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创新型政府

定价：55.00元

作者：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9-10

页码：230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ISBN：9787508699547

·聚焦创新型国家面对的热点问题：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相爱相杀的关系，我们该如何破解这一谜团呢？作为创新型先驱的美国，在互联网、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于中国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或许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重新界定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政府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策制定者、市场漏洞修复者，而是市场主要风险承担者和新市场的塑造者。政府必须成为创新的引领者，在创新、创业方面发挥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颠覆大众对苹果公司成功的传统认知：每一种新技术都使得iPhone看上去智能又时髦，也让“科技改变世界”这句话深入人心。然而，不为人知的却是——在苹果公司背后，美国政府对于其应用研究给予资金资助的国家战略。

·影响深远，知名度高，已被译为六七种语言：本书于2015年10月在美国出版后，目前已经有六七种语言的译本；《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专门为本书撰写了评论，《纽约书评》评价这本书是“这些年关于经济学的最尖锐最深刻的著作之一”。

在这本书中，玛丽安娜?马祖卡托揭穿了一个广为流传的错误观念：公共部门古板守旧，而私人部门富有活力，二者格格不入。马祖卡托对案例的研究可谓细致入微，如她在第五章中深入分析了苹果公司的成功之路。她揭示的真相——国家一直富有胆识，积极推动创新，发挥了巨大的价值，和人们的普遍认知恰恰相反。否认这个真相正使我们误入歧途。集体努力取得的成果，只落在少部分私人部门的手中，这导致美国的政府投资已开始远离创新。这种发展趋势必然挫伤经济增长潜力，加剧不平等效应。马祖卡托告诉我们该如何及时扭转这种趋势，而不是等到局势恶化再采取应对措施。

致谢

赞誉

导言善谋者谋其大

一场东拉西扯的战争

谋其大者

要去创造市场而不仅仅是调节市场

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估

打造富有活力的政府组织

风险与回

长期滞胀并非不可避免

新的角色、新的理论

本书的结构

第一章从危机意识到创新型劳动分工

且看欧元区

政府挑选赢家和输家选择政府

超越市场失灵与体制的障碍

无限风光在险峰

共生与寄生创新“生态系统”

金融化趋势

第二章技术、创新与成长

技术和增长

从市场失灵到系统故障

超越系统故障

关于创新驱动因素和无效创新政策的误区

第三章政府勇于承担风险：从“去风险”到“敢于面对风险”

何种风险

政府引领突破性(风险性)创新

药物：激进药物与“创新仿制”药物

生物技术：政府部门引领，私人部门滞后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造浪者与冲浪者

第四章美国的创新型政府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小型企业创新研究计划

《罕见病药物法》

国家纳米技术计划

第五章苹果公司成功的背后：政府功不可没

苹果公司的创新与政府的作用

在技术进步的浪潮中击楫而行

iPod兄弟产品的诞生：iPhone和iPad

是美国政府“挑选”了iPod吗

培育本土产业

第六章主导、助推绿色产业革命

资助绿色产业革命

绿色经济发展的国家路径

推动而不是阻碍绿色发展

“耐心资本”的重要性：公共财政与国家开发银行

第七章风力和太阳能发电：政府成功案例与技术危机

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深受危机影响的增长

从第一次“风潮”到中国风电行业的崛起

太阳能发电公司及其技术来源

太阳能的破产：有志者事竟成

竞争、创新和市场规模(谁在抱怨)

结论：危机中的清洁技术

第八章风险和回报:从害群之马到共生的生态系统

回到苹果：美国政府为投资做了什么

今天的贝尔实验室在哪里

第九章风险社会化与收益私有化：创新型政府也能吃自己做的蛋糕吗

风险和收益扭曲的现实

一个新理论

直接或间接收益

第十章结论

附录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是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ofSussex)科学政策研究所(SciencePolicyResearchUnit)创新经济学讲席教授，曾先后任教于丹佛大学(UniversityofDenver)、伦敦商学院(LondonBusinessSchool)、开放大学(OpenUniversity)和博科尼大学(BocconiUniversity)。2014年，她获得《新政治家》(NewStatesman)颁发的政治经济学斯佩里奖(SPERIPrize)。2013年，美国《新共和》(NewRepublic)杂志将她评为“重要的创新思想家”。她曾担任苏格兰政府和工党的经济顾问，世界经济论坛创新经济学全球议程委员会成员。她的在研项目得到欧盟委员会、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福特基金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巴西科技部等多家机构资助。她的2013年TED(技术、娱乐、设计)全球演讲的观众已超过650000名。

第二章技术、创新与成长

《经济学人》于2010年在关于世界经济的特别报告中指出：

总之，一个明智的创新议程与富有的政府意欲支持的动议有所不同。大力创新将更多地解放市场，而不是选择赢家；更多地为明智的想法创造条件，而少谈像绿色工作这样的承诺。但是，制定这种政策需要勇气和远见——大多数富裕经济体并不能表现出足够的实力。

这种观点受到一些进步学者的支持，他们认为国家只能创造创新条件：

国家将确保市场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这将促进创新，为创新者提供充足的投资，并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伦特（Lent）和洛克伍德（Lockwood），2010年］。

这个观点除了纠正市场失灵以外——投资于基础科学、教育和基础设施，对政府几乎没有什么要求。政府所谓“适当的”角色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而是对学术文献中相关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更广泛的了解的问题。

100多年前，当亚当·斯密讨论他对“看不见的手”的看法时，他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本身就会自我调节，政府的作用仅限于创建基础设施（学校、医院和高速公路），确保私有财产和行为人之间的“信任”（道德准则）并让这种信任得到培育和保护（亚当·斯密，1904年）。亚当·斯密具有的政治哲学背景，使他的著作比他通常承认的简单自由主义经济学立场要深刻得多。但是同样存在不足：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魔力在于市场有能力在不受政府强制的情况下组织生产和分配市场。

法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的开创性工作反映出市场的自我调节的概念，是市场历史起源的一个误区：“持续、有组织和有控制的干预主义大大增加了自由市场的开放性。”（波兰尼，2001年）。他接着解释道：

亚当·斯密提出“自由既简单又自然”，然而，让这个观点不违背人类社会的需求却非常复杂，难以实现。……就像发明了省力的机器却未能减少反而增加了人们的劳动量，这和我们的预料恰恰相反。实行自由市场之后，管理、规范、干预的需要远未消失，实际上这类需求却大大增加了。监管者必须密切关注市场，确保自由市场体系正常运转。

波兰尼认为，正是政府为市场经济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波兰尼的工作革命性地展示了政府与市场的区别：在所有市场中，资本主义程度最高的是全国市场，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产生。本地化、国际化程度更高的市场比资本主义出现得更早。如果要描述这些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它们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反而不太密切。但资本主义通常被认为是由“市场”驱动的制度，这个观念从一开始就被政府强烈地嵌入与推行（埃文斯，1995年）。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无论其来源如何，都需要被不断地监管，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固有的不稳定性。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依赖于保持四类消费（总需求）在GDP中的平衡：商业投资（I），政府投资（G），消费支出（C）和净额出口（X-M）。其中极度波动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商业投资。它变化如此频繁，远非利率或税收的原因，而在于它受制于“动物精神”——投资者对经济或特定行业未来增长前景的直觉假设（凯恩斯，1934年）。在凯恩斯看来，这种不确定性不断地造成投入不足或过度投资，造成了经济的剧烈波动。凯恩斯认为，除非私人投资由于政府增加支出而得到平衡，否则消费和投资的下降将导致市场崩溃和萧条。在凯恩斯主义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政策之前，这些都是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实。

凯恩斯主义者强烈主张用政府开支来推动市场需求和稳定经济。经济学家受约瑟夫·熊彼特的启发，进一步要求政府也在那些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特定领域投入资金（下文将进一步论述）。对创新的支持可以采取在研发、基础设施、劳动技能领域以及对特定技术和公司直接或间接的投资形式。

在政治光谱（Politicalspectrum）的左侧，对提高计划领域的生产力的投资比简单地投资国家福利机构（如教育或卫生）的支出更少。国家福利机构如果没有生产型经济，就无法产生利润和税收收入［诺德豪斯和谢伦伯格，2011年；阿特金森（Atkinson），2011年］。虽然逐步的再分配政策是确保经济增长结果公平的基础，但它们本身并不会导致经济增长。不平等可能会伤害增长，但平等并不能促进增长。大部分凯恩斯主义者忽视了创造并同时重新分配财富的增长议程（growthagenda）。结合凯恩斯和熊彼特的经验，这一切皆有可能发生（马祖卡托和兰迪·雷，2014年）。这就是为什么本书的最后几章着眼于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创新与不平等可以携手并进，如何重新调整经济增长的风险和收益，以及制止现代资本主义的不幸后果——不仅出现在金融部门而且出现在IT行业、石油行业以及医药行业。

一般来说，凯恩斯财政支出理论与熊彼特投资创新理论之间缺乏联系。联系的缺乏归因于凯恩斯主张“无用的政府”，那就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可能基于以任何方式发生的临时支出（如同雇用工人在废弃的煤矿里挖掘宝藏）。的确，微观与宏观的联系在现代经济学中仍然不足。然而从经验上来说，这种联系是存在的。不仅是生产型投资产生了增长，而且当支出更“定向”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或者绿色革命时，凯恩斯乘数效应（multipliereffect）a会更强。正如塔西（Tassey）所说：

最重要的问题是提高生产力的投资长期不足（如技术、人力、物力和组织资本）。增加对住房的需求确实对该行业的供应链产生了乘数效应，但与在许多行业中驱动生产率的硬件和软件的技术投资相比，这种效应相形见绌。同样重要的是，由技术驱动的供应链创造的工作，其报酬要比其他劳动报酬高得多，但是，它们必须在整个技术生命周期中持续下去。

凯恩斯着重指出，政府需要干预，以便带来稳定和防止危机。在今天看来，这无疑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但是为了了解这种投资的动态，我们首先要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理论的不同观点，然后确立技术和创新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技术和增长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一直是经济学家的关注焦点。20世纪50年代，阿布拉莫维奇（Abramovitz）和索洛（1956年）的研究表明，在美国这样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传统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未占到经济增长的90%。据推测，无法解释的剩余价值反映了生产率的增长，而不是生产要素的数量的增长。而且当前经济学家对于哪些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是最重要的仍然存在巨大的争议。这些争议反映了对经济增长势头强劲的不同看法，却忽视了其背后的理论假设和驱动这些观点的根源。

多年来，经济学家一直试图建构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哈罗德（Harrod，1939年）与多马尔（Domar，1946年）建立了第一个经济增长模型，而索洛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为其赢得了诺贝尔奖。在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增长是通过生产函数来建模的，其中产出（Y）是有形资本（K）和人力资本（L）的函数（其他要素保持平衡）。这里的“其他要素”包括技术变革。

Y=f（K，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