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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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景展现“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跌宕传奇人生。
2.版本权威。李长之直系亲属，女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于天池、女儿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书亲自作序推荐。
3.书中还收录了韩愈的文章，由于天池、李书做注，方便读者阅读。内容简介.png

本书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传记。韩愈作为中唐韩孟诗派的开拓者、古文运动的领袖、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大儒，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拥有崇高的地位。李长之先生根据大量史料，重新梳理了韩愈的人生历程，深刻阐述了韩愈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为读者全景展现了一代思想家、文学家韩愈辉煌而又充满坎坷的一生。在书中，李长之从韩愈的人格进行分析，认为韩愈“人格一面是卫道，是严肃；但另一面却又热诚、温和，甚而幽默”，因此可以称韩愈为是“幽默的卫道者”。作者简介.png

李长之，原名李长治、李长植，笔名何逢、方棱、棱振、张芝、梁直。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城区庄科村人，生于书香门第，清华大学毕业。师从著名哲学家张东荪、金岳霖和冯友兰。是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重要的著作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苦雾集》《梦雨集》等。建国后一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有《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略稿》《李白》等。精彩书评新版导读
李长之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在现当代的学者中卓然独立，似乎很少有学者能够与其比肩。虽然他只活了69岁，从事学术研究和创作的实际岁月不足40年，可留下来的论文，单就中国文学的研究已有600余篇，10余种学术专著。其作品数量惊人，跨度极大，从上古文学到现当代文学都有所涉猎，涵盖了多个领域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家。其研究所及，几乎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这也正是他的毕生渴望——用尽心血撰写一部像样的中国文学史。他的论著质量也非常高。长之先生去世后，其著作没有被人忘记，被汇成文集，许多专著被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有的一版再版，像他的《孔子的故事》现已有二十多个版本；有些著作还被译成英、俄、日等国文字在海外流行，有着极高的学术声誉。长之先生的中国文学研究，虽然精彩纷呈、风姿各异，却也有着统一的风格，带有长之先生特有的烙印，这些烙印散见于论文，更鲜明地集中体现在他研究作家的传记中。也因此，长之先生虽然集诗人、学者、批评家、翻译家于一身，却往往被一些学者称为传记文学作家或传记式文学批评家。长之先生的传记式文学批评简单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是视野开阔，能够把传主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后世影响，不仅置于当代的背景，而且置于中国的文学长河中审视，尤能放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并给以透彻明了的说明。长之先生会多种语言，学贯中西，他常言有三个向往的时代，“这三个向往的时代：一是古代的希腊，二是中国的周秦，三是德国的古典时代”。在叙述传主生平的时候，他往往以这三个时代为参照。谈孔子，他开宗明义说：“二千五百年前，也就是公元前六世纪左右，世界上几个古老的文明国家都呈现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一些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就是这种灿烂文化的代表。在希腊有自发唯物论的奠基者泰勒斯（约在公元前六二四至前五四七年）和辩证法的奠基者赫拉克利特（约在公元前五四〇至前四八〇年），在印度有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约生于公元前五五〇年），在中国有孔子（公元前五五一至前四七九年）。”谈司马迁的历史观，他说：“一个历史家的可贵，首在有一种‘历史意识’。有历史意识，然后才能产生一种历史范畴。历史范畴是什么呢？历史范畴就是演化。凡是认为一切不变的，都不足以言史。自来的思想家，不外这两个观点：一是从概念出发，如柏拉图，如康德；一是从演化出发，如亚里斯多德，如黑格尔。司马迁恰恰是属于后者的。用他的名词说，就是变，就是渐，就是终始。”叙及李白的才气，他比照说：“倘若说在屈原的诗里是表现着为理想（Ideal）而奋斗的，在陶潜的诗里是表现着为自由而奋斗的，在杜甫的诗里是表现着为人性而奋斗的，在李商隐的诗里是表现着为爱、为美而奋斗的，那么，在李白的诗里，却也有同样表现着的奋斗的对象了，这就是生命和生活。”对于李白的豪气和才气，他说：“李白诗的特色，还是在他的豪气，‘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是再好也没有的对于他的诗的写照了！在一种不能包容的势派之下，他的诗一无形式！或者更恰当地说，正如康德（Kant）那意见，天才不是规律的奴隶，而是规律的主人，李白是充分表现出来了。” 文学传记中对于人物的评价描述，颇近似于物理学中的定位。物理学中对于物体的定位，原则是参照的坐标越多，审视的高度越高渺，定位就越准确。现代物理的定位系统已发展为多个卫星高空定位。文学传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描述也是这样，囿于一隅一时，坐井观天，是绝对写不出好的传记来的。正如庄子所说：“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 阅读长之先生的传记文学，你能够感受到他丰厚的学术根基、雄阔的学术视野，他对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化了如指掌，随手拈来，参照比较，得心应手。唯其站得高远，比照观察的对象丰富，故其叙述能高屋建瓴，挥洒自如，对于传主的生平、学术、影响的判断也就格外精准，这是一些盲人摸象、目光如豆的传记作家所难以比拟的。其二，是他的文学传记富于浓郁的感情色彩，耐读，有兴味，具有抒情性。长之先生主张：“批评家在作批评时，他必须跳入作者的世界，他不但把自己的个人的偏见、偏好除去，就是他当时的一般人的偏见、偏好，他也要涤除净尽。他用作者的眼看，用作者的耳听，和作者的悲欢同其悲欢，因为不是如此，我们会即使有了钥匙也无所用之。”但他又说：“具体的，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我是喜欢浓烈的情绪和极端的思想的”，“以感情作为批评态度”，“以写出感情的型作为*高文艺标准”。他说：“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决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的。我明目张胆地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 如果说，长之先生主张的前者是对于一般传记作家的要求的话，那么，他所主张的后者则是张扬着自己的要求，体现了他的个人色彩。写传记时跳入传主的世界不易，与传主同悲欢，进一步诉之于有浓烈情感的文字更不易。为什么呢？因为传主是有感情的人，文学艺术家传主的感情较之一般人更是敏感丰富，否则他们怎么能写出感人的作品呢？但感知一个伟大灵魂的情感，即使不是另一个伟大的灵魂，起码要相去不远。所以古人说：“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庆幸的是，有着丰厚学术根基的长之先生恰恰同时也是诗人，也是散文家，是一个在感情上敏感而丰富的人。他多思善感，读《红楼梦》可以热泪盈眶；重校自己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关于李陵案的一章，竟然“泪水一直模糊着我的眼”。他自己就是美学中“移情”的典范。所以，就“批评家在作批评时，他必须跳入作者的世界”，“就宛如自己也有那些思想和情绪”而言，他与一般的传记文学作者并没有区别；但以长之先生的性格，以他的感情的批评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言，他的传记文学所表现的感情色彩就较之一般的传记文学要强烈张扬得多。由于他具有语言天赋，他的笔锋又足以传递出那感情的浓烈，阅读他的传记文学就很容易感同身受，被其强烈的抒情性所吸引、感染。其三，他的传记文学能够把学术性和通俗性有效地结合，雅俗共赏，老少咸宜。长之先生的许多传记文学起初是作为通俗读物出版的。《孔子的故事》自不待言，《韩愈》在民国时期被列入“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曾在《国文月刊》上连载，《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三联书店以“中国历史小丛书”形式出版。但它们又有很高的学术性，不失为严谨的学术性著作。七万余字的《孔子的故事》，脚注多达二百三十九条，几乎每页都有相关的脚注，引书达几十种之多，可称言必有据。《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作为大学本科研究《史记》的必读书目，其中第一章的附录《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辩》在一九五五年还被一个叫刘际铨的人剽窃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为此，长之先生致信郭沫若，《历史研究》杂志发表声明致歉，而“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遂成为司马迁生年研究中的重要一说。他的《陶渊明传论》发表后，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界掀起了讨论陶渊明的热潮。关于通俗读物的写作，长之先生有热情，也有明确的追求，那就是宋人所说的，“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厌，无德者惑”。他一生的论著其实也都本着这一原则。但他很谦虚地表示：“至于做到做不到，自己却不敢说了。” 眼下读者所见到的长之先生关于文学家的传记式批评，共有六种，它们是《孔子的故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陶渊明传论》《韩愈》《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以及《鲁迅批判》。但长之先生所写成和计划想写的其实远不止这些。已经成文发表的古典文学长篇论文还有《屈原作品之真伪及其时代的一个蠡测》《孟轲之生平及时代》《西晋诗人潘岳的生平及其创作》《李清照论》《〈琵琶记〉的悲剧性和语言艺术》《关汉卿的剧作技巧》《洪昇及其〈长生殿〉》《章学诚精神进展上的几个阶段》《刘熙载的生平及其思想》《红楼梦批判》等；至于专著，尚有《杜甫论》《李商隐论纲》等未完成。后二者是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长之先生撰写《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时就立志要写的。可惜天不遂人愿，虽然长之先生已然有了充分的构思，完稿指日可待，可由于某些原因，戛然而止。关于杜甫的传记，只留下提纲；关于李商隐的传记，只来得及写了论纲——均成了《广陵散》，给后人留下无比的遗憾和悬想！
于天池、李书 2021年于疫情中目录简介.png

一导言 003
二籍贯和先世 004
三嫂嫂、侄儿、乳母 007
四游学京师 010
五考场失败 015
六挣扎 019
七东行 022
八初入仕途 025
九徐州小住 028
一〇再度西上 035
一一四门博士 042
一二《送孟东野序》 047
一三阳山之贬 053
一四郴县著书 064
一五北行途中 071
一六国子博士 080
一七分教东都 083
一八进学解 091
一九淮西用兵 097
二〇《谏迎佛骨表》 100
二一宣抚镇州 105
附录
一原道 111
二原性 120
三原毁 124
四读荀 127
五师说 130
六画记 134
七重答张籍书 139
八答李翊书 145
九送李愿归盘谷序 150
一〇祭河南张员外文 154
一一祭柳子厚文 162
一二祭十二郎文 165
一三平淮西碑 171
一四毛颖传 187
用浪漫的笔触写韩愈的传记——说长之先生的《韩愈》 193
从韩愈到李商隐 203
韩愈的《石鼎联句诗序》《毛颖传》 208
长之自订年谱 210
李长之传略 219……精彩书摘用浪漫的笔触写韩愈的传记——说长之先生的《韩愈》于天池李书
抗战前后，在长之先生所写的专著中，《韩愈》不太有名，很少有人提到，即或提到，也认为“不足称道”（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长之先生自己对它的评价也比较低，说：“在我所写的书之中，恐怕再没有比这本更坏的了。”但又说：“重校修改过一次，又觉得本稿尚不如想象中之坏。”（《自序》）长之先生是一个坦率的批评家，他对于作家和作品的评价有着明确的一贯的批评标准，直率敢言，好就说好，坏就说坏，从不顾及脸面。对别人的作品如此，对于自己的作品更是这样。 1944年5月，长之先生应胜利出版社印维廉之邀签写了《韩愈》的稿约。交稿的期限定在10月初。长之先生平常写东西“是不大预计日程的”（《自序》），同时也把写论文视若创作，他说：“我写论文，有一个特点，就是视若创作。我一定等待灵感来时，好像一气可以把握整个文字的面貌——内容和形式——了时，才激动着写下来。这种文字往往有好几年的酝酿。”（《关于写散文》，见《梦雨集》，194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但社会生活是非常复杂的，并不完全以文学艺术家的意志为转移。文学艺术家生活在社会中，他离不开实际生活，也需要生活，特别是当他需要钱的时候，他不能不屈服于生活，适应于生活，即使是创作习惯也不能例外。本来，就长之先生的创作速度和能力而言，在四五个月当中写《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中的《韩愈》这部七万字的稿子，并不是困难的事。可是处在颠沛流离之中的长之先生这时的生活真是困苦到了极点：生活让他签了这个写急就章似的稿约，而生活的困难又使他根本无法正常投入写作。就创作时间和环境而言，稿约是在五月初签订的，“但六月一开始，即接到母亲的信说病了，便立刻乘汽车赴绵阳，去看她并接她。来是水程，到达时已是七月。水程是相当危险的，有一次夜间狂风雨大作，船已漂在江心，顶篷都被吹去了，我自忖大概到了生命的尽头，却幸母亲和三弟终于随我安全地到了重庆了。很可纪念的是，一部《韩昌黎全集》却也就在水程中读了一过。七月中又为安家忙，天也热，竟未能着笔。八月要动笔了，但想到所写的《司马迁评传》还有些头绪急待发挥，因而先抽空写了《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一长文。九月的前半，则为要晓得韩愈在整个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以及古文风格的整个演化，乃把《古文辞类纂》又从头到尾一页一页地翻读了一遍”。从《韩愈》文稿的签约到正式写作的六、七、八、九四个月的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所以事实上本书乃在九月十八日才正式动手，费了十四天工夫，在十月二日写完。”（《自序》）在实际动笔的这段紧迫的时间里，长之先生还要愁米愁柴——当时家里已到了“瓶无储粟”的地步。有一次长之先生的弟弟觉得哥哥实在辛苦，悄悄用家里的钱买了一个老玉米（长之先生*喜欢吃新鲜的老玉米）给他吃。长之先生发现后，立逼着退还，因为家里连买老玉米的多余的钱也没有了。此时还有日寇飞机的轰炸，每当听到飞机空袭的警报，长之先生便不顾一切地背起老母往防空洞里跑，有时一夜几次，提心吊胆，疲惫不堪。不能说时间短就一定写不出好文章，不能说缺乏好心境也写不出好文章，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在连基本的创作条件和环境都不能保障的情况下，长之先生能够在十四天的时间里写出七万字的作品，其艰辛可想而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长之先生的古典文学传记文学评论中，其传主大都是属于浪漫派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都是如此。据说长之先生在创作《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时，某出版社曾向他约写关于诗人杜甫的稿子，长之先生不愿意写，问：“为什么不可以写李白？”——他愿意写李白。就长之先生的本质而言，他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作家和学者，他的批评兴趣自然也在浪漫主义的作家和作品上。所以，当他为了生活而签约，写一个古典精神较浓的作家的传记的时候，他在创作激情和心态上自是隔了一层。长之先生对于《韩愈》这部书是不满意的，但不满意在哪里，长之先生没有说。在我们看来，不满意之处，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其一是，由于是急就章，这本书显得单薄，它只是简要概括地叙述了韩愈一生的主要事迹。作为故事的叙述，它太缺乏想象和描述的手段，也没有很好地展开，苛刻点说，从情节上，不过是新旧唐书韩愈传的扩大。其二是，它缺乏必要的背景介绍和评述。比如唐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尤其是在韩愈生活的中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如何，《韩愈》缺乏必要的说明，使我们感受到的只是韩愈孤立的活动。全书对于韩愈的重要作品，虽然进行了简要、赏析性的介绍，但多只限于古文；也引用了韩愈的诗歌，却只在说明他的行状，对于他的诗歌创作的特点，其诗在中晚唐诗坛上的地位和影响，缺乏贯通性的评述。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是韩愈一生文学活动中颇为重要的大事，本书虽然不是没有触及，但语焉不详，缺乏必要的论述和说明。作为一部人物传记故事集，《韩愈》确实不太成功，它不仅单薄，也缺乏故事集所应该有的细腻生动的描写和波澜紧张的情节。这原因一部分可以归咎于韩愈传记本身资料的缺乏和不生动，一部分当然要归咎于长之先生本身的弱点，长之先生缺乏小说家的天赋，他的好朋友吴组缃先生就批评他在叙述人物故事时缺乏具体细致的描写。但学者或者作家都各有专长，一方面的弱点，有时又恰恰是另一方面的长处。况且，一部书的有无价值，在于它有无长处，有无益处，而不在于它有无缺点。长之先生是文学批评家，尤其被人推崇为“传记文学批评家”，他的长处在批评而不在叙事。而《韩愈》的佳处正在于批评的闪光，而非故事的叙述。这是长之先生自负地说“我不能说在什么时候自己再写一部较佳的《韩愈评传》，不过相信，就是写，也还是以这些为基础而已”（《自序》）的原因。但《韩愈》毕竟不属于传记文学批评，它属于《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这部丛书中的一个分册，是故事集。既然是故事集，就应该按照写故事集的体例去写，而在这方面《韩愈》显然是不成功的。不过，社会上对于长之先生《韩愈》的批评，却大都不是从故事集的角度而是从传记文学批评的角度去要求它，以至有些方枘圆凿。如果我们抛开体例的批评，那么，作为一本小册子，《韩愈》给我们勾画出了韩愈完整的面影，使我们对于韩愈的人格与风格有了清晰的认识，在这方面，长之先生有很多发前人所未发，颇为独到的见解。比如，他认为韩愈“人格一面是卫道，是严肃；但另一面却又热诚、温和，甚而幽默。他的文章，在根底上是‘碑’的精神，所以写那么些墓志铭并非偶然，也并非全为谀墓之作；至于表现在《原道》《谏迎佛骨表》等中的韩愈固然是真的面目，但表现在抒情诗、不经意的信札，或者遣兴的滑稽之作如《送穷文》《毛颖传》《进学解》等中者，也许更真些”（《自序》）。“韩愈是中国过去人文教育成功的一个例证。中国过去人文教育的*大特色是，一方面讲美，一方面讲用。前者的成就为诗人，后者的成就为治世之才。中国人在过去凡在传统的人文教育中培养得成功者，往往兼之，韩愈便是*佳的一例。他很有个性，很有感情，但同时也很能洞达实际社会情况，能善为应付；他一方面既热心国家社会的事业，但另一方面也不委屈自己的进退。这传统应该说自孔子始。古文家之‘古’，也无非以孔子为理想，但真正做到的太少了，韩愈却已是多少具体而微的。”（《韩愈》第十九章“淮西用兵”）他非常注意从人格精神上来说明韩愈的平生所为。他认为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的成功，与韩愈的好群的性格有关：“韩愈的情感很丰富，尤笃于友道。”“韩愈永远是有群的生活的人。所以他能有号召，能成派，再加上煽动的笔锋、雄辩的辞令，古文运动之成功于韩愈之手，不是偶然的。”（《韩愈》第十一章“四门博士”）他在指出韩愈排斥佛教，是出于民族文化的立场之后，便谈到这与韩愈的宗教性格有关。他说：“韩愈本人是有宗教性格的，客气一点说，他俨然是儒家的一个殉道者；不客气说，他自己就是要当一个教主的。以宗教之排他性言，尤其不能容佛。”（《韩愈》第二十章“谏迎佛骨表”）这些说明都鞭辟入里，令人信服，是在他之前很少有人谈到的，表现了长之先生一贯地注重人格与风格互相辉映阐发的批评特色。长之先生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学者，他推崇浪漫主义的作家，也强调他所评论的作家作品浪漫的一面，即使是像韩愈这样的作家也不例外。他介绍韩愈的文章，往往强调其抒情的一面，比如他赞美其《祭田横墓文》，便说：“全文不满二百字，可是含义丰富极了，感慨是多方面的，文情是曲折的。他先是羡慕，后是疑惑，但又认为当然，*后却又是赞誉了。这唱歌式的抒情笔调，又这样峰回路转，恐怕只有司马迁才能够！其中富有青春的活力，是更不用说的了。”（《韩愈》第七章“东行”）他叙述韩愈的人格，也强调他浪漫的一面，说：“到了这年的七月，韩愈因病退休，曾作有《复志赋》。”“从这里看，韩愈也未尝没有恬退之想。这一受挫折就思退，是和前些时在京师的躁进状，同为青年时期之纯真的表现。这样，我们就不唯不觉得他三上宰相书为可厌，而且觉得可爱——一个不知世间艰辛的青年的可爱了！”（《韩愈》第八章“初入仕途”）他介绍完韩愈的《五箴》后，便说：“大抵韩愈是偏于狂者一流，从前张籍即已告诫过他说话不要太任性了。他的好恶也是偏极了的，所谓‘无善而好，不观其道，无悖而恶，不详其故’，而且一经好恶之后，则后来进退两难了，这是他浪漫性格的一面。‘急于人知’的好名脾气，也是真的。但另一方面，韩愈之可爱，却就在他有生气，生命力强，虽小有过失，倒不失为一个活泼泼的人。”（《韩愈》第十四章“郴县著书”）这是一个活泼泼的有血有肉的韩愈，也是长之先生心目中的韩愈。长之先生所描述的韩愈自不无失真的可能，但较之中国以往传统文献中的韩愈应该说更近于韩愈的“真面目”。长之先生在清华大学读的是哲学系，他有着思辨的兴趣，有着哲学方法论和思想史的深厚的功底，再加上此时他正深潜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写有《秦汉之际人们精神生活及其美学》《如何谈中国文化》《儒家的根本精神》《释美育并论及中国美育之今昔及其未来》《论中国人美感之特质》《古代的审美教育》等一系列论文，因此，他在《韩愈》中对于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对于韩愈文章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乃至韩愈文章在美学上的特点，常有一些精辟之论，闪耀着思想史观的闪光。像他说“????????????《原道》《原性》《原毁》《原仁》《原鬼》????????????”，“可称得起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五文之中，《原道》尤其重要。”“这篇文章的*大价值是说明儒家哲学之社会的根据，是发现人类社会之生存的体系机构。*后更以一种人道主义，以救济病态思想的流行：‘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设想不能算不周到。假若社会本位是中国思想的特色时（事实上确如此），韩愈这篇文字无可厚非，而且也确乎可以当‘道统’的重任。这也可以说是韩愈接触了异域思想后，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之觉醒，并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洗刷。宋明的新儒学运动，无论如何要以这为纪程碑。这样看，我认为它是两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一点也没有过分。倘若不就大处看，当然不会了解它的价值了。”（《韩愈》第十四章“郴县著书”）他说：“从前包世臣说字有碑帖之别，我觉得文章亦然。金石之文，就是所谓碑；抒情之作，就是所谓帖。韩愈的文，因为是兼具碑帖两种性质（略偏重于碑）的，所以成就*大。但这是单就文章的技术看如此，就内容看，就觉得他究竟表现情趣和思想的太少了（不过这是机会的问题，我们对他只有原谅和同情）。”（《韩愈》第八章“初入仕途”）“就文章论，他是宁偏于金石之文的碑味的。所以他写了那么些墓志铭，也并非偶然。唐朝颜真卿的字，也是偏于碑的，这或者是一种‘时代精神’吧。”（《韩愈》第十八章“进学解”）长之先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于韩愈的评论，至今读起来依然生气勃勃，假如我们想到韩愈“在‘五四’时代，又是多么招骂的目标”，长之先生写《韩愈》的时间与“五四”相隔二十多年，那么，这些原创性的意见就更加可贵了。这是长之先生在“重校修改”后觉得《韩愈》“不如想象中之坏”的一个缘由，也是部分读者以传记评论视《韩愈》的原因。
可惜的是，毕竟由于时间匆遽，并限于故事集的体例，长之先生的这些很好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展开和阐释，只是断锦片羽而已。
在长之先生创作《韩愈》的同时，他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一书也在构思和创作之中。当时未题今名，称《司马迁评传》。《司马迁评传》较之《韩愈》幸运多了，它没有人去计日程功，督催逼命；长之先生也不必按时交稿，而是按照往日的写作习惯，“只让作品自然地写出”就行了。由于写《韩愈》和《司马迁评传》在文思上并行齐进，是同时撰稿的，而韩愈的古文又深受司马迁的影响，长之先生在写作《韩愈》时自然而然地将韩愈与司马迁辉映对照，形成了《韩愈》写作上的有趣现象：
他当时作有《祭田横墓文》……这唱歌式的抒情笔调，又这样峰回路转，恐怕只有司马迁才能够！（《韩愈》第七章“东行”）
我们惊讶的是韩愈风格之丰富，简直像司马迁！（《韩愈》第十一章“四门博士”）
他又作有《送孟东野序》……这不啻是用“不平则鸣”的观点所看的一部上古文学史，其中对六朝的看法，可以认为是古文派对他们的正式交锋。往远处说，也许韩愈这意见就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韩愈》第十二章“ 《送孟东野序》 ”）这时所作的《送石处士序》……曾国藩、吴汝纶都看出此序是讥讽，而且是狡猾的讥讽了，这是对的。我还要补一句，这种狡猾，完全是由司马迁来的。（《韩愈》第十七章“分教东都”）不过，仔细阅读长之先生关于韩愈和司马迁这些交相辉映的评论段落后就会发现，在长之先生的心目中，韩愈和司马迁的分量并不是半斤对八两，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比附，而是以司马迁为主，韩愈为宾，主宾是分明的，爱和赞叹的程度是有层次的，司马迁才是长之先生的*爱。
批评家的人格和性情是不能勉强的，即使表现于其所评论的作家和作品时也是如此。长之先生常讲他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说：“我以为，不用感情，一定不能客观。因为不用感情，就不能见得亲切。”“没有热烈的憧憬，是不能有清晰的概念的。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决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引自《批评精神》，1942年南方印书馆出版）这是他在文学批评上持浪漫主义态度的表现。尽管他说这种批评“是把带有自己个性的情感除开，所用的乃是跳入作者世界里为作者的甘苦所浇灌的客观化了的审美能力”，因此“乃能褒贬任何个性的作家的成绩”。但在实际的批评实践中，批评家却很难真正把自己个性的情感完全除开。司马迁和韩愈都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建立了赫赫功勋的作家，都是长之先生所崇敬的，但在浪漫主义的司马迁和古典主义的韩愈之间，无疑长之先生的性情和人格精神更近于前者。长之先生所写的《韩愈》在学术品位上不能和《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一书相比，不是一个简单的创作时间长短和心态是否从容的问题，更不是字数的多寡、书籍的厚薄所能简单解释得了的，这同批评家个人的人格精神和性情的关系可能更密切些。……前言/序言自序
在我所写的书之中，恐怕再没有比这本更坏的了，我写完了时不禁这样想。因为，我答应写此书时虽然是在今年五月初，但六月一开始，即接到母亲的信说病了，便立刻乘汽车赴绵阳，去看她并接她。来是水程，到达时已是七月。水程是相当危险的，有一次夜间狂风雨大作，船已漂在江心，顶篷都被吹去了，我自忖大概到了生命的尽头，却幸母亲和三弟终于随我安全地到了重庆了。很可纪念的是，一部《韩昌黎全集》却也就在水程中读了一过。七月中又为安家忙，天也热，竟未能着笔。八月要动笔了，但想到所写的《司马迁评传》还有些头绪急待发挥，因而先抽空写了《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一长文。九月的前半，则为要晓得韩愈在整个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以及古文风格的整个演化，乃把《古文辞类纂》又从头到尾一页一页地翻读了一遍。所以事实上本书乃在九月十八日才正式动手，费了十四天工夫，在十月二日写完。照我平常写东西的习惯，是不大预计日程的，只让作品自然地写出：我正在写的司马迁就是如此的，说不定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呢！可是这次却因为几次缓兵计都失败了，交卷期迫，于是只好不暇让作品自然地得到它的面貌。——然而不是有人说文章是逼出来的吗？急就章也不一定比经营多少年的差呀！那么，我又多少可以解嘲了。况且本书至少为韩愈也昭雪——或者发掘了不少，如他之急于求进是在早年穷困之际，虽急于求进，但得仕之后却也未尝不为国为民尽了忠，而且也并不恋栈。《原道》一类的论文，撇开逻辑问题不谈，撇开佛、老之本身的思想是否毫无价值不谈，而在文化史上，以及在儒家的根本入世精神（包括重在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中各分子的职责）上，却自有它不可动摇的价值与意义。他的人格一面是卫道，是严肃；但另一面却又热诚、温和，甚而幽默。他的文章，在根底上是“碑”的精神，所以写那么些墓志铭并非偶然，也并非全为谀墓之作；至于表现在《原道》《谏迎佛骨表》等中的韩愈固然是真的面目，但表现在抒情诗、不经意的信札，或者遣兴的滑稽之作如《送穷文》《毛颖传》《进学解》等中者，也许更真些。我不能说在什么时候自己再写一部较佳的《韩愈评传》，不过相信，就是写，也还是以这些为基础而已。*后，我却忽然想到司马迁所谓“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以及韩愈所谓“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我自愧是做不到贫而无怨的，更做不到贫而乐，在这衣食不足温饱之际，愁米、愁柴就把精力耗光了，因而还忍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太苛吗？于是，这本可以汗颜的书也就壮了胆子呈现在读者跟前了。——却希望读者多多加以指正！
三十三年十月二日，夜雨淅沥中，长之记。
重校修改过一次，又觉得本稿尚不如想象中之坏，可笑可笑。
十月四日，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