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剧变（套装2册）

定价: 166

作者: 比尔·盖茨,贾雷德·戴蒙德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

ISBN: 97875217283301T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1. 戴蒙德数十年危机应对研究成果，帮助人类在危机中化险为夷，实现蜕变。 2. 继《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后，《剧变》为“人类命运”三部曲的终篇。 3. 刘瑜、比尔·盖茨、尤瓦尔、史蒂芬·平克等大咖联名推荐。 4. 结合个人经历和7国历史案例，详述12个危机应对步骤。 5. 预测人类社会的未来潜在危机，盖茨称《剧变》中的预测，让他对未来信心大增。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为什么比尔盖茨写这样一本书？ 比尔·盖茨花了十年时间调研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影响。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工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专家的帮助下，他专注于探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避免人类在未来遭受气候灾难。 在本书中，他以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为目标，从电力、制造业、农业、交通等碳排放主要领域，分析了我们当下面临的挑战，可使用的技术以及所需的突破。同时，他为政府、企业和个人提供了一套具体的行动方案。 宣传关键词：碳中和、碳中和经济、净零碳排放、绿色溢价 一本涉及全球产业链新布局的商业策略书 一本书读懂碳中和经济 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环境议题 一本关于气候变化的大众科普书 一本写给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行动指南 与习总书记提出的“碳中和”发展目标以及十四五中提到的大力发展和运用碳市场理念高度一致，详细解读零碳技术和创新思维，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具体的实践方法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剧变》是一部恰逢其时的巨制。在个人与国家都对未来充满迷茫，危机接踵而至的当下，普利策奖得主、《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再一次回归历史，尝试解答危机应对这一关乎人类未来的重要命题。

对个人而言，危机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成长轨迹，如处理不当，终其一生会生活在负面情绪中。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危机可使一种文明没落，使一个国家解体，使一个时代终结。但在戴蒙德看来，二者并无差异，国家甚至可以借鉴个人化解危机的逻辑框架以实现自救。就此，戴蒙德再一次跳脱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互设的知识壁垒，重建自然状态与文明秩序相融的历史叙事线索，巡礼7个案例国家的危机应对历史。他以一位社会观察者的自谦视角，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进化生物学等多学科出发，给出了“危机应对12个步骤”。

1． 直面危机 2． 愿意承担责任 3． 明确问题的边界 4． 寻求帮助 5． 借鉴榜样 6． 自我力量/国家认同 7． 诚实自我评估 8． 应对危机的过往经验 9． 耐心 10. 自身灵活性 11. 核心价值观 12. 个人约束条件/国家地缘约束

正如丘吉尔所言：“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危机与剧变总是结伴而行。戴蒙德的危机应对方案或许可以帮助人类重塑危机意识，毕竟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个人、企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都要不断进行选择性变革。你做好准备了吗？这或许也是戴蒙德为我们设下的一个开放性思考题。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比尔·盖茨花了十年时间调研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影响。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工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专家的支持下，他专注于探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 在本书中，比尔·盖茨从电力、制造业、农业、交通等碳排放主要领域分析了零排放面临的挑战，可使用的技术工具以及我们需要的技术突破，并提供了一套涵盖广泛但每一步都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 关于人类未来 要想阻止全球变暖，要想避免气候变化的影响，人类需要停止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 关于技术创新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零排放都具备坚实的逻辑基础，但实现零排放的目标要基于创新驱动。 关于投资机会 “零碳”产业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机遇，那些能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将是未来十几年引领全球经济的国家。 诚如比尔·盖茨在书中一再强调的，实现零排放并非易事，但如果我们遵循他给出的计划，这个目标定会实现。无论你是政策决策者、企业家，还是忙于生计的普通民众，你都可以贡献力量，一起帮助这个世界避免气候灾难。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序言 椰林大火的遗烬

第一部分 个人危机 第一章 个人危机

第二部分 国家危机 第二章 芬苏之战 第三章 近代日本的起源 第四章 全民的智利 第五章 印度尼西亚：年轻国家的崛起 第六章 重建德意志 第七章 澳大利亚：我们是谁 第八章 日本：前路何方 第九章 美国的未来——优势与最大的问题 第十章 美国的未来——“其他”三个问题 第十一章 世界将去往何处

结语 借鉴、思考与展望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比尔·盖茨给世界的解决方案》 目 录 前言 从510亿吨到零排放 第一章 为什么是“0”？ 实现“0”的目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零排放”，而是“净零排放”，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机遇。 第二章 艰难之路 如果没有创新驱动，人类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第三章 气候对话中的5个关键问题 我们需要新的技术、新的公司和新的产品来降低绿色溢价。 第四章 电力生产与存储 零碳电力的10大创新举措。 第五章 生产和制造 创新生产材料与生产工艺，实现“零碳”制造的4个路径。 第六章 种植和养殖  给植物施肥、饲养牲畜、减少食物浪费和改变饮食习惯的新方式。 第七章 交通运输 利用电力驱动我们能驱动的所有交通工具，并以廉价替代燃料为其他交通工具提供动力。 第八章制冷和取暖 实现电气化，发展清洁燃料，和更高效利用能源的解决方案。 第九章 适应暖化的世界 让适应气候变化而设的投资项目具有吸引力，同时评估金融市场中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 第十章 政府要扮演的角色 明智的政策可以帮助解决气候问题。政府应全力做好的7件大事。 第十一章 零排放计划 2030年实现减排目标的策略和实践路径。 第十二章 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作为一个公民、消费者、雇员或雇主，你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后记 气候变化和COVID-19

[美] 比尔·盖茨（Bill Gates） 技术专家、商业领袖和慈善家。1975 年，他和儿时的朋友保罗·艾伦共同创建了微软公司。目前他和妻子梅琳达共同主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他还发起成立了突破能源联盟，致力于推进清洁能源以及其他气候相关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他和梅琳达育有三个孩子，居住在华盛顿州梅迪纳。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被誉为“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

戴蒙德著述颇丰，曾在《发现》《博物学》《自然》和《地理》杂志上发表过论文200多篇。他的研究使其获奖无数，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奖、美国 地理学会伯尔奖、泰勒环境贡献奖、日本国际环境和谐奖和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基金。戴蒙德也是全球惟一两度荣获英国科普图书奖的作家，同时还是普利策奖得主。

戴蒙德最著名的“人类大历史三部曲”包括：《第三种黑猩猩》《枪炮、病菌与钢铁》和《崩溃》。此外，他还著有《性趣何来？》《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等书。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序　言 椰林俱乐部大火的遗烬

两个故事

大多数人在一生中都会经历一场个人剧变或危机，有的人还不止经历一场。有些危机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改变而化解，有些则不行。同样地，国家也会遭遇危机，有些危机可通过国家自身的变革而顺利解决，有些则不行。心理治疗师积累了大量关于解决个人危机的案例和见闻，并试图从中找寻规律。那么，这些结论可否帮助我们找到化解国家危机之道？ 在本书的开端，我打算通过讲述自己经历的两个故事来解释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据说，孩子大概从4岁开始记事，当然，有关特定事件的记忆能够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我的情况并不特殊。我最早的记忆是5岁生日后不久发生的波士顿椰林俱乐部大火事件。尽管我很幸运没有亲历这场大火，但从我那做外科医生的父亲口中，我间接地体验了这一可怕的事件。 1942 年11 月 28 日，人潮涌动的波士顿椰林俱乐部突发一场大火。火情迅疾，俱乐部唯一的逃生出口却被堵住。最终，492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还有数百人因窒息、吸入烟雾、被踩踏而受伤或灼伤。波士顿的医疗系统任务艰巨—需要治疗的不仅有那些在大火中遭受身体伤害的人，而且包括那些心灵受到重创的人。其中有遇难者的亲属，他们因失去至亲而悲痛欲绝，还有那些死里逃生的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人被大火吞噬，自己在幸存的内疚中辗转反侧。十点一刻以前，人们一如往常地相约在椰林俱乐部，庆祝感恩节周末，观看橄榄球比赛，或者是拥抱休假归家的军人。时钟敲响11 下，欢声笑语戛然而止，只残留冰冷的躯体，遇难者的亲属和幸存者的生活就此天翻地覆，他们预期的生活脱离了轨道。那些遇难者的亲属为亲人死去自己却活着而感到羞愧， 他们失去了在自我身份认同中占据关键位置的人。这场大火动摇了幸存者以及其余的波士顿人（包括当时只有5 岁的我）对公正世界的信念。那些受到惩罚的人并非顽劣之辈，更不是恶人：他们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无故丧生的平凡人。 有的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终其一生被伤痛折磨。有少部分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大部分人在经历最初几周的极度痛苦后，开始逐渐进入一个缓慢的恢复阶段，他们从最初的不愿接受现实，到重新审视自己，尝试重返正轨，然后发现自己的世界其实并没有全然崩塌。许多在那场大火中失去配偶的人后来再婚了。不过，数十年后，哪怕是对于恢复得最好的人而言，在椰林俱乐部大火中涅槃而来的全新身份和火灾发生前旧的自我也只能“马赛克式”地共存。在本书中，我们会多次使用“马赛克”这个比喻，这是一种个人或国家内部截然不同的元素艰难共存的状况。 椰林俱乐部大火提供了个人危机的一个极端案例。我之所以称其为极端，仅仅是因为这场灾难同时降临在多个人身上。事实上，这场灾难中受害者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引发了另一种危机，导致心理治疗领域亟须找到新的解决路径（我将在第一章谈到）。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生活中会直接经历危机，或者间接地体验亲属或朋友所经历的危机。无论是只有一个受害者的危机，还是导致多达492 人丧生的椰林俱乐部大火事件，对于受害者而言，它们带来的痛苦同样沉重。 我们再举一个国家危机的例子做比较。20 世纪50 年代末到60 年代初，我旅居英国。当时，我和我的英国朋友都未全然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处在一场缓慢的危机之中。曾经的英国独领风骚，科技水平领先世界，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其国人为之自豪。彼时，英国人仍沉湎于往日的荣光—坐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舰队、数之不尽的财富，还有辽阔的帝国版图。不幸的是，到20 世纪50 年代，英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版图范围逐渐缩减，国家实力式微，英国对自己在欧洲扮演的角色感到迷茫，并且不知如何解决长期存在的阶级差异和骤然袭来的移民浪潮。1956—1961 年，这一昔日巨人迎来了紧要关头：它解散了余下的舰队， 经历了首次种族暴乱，其在非洲的殖民地陆续独立，苏伊士运河危机更是揭露了一个屈辱的事实——英国已不再是那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强权了。我的英国朋友很努力地去理解这些事件，并试图把它们解释给我这个外乡人听。英国民众和政治家关于自己国家身份和角色的讨论在种种冲击中愈演愈烈。 60 年之后的今天，英国成为新我和旧我共存的“马赛克式”国家， 它褪下了往日帝国的华服，换上了多元社会的新衣。英国通过高水平的福利制度和高质量的公立教育体系来缩小不同社会阶级间的差异，但它曾享誉世界的海军力量和经济实力再未能恢复如初，在处理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关系方面（“脱欧”事件）留下了不好的名声。但英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富裕的6 个国家之一，仍然在象征性的君主制下实行议会民主制度，并且在科技领域名列世界前茅，还继续使用英镑而不是欧元作为国家货币。 这两个故事呈现了本书的主题。个人、团队、企业、国家，乃至世界都有面临危机和压力的时候。危机可能来自外部压力，比如个人遭遇离婚、丧偶，或者是一国受到他国的威胁或攻击。危机也可能来自内部压力，比如个人身体不适，或国家内部出现纷争战乱。不管应对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的压力，都需要选择性地进行改变，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这里的关键词是“选择性”。个人或国家不可能完全改变和抛弃过往的一切，这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的。真正的挑战在于，在危机中的个人或国家需要取舍，分清哪些部分运作良好，不需要改变，哪些部分不再可行，需要改变。在压力之下，个人或国家必须直面自身的能力和价值。一方面，他们必须判断出自身的哪些方面仍然适用，从而将其保留。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鼓足勇气识别那些必须改变的方面。这就要求个人或国家找到符合自身能力和自身条件的应对危机的新方法。与此同时，他们要划清界限，明确那些对其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绝不可以改变的元素。 以上就是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的相似之处，但我们也要意识到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别。 什么是危机 我们应该如何定义一场“危机”？简单来说，英文中的“crisis”（危机）一词来自希腊语中的名词“krisis”和动词“krino”，它们有以下几种解释：“使分开”“做决定”“加以区分”“转折点”。因此，我们可以把危机看成一个紧要关头、一个转折点。和“大多数”其他“时刻”相比，这一“时刻”前后的情况会“极其”不同。我之所以要强调“大多数”“时刻”“极其”这几个词，是因为要决定一个转折点是“危机”， 还是仅仅是转瞬即逝的流光或者是循序渐进的自然进化过程，我们要实际地考虑这一时刻应当有多么短暂，前后情况的变化应当有多么剧烈， 以及和大部分其他时刻相比，这一时刻应当有多么罕见。 转折点意味着挑战。当以往的处理方法不再适用于应对新挑战时， 危机感会使我们产生压力，这种压力激励我们去寻找新的解决方法。如果个人或国家找到了新的且更好的应对方法，我们就可以说这场危机被成功地化解了。不过，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其实成功化解危机和未能成功化解危机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成功可能仅仅是局部的或一时的，相同的问题可能会卷土重来。（例如，在1973 年，英国通过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来“解决”它在国际上的角色定位危机，但在 2017 年，出于同样的目的，英国又以公投的方式离开欧盟。）  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实际问题：一个转折点要多短暂、多关键、多罕见，才能被称为“危机”？在人的一生中，或在上千年的区域历史长河中，有多少时刻应当被贴上“危机”的标签？这些问题有不止一种答案，不同的答案为不同的目的服务。 其中一种极端的解释把“危机”一词界定为长间隔、极罕见、戏剧性的剧变：人的一生仅会发生几次，国家更是几百年才一见。举个例子，根据这一定义，在一位古罗马的历史学家看来，在大约公元前 509 年罗马共和国建立之后，古罗马经历的能被称得上“危机”的只有三次事件：首先是头两次布匿战争a（公元前 264—前241年及公元前218—前201年）， 其次是古罗马从共和国时期进入帝国时期（约公元前 23 年），最后是日耳曼人入侵导致西罗马帝国的覆亡（约476 年）。当然，这位历史学家并不会就此认为其他发生在公元前509—公元476 年的事情都微不足道，他只是把“危机”一词留给了最非同寻常的三件事。 另一种极端的解释可见于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事戴维•里格比与他的助手皮埃尔– 亚历山大•巴兰、让•博西玛曾共同发表的关于美国城市“技术危机”的精细研究。他们给出了“技术危机”的操作性定义，即专利应用的持续低迷时段，其中“持续”一词被量化。根据这些定义，三位学者发现，美国的城市平均每 12 年会经历一场平均持续 4 年的技术危机，一个中等的美国城市每10 年当中有3 年处于这样的技术危机阶段。戴维等三人发现，这有助于理解一个与实际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为什么有些美国城市能够避免上述定义中所描述的技术危机，有些城市却不能？不过，那位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认为戴维等人的研究对象不过是一些暂时存在的小事，而戴维等人则会反对古罗马历史学家对长达985 年的古罗马历史谱系中的其他事件视而不见的行为。 我的观点是：“危机”的定义可以随着不同的发生频率、不同的持续时间以及不同的影响范围而变化。我们无论是研究罕见的大型危机， 还是分析频繁的小型危机，都能从中得到有用的信息。在这本书中，我采纳了从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范畴。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在书中所论述的国家都经历过“重大危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没有经历过更频繁出现的小型转折点。 不管是个人危机还是国家危机，我们通常只关注单个的紧要关头， 比如妻子告知丈夫她要提出离婚申请的那一刻，或者是（智利历史上的）1973 年 9 月 11 日，也就是智利军方推翻民主政府，智利总统自刎的那一天。有些危机的降临确实毫无预兆。比如，发生在2004 年12 月26 日的印度洋海啸，带走了 20 万人的生命。又比如，我正值盛年的表弟在驾车过程中不幸在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留下了他的妻子和4 个孩子。不过，大部分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都是多年里渐进式变化累积的结果，就像上述的夫妻在离婚前就已长期存在婚姻问题，智利在遭遇政变前一直面临政治和经济难题。这样的“危机”是对长期累积的压力的一种突然的觉知或反应。澳大利亚前总理魏德伦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本质（我们会在第七章谈到）。1972 年12 月，他在短短 19 天内出台了一个包含重大变革的旋风计划，但他对此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些改革只是“对（澳大利亚）已然存在的问题的承认”。

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

国家不是个人的放大化，二者明显在许多层面上各有特点。那么， 通过个人危机的缩影去观察国家危机为什么是有意义的？这种方法有什么优点？  我在和朋友及学生讨论国家危机的时候经常谈到其中一个优点，那就是，对非历史学家来说， 个人危机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更容易被理解。所以，从个人危机的视角出发可使普通受众更容易“联想到”国家危机，从而弄清楚其中的复杂性。 另外一个优点是，在个人危机的研究方面，人们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得出了个人危机的不同影响因素的发展路径，从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个人危机的不同结果。这些因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起点，使我们可以着手描绘国家危机不同影响因素的发展路径，从而更好地理解国家危机的不同结果。我们会看到，有些个人危机的影响因素同样适用于国家危机。例如，遭遇危机的个人往往会得到朋友的帮助，陷于危难的国家也会向盟国求助。个人在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案时会参考其他人解决类似危机的经验，国家也会借鉴和采纳其他国家面对相同挑战时所采取的解决方案。个人会从过往危机的解除中获得自信，国家也一样。 以上情况下，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不过，我们也会看到这样一些因素，它们影响着个人危机的结果，却不直接存在于国家危机中，不过这些因素仍然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因为它们可以启发我们寻找影响国家危机的相关因素。比如，心理治疗师发现，界定“自我力量”这一个人特质很有用。虽然国家不具备心理层面上的自我力量，但这一概念能引导我们去思索一个相关概念——对国家而言至关重要的“国家认同”。无独有偶，人们往往觉得自己在处理危机时选择的自由会受到现实因素的约束，比如育儿的责任和工作的需求。当然，国家选择的自由不受限于这些因素，但受限于其他一些因素，例如地缘政治的约束或是国家财富的多寡。 这种比较还能使那些与个人危机并无相似之处的国家危机的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两种危机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国家拥有领导者，显然个人是没有的，因此关于领导者角色的问题会常规性地出现在有关国家危机的讨论中，但不会出现在有关个人危机的讨论中。有一个问题是历史学家长久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究竟是非凡的领导者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即“伟人史观”），还是说即使换成其他领导者，历史依旧会沿着相似的路径发展？（例如，要是1930 年的那场车祸当真使希特勒丧生，二战还会爆发吗？）国家拥有个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危机的处理总离不开群体互动和决策，而个人通常能够自行做决定。国家危机可以通过暴力革命（例如 1973 年的智利）或和平演变（例如二战后的澳大利亚）的方式解除，而单独的个体不会进行暴力革命。 正是因为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之间存在这些明显的相似性、隐含的相近性和不同之处，我发现对两者进行对比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国家危机。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前言 从510亿吨到零排放（节选）

关于气候变化，你需要知道两个数字：第一个是510亿，第二个是0。 510亿是全球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的大致吨数。观察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或略高或略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境况。 “0”是我们需要达成的目标。要想阻止全球变暖，要想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这些影响将是非常糟糕的，我们人类需要停止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 这听起来很难，实施起来也确实不容易。我们从未开展过如此大规模的全球行动，每个国家都需要改变自己的方式。事实上，现代生活中的每一项活动（种植、制造和出行）都涉及温室气体排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将会转向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当然，这是好事，因为它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好。然而，如果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没有改变，那么这个世界将会继续产生温室气体，气候必将持续恶化，它对人类造成的影响极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但“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一个大的假设，我相信事情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我们需要的工具，至于那些现在还没有的，以我个人对气候和技术的了解，我很乐观地认为我们可以发明它们，并对它们加以部署。如果我们的行动足够迅速，那么气候灾难是可以避免的。 本书讲的就是如何避免这一灾难，以及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20年前，我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公开谈论气候变化问题，更别提写这么一本书了。我学的专业是软件工程，而不是气候科学。我现在的专职工作是和妻子梅琳达一起经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简称“盖茨基金会”）。在这个高度聚焦的机构，我们重点关注全球健康及发展和美国教育问题。 我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也就是通过能源贫困问题，开始关注气候变化的。 21世纪初，在盖茨基金会刚刚起步时，我开始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的低收入国家旅行，以便更好地了解当地的儿童死亡率、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及其他一些我们正致力于解决的重大问题。我的心思也并不总是放在疾病上，我常飞去大城市，伫立窗前，眺望窗外，我就会想：“为什么那里一片漆黑？我在纽约、巴黎或北京看到的灯光都去了哪里？” 我了解到，全球约有10亿人无法获得可靠的电力供应，而这其中有一半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现在的情况较彼时已略有改善。今天，全球约有8.6亿人还没有用上电。）我想到了盖茨基金会的核心理念——“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然而如果你所在地区的诊所因冰箱不能运转而无法做到疫苗的冷储存，那么要过上健康的生活又谈何容易。如果你所在的办公室、工厂和呼叫中心没有规模庞大的、可靠的、可负担得起的电力供应，那么那里就绝无可能构建一个人人都拥有就业机会的社会。 大约在同一时间，已故科学家、剑桥大学教授戴维·麦凯（David MacKay）给我看了一张图，它展示了居民收入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国人均收入与该国国民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这张图的横轴标示着各国的人均收入状况，纵轴标示着各国的能源消耗情况，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一目了然。 随着所有这些信息的积聚和沉淀，我开始思考这个世界怎样才能让贫穷国家的民众用上可靠的、可负担得起的能源。让盖茨基金会去解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并没有意义——我们需要它专注于自身的核心使命，但这时我开始同一些发明家朋友讨论我的想法，并进一步阅读了与该问题相关的资料，其中就包括科学家、历史学家瓦科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撰写的多部令人大开眼界的作品，我从中了解到能源对现代文明的极端重要性。 我知道温室气体正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但我以为周期性变动或其他因素会以一种自然的方式阻止真正的气候灾难发生。另外还有一点是我难以接受的，那就是只要人类继续排放温室气体，全球温度就会持续不断地上升。 我开始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现有的可再生能源（主要是风能和太阳能）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但我们在部署这些能源方面所做的努力还不够。 另外还有一点也越来越清晰，那就是仅靠可再生能源，我们并不能实现零排放的目标。风不会一直吹拂，太阳不会一直照耀，而我们也没有可负担得起的、可长时间存储大量能源（比如足够供一个城市使用的能源）的电池。再者，发电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只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7%。即便我们在电池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我们仍需要减掉另外的73%。 几年下来，我确认了这样三件事情。

1. 要避免气候灾难，我们必须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2. 我们需要以更便捷、更聪明的方式部署已有的工具，比如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设备。 3. 我们需要开发和推广突破性技术，并借此走完剩余的路。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零排放都具备坚实的逻辑基础。除非我们不再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否则全球温度会一直上升。这里有一个特别有用的类比：气候就好比一个正在被缓缓注水的浴缸，即便我们把水调到涓涓细流的程度，浴缸早晚也会被注满，而浴缸水满之后，水自然会流到地面上。这就是我们必须阻止的灾难。设定一个仅仅减少而不是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不够的，唯一合理的目标就是“0”。 尽管我欣赏抗议者的热情，但我不认为撤资行动能阻止气候变化，也不认为这样做可以帮到贫困国家的人。通过公司撤资行为来对抗种族隔离制度是可行的，因为政治制度的确会对经济压力做出反应，但仅仅靠抛售化石燃料公司的股票就想改变世界能源体系是不现实的，要知道能源行业每年的市场规模高达5万亿美元，而且这个行业是现代经济的基础。 时至今日，我依然这样认为。不过，我已经找到其他理由，这使我不再持有化石燃料公司的股票。换句话说，我不想看到这些公司的股价因我们没有开发“零碳”替代能源而上涨，我也不想因此获利。如果利益的获取是以延迟实现零排放为代价的，那我会觉得这很糟糕。所以，2019年，就像管理盖茨基金会捐助款项的信托基金一样，我也撤出了我在油气公司的所有直接投资。（我已经多年没有投资煤炭公司了。） 这是我个人的选择，也恰好是我能自己做主的选择。但我很清楚，这并不会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产生任何实际的影响。实现零排放需要一个更大规模的策略：利用我们掌握的所有工具推动彻底的变革，包括政府政策、现有技术、新发明、私人市场向广大民众交付产品的能力等。 …… 这个故事的下一个转折点，对本书的每位读者来说都非常熟悉。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灾难随之发生。对任何了解流行病史的人来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破坏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基于我对全球卫生问题的兴趣，我对疫情暴发进行了多年的研究。这些研究让我深深意识到，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做好应对大规模流行病的准备，比如1918年那场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2015年，我在TED大会发表演讲时，以及在此后多次采访中表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用于监测和应对大规模疾病暴发的体系，包括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在内的很多人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世界几乎没有做任何准备。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们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也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是自“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这期间，虽然我没有放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大量工作，但梅琳达和我已经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列为盖茨基金会的优先事项，同时把它列为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每天，我都会跟高等院校和初创公司的科学家、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政府首脑交谈，看看盖茨基金会在病毒检测、疾病治疗和疫苗研发方面能提供哪些帮助。到2020年11月，我们对这场疫情的相关承诺捐助已经超过4.45亿美元，我们还开展了数亿美元的财务投资，确保疫苗、检测试剂和其他关键产品能以更快的速度进入低收入国家。 因为经济活动大幅放缓， 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少于2019年。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降幅可能在5%左右。按实际值计算，这意味着全球将排放480亿或49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而不是510亿吨。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降幅。如果我们每年都能以这样的幅度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非常美好。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做不到。 不妨想一想，这5%的降幅是怎样取得的？100万人死亡，数千万人失去工作。这是任何人都不想继续或重复的境况。再者，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降幅可能只能达到5%，甚至可能低于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此次降幅有多大，而是它有多小。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小幅降低表明，只靠少坐飞机和少开车，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甚至都无法实现大规模减排。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我们需要新的测试手段、新的治疗方法和新的疫苗。同样，在同气候变化做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新的工具：在全球范围内，以“零碳”的方式发电、制造产品、种植粮食，以“零碳”的方式为建筑物保温降热，以及以“零碳”的方式转移人员、运送物品，等等。我们需要培育新的种子，需要开展多种创新活动，帮助这个世界上的极端贫困人口（其中很多都是小户农民）适应不断变暖的气候。 我知道，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信使。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既有钱又有想法的人。对于其他人该怎么做，他们有很好的想法，或者他们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而我自己住着大房子，乘坐私人飞机出行——其实我就是坐私人飞机去巴黎参加气候变化大会的，我有什么资格在环境问题上对他人说教呢？ 我承认这三宗罪。 首先，我不否认我是一个有钱、有自己想法的人，同时我也知道我的想法是有见地的，而且我一直在学习。 其次，我是一个技术爱好者。别人给我一个问题，我会寻找技术手段来解决它。就气候变化而言，我知道创新并不是我们唯一需要的东西，但若没有创新，我们就无法继续维持地球的宜居环境。技术解决方案虽然不是万能的，没有技术解决方案却是万万不能的。 最后，我个人的碳足迹出奇的高。这是事实。长久以来，我对此深感内疚和不安。我已经意识到我个人的碳排放量有多高，撰写本书也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我有责任减少碳排放量。对像我这样担心气候变化并公开呼吁人们采取行动的人来说，减少碳足迹是最起码要做到的。 我从2020年开始购买可持续航空燃油，到2021年，这将完全抵消我和我的家人的航空碳排放量。在非航空碳排放方面，我正通过一家公司购买这方面的抵消量。该公司目前在运营一种消除空气中二氧化碳的设施（关于直接空气捕获技术的更多信息，参见第四章）。我还资助了一家非营利机构，它在为芝加哥地区的经济适用房安装清洁能源升级设备。另外，我也在寻找各种方法，力求减少个人的碳足迹。 我还投资了“零碳”技术。在某种意义上，我把这种投资当作另外一种补偿措施，用以抵消我个人的碳排放量。在该领域，我的投入超过10亿美元，我希望帮助这个世界实现零排放，我的投资覆盖可负担的、可靠的清洁能源以及低排放的水泥、钢、肉类食品，等等。在直接空气捕获技术方面，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投资最多的人。 当然，这些企业投资并没有减少我的碳足迹，但我的任何一项减排投资的成功，其所带来的减排效果都将远超我和我的家人所做的减排努力。再者，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让一个人补偿他的碳排放量，而是为了避免气候灾难。所以，我支持清洁能源早期阶段的研究，投资富有前景的清洁能源公司，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实施有助于实现相关技术突破的政策，并鼓励其他拥有资源的人做同样的事情。 下面是要点：虽然像我这样的重度排放者应该减少能源消耗，但从整体上来讲，我们这个世界应该更多地使用基于能源的产品和服务。使用更多的能源并没有错，前提是不产生碳排放。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在于，让清洁能源变得跟化石燃料一样廉价和可靠。为此，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希望借此实现这一目标，也希望做出有意义的改变，将每年510亿吨的碳排放量逐步减少至0。 本书给出了一条前行的道路，以及一系列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便于人类最大限度地避开气候灾难。具体来说，它分为五个部分。 为什么是0？在第一章中，我将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实现零排放目标，包括我们已知的（以及未知的）全球气候变暖对世界各地的影响。 坏消息：实现零排放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对于任何有望取得成就的计划，首要一点就是要对面临的障碍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所以，在第二章中，我会就当前所需应对的挑战展开讨论。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如何开展有见地的对话？在第三章中，我会剖析一些你可能听过但又让人感到困惑的统计数据，并与大家分享我每次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对话中都会想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让我避开歧途，而我希望它们对你也起到同样的作用。 好消息：我们可以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从第四章到第九章，我会逐一讲述当前技术可以发挥效力的领域，以及需要实现技术突破的领域。这是本书中篇幅最长的部分，因为所要讲述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对于一些已有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在需要进行大规模部署，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还需要开展大量创新活动，并将创新成果推广到世界各地。 我会在书中介绍一些我特别感兴趣的技术，但对于很多公司，我不会提及具体的名称。一方面，因为我投资了其中一些公司，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在支持那些于我有经济利益的公司。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人们把关注点放到这些创意和创新本身，而不是特定的业务。有些公司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走向破产。如果你从事的是尖端技术工作，就会理解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但它未必就是失败的标志。关键的一点是，你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将这些教训应用于新的创业项目，就像我们在微软所做的那样，也好比我认识的每一位创新者所做的那样。 我们现在可以采取的措施。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不仅因为我看到了气候变化问题，也是因为我看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机会。这并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无论面对何种重大挑战，我们都已经具备三个条件中的两个：第一，我们有战胜挑战的雄心，这源于一项不断壮大的全球运动的热情，而这项运动是由深切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年轻人领导的；第二，我们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宏大目标，因为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领导人致力于贡献自己的力量。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第三个条件——实现目标的具体计划。 就如我们的雄心是由气候科学驱动的一样，任何切实可行的减排计划也必然是由其他学科驱动的——物理、化学、生物、工程、政治、经济、金融等。因此，在本书最后的几个章节中，我会依据所有这些学科专家的指导给出一个计划。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我会重点讨论政府可以采取的政策；在第十二章，我会给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采取的、有助于全球实现零排放的措施。无论你是政府领导人、企业家，还是忙于生计、几无自由时间的选民（或上述全部），你都可以贡献力量，帮助这个世界避开气候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