的拿破仑三世此时已经说服奥地利政府接受一项安排的要点，即把奥地利排除在德意志之外，组建一个由普鲁士领导的北德意志联邦，以及德意志南部各邦继续保持独立。法国代表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皇帝希望普鲁士接受这些条款，并且同意立即停止敌对行为，休战5 天。
对俾斯麦而言，这条情报令他很是为难，因为它没有提到领土兼并的事，他愤怒且不公正地将这一问题归咎于普鲁士驻法国大使罗伯特·冯·德·戈尔茨（Robert von der Goltz）谈判不力。不过在他看来， 拒绝此提议导致法国军事干预的危险比接受此提议导致一无所获的危险更大，于是他在指示戈尔茨尽快弄清领土问题的同时，敦促国王接受停火提议。国王和他的幕僚们大发雷霆，后似乎是因为战争大臣冯·罗恩（von Roon）说手头的资源不足以支持渡河计划，他们才不情不愿地做出了让步。
然而，普鲁士接受停火及和平安排的要点并没有结束文武官员之间的争斗，拿破仑三世在普鲁士扩张问题上的慷慨也没能实现这一点。7 月22 日，戈尔茨来电称，只要在战争中出兵配合奥地利英勇作战的萨克森国王没有丧失领地，法国皇帝就不会反对普鲁士在德意志北部获得多达400 万的新臣民。俾斯麦认为这合情合理。他并不想从奥地利那里获得波希米亚领地或其他领土，这会让霍夫堡宫方面卧薪尝胆，以图有朝一日报仇雪恨。毕竟谁能说得准，普鲁士什么时候就想要重新与奥地利结盟了呢？他早就同意不对南德意志各邦提出领土要求，并且对萨克森借机逃过一劫也没有感到遗憾。他私底下有一张扩张对象名单，包括黑森选侯国、拿骚公国、法兰克福自由市、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以及汉诺威王国，他觉得消化这些地方就够普鲁士受的了，不用提更多要求。
国王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输掉战争的国家都得掉块肉，这一原则没有理由为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和萨克森国王约翰网开一面。他觉得俾斯麦的提议会让士兵们觉得他们的牺牲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所以他对俾斯麦的提议大加抵制，以至于这位本来就因为要控制变幻莫测的局势而心力交瘁的首相到了崩溃的边缘，据他的回忆录记载， 他还想过寻短见。王储对俾斯麦的支持终让国王回心转意，但国王的妥协很不情愿。他在这位首相给他的一份备忘录的边缘空白处批示道：“军队和这个国家合情合理地希望从奥地利那里得到一笔巨额的战争赔款或者一块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领土，如果这个愿望无法在不危及我们主要目标的情况下从战败方那里得到满足，那么已经来到维也纳城外的胜利者就得吞下这颗苦果，让子孙后代来评判此番抉择的功过是非。”
不管体面不体面，这为和平扫清了障碍。7 月26 日，体现普奥两国政府与拿破仑三世秘密谈判所达成协议的初步条款在尼科尔斯堡（Nikolsburg）草签，并于8 月23 日在布拉格正式签署。
虽然各战败国都要向普鲁士支付赔款，但奥地利没有丧失领土， 而且在这场战争中与它结盟的国家——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和萨克森——也基本毫发无损。黑森选侯国和汉诺威被完全吞并——这一举动冒犯了保守派的观点，导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普鲁士国王威廉抱怨说，“君主制的原则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黑森—达姆施塔特的一小部分亦遭吞并。虽然俾斯麦在表面上屈从了拿破仑的意愿，尊重美因河以南各邦并保证其独立，但他无意允许它们的独立地位被用来对付普鲁士，也不允许这三个南部邦国给法国或恢复元气的奥地利充当卫星国。因此，在与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政府和谈期间，他坚决要求在条约中加入一个条款，规定一旦发生战争，它们的铁路系统和军事单位要由普鲁士控制。巴登和符腾堡方面没有反对， 但巴伐利亚方面较为抵触，俾斯麦不得不以经济和领土上的惩罚性索赔相威胁，直到巴伐利亚妥协。结果，普鲁士和南部各邦结成了正式的攻守同盟，一旦任何一方遭到外来进攻，其他各邦就要伸出援手互相帮助。在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起草和通过之前，俾斯麦就采取措施，通过和南部的联系来为它提供支持了。

《补偿法案》与普鲁士宪政冲突的解决
在柯尼希格雷茨战役的次日，与俾斯麦素常不睦的普鲁士王储在霍日采的王家大本营与这位首相做了一次长谈，对俾斯麦同意他的观点感到宽慰：解决普鲁士宪政危机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了。20 和他的自由派朋友一样，弗里德里希·威廉担心这位一意孤行、惯于嘲弄他眼中的柏林“众议院名流”的大臣会趁热打铁，通过撕毁1850 年宪法并建立赤裸裸的专制政权，将他们彻底击败。
虽然自由派向来不太能理解俾斯麦的思路，但他们总是将他视为和埃德温·冯·曼陀菲尔（Edwinvon Manteuffel）一个鼻孔出气的粗鄙“土容克”（Krautjunker），这还是说不过去的。毕竟他在1862 年9 月开始担任首相时就专门批判过曼陀菲尔的想法，后者认为对付不听话的众议院的仅有方法就是向它开炮。他反而还曾经试图与反对派达成妥协，21 只是在妥协无果后，他才采取了无视预算限制的政策， 而这一预算限制就是议会多数派试图用来限制国王政策的。这一挑衅行为非常奏效，而俾斯麦外交政策的成功也让自由派感到不安和失望。但他非常现实，不会认为对他们痛打落水狗能有什么好处；相反，他有充分的理由来研究与反对派达成有效协议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他们中有很多人已经不能算反对派了。早在普鲁士于1864 年在迪佩尔（Düppel）战役和阿尔斯岛（Als）战役中取得初的军事胜利时，俾斯麦观点的正确性就初见端倪了，他认为哪怕是为强烈地反对改革和反对扩大陆军的人士，其中许多人也能被一项有望解决民族问题的积极外交政策成功吸引；到1866 年春天，这种吸引力已经肉眼可见了，像《普鲁士年鉴》（Preußische Jahrbücher）、《边境信使》（Grenzboten）和《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这样的自由派报刊都逐渐转向支持政府的政策。到了在波希米亚取得胜利之后，这样的倒戈就是成片成片的了，尽管有一些改弦更张的人还算诚实，承认他们这么做几乎是违心的。在目睹先头部队凯旋柏林后，古斯塔夫·梅菲森（Gustav Mevissen）写道：
我无法从这一时刻的感受中缓过来。我确实不是战神的信徒；美之圣女和慈悲圣母对我的头脑比威武的战争之神更有吸引力，但战利品哪怕对和平之子也有一股魔力。目光被不由自主地吸引过去了，那些数不清的民众仿佛被附了身，向当下的神祇——成功——顶礼膜拜。
不管怎样，政治家们不敢对民众的潮流熟视无睹，而且1866 年7 月3 日的选举结果给了自由派调整观点的很好理由。虽然票是在柯尼希格雷茨大捷的消息传到之前投的，但计票显示出向右转的明显倾向：保守派在众议院赢得142 席，新增了114 席；中左派丢失了45 席，仅得65 席；而从1860 年就开始和国王对着干的进步党从143 席降到了83 席。在这场惨败之后，跟风效应在自由派基层变得更加明显，而俾斯麦心思敏锐，自然有所察觉，并希望加以利用。这一愿望无疑受到了一种想法的鼓励：按照《布拉格和约》的规定，现在有许多人要心不甘情不愿或者至少未经协商就成为普鲁士的臣民了，而与自由派舆论和解的态度或许有助于缓解这些人的不满情绪；另一个因素也发挥了作用，那就是俾斯麦意识到，如果普鲁士现在奉行旨在完成德意志统一大业的政策，那么自由派的支持会比保守派的支持更可靠，普鲁士的地方特殊主义情结在后者当中依然很强大。
俾斯麦对王储说，他会在新一届议会开幕时提出一项解决方 案，他也确实说话算话。王座致辞向议会反对派伸出了橄榄枝，实际上承认了在1862 年以来的无预算体制期间，政府的所作所为违宪， 尽管其行为符合责任与良心的要求，并且是国家安全所需的。致辞中提出以对所花费资金进行事后批准的方式来弥补。
尽管没有任何在未来遵守宪法的保证，但当俾斯麦承认违宪行为的意图头一次被披露时，保守派舆论还是一片哗然。在柏林，国务部成员十分震惊，激烈反对这一提议；《十字日报》（Kreuzzeitung） 上满是愤怒与失望之词；而反对派人士汉斯·冯·克莱斯特—雷措（Hans von Kleist-Retzow）极力在他的同党中间组织一场阻止首相计划的行动，导致这位政治家不满地抱怨说应付敌人比应付朋友还要容易，尤其是那些“无所事事、目光短浅”的朋友。假如国王当时人在首都而不是在前线，他或许就会被这保王派的闹剧所影响。结果， 他按照俾斯麦的剧本扮演角色，仅有一次出了戏，就是在众议院答复王座致辞后，他嘟囔说，他这都是被迫演出来的，而且如果有需要， 还会再演一次。他的大臣们急忙宣布这句话是私底下的发言，不能 作数。
关于《补偿法案》（Indemnity Bill）的辩论旷日持久，因为由马克斯·冯·福肯贝克（Max von Forckenbeck）、约翰·雅各比（Johann Jacoby）、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和鲁道夫·冯·格奈斯特（Rudolf von Gneist）领导的左翼自由派要为进步党自1860 年以来所信奉的理想斗争到底，即政府要对议会负责以及法律至上。他们强调， 在波希米亚平原上发生的事情不能改变迫切的问题，而且在不能保证大臣们未来对议会负责的情况下投票支持《补偿法案》将是公然投降。这一说法是无法争辩的，但它对辩论结果影响不大。辩论在9 月3 日结束，法案以230 票对75 票通过。威廉·李卜克内西后来会证明他比那些为多数意见添砖加瓦的自由派更加坚决地反对俾斯麦首相，他写道，这一结果是俾斯麦个人的胜利，还冷嘲热讽地补充说，“黑暗的天使成了光明的天使，人民在他的面前俯伏膜拜。违宪的污点已经从他的眉宇上被洗刷掉，取而代之的是笼罩在他头顶桂冠上的荣耀 光环”。
除了结束宪政争端，进而让普鲁士政治的僵局以有利于国王的形势告终外，《补偿法案》辩论还促成了政治势力间平衡的改变，这对后来普鲁士政策的演变非常重要。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受到了该法案所提出问题的重大影响。自由派政党的主力不再尝试在争取自由与要求权力这两者之间进行调和。为温和派代言的卡尔·特韦斯滕（Karl Twesten）对这一问题没有什么怨言。他说：“只要没有发生什么能彻底损害自由的事情，那就没有人会因为在此时将权力问题置于头位并认为自由问题可以等等再解决而受到批评。”当左派指出这一附加条件代价太大，无法轻易接受时，温和派仍坚持他们的路线，这事实上成了进步党的一次分裂。在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后，这些脱党人士与非普鲁士地区的自由派一道，组建了由汉诺威人鲁道夫·冯·本尼希森（Rudolf von Bennigsen）和约翰内斯·米克尔（Johannes Miquel）领导的民族自由党，该党后来为俾斯麦的德意志政策提供了可靠且积极的支持。进步党的剩余力量继续为建立民主制政府而奋斗，但取得重大成就的希望已经大打折扣了。
《补偿法案》也让保守派阵营的潜在分歧浮出了水面。该党更加反动的成员长期以来一直对他们那位容克同道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感到担忧［早在1855 年，利奥波德·冯·格拉赫（Leopold von Gerlach） 就觉得这位年轻外交官前往巴黎并与路易·拿破仑会面一事非常可疑］，而且他与奥地利开战的决定在许多保守派人士看来是对意识形态原则的公然背叛。《补偿法案》更是火上浇油，因为它不仅剥夺了他们彻底羞辱自由派、废除西方宪政形式的希望，还相当于承认君主特权是有边界的。结果，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勃兰登堡的封建乡绅对俾斯麦政策的批评越来越多，他们日益担心他的政策会损害他们以狭隘的方式定义的普鲁士利益。
但并非全部保守派人士都因循守旧，眼界被特殊的普鲁士主义所限制。在莱茵兰和西里西亚以及部分被兼并地区，还是有一些人虽然持保守观点，但会从进步与扩张、工业与贸易的需要和机会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国家官员、军人、教授和商人在这些人中占比很高，他们会因为个性和利益而积极支持俾斯麦那样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在他们看来是权力威望与现代性的结合。贝图西—于克（Bethusy-Huc）伯爵爱德华领导的自由保守党于1866 年秋天组建，代表了这类人士的观点；虽然它后来从没有成为一个拥有强大群众基础的政党，但它给予了俾斯麦坚定不移的支持，并给他提供了一些忠诚的官员和随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