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部曲：马上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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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史之后读清史，万历之后看乾隆。人大清史所高王凌教授集三十余年研究成果，为你讲述一本严肃的关于清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书。在《马上朝廷》中，伴随文字狱的乾隆帝六次南巡之路，再现清廷“马上治国”的特征，向今人呈现了乾隆时代中国社会面面观。“家”，不好当啊，这绝不是用一句专制王朝、专制帝王就可概括的。中国地图出版社用信息图表等地图语言为你打造经典珍藏版“乾隆三部曲”。

内容简介

乾隆朝前期，主要还是根据传统儒家的理念，如“回复三代”来治理国家，到了乾隆朝中期，却更多地表现了清廷“马上治国”的特征。本书以乾隆帝南巡为中心，把很多历史事件都串联了起来，如“文字狱”“四大案”等，作者像讲故事一样，把乾隆朝中期的历史娓娓道来……

作者简介

高王凌(1950—2018)，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从事清史研究三十余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一生潜心学术，成果丰硕，主要代表作有：“乾隆三部曲”（《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租佃制度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统购统销之谜》《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等十余部。

精彩书评

十八世纪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存在着若干共时现象，这是法国年鉴派巨头布罗代提出的观点。比如人口的增加（这也不是纯粹的社会现象）和政府的加强。其实还有民族国家的建设，比如绘制疆域地图，中国就一点儿都不落后。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戴逸

认为十八世纪中国已开始现代化，这在许多美国学者中已经成为共识，他们甚至说清朝只要不欺负我们就好。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夏明方

精彩书摘

从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开始南巡——他后来一度把“南巡”与“西师”当作毕生的两件大事（尽管我们有不同看法）——同时，开始了乾隆朝第一拨的文字狱。

出于“怀柔”的目的，为体现崇文重道，乾隆帝在第一次南巡时把殿本的二十二史、十三经等分别赠给南京的钟山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当四库馆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竣工之后，又因“江浙为人文渊薮”，在第六次南巡时令将其一部存放于镇江文宗阁，一部存放于扬州文汇阁，一部存放在杭州文澜阁。另外四部均放在政治中心——北京皇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盛京皇宫的文溯阁，以及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足见他对江浙地区的重视。

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召见并选拔一些读书人或中试后并未得到安置者为官，也是南巡的目的之一。乾隆帝曾以“海塘得失策”为题考试被召见者。乾隆晚期所重用的督抚孙士毅，就是第三次南巡时挑选出来的。而从南巡中六次祭祀明太祖陵、三次到山东祭祀先师庙、两次谒孔林、三次谒苏州文庙以及祭泰山、祀禹陵、谒禹庙、谒少昊陵、祭周公庙、祭祀孟子、临幸宋代名臣范仲淹的高义园等一系列崇文重道的活动中，皆可看出他的良苦用心。

不过，南巡还有一个为今人忽视的目标，即它是精心组织的，沿着清初战争的路线，意在通过这种具有威胁性的方法，提醒南方汉人注意清人的强势武力。

南巡的筹备属于“旗人事务”，汉人一般不得参与。它完全按照围猎的规制来安排，行则不断举行各种军事活动，停则居住在营帐之中。不但皇帝把自己塑造为一个马上皇帝，还命令八旗将领不得乘轿，只能骑马。它一路展示“马上治天下”的“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用以对抗汉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以满族的意识形态，对抗儒家观念，把“内亚”的色彩注入帝国政治。据说在皇帝的南巡御制诗中，“策马”“马上”等词语不断出现，《即事》一诗中写道：“因思陆贾有名言，马上治之却又可。”

这才是清代南巡的战略目标，它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一种主动积极的政治态度，尽管乾隆帝处处表现了对汉人文化精粹的迷恋和倾心（包括展示皇帝个人的学术造诣和才华）。《南巡秘记》评此为：“其稽古右文，有明以来，七百年间无此盛轨。”

南巡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一直有着多种的看法，但本书想强调的，是乾隆帝在“回复三代”暨粮政方面的努力失败以后，希望通过南巡确定一个新的行动目标。

可惜的是，皇祖并不是那么好学的。不过，乾隆皇帝的这一目的虽未能实现，却顺势有意无意地把政治的重心做了重大的调整。

前言/序言

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是我关于乾隆帝的第二部小书《马上朝廷》。继《乾隆十三年》获得成功之后，它的出版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我曾在不同场合表示，如果让我来写乾隆（比如说《乾隆通纪》），第一，我要把它写成政治史，而不是把它分为西方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几大块。与此相关，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提出，“政治史研究”应作为研究所的“主导方向”。这也许更接近传统的历史书写法（如二十四史），以政治为纲，兼及其他（仅从侧面或某种角度反映经济、社会问题）。也不一定由“经济基础”来决定“政治上层”，或客观环境决定主观行为，更不以为历史的“长时段”能规定“短时期”等“事件”（犹如康雍乾三个皇帝，施政却个个不同）。

我的第二个主张是，乾隆朝必须做分阶段的研究，不宜率意直书，一下子就是六十三年（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没有它这么长）。

为此我把乾隆朝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乾隆初政”（即“乾隆十三年”），大约前十五年时间；二是“乾隆中期”，大约从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三是“乾隆晚景”，最后十几年时间。

一般史书都没有把“乾隆初政”作为乾隆朝的第一个阶段，我的考虑，是因为它已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颇有特色，且有许多前人未曾道及之处，如所谓“回复三代”（包括“粮政”等），它们多跟所谓“养民”有关。总而言之，如何看待乾隆一朝的“功业”（它既非坊间所说的“西师”，亦非“南巡”），都离不开对乾隆初政的重新探讨，包括那些不合众议的内容。

所谓“乾隆中期”（即“马上朝廷”），打算以南巡为中心，把很多事情都串起来，特别是跟“养民”相对的“教民”有关的那些内容，包括“文字狱”等不算小的题目（乾隆帝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是希望大家一起来探讨的问题之一），像写故事一样，逐段逐年地一个个写下来。

现在献给大家的这本《马上朝廷》，就写的是乾隆朝这一段时间，大约三十三年的历史。

如果说，在乾隆朝的前一个阶段，主要还是从传统儒家的理念——如“回复三代”——来治理国家，到了这一个阶段，却更多地表现了清人统治的“满洲特性”，这不是简单的“宽严之辨”“由宽变严”，而毋宁说是再现了他们“马上治国”的特征。

是好是坏，还请大家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