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艺术：鲍德里亚》#此商品参加第十一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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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探讨鲍德里亚思想对视觉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影，评价了他对视觉作品研究的贡献，阐述了如何用鲍德里亚理论分析影像的问题。本书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在分析视觉文本过程中解释鲍德里亚的主要思想和方法，本书所讨论的影像涉及视觉艺术和流行文化，具体实例摘自电视、艺术、电影和广告领域；第二，本书评价鲍德里亚关于视觉世界中的符号和影像的论述，包括其非常有影响力的拟真理论及其关于电视化战争影像、时尚系统、真人秀电视节目、广告和当代艺术品的思想。本书通过向读者介绍鲍德里亚关于不断变化的视觉景象的论述，以及他的核心观念，为读者提供了理解鲍德里亚思想的新视角。

作者简介

金姆·托福莱蒂（Kim Toffoletti）是澳大利亚墨尔本迪肯大学社会学专业高级讲师。她也是《电子人》和《芭比娃娃:女权主义、流行文化和后人类身体》的作者。

郭立秋，外交学院英语系副主任，翻译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国家考试中心命题教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98-2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荷兰大使馆翻译，2007-2008 清华大学高级访问学者，2010-2011 美国贝勒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主攻语篇翻译实践研究，多年来主要教授翻译本科、翻译专业硕士及学术型英语硕士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编译著8部，在《上海翻译》、《中国科技术语》、《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外交学院学报》及《外交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5篇。主要译著有《大作家?短故事?推理篇》、《大作家?短故事?悬疑篇》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参编的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英汉语篇翻译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被评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参与的“高年级英语笔译教学探索与实践——自主协作、多元评估、文化转向” 荣获2013年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精彩书摘

鲍德里亚和艺术理论

就像尼古拉斯?楚尔布拉格（《让?鲍德里亚：艺术和赝象》的编辑）样，此刻提问是很有用的，“是什么让鲍德里亚的想法如此不同、如此有吸引力？”（Zurbrugg，1997:1）些熟悉英语流行艺术的人会立即反应过来，楚尔布拉格的问题是参考1956年理查德?汉密尔顿以《正是什么让今之家如此不同、如此有吸引力？》为题的艺术品。如果汉密尔顿的画和鲍德里亚的作品（毫无疑问他们都受马塞尔?杜尚的影响）都有表演和讽刺的倾向，那么楚尔布拉格确定的汉密尔顿与鲍德里亚之间的关系是恰当的。尽管鲍德里亚大多数情况下对艺术圈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且他自身也不是艺术理论家，但他的想法已经吸引了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的注意力。在回答鲍德里亚提出的问题时楚尔布拉格总结道：让鲍德里亚的想法如此不同、如此有吸引力的是他“建议人们换个思考方式，重新思考过去的文化和带些从现在延伸到未来的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实践的特方式”（Zurbrugg，1997: 2）。楚尔布拉格总结出来的这种标新立异的思考方式在鲍德里亚艺术方法中得以证实，鲍德里亚的方法与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的惯常实践是非常不同的。

传统的艺术评论通常可以理解为解释实践，关注的是这样的问题：我们怎样“阅读”艺术？评价艺术？欣赏艺术？艺术家对于我们评估、理解艺术品有多重要？谁看艺术以及这怎样塑造或者影响我们从艺术中所获得的意义？细看艺术作品内在特质（形式和组成方面）和作品以外的些因素（生产方式和文化接受），常常是理解艺术客体的方法。

与这些传统艺术评论思路并行的是女性主义艺术批评，它是一种流行的视觉分析方式，常常在艺术史、视觉文化和电影研究领域应用。通过对艺术品生产和销售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审视，女性主义艺术批评将影像视作可以告诉我们构建和维持性别范畴的意义载体（Bal，1996）。女性主义艺术批评提供了对影像的特解释或“解读”，揭示了社会中性别和其他权利关系更广泛的运作方式。这种分析类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琳恩?尼德（Lynn Nead）所做的维多利亚高雅艺术研究。她研究的乔治?埃尔加?希克斯的三联画《女人的使命》描绘了三个场景：女人扮演不同角色——母亲、妻子和女儿。尼德说，这幅画构建了一种女性理想，这种理想与家庭生活相关，其强调基于依赖、从属和贞操的女性特质标准。

三个图像显示了同一个女人与不同的男人——她的儿子、丈夫和父亲的关系。换句话，她通过与这些男人的关系得到自己的定位。而且，当女人一生中在同一舞台上被固定在所有的三个图像中——她处于最好的年龄，能实现年轻母亲、有责任的妻子和有爱心的女儿的三个作用——男人被展示的是其成熟和年龄。正是他从儿童时期到老年的生活周期构成了三联画的叙事，界定了女人的家庭作用和家庭责任。《女人的使命》通过形式和内容为皇家艺术院的观者提供了维多利亚时期家庭生活的现实写照（Nead，1987: 79）。

在解读这些图像的形式和内容时，尼德阐释了性别权利关系。在女性主义者艺术批评的传统中，尼德分析表征方式描述的内容，评价性别歧视发生的社会结构、文化实践、意识形态和杂乱无章的系统。通常这种分析依赖于符号学和精神分析技巧，需要揭示文本中“深层”的、隐含的意义，即通过符号和基调所表达的意义，也考虑观众可能怎样解释这些信息（Pollock，1988）。然而从女性主义者的角度阐释艺术涉及不只是分析如何表征女人，不只

是需要更宽泛地研究艺术范畴中女性如何被评价，以及女性作用的问题——当作为艺术家、批评家、赞助商和观者（Broude and Garrard，2005）。

与这些解释方法相比较，鲍德里亚不关心艺术的好坏问题，或者做任何有关艺术可能有的（不管是美学的、经济的、政治的还是社会的）价值和影响的判断。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无权说这个不好，个好”（Baudrillard， 2005a: 62）。他也不认为图像背后有什么“意义”或者“真理”没有挖掘出来:

影像不再是现实的镜子，他们已经进入现实的核心，并把现实转变成了超现实，从荧屏到荧屏，影像唯一的目的就是影像。影像不能再让人想象真实，因为它本身就是真实的；它不再能超越现实、美化现实或者梦想现实，因为它本身是虚拟的现实。虚拟现实中，事物仿佛已经吞噬了反映它们的镜子（Baudrillard，2005a: 120）

正是因为鲍德里亚有意识地排斥文艺批评的传统形式，他的看法才成为艺术辩论中值得注意的介入。他通过激进的断言引发读者再思考通常不可挑战、不可质疑的主张，即艺术是独特的、有内在价值和思想份量的表征形式。他关心在特的文化时刻（超现实时代）来评价艺术，即在超现实时代中，曾经被视为表现派的艺术体系已经在连贯的现实下失控，其结果就是意义通过符号间的关系得以确立。

鲍德里亚没有专注于展示艺术品的意义，或者如何解释或评判艺术品，而是为批判逻辑不再对思考艺术的任务有意义而感到痛惜。在此过程中，他发现并描述了当下艺术界特别的虚无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