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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探究了西方制度文化与近代中国富强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了自龚自珍到胡适等百年近代历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为实现中国富强所做的制度探索。 并由此厘清了宪制并不能最终实现国家的富强，但国家的富强却需要宪制来维护和保持。

内容简介：

面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危难，不少仁人志士都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探索出路，开具药方。在生存危机所引发的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刺激之下，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了一条超出器物层面而迈向宪制及其文化的道路。但他们的思想路向似乎是:为了民族复兴，中国必须选择宪制，而作为救亡之民族主义运动的手段，中国的宪制运动又需借民族热情和强化民族意识来获得动力，民族主义精神的动员又必须强化民族文化，这种张力使得宪制在中国陷入两难的境地。与此相联系，宪制的中国化就自然地由“道”变“器”，从“体”而“用”正所谓“富强为体，宪制为用”似乎到今天，还是这样一种思路和预设。

本书就是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了追求富强所设计的种种宪制主张之梳理与评价，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从龚自珍、魏源到严复，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陈独秀，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国民革命、五四运动等种种方案，呈现出作者对近代中国富强与宪制思想研究的范式创新。

作者简介：

王人博，山东莱西人，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法论坛》 主编。

引言

第一章  由中到西的思想变迁

一、龚自珍与经世致用学风的勃兴

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容量

三、洋务思潮对“师夷制夷”方略的回应

四、“君民共主”:制度层西化的最初设计

五、宪制文化范式的培育

第二章  航程的开启

一、民族觉醒与专制主义的批判

二、议院、民权的价值和功用

三、在“民本”与民主之间

四、“人”与“民”:中西宪制观的不同视点

第三章  理想与现实之间

一、康有为的“平等乌托邦”

二、儒学传统的“西化诠释”

三、《大同书》:道德救赎与宪制理念的冲突

四、是堕落还是执着?

第四章  寻求综合

一、梁启超的群概念的价值指向

二、“新民”不是宪制里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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