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通胀螺旋 : 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

作者： 张嘉璈 著  于杰 译

书号：9787508693569

版印次：1版1次

定价：68.00元

开本：32开（147*210）

页数：480 页

字数：296千字

装帧：精装

出版时间：2018年10月

推荐一：通胀是信用纸币时代难以消除的金融现象。关于中国的货币问题，过去一个世纪在国际上最被认可也是最权威的著作便是《通胀螺旋》。

推荐二：《通胀螺旋》一书是民国知名金融家、“中国现代银行业之父”张嘉璈先生以亲历者身份回顾法币、金圆改革过程的力作，他的回顾和分析，是我们更全面理解信用货币、理解中国现代金融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素材，更是了解中国政经变迁不可或缺的文本。作者的亲历记录，胜过所有的道听途说和想象演绎。历史不会重复，但高度的相似性正预示着未来的路径。

推荐三：张嘉璈先生是百年来世界上最具影响的华人银行家、学者。二十世纪的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对中国货币制度的研究，即以《通胀螺旋》这本书及张嘉璈先生的其他言论为参照；当今世界知名中国问题泰斗托马斯·罗斯基先生更是对张嘉璈先生推崇有加，在其给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建议眼下的委内瑞拉阅读本书、应对通胀。本书的价值和作者的地位一目了然。

推荐四：本书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如工资、涨价、抢购、配给、薪俸、黄金、汇率、贬值等记录，百年不变、恰如眼前。中间的数据对比，不只可以作为国内各种（历史）争论的终极依据，也可与当下时事对比、同个人对比。

推荐五：《通胀螺旋》所记录时期的法币和金圆问题，国内相关资料稀缺，相关讨论多显零碎。这本书将为市场、民众、学者乃至官员各个群体提供依据。

《通胀螺旋》一书是作者张嘉璈先生以其自身经历，全貌地记录了中国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9年间的通货膨胀发展过程。

  因历史和社会政治原因，战前的中国国力羸弱，维持抗战并非易事。作者以当事者的身份，从中国的财政、金融、交通运输、工农业发展、外国援助及中日货币战等诸多方面，详细记录了抗日战争及国共对抗时期战场之外的中国历史。这本书是一部抗战和社会动荡时期的货币史、财政史和普罗大众的社会生活史。

书中关于政府治理、币制改革变迁、中国新式（现代）银行业的发展、财政弊端、城乡／东西部“二元”结构、中国对外贸易的作用等问题的讲述，被西方官学界视为了解发展中经济体发展状况的借鉴，对于今天的中国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张嘉璈（1889-1979），字公权，江苏宝山人，民国著名银行家。早年求学于日本庆应大学，学习现代经济、金融理论。回国初期受梁启超提携，曾在袁世凯政府有短暂经历。后进入金融界，先后担任中国银行副总裁、总裁，中央银行总裁、中央信托局局长；期间还曾担任铁道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任职银行界时，张嘉璈先生用其所学现代经济和银行知识，重塑中国的银行业，更以其刚毅的性格和掌握的现代商业规则，最大程度地保证了银行的独立性，引领了中国新式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向，尤其奠定了中国银行后续近百年的国际声望；其关于中央银行的思想，在当时同步于世界，对半个世纪之后的中国仍有影响。他因此获得了“中国现代银行之父”“民国银行先行者”的美誉。任职铁道/交通部部长期间，张嘉璈积极推动铁路、公路事业发展，为支持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于1938年命令卢作孚先生的民生公司转运入川人员和军品商货，被后人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抗战结束后，张嘉璈受命担任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代表国民政府就东北接收问题同各方周旋，是最熟悉东北局势的官员。1947年，张嘉璈受蒋介石委托出任中央银行总裁，适逢中国通胀局势加速恶化之时，后于1948年5月辞职。1949年之后，张嘉璈移居澳大利亚，在大学任教并开始撰写《通胀螺旋》一书，后移居美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79年于美国去世。张嘉璈的兄妹也是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知名人士，如张君劢和张幼仪。

于杰，从业于银行和投资领域多年，已翻译出版《时运变迁》、《管理美元》和《通胀螺旋》。目前还担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托马斯·G·罗斯基 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

身为战时中国的交通部部长，张先生的著作围绕着官方举措和政府财政展开讨论，阐述了通货膨胀的起源。即便如此，我们从书中能够看到，作者认识到通货膨胀对普通居民生活的灾难性影响，因为投机比农业或制造业更有利可图。这本书是张嘉璈先生精通企业财务和公共财政的证明。后来的中国领导人得益于张先生的洞察力，使其民众免受失控的通货膨胀之苦。那些陷入通胀深渊的国家——比如最近的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应该思考书中所述的经验教训。

周子衡 经济学博士

法币改革是一场分水岭式的货币变革，将“（传统）旧经济”的总根子（即白银货币体系）拔除了，但在播种“（现代）新经济的货币种子（即管理通货体系）方面最终陷于失败。这一失败带来了巨大而持久的社会经济困难，使得国民经济最终成为政府计划和行政管理的对象，从而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与走向。从这个角度，这本书是整体性认识、理解与把握中国货币经济现代转轨所不可或缺的经济和历史文献。

1959年11月30日，《经济学人》

这本书以客观的态度陈述事实，作者认为，中国经济的瓦解是导致政治与军事整体崩溃的诱因；而期间的恶性通胀，则是国民政府垮台的直接原因。从战前对经济的过分乐观，到战时的供求失衡，再加上国内的政治角力，国民政府此间始终没有长远的经济规划，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始终无力回天。国民政府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收购民间黄金、美钞，结果民心尽失并败退大陆。作者在战时、战后均担任过政府要职，并一度担任中央银行总裁，但书中未论及任何个人。本书对研究近代史和经济学的读者均不可或缺。

1959年5月6日，《英国国际事务》

显然，经济的不稳定让国民政府失去信用。因当局事前未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到最终既不能也不愿意采取果断措施，将金融财政问题纳入正轨，政治和经济的全面崩溃已无法逆转。总之，经济繁荣是政权稳定的前提……作者主张应全面公开财政预算和金融管制措施，这样不仅可以保证货币制度健全，直接促使经济稳定，也可以间接稳定社会秩序。

1959年9月，美国《金融杂志》

这本书中的反思虽然是事后之作，但这些教训足以引起各国政府关注。作者作为经济学家，反对政治力量控制财政金融系统，对通货膨胀尤其深恶痛绝。作者认为国民政府在这本书内容记录期间并没有改进财政金融的基本策略，只是对生产、物价、工资汇率和国际贸易采取了直接且不适宜的全面统制，却并没有综合考虑当时的内外部环境，治标不治本。

1958年7月15日，《华尔街日报》

这本书应立法和行政人员人手一册。如果“真正”的教育要延伸到社会科学领域的话，那每一位大学生都应该阅读。

推荐序一

中国在“二战”前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有一代银行家和金融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张嘉璈（1889—1979）先生是他们中的翘楚。

1916年，张先生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担任副经理，他带头拒绝袁世凯迫使各大银行停兑的要求，此举让张先生在全国声名鹊起。袁氏的动议当时如果成功，那将在中国切断纸币同白银储备之间的联系，从而开启政府强占银行白银资产、纸币通胀的大门。

通过稳健诚信经营及成功地维持客户的存款价值，在没有政府支持或监督的情况下，张先生和其他银行家使得中国几家主要银行成为动荡的20年中金融稳定的基石。公众对这些银行家及其银行的信任度逐渐提升，从而加速了私营银行纸币对金属货币的替代。由此导致的交易成本下降推动了中国的商业化并减少了国内贸易壁垒。这些变化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因此在1937年之前的几十年间有所上升。

管理得当的纸币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纸币过度发行则会摧毁经济活动赖以存续的制度。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了包括中国银行（张先生已担任其总经理）在内的主要私营银行。两年后，日本的入侵迫使政府从首都撤离，同时也被迫放弃了曾提供大部分财政收入的沿海地区。

没有了税源，蒋介石政府随即通过发行纸币以填补税收下降和支出增加之间的缺口。张先生的书（原本用英文写就，今天才有中文版示人）用简洁通俗的语言阐述了因此引发的通胀形势下的中国政治经济。关于这段历史，我在匹兹堡大学的同事、已故经济学家周舜莘教授（1915—2001）有一本专业性更强的著作：《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3）。

身为战时中国的交通部部长，张先生的著作围绕着官方举措和政府财政展开讨论，阐述了通货膨胀的起源。即便如此，我们从书中能够看到，作者认识到通货膨胀对普通居民生活的灾难性影响，因为投机比农业或制造业更有利可图，而当农民因为担心食品价格可能超过棉花价格而放弃棉花种植后，纺织品生产则陷入了停滞。

这本书是张嘉璈先生精通企业财务和公共财政的证明。后来的中国领导人得益于张先生的洞察力，使其民众免受失控的通货膨胀之苦。那些陷入通胀深渊的国家——比如最近的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应该思考书中所述的经验教训。

除了支持战前经济增长并留下有关中国通货膨胀的宝贵历史记录外，张嘉璈先生与当时的金融家同行一道，强化了中国的金融诚信文化，尤其是在上海地区，这种文化经受住了战争、恶性通货膨胀和苏联式经济规划的考验。在1982年访问上海期间，我遇到大隆机器厂的代表，大隆机器厂是一家成立于1902年的设备厂，1933年有工人1 300名，1971年的员工数达到4 300名。他们在谈到全额并及时偿还银行贷款的重要性时使用了这样的语言：“维护我们的信用评级。”这不仅是我在1949年以后的论著中没有见过的，也是在此前与中国接待方交流过程中没有听到过的。这种思想是所有市场经济的精髓，也体现了张嘉璈先生的思想传承。

托马斯·G.罗斯基

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

201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