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稿对《名臣碑传琬琰集》进行校证，选用静嘉堂本为底本，以铁琴铜剑楼藏宋本为参校本，校以清钞本、《四库全书》本与清稽瑞楼藏影宋旧抄本等，并参校宋元史籍如《宋史》、《长编》、《系年要录》以及宋人文集所载神道碑、墓志铭、行状等。校点之余，针对碑传疏漏、错讹及隐晦、矛盾之处加以适度辨证，并注意吸收已有研究成果。

　　顾宏义，男，1959年生。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古籍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宋史、古典文献学。《琬琰集》是碑传集之鼻祖，又是迄今宋代未整理的大型典籍。整理者以数年之力，完成此创举，对古籍整理而言，有较为重要的意义。著有《宋初政治研究——以皇位授受为中心》、《宋朝方志考》、《宋代<四书>文献论考》等著作多部与学术论文若干篇；参与《朱子全书》、《顾炎武全集》、《历代“朱陆异同”典籍萃编》、《历代“朱陆异同”文类汇编》等的编纂整理，编纂点校整理出版了《宋代日记丛编》、《历代四书序跋题记资料汇编》等；点校出版有《曾公遗录》等宋代文献，另整理出版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

前言

校证凡例

目录

序

原书目录

上集

中集

下集

附录

附录一各家着録及题跋

附录二琬琰集删存目录

附录三宋杜大珪皇朝名臣续碑传琬琰録爲僞书考

附录四朱熹张忠献公浚行状考异

附录五徵引书目

人名索引（暂略）

【目录】：

前言

校证凡例

目录

序

原书目录

上集

中集

下集

附录

附录一各家着録及题跋

附录二琬琰集删存目录

附录三宋杜大珪皇朝名臣续碑传琬琰録爲僞书考

附录四朱熹张忠献公浚行状考异

附录五徵引书目

人名索引（暂略）

　　宋朝以「尚文」为国策，甚重视史鉴作用，编纂有卷帙繁富之「官史」。同时，宋代经济发展，雕版印刷技术普及，文籍传布远较前代便捷，故民间私家史籍之编修亦颇为兴盛。因此，作为官私史籍之重要补充，宋人多有将衆人之碑志、传记等汇编成册者，然因历年久远，流传至今且颇具影响者仅有南宋 杜大珪所编之名臣碑传琬琰集一书。

　　一、编撰者与成书时间

　　杜大珪，生平履历无考，因书前目録署曰「眉州进士」，故知其眉州（今四川 眉山）人。又因宋时有称「进士及第而於时无官，谓之前进士」 之习俗，故推知杜大珪尝举进士而未登第入仕。又本书序末署时曰「绍熙甲寅暮春之初谨书」，甲寅乃绍熙五年（一一九四年），故知杜大珪乃南宋 孝宗、光宗时人。

　　本书有序，然未署名，旧时多有称杜大珪自序者，然序中又云此书乃「好事者因集神道、志铭、家传之着者爲一编」，将编撰者称作「好事者」，显非杜大珪之自序，且似亦非杜大珪之亲友所撰，而似为此书刊刻时之撰序。因书序撰於绍熙五年，则其成书当在此前。从书中避讳等情况分析，本书上中下三集各部分之避讳虽宽严不一，或避或否，避讳方式亦颇多变，然却颇有可据以考定其成书或刊版时间者非在一时。如：

　　上集之卷九王珪 高卫王琼决策定难显忠基庆之碑第一叶上第六行「而景欲太上皇帝御名患中原」，「太上皇帝御名」六字作双行小字注文，而本书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王珪 华阳集卷四九高衞王神道碑铭作「构」，知其爲避高宗 赵构讳，高宗於绍兴三十二年六月退位而称「太上皇帝」，直至淳熙十四年十月驾崩。然书中又有多处「构」字却未避讳。又上集中避孝宗讳「慎」字之处有：卷八第四叶上第十四行，「慎」字上加墨圈作「○慎」；卷八第八叶下第六行、卷二七第四叶下第七行，「慎」字缺末笔；卷九第七叶上第七行，「慎」改作「谨」。然亦有多处「慎」字未避讳。至於光宗讳「惇」、嫌讳「敦」字，仅卷三第五叶下第二行「惇」字阙末笔，其余多不避。

　　中集之卷二第一叶上第八行，卷四五第六叶下第十三行、第七叶上第十二行，「慎」字缺末笔；卷六第四叶上第十五行「未尝不兢兢畏惧」，「惧」，司马光集卷七六太子太保庞公墓志铭作「慎」；卷一五第四叶上第十五行，卷五三第一叶下第十三行、第六叶下第三行，三处「谨」字皆当作「慎」。此皆为避孝宗讳。又中集卷五〇第六叶上第十五行、第七叶上第三行，卷五五第一叶上第十四行、十五行与下第四行，「惇」字缺末笔。乃避光宗讳。其余诸处「惇」字大都未避讳。

　　下集之卷三第七叶下第十行「知秦州 曹玮今上旧讳数言」，「今上旧讳」四字作双行小字注文，据宋史 孝宗纪，孝宗於绍兴三十年二月立爲皇子，赐名玮；三十二年五月立爲皇太子，改名眘 ，故云「玮」字称「今上旧讳」。卷三第一叶上第十一行，卷一二第七叶下第三行，「慎」字缺末笔。又卷一三第八叶下第十二行、第十三行，「惇」字缺末笔；卷一五第五叶上五行、八行、十一行、十二行，「敦」字缺末笔。其余诸处孝宗、光宗讳皆未避。

　　此外，书中上集卷一四第九叶下第五行、下集卷二二第二叶下第十行两处宁宗讳「扩」字皆未避，此外嫌名讳「廓」字亦不避。又下集末卷第二十五卷虞雍公守唐邓事，署时「绍熙二年上元」。故推知本书上集当刊刻於孝宗朝，有少量刻版成於光宗初年，中、下两集当编成、刊刻於孝宗、光宗时，全书当最终刊成於绍熙五年「暮春」前後。

　　二、书名与编纂之旨

　　本书分上中下三集，计一百零七卷，其中上集二十七卷，中集五十五卷，下集二十五卷。其书名，诸传本大都题作「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明 清以来书目着録颇有不同，有「名臣碑传琬琰集」、「宋名臣琬琰集」、「宋名臣琬琰録」、「宋琬琰集」、「琬琰集」等名称。清代以来，世人多习称本书曰「名臣碑传琬琰集」，而「宋名臣琬琰集」以下诸名，皆属本书之省称或别称。故本次整理即取「名臣碑传琬琰集」为名，简称琬琰集。

　　「名臣碑传琬琰集」谓何？「琬琰」，美玉也，书 顾命云：「弘璧、琬琰在西序。」孔传云：「大璧、琬琰之圭为二重。」後以「琬琰」誉称书刻有美文丽藻之碑石，如唐玄宗孝经序云：「写之琬琰，庶有补於将来。」其取「琬琰」二字为书名者，据现见史料，当以五代末、北宋初之王溥所编纂之琬琰集为最早。仁宗时人黄监谈苑记载：「周世宗时，王溥荐向拱平凤翔，又荐守京兆。拱临行，问溥所欲，溥曰：『长安石刻，悉欲得之。』拱购至三千本以献，溥命分录为琬琰集百卷，未成而卒。」 然所收录者不限於碑铭墓志，且以汇编前人碑志、传记而名之曰「琬琰」者，当以杜大珪本书为嚆矢。而杜大珪以「琬琰」命名汇编本朝诸贵宦名臣碑志传记之书，当取其「菁华」之义。

　　再论「碑传」。琬琰集收録自北宋 太祖朝至南宋 孝宗朝间名臣显宦之神道碑、墓志铭、行状及传记等计二百五十六篇，其中上集五十一篇、中集一百二十三篇，下集八十二篇。若以文体分，计有神道碑四十九篇，墓志铭八十九篇，墓表六篇，行状二十二篇，题曰曾巩撰之隆平集列传四十四篇 ，实录附传二十七篇，别传四篇，碑阴二篇，其他功蹟记序引、功蹟记、墓碣、书墓志後、家传、自传、序、传跋、真赞、记事、赐谥指挥、谥议、复谥议各一篇，而以碑（含墓志铭、墓表）、传（含行状、列传等）为主，故取以为名。

　　至於「名臣」，文选卷四七三国名臣序赞题注曰：「名臣谓有贤才、立功业，垂名於後代者也。」对此，琬琰集书前序言：「国朝人物之盛，远追唐 虞 三代之英，秦 汉以来鲜俪矣。自建隆、乾德之肇造，暨建炎、绍兴之中天，因时辈出，丰功伟烈，焜耀方册。虽埋光铲采、位不称其德者，亦各有纪於时。」即其书收录碑传共二百五十六篇，被传者二百三十七人（内中含四人附传；又有多人既录载其神道碑，又录入其墓志铭或行状、别传等）。其中官至宰相者五十三人，执政者四十九人，其余多官为天子近臣、三衙将帅、节度使等显宦，此即序中所称「因时辈出，丰功伟烈，焜耀方册」者；又有部分着名处士、下僚或布衣等，前者如魏闲、种放、林逋、邵雍、徐复等人，後者「若张文蔚、韩惟忠、何泽诸人，多无事蹟可言」，却因其为名宰相之父或祖，故得「滥厕於名臣之列」 ，此即序中所谓「埋光铲采、位不称其德者」。

　　然而琬琰集中如丁谓、王钦若、吕惠卿、吕惠卿、章惇、曾布之类「当时所谓奸邪，而并得预於名臣」，故颇见争议，清馆臣即以为「其去取殊爲未当。然朱子名臣言行录、赵汝愚名臣奏议亦滥及於丁谓、王安石、吕惠卿诸人，盖时代既近，恩怨犹存，其所甄别，自不及後世之公。此亦事理之恒，贤者有所不免，固不能独爲大珪责矣」 。

　　杜大珪编撰琬琰集之目的，如其书序指出：皇宋名臣「因时辈出，丰功伟烈，焜耀方册」，然「欲求之记事之书，则灏灏噩噩，未易单究。杂出於野史见闻者，其事又裂而不全，未足以观其人之出处本末」。而散见诸处之名臣碑传如前贤“韩退之 韩洪碑、杜牧之 谭忠传”，其所记载“质诸正史而皆合”，大可弥补史传不足之缺憾，便於“学者将阶此以考信於得失之迹”。故杜大珪“因集神道、志铭、家传之着者爲一编，以便後学之有志於前言往行者”而有考焉。

　　三、编撰体例

　　对於琬琰集之编撰体例，清馆臣尝於名臣碑传琬琰集提要中指出：

　　（是书三集）起自建隆、乾德，讫於建炎、绍兴，大约随得随编，不甚拘时代、体制。要其梗槩，则上集神道碑，中集志铭、行状，下集别传爲多。多采诸家别集，而亦间及於实录、国史，一代钜公之始末，亦约略具是矣 。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亦云琬琰集「蒐録名臣碑传，上起建隆，下讫绍兴，不拘时代，亦不拘体制，无所删窜，亦无所去取，但随得随编，共成三集，皆全载原文，以待後人之论定」。以为如此则「较以当代之人权当代之流品，曲徇爱憎，徒酿朋党者，其用心相去远矣」 。而民国时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於琬琰集删存序中却指斥「其书去取漫无标准」，故其书「由体制言，则得少失多，难称着作之上乘。特所録者，近多不见於他书，其於宋代知人论世之学，尚不无少许裨助，故较爲可取耳」 ，即琬琰集之编纂体例几无可取，而大致仅具史料价值。此後诸论及本书体例者，对琬琰集删存序偏颇之说稍有订正，然大体仍依据清馆臣之观点而有所发挥而已 。上述说法，颇有可再加讨论者。

　　其一，琬琰集所收载诸名臣碑传，乃上起建隆，下讫孝宗时期。

　　与清馆臣所称琬琰集「蒐録名臣碑传，上起建隆，下讫绍兴」者不同，琬琰集收录之南宋时期名臣碑传，如下集卷二二刘公（珙）行状、卷二四李公（显忠）行状与卷二五书虞雍公（允文）守唐邓事等，所述皆属孝宗 乾道、淳熙间事，且书虞雍公守唐邓事实撰成於光宗 绍熙二年。

　　其二，以文体为类之编纂「体制」。

　　清馆臣虽称琬琰集「不拘体制」，然仍云「要其梗槩，则上集神道碑，中集志铭、行状，下集别传爲多」。具体而言，上集大都题爲神道碑，仅卷一二吴武安公玠神道碑後附功绩记序引、功绩记二篇，因述吴玠事而附焉。中集卷一至卷三七大都爲墓志铭，间录墓表三篇及碑阴、书墓志後、真赞各一篇；卷四三至卷五五爲行状；卷三八至卷四二虽以墓志铭爲主，然间有墓表、神道碑、墓碣、行状、家传、书序以及隆平集传三篇，文体不一。下集卷一至卷二一以实录附传、隆平集列传为主，兼及别传、自传，传主皆属北宋人；卷二二至卷二五爲行状、墓志铭、神道碑以及记事等，除书末王昱墓志铭一篇外传主皆爲南宋名臣。

　　爲能符合以文体类编之要求，琬琰集中还存在有故意篡改碑志传记题名以达到变更其文体之现象。

　　如上集卷二五范仲淹 种公世衡神道碑，检范文正公文集卷一五题作「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据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三月庚午条注有「仲淹作世衡墓志称庆历二年春」云云，涑水记闻卷九载世衡筑青涧城，其注有「出希文所作墓志」之文，则范仲淹所撰实属「墓志铭」而非「神道碑」。然种世衡乃北宋中期名将，杜大珪将其与同为当时名将狄青神道碑编於一卷，由於上集所收爲神道碑，故将此「墓志铭」改题「神道碑」以求文体划一。

　　又如，中集卷四〇程太师元白墓志铭，欧阳修 居士集卷二一作「袁州宜春县令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冀国公程公神道碑铭」，据欧阳修 与程文简公七通有云「欲使撰述先公神道碑」 ，邵博邵氏闻见後録亦称「欧阳公追作神道碑」 ，可见其属「神道碑」；卷四二程太师坦墓志铭，王珪 华阳集卷四七作「国子博士致仕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成国公程公神道碑铭」，且云及「墓碑之未立」故而撰此碑文，则此实爲「神道碑」。上述两通神道碑，大抵因收录於中集，故皆被改题曰「墓志铭」。

　　虽然琬琰集诸碑传编辑大抵依据文体，却未能始终严格遵循。如中集以墓志铭、行状爲主，下集以传记爲主，然中集卷三八又收入出自隆平集之种处士放传、林和靖逋传、王团练中正传三篇，下集卷二二至二五又收入行状、墓志铭、神道碑等，其编排稍显紊乱而不尽合理。然细加推究，此一现象亦与琬琰集除大抵据文体编纂之体例外，又采用以其传主生平或履历相类之编纂倾向有关。

　　其三，依其传主生平或履历归类之编纂倾向。

　　在依据文体编纂之「体制」下，琬琰集又将「蒐録」之碑传，按传主生平或履历等情况类别编纂。如上集所收录者大都为神道碑，然再作细分，卷一为太宗、神宗「御制」碑文两篇，卷二至卷十四载录宰执大将之神道碑十八通，大多蒙天子御赐「碑额」，并命执政大臣或词臣撰作碑文者。仅卷七宋景文公祁神道碑例外，乃宋祁卒後二十年，其子来求范镇撰碑文「以表于墓道」，而附於其兄宋元宪公庠忠规德范之碑後；又卷十二吴武安公玠神道碑，虽未蒙天子赐碑额，然碑文仍高宗命中书舍人王纶所撰。至卷十五以下所载诸大臣、将帅等神道碑，则皆未蒙天子赐碑额，而其碑文亦非天子命词臣秉笔撰文，故归之一类。至於中集卷一至卷四二大都为墓志，其下为行状。其中卷三三以上为诸臣墓志；而自卷三四至卷三八，所载大都为以文学着名之官员、以文闻名之处士；卷三九至四一所载墓志，即前人所谓「若张文蔚、韩惟忠、何泽诸人，多无事蹟可言」而得「滥厕於名臣之列」者，然琬琰集中集卷四二末有按语云此四卷所录「虽非一时柱石大臣，而皆源祥基庆，以大其後，爲时名臣，有足观考，故特附之于此」，即因其子孙为名宰执大臣，其「源祥基庆」之「有足观考」者，且据邵博所云如「程文简公父元白官止县令，以文简贵，赠太师，类无可书，欧阳公追作神道碑，至九百余言，世以为难。韩忠献公曾祖惟古无官，以忠献贵，赠太保，益无可书，李邦直追作神道碑，至三百余言，其文无一賸语，世尤以为难也」 ，故予以收录。

　　下集所载文体稍乱，然细加探寻，仍隐含一定编例，如：所录曾巩隆平集诸传，卷三为诸宰相之传，卷五为诸将帅之传，卷六为诸执政之传，卷七大体为诸文学名臣之传，卷八为诸宰执之传等。实录诸传，卷一三文彦博、刘挚皆宰相，卷一四王安石、吕惠卿，卷一八蔡确、章惇皆属「新党」，卷一九范祖禹、邹浩、刘安世乃属名侍从，而曾布、曾肇兄弟收载於卷二〇。又卷二一虽抄录实录附传与杂传，然邵雍、徐复与程颢、程颐兄弟四人皆属以学问着名当时者，与其上诸以事功、文章知名之传主不同。至於卷二二至卷二五所载刘珙、刘子羽与李显忠之行状、墓志铭、神道碑等，其文题乃照录原文，与全书其他部分所载碑传文题大多尝加处理者颇有不同，推知此当似最後编纂附入者，故而与下集主要收载别传之文体颇不相合。

　　由於「碑阴」、「书墓志後」之类文字，多有补充相关碑志之效用。如上集卷十二收载吴武安公玠神道碑，又有张发吴武安公功绩记序引、明庭杰功绩记；中集卷二田谏议锡墓志铭下附司马光碑阴，卷七孙待制甫墓志铭下附司马光书墓志後等皆属此类。又如中集三八刘秘书恕墓碣下附司马光刘秘书恕十国纪年序，既有表彰刘恕史学成就之意，且序文本身亦较为详细记述刘恕生平仕历；下集卷二二刘公行状，有云「谨案令甲，考公品秩，实应诔行易名之典，其姓名事迹，又当得书信史，以示来世。故敢状其乡里、世系、历官、行事之实如右，以告于太常考功，并移太史氏」，即行状上进朝廷本以为请谥之用，故与朝廷赐諡指挥、諡议与覆諡议合为一组文件，故附录於刘公行状之下。由此可见琬琰集「蒐録名臣碑传」实有其编例，并非如清馆臣所言「不拘体制」而「无所去取，但随得随编」。

　　其四，诸碑传编辑大略以时代为序。

　　前人如清馆臣尝指讦琬琰集编纂「大约随得随编，不甚拘时代」。此後曹元忠进而认为「其书随得随编，不拘时代」，「诚如四库馆臣之言」 。然细探琬琰集编纂情况，清馆臣之评语并不全然，而曹元忠删去「大约」、「甚」诸字，致其说过於绝对而颇难成立。琬琰集之编纂，确可发现其中「大约随得随编」之痕迹。如於有限篇幅内，时见个别「名臣」既收载其神道碑，又不避重复而载录其墓志铭或行状等，同时又有衆多名臣阙载。如同爲太宗朝宰相，薛居正、卢多逊则取录隆平集之传，而沈伦则失载；同爲庆历三年仁宗亲授之名谏官，王素、欧阳修、余靖皆录有碑志，而蔡襄则失载，且蔡襄之墓志乃欧阳修所撰，收载於居士集；又同爲苏门四学士，晁补之墓志得收入，而张耒、黄庭坚、秦观皆阙载。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尤其是下集卷二二五滕宗谅 王昱墓志铭，乃是本书最末一篇，因王昱为仁宗时人，官止崇文院校勘、秘阁校理，事迹亦乏善可陈，且宋史卷四六六张继能传载其有失职之罪：景德「四年，宜州卒陈进爲乱。……初至柳州，限江不能渡。知州王昱望贼遁走，城遂陷」，实难称之为「名臣」。此当因同卷书虞雍公守唐邓事文字不多，故於下集刊印之际「随得随编」而临时附录拼凑以成卷者。

　　如上文所言，本书大略依文体编排，「上集神道碑，中集志铭、行状，下集别传爲多」，而同一文体者则大体依传主年代先後为序，北宋在前，南宋在後。如：上集卷二至卷十四载录天子赐碑额之碑文，其中卷十一之前为北宋诸臣，而南宋 吴玠、韩世忠、吴璘之神道碑置於卷十二至卷十四。中集卷一至卷三三为诸大臣墓志铭，而南宋 赵开、唐重、杨椿之墓志铭置於卷三二、卷三三；卷四三至卷五五为诸行状，而南宋 杜莘老、张浚之行状即置於卷五四、卷五五。下集卷三至卷九所载北宋前五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名臣传取自曾巩隆平集，故隆平集以後之北宋後四朝名臣传记，则取录自编纂於南宋前期之神宗、哲宗、徽宗诸朝实录附传 ；而最後之卷二二至卷二五所收载者，基本为南宋大臣之行状、碑志等。

　　此外，琬琰集中集卷一八司马文正公光墓志铭「皆手扎当世要务」下有小字注曰：「已上墓志全文，悉取苏文忠公所撰司马公行状，惟删出行状所载公……六七事外，皆行状全文，故不复载録，独録范公所序而铭之之文云。」而检苏轼司马文正公光行状全文正收载中集卷五一，即因卷五一已载有与此墓志铭文字略同之行状，故此处予以删节，仅録其序文和铭文，并将范镇所作原铭文附载於後。可证此中集卷一八司马文正公光墓志铭、卷五一司马文正公光行状当同时编纂，故有卷一八注文如此云云。因此，虽书中部分碑志传记之编序稍有紊乱，然就全书而言，其编纂具有相当「体制」，而非「随得随编，不拘时代」者。

　　其五，本书大都载录碑志传记全文，然少数文篇存在删略文字现象。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六称杜大珪编纂琬琰集时「无所删窜，亦无所去取，……皆全载原文，以待後人之论定」。此语亦属过当，按书中大多数碑志传记直録原文，然部分文篇实存在删节取舍现象。如曹元忠所云：

　　馆臣又谓其无所删窜，亦无所去取，似未尽然。按中集蜀公 范镇 司马文正公光墓志铭：「公讳光，字君实，自儿童凛然如成人。至既没，其後□遣奏八纸上之，皆手札当世要务。」大珪注云：「已上墓志全文悉取苏文忠公所撰司马公行状，……故不复载，独録范公所序而铭之文云。」枢密院编修官朱熹 张忠献公浚行状後，大珪记云：「右张忠献公行状，其全文仅四万言，工程急迫，未能全刊，故稍删节。然凡公之大勳劳、大议论，大忠大节，不敢稍遗焉。」则亦未尝无删窜也。又中集自文忠公 富弼 富秦公言墓志铭以至景文公 宋祁 宋府君玘行状此四卷後，大珪记云：「右富秦公已下至宋府君 玘十五人碑铭，虽非一时柱石大臣，而皆源祥基庆，以大其後，爲时名人，有足观考，故特附之於此。」则亦未尝无所去取也 。

　　如上所云，司马文正公光墓志铭、张忠献公浚行状两文，一因与司马公行状文字重复而「独録范公所序而铭之文」，其余「不复载」；一因「全文仅四万言，工程急迫，未能全刊，故稍删节」，即据比对朱熹行状原文，其实际删节者多达二万余字。然细检全书诸碑志传记，其有所节略文字者并非仅此两文，如上集卷四载欧阳修程文简公琳旌劳之碑，若与欧阳修居士集卷二三镇安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太师中书令程公神道碑铭相比对，可发现前者节略文字多处。详析语义，可见琬琰集删节原文字句，并非随意而为。如琬琰集所收载之张忠献公浚行状，虽已删略朱熹晦庵集卷九五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已二万余字，然其文义仍颇为明晰，读後有浑然一体之感，若非比对原文，并不易看出其删节之痕迹，体现其删节者具有相当水准之文字功力。

　　此外，琬琰集中碑志列传之篇题，除下集卷二二至卷二五诸篇外，大多经杜大珪修润节略。如中集卷八欧阳修王文安公尧臣墓志铭，居士集卷三三收载此文题曰尚书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赠右仆射文安王公墓志铭；朱熹张忠献公浚行状，晦庵集卷九五题曰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

　　由於琬琰集大略依文体编排，而同一文体者则大体依传主年代先後为序，再按传主生平或履历等情况类别编纂等编纂体例，杜大珪与书序等并未明确述及，且在实际编纂中时有自紊其例之处，故而清馆臣得出此书「大约随得随编，不甚拘时代、体制」之结论。此後学者大抵沿用馆臣之说而加以发挥之。如有所谓「知大珪之心所以随得随编者，在乎深恐靖康以前文献无征，於是汲汲焉迫而出之」 之说法，又有论者以为如此「随得随编」，乃因北宋所撰名臣碑志，至光宗时已「多有遗佚」，故杜大珪只得「大量采录」隆平集传文，以作为宋太祖至神宗五朝之传记资料 。此皆似有求之过深、拔之过高之嫌而与实际情况不甚符合。

　　四、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