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勤劳的蜜蜂，团结的蚂蚁，贪吃的蚂蚱，艳丽的蝴蝶，烦人的蚊子，滚圆的瓢虫……以哲学视野解读昆虫行为的底层逻辑

★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培根，卢梭，伏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阿甘本，德里达……从昆虫的角度切入哲学诸大师的思想内核

★ 一部能让我们重新思考世界和环境观念的著作

★ 昆虫的生活方式和人类社会的多种形态有着较强的可类比性，具有激发思考的意义

★ 专业性和趣味性共存的书写方式，不刻意提高阅读门槛

★ 本书荣获法兰西学院莫隆奖（专门奖励优秀哲学著作）和科学图书奖两大重要奖项

前途未卜的采蜜蜜蜂。胃口大到具有破坏力的蚂蚱。两翼五颜六色的蝴蝶。传播疾病的蚊子。灵巧节俭的蚂蚁。干扰人们野餐的胡蜂。圆圆胖胖孩子气的瓢虫。在咬开一半的水果里蠕动的幼虫。配对时画出心形的蜻蜓。爱情以悲剧收场的螳螂……

昆虫和其他陆生节肢动物体型小，数量多，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陆生生态系统的功能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对它们的研究在更新分类和观察动物行为方面具有开拓性。除了科学研究之外，哲学在这些生物中，能够呈现一种动物主义形式，与我们所熟悉的一切完全不同。

一些昆虫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了迷人的社会生活形式和集体智慧。社会、主权、君主制、共和国、劳动力，人类社会的许多形态迫使我们对自发的拟人化提出质疑。昆虫世界离我们很遥远，却能让我们重新思考世界和环境观念。

作者：

让_马克??德鲁安

法国科学史和哲学教授，曾任职于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代表作为荣获法兰西学院莫隆奖（专门奖励优秀哲学著作）和科学图书奖的《昆虫哲学》。另出版《哲学的标本》《生态学及其历史：重写自然》等著作及论文多部。

译者：

郑理

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从事法国文学、文化研究和翻译工作。

《昆虫哲学》对昆虫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作出了思考。作者的写作风格融合了神话、文学和昆虫学科普，倡导生物多样性，展示了这些小小的动物如何在生态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

——柯莱特??比什（图卢兹第三大学）

《昆虫哲学》是一部深刻洞察人类如何进入昆虫世界的作品，通过分析人类对大小和结构上和我们相距甚远的生物的长期迷恋和排斥，激发我们思考与更广泛的动物世界的关系，甚至每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态位。写作优雅而有说服力，在历史与当今紧迫的生态问题之间的领域中，开辟了迷人的新天地。

——罗伯特??福克斯（牛津大学）

德鲁安教授的这本令人难以置信的著作既博学又富有哲理性，它带我们穿越了昆虫的世界。书中充满了无数惊喜：想象巨型跳蚤参加跳高比赛，分析蜂巢的完美几何形状，研究蚂蚁的可怕战争。德鲁安笔下的昆虫仿佛科幻小说中的外星人形象，既迷人又令人厌恶。

——蒂埃里??奥凯（巴黎第十大学）

德鲁安教授将从古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人物、作品和故事熔于一炉。强烈推荐！

——Z.B.约翰逊（伊利湖学院）

导言

第一章微小的巨人

第二章过分喜爱甲壳虫

第三章昆虫学家的目光

第四章昆虫的政治

第五章个体本能与集体智慧

第六章斗争与联盟

第七章昆虫范本

第八章界与环境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如何构建一种自然的分类方式是上述问题的核心。1810年，皮埃尔_安德烈;拉特雷耶在他的著作《对甲壳纲、蛛形纲和昆虫之自然属性的思考》（Consideacute;rations geacute;neacute;rales sur l’ordre naturel concernant les classes des Crustaceacute;s, des Arachnides et des Insectes）中讨论了这个问题。有意思的是，作者将这本书献给居维叶，但这么做并不妨碍作者表露出他和拉马克之间的友谊。和拉马克一样，拉特雷耶将蛛形纲单独列出，并将“千足动物”纳入其中。和拉马克一样，他也批评了同时代人增加分类层级的倾向——比如从纲中分出“亚纲”，从属中分出“亚属”。在论及构建一种自然分类法时，拉特雷耶有这样的概括：“事物的区别性特征取自它们的各个部分。”这一原则和他在1795年自然史学会演说时所讲的一致；他在综述法布里丘斯的工作时着重指出，有时法布里丘斯仅仅在考察完口腔器官以后，就把一些口腔形态相似、此外毫无关联的物种“归为同一目和属”。在昆虫学分类的问题上，负责向拿破仑一世（Napoleacute;on Ier）报告自然科学进展的居维叶也有同样的信念。他在回顾扬;斯瓦默丹（Jan Swammerdam）基于变态特征的分类法、林奈基于“翅膀数量和组织结构”的分类法、法布里丘斯基于“咀嚼器官”的分类法的基础上总结道：“事实上必须结合这三类特征才能得出某种自然的分类。”但是，即便接近于自然的性质，任何一种分类方法仍是一种知识上的构建。所以分类学者的梦想是要达成一种尽可能自然的分类方法，所谓尽可能，就是指这种分类方法的自然性质胜过人为构建的属性。至少，这种自然性质应该获得学者的普遍认可。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蒲公英的花是黄色而菊苣的花是蓝色，但是这两种植物身上所谓的“花”实际上是由许多小花组成的花序。相反，毛茛的黄色花就是单纯的花。我们很容易理解在植物分类时，植物学家更倾向于把蒲公英和菊苣归为一类，而不是和毛茛放在一起；也就是说，他自然而然地更看重结构而非颜色。因此，针对所有分类者都承认的5、6“科”植物（比如禾本科、菊科、伞形科或豆科），比较其各方面特征的比重，就能够按照相同的方式，形成十几个新的、用于植物分类的“科”型。这便是安托万_洛朗;德;朱西厄（Antoine Laurent de Jussieu）在《动物属志》（Genera plantarum）（1789）中采取的做法；而居维叶对这种自然方法的应用赞赏有加。他同时认为，比起植物，动物之间的相似性“更加明显，背后的原因也更容易发现”，所以在他看来，动物学应该和植物学一样，尽快应用自然分类法。在这一点上，动物学特别是昆虫学的发展可以说印证了居维叶的看法，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博物学学科的剧烈变动，就连居维叶所坚信的物种的固定性也受到质疑。说这场剧变是一场革命也毫不为过，这便是达尔文革命，它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生物分类问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