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涉及人类历史诸多方面的论述，十余年来长销不衰。作者是史学大家，他把中国历史和文化放入世界文明发展中，以游览大江大河的全球化视角，将从远古到当今一万年的中外文明、政治、经济、社会等合于一册，复杂的历史在书中显得纵横交错，深入浅出，尽显长程发展的大脉络。

许倬云，1930年生于江苏无锡，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夏威夷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1986年荣任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学贯中西的史学耆宿，精通中国上古史、文化史、社会史，熟悉西方历史及其理论与思想，擅长利用不同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尤其是考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不囿于书斋，时时心怀天下，关心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走向。代表著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万古江河》《我者与他者》《说中国》等。

第一篇　古代世界与传统中国（从远古到1500年）

第一章　古代两河与埃及地区城市的出现

第二章　中国新石器文化到青铜文化时代的变化

第三章　中国古代的思想体系

第四章　两河、埃及、希腊、罗马与印度的思维模式

第五章　中国秦汉帝国的形态

第六章　古代的帝国—波斯、希腊与罗马

第七章　中国的精耕农业与市场经济

第八章　中国地区人口与族群的移动

第九章　欧洲地区族群的移动

第十章　欧洲的经济形态

第十一章　欧亚之间的丝路

第十二章　中国南方的对外通道

第十三章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扩张

第十四章　佛教及其他宗教传入中国

第十五章　16世纪以前的中国

第十六章　800—1600年的欧洲

第二篇　近古世界与中国（1500—1840）

第十七章　大洋航道开通后的世界

第十八章　中国沿海的各国海商活动

第十九章　大洋航道的开通对台湾的影响

第二十章　16—18世纪近代西方国家的兴起

第二十一章　明清时代的国家形态与亚洲周边

第二十二章　台湾的开拓

第二十三章　明清民间武力起事活动

第二十四章　明末清初的思想界

第二十五章　欧洲的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

第二十六章　近代科学的兴起

第二十七章　大革命的时代

第二十八章　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

第二十九章　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

第三十章　衰竭前夕的中国经济

第三十一章　明夷之际的中国文化

第三十二章　清朝的兴衰

第三篇　近代世界与中国（1840—1950）

第三十三章　鸦片战争的背景

第三十四章　第一波西潮的冲击

800—1600年的欧洲

基督教罗马教会在欧洲的重大影响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罗马帝国的晚期，基督教驯服了入侵的蛮族，也在几乎没有政府的情况下担起维持秩序的任务，但在基督教与君权结合甚至还凌驾于君权之上时，权力腐蚀了掌权的教士。罗马教皇执政教合一的权柄，不顾这一宗教的高尚教义，擅作威福，对内以酷刑镇压异端，对外发动十字军东征，操弄信徒的信仰，草菅人命。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罪行！

然而，也许正因为教会如此擅作威福，少数教士又如此生活腐败，逆火回烧，竟导致欧洲历史出现转变的契机。当时封君领主们长期为教会所操弄，终于有不甘心的一派。这些进入欧洲的民族原来都是部族共同体，有其各自坚持的个别主体性。基督教本是普世性的信仰，教会代表了一种普世秩序。个别主体性与普世秩序之间如何维持平衡，本来就不容易，当部族感受压制而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时，部族的个别主体性会以民族主义的诉求来反抗教会的普世秩序，这是中古后期民族国家兴起时封君领主的普遍心态。

教会的排他政策在知识分子中也引发了反感。城市中的学者、文人与艺术家，及经常周游各处的工匠群体，对于教会仪式的烦琐及教条的肤浅不再感到满足。他们开始从已经遗忘却在东方伊斯兰教世界仍得保存的古典著作中，寻找欧洲文化的源头。许多古代希腊罗马学者所讨论的问题，重新引起中古学者的注意，他们又拾起已为宗教热忱所掩覆的课题，例如“人”的价值，例如理性的思考等。对于艺术家们，艺术不应只为信仰服务，神圣不可触的神性也不应排除“美”的表现。于是，“人”也出现于神坛与教堂的宗教艺术中，例如耶稣与玛利亚，竟可以慈母与孩子的人间形象代替了刻板的神像。这一重新找回文化源头的集体志业，即是所谓文艺复兴。

于是民族主义的诉求与文艺复兴的大业合流为巨大的能量，到了15、16世纪时，有些人在寻找欧洲文明的本质，有些人在重建自己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两股力量最终都会反抗基督教会专断与独占的排他性。在教会内部，也有人寻求找回耶稣及其门徒所提示及信守的教义，这一势力将导致后来的宗教改革。

明清时代的国家形态与亚洲周边

历史上王朝的转换，往往会出现一段比较安定的时代。明代末期，政治不良，外患内乱，征战不断，百姓愁苦，尤其中原及淮河地区，流寇往来如风，民生最为凋零。满族乘流寇之乱，入关取代明室。照理推论，国家一时不易恢复元气，然而经过一代休养生息，康熙时中国强盛胜于明代，百姓生活不恶，而且人口急遽上升，已达一亿左右，增加不啻倍数。康雍乾三代，中国号为盛世。这一快速兴盛的原因，固然与康雍乾三代君主的才华能力有关。然而，当时人心思明，汉族未必那么甘心接受异族统治，国家久久不能安定，加上对外扩张，劳师动众，所费不赀，各种变换此起彼伏。单单这些内外战争的开销，新朝如何应付？人力如何支持？凡此均不能仅靠治理的能力作为答案。

我们以为，自从16世纪以来，中国依靠大量外销贸易换来财富。由于明代赋税主要为田亩，政府从来没有从国际贸易累积的资源获得更多税收，巨量的资源其实留在了东南与华南的民间，俟清代治安秩序恢复了，这一大笔财富即足够撑起一个相当规模的消费经济。同时，自从大洋航道开通，美洲作物玉米与番薯引进中国，这两种新作物可以在山地及沙壤种植，于是过去不能用作农田的土地，例如华中及西南的山地以及华北、西北的黄土高原都可种植。农田面积扩大了，足以支持更多的人口。人口与经济资源配合，国内秩序安定，不少本来无法维生的人口可以迁移到本来不能种植的地区，人口由负担转化为生产力。于是中国的经济体不仅迅速增长，而且因为消费增加，更有了资金循环的余地。清代前半段不仅有休养生息的历史惯例，而且有继长增高的历史条件。

然而，清代的繁荣景象却正出现于世界面临空前巨变的时候，中国内部经历的盛世，竟不能将中国推入全球巨大变化之中而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