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赵瑞蕻注译说《摩罗诗力说》自问世起即受人称道至今，知者谓“老先生注解颇下功夫，而且功在真诚，知之为知之”。《摩罗诗力说》是二十六岁青年鲁迅的激情之作，用意即在陷入沉堕当中的文学、国民和国家引入一股革新的精神、力量和气势。以此观之，鲁迅自己后来的小说和诗歌创作都是这篇文章的注释或延伸；以此观之，郭沫若、艾青、穆旦乃至现代的摇滚诗人崔健，他们身上都能找到这条若隐若现的摩罗精神脉络。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来，新一代的文学青年们纷纷开始以赵注版《摩罗诗力》为研读鲁迅的通关密码倒更是一个值得关注而饶有意味的现象。

作者简介

赵瑞蕻

浙江温州人，笔名阿虹、朱弦等，诗人、比较文学学者、翻译家。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42年受聘为中央大学外文系助教，1952年被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1953—1957年由高教部选派赴民主德国卡尔·马克思大学（莱比锡大学）东方语言系任客座教授。新时期比较文学学科开拓者，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发起人之一。代表作有论文集《诗歌与浪漫主义》，诗集《梅雨潭的新绿》《诗的随想录》，长篇文学回忆遗著《离乱弦歌忆旧游》，首译《红与黑》，译作还有《梅里美短篇小说选》《沉思颂与沉思颂》等。

【编辑推荐】

★世界上自从有了文学，人们便因而接近满足了。

文学这种没有用的有用，那道理就在这种地方吧？

★做个光明磊落的人，窗前石榴树又快要开花了，烂漫的梦魂会年年歌吟！——赵瑞蕻注译说《摩罗诗力说》自问世起即受人称道至今，知者谓“老先生注解颇下功夫，而且功在真诚，知之为知之”。

★ 巨人是应运而生的，这“运”就是历史发展规律和生活斗争要求。在这里，我们且听听近代中国最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鲁迅的呼唤，听听那个时代最雄健的“善鸣者”的声音吧。

【名家推荐】

★ 《摩罗诗力说》 使用的古今中外典故涉及宗教、政治、历史、文学等多学科知识，因此，注释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非中西学养深厚的学者难以胜任。赵瑞蕻先生通过这部扎实之作向鲁迅奉上敬意，他做的不只是词句的解释和涵义的疏通，更是一种心灵感应和精神继承，不只关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更关乎人生。

——黄乔生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求新声于异邦”的力作，亦是中国比较文学史前史的重要篇章，赵瑞蕻先生穷数年之力，为其注释，译为白话，且加解说，变古奥之文为易解之书，功莫大焉。此书问世迄已历四十载，固为鲁迅及比较文学研究者之重要参考书，其自身亦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无中生有”的一则史料。

——余 斌                                                          

【目 录】

前记i

原文与注释001

今译181

解说235

附识292

重读小札/黄乔生295

【精彩书摘】

赵瑞蕻《〈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重读小札

1982年，赵瑞蕻先生（以下简称“赵瑞蕻”）的《〈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天津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注释·今译·解说》）出版。四十多年过去，本书依然是鲁迅研究、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名著。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该书，编辑部嘱我写一点儿纪念文字，谨就该书的撰写过程、学术成就及其影响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在1907年撰写的一篇长文，由9个部分组成。当时，26岁的鲁迅放弃了在仙台医专的学习，到东京从事文学活动。文章标题中的“摩罗”来自英国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对拜伦(Lord Byron)诗歌的批评。骚塞给拜伦一个谴责性的恶谥：“受恶神摩洛(Moloch)和彼列(Belial)精神影响的撒旦派(the Satanic School)首领。”鲁迅却没有用基督教的“撒旦”，而用了梵文神名“摩罗”（Mara），把拜伦等诗人称为“摩罗诗派”，肯定他们是为被压迫人民伸张正义而吟唱、呐喊和战斗的勇士，与骚塞的态度截然相反。

《摩罗诗力说》第一部分叙述了古文明国家由盛而衰的历史及现状，与近代文明兴盛的国家相比，指出“别求新声于异邦”的重要性，这就是“摩罗诗派”的出现：“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但，人本以目裴伦（G.Byron）。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惟，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匈加利）文士。”摩罗诗人“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在英国，拜伦和雪莱被称为浪漫主义诗人，但鲁迅这段话没有提及“浪漫”而强调“反抗”。第二部分由进化论得出竞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并通过分析东西方文化对待历史前进的两种不同态度，指出诗歌的本质是“撄人心”。第三部分着重分析文学的作用，有“为科学所不能言者”。后面几个部分主要是介绍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8位诗人的生平和作品，总结了“摩罗诗派”的特点和取得的成就。

《摩罗诗力说》是文言文，有些语句颇为难解，又引述大量多语种资料，来源复杂，今天的读者阅读起来不免有障碍。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在注释和解说这篇文章方面用力甚勤，不但注解，还译为白话文。历来出版的注解和翻译有《鲁迅文言论文试译》（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1976年）、《鲁迅早期五篇论文注释》（王士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以及赵瑞蕻的《注释·今译·解说》等。《摩罗诗力说》也有几种外文译本：日本与韩国的《鲁迅全集》均收入，英译单行本（寇志明译）已经完成，即将在美国出版。北冈正子在日本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杂志《野草》上，分24期发表了广受好评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笔记》(《〈摩羅詩力説〉材源考ノ－ト》)的系列文章，追溯了鲁迅撰写《摩罗诗力说》所参考的日本和欧洲文献的来源。

对《摩罗诗力说》材源的考证，已有几十年的时间。北冈正子在1972至1982年间发表的“笔记系列”文章，有何乃英的中文译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不过，译本省略了在《野草》上发表时的日文和西文引文。北冈正子后来把这些笔记的内容压缩后作为《鲁迅全集》(20卷，东京：学习研究社1985年)第一卷中《摩罗诗力说》日文译本的注释，因为篇幅的限制，省略了原有的数量庞大的西文引文。2015年，北冈在原书基础上扩充，写成《探索鲁迅文学之渊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恢复了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引文的原文。

《摩罗诗力说》使用的古今中外典故涉及宗教、政治、历史、文学等多学科知识，因此，注释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非中西学养深厚的学者难以胜任。在中文著作中，《注释·今译·解说》影响较大。该书出版时，《鲁迅全集》（1981年）刚刚出版，这篇文章的注释在全集中属于较多的，达175个，而赵瑞蕻著作的注释超过了250个，堪称详注。

《注释·今译·解说》出版时，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正蓬勃复兴。中国比较文学学界提出《摩罗诗力说》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鲁迅是该领域的奠基人。赵瑞蕻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称为中国第一篇比较文学论文，这个观点颇有时代痕迹，因为当时比较文学在中国再次兴起。而作为新时期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赵瑞蕻对中国最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鲁迅的一篇杰作进行详细的分析，是题中应有之义，其时他正参与筹备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并招收该方向的研究生。

中外文化交流中，比较文学研究从梁启超、苏曼殊等肇始，不断发展，即便在抗日战争时期也仍有活动，如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开设了“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瑞恰慈)、“中西诗之比较”(吴宓)、“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温德)等课程，接着是叶公超、吴宓等开设“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翻译术”等，更是标准的比较文学课程。

从《摩罗诗力说》中可以找到鲁迅诗学的本源。这篇文章是鲁迅进行诗歌观念建构的一次尝试，其中明确宣示了他的文学主张。他虽然大量运用中外文艺理论和创作资料，但并不是剪刀加糨糊的拼凑，而含有原创性观点，更有现实的关切。

同样，《注释·今译·解说》也不仅仅是“草木虫鱼”的注解、中外典故的释义，而具有开拓之功、方法意义和文学流派建构的努力。对赵瑞蕻自己的诗歌观念和实践而言，这本著作堪称是他的人生新阶段的起点，是他历经沧桑后对青年时代的诗歌理念的重申。他的文学观念和诗歌创作实践与鲁迅的诗学主张颇有契合之处，这部著作与鲁迅青年时代的文章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延伸性。赵瑞蕻通过这部扎实之作向鲁迅奉上敬意，他做的不只是词句的解释和涵义的疏通，更是一种心灵感应和精神继承，不只关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更关乎人生。

这是一部具有浪漫情怀、饱含生命活力的学术著作。

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的开篇即谈到世界的文明古国逐渐成为衰落的“影国”，而其“文事式微”正是民族国家衰落的表征。鲁迅因此强调文学“新声”在提振人民精神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的目的是引发新的文化运动。为了找到适合中国的路径，鲁迅从西方的文化史中寻找启示，具体地说，是尼采、果戈理，还有这篇文章重点论述的浪漫主义诗人们。摩罗诗派的形成是一个多语种、跨国界的构建过程，文学在不同国家之间产生共鸣、契合的现象深深地吸引了鲁迅。鲁迅通过在拜伦、雪莱影响下的作家和诗人，去追寻他们对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欧以及俄罗斯的影响，这些作家和诗人包括柯尔纳(Krner)、易卜生(Ibsen)、普希金(Pushkin)、莱蒙托夫(Lermontov)、密茨凯维支(Mickiewicz)、斯洛瓦茨基(Slowacki)、克拉辛斯基(Krasinski)和裴多菲(Petfi)，画出一条影响研究的清晰线索。《摩罗诗力说》虽然语涉多国、神骛八极，洋洋洒洒，浩浩汤汤，但目的不是做比较文学研究，不是在写作美文，而是有他自己的意图，他追寻受英国拜伦影响的“恶魔派”诗人时，瞩目中欧和东欧民族国家，最终关注点则落到中国。

鲁迅写作《摩罗诗力说》，借鉴了丹麦犹太评论家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的几部关于俄罗斯和波兰文学的著作、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的《雪莱》(1878年)和当时日本学者写的关于拜伦和雪莱的主要作品，后者包括:《拜伦——文艺界之大魔王》(《バイロン：文芸界之大魔王》，木村鹰太郎著，东京：大学馆1902年)，《海賊》(“The Corsair”，木村鹰太郎译的拜伦诗歌)，《拜伦》(《バイロン》，米田实著，东京：民友社1900年)和《雪莱》(《シェレー》，滨田佳澄著，东京：民友社1900年)，鲁迅从中引用了一些诗人的生平史料。《摩罗诗力说》第六部分关于雪莱的论述就主要来源于《雪莱》。从赵瑞蕻著作中“无一字无来处”的注释中，我们看到鲁迅借用了很多前人的研究资料，但鲁迅论文所构建的“摩罗诗派”不是材料堆砌，更不是“抄袭”。他选择和使用这些材料，是要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正如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所说：“把它们看成是剪刀加糨糊的工作也未为不可。在剪刀和糨糊的使用方法中，有时也能鲜明地看到作者不容混淆的具有个性的态度。”

《摩罗诗力说》批评当时中国的状况道：“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鲁迅标举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人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媚群俗，发为雄声，起其国人，大其国家的精神。他的目的是鼓舞国人争取自由，反抗压迫，建立一个新兴国家。鲁迅写下“求之华土，孰比之哉”时，是自励和期许：中国没有这样的人，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人呢？文章最后几句用了诘问和感叹式：“而先觉之声，乃又不来破中国之萧条也。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正是对行动的强调。文章首尾一贯，主题突出，意图明确。可以说，《摩罗诗力说》也显示了鲁迅早期思想形成的诸多因素，是理解鲁迅思想发展的关键。

《摩罗诗力说》长时间被中国学界所忽视的原因，一方面与其语言的晦涩难懂有一定关系，一方面也与其中提到的一些欧洲文化、文学名家在中国的“不合时宜”有关。

而尼采和一些摩罗诗人谴责“庸众”、抨击统治者和所谓“多数”压制个人及少数群体暴行的言论，

被认为有个人英雄主义倾向。

鲁迅宣扬摩罗诗人正是其独异之处，他构建的“摩罗诗派”概念不但要反抗专制政治，而且也要挣脱世俗、出离庸众，指向文学的善美和精神的力量。

过去人们认为鲁迅早期的几篇文言论文中，《文化偏至论》较为深刻，更具思想性，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摩罗诗力说》既有文学性，又有思想性，更贴近鲁迅的作家身份。澳大利亚鲁迅研究专家寇志明教授称这篇文章是“鲁迅整个职业生涯的早期宣言”，信然。

二

鲁迅在东京通过日本文坛对西方文化的介绍来认识异域和反思自身。在章太炎讲授《文心雕龙》《说文解字》的课堂上，鲁迅对文学做了一些思考，对中国文学理论并不陌生，但其文学观念的形成的一个重要启示则来自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是毫无疑问的。

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总结和思考，并由此找寻本民族的前进道路，或找寻本民族落后、衰败的根由和重新振起的方法，是鲁迅浸润较久、沉潜较深、感触较多的领域，是讨论《摩罗诗力说》的意义和价值最应着力之所在。

赵瑞蕻对鲁迅这篇文章进行如此详细的注释和解说，也与其个人的人生道路、文学观的形成和诗歌创作历程密切相关。浪漫主义诗歌、摩罗诗派，与他的青春和生命有着重要关系，正如文中的表述：“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青春是浪漫的，青春的诗歌是浪漫主义的，而赵瑞蕻一代人经过十四年抗战，更深切地体验了拜伦、裴多菲等诗人反抗压迫的“摩罗精神”。

赵瑞蕻在个人诗歌创作道路上与浪漫情感和摩罗精神的缠绕，折射出一代人的困境，不只是他本人，还有他在西南联大南湖诗社的诗友。上溯到鲁迅一代，也同样在摩罗或者浪漫的道路上颠踬或徘徊。鲁迅在构建“摩罗诗派”，形成自己的诗歌观的时候，对哪位诗人更为倾心，或者说，哪位诗人对后来的鲁迅影响更大？

英国诗人拜伦、雪莱自然影响很大，但德国的几位诗人对鲁迅的影响更值得注意，尼采甚至出现在《摩罗诗力说》的题辞中。浪漫主义是一场欧洲范围的文化运动，并不限于文学。德国对于鲁迅极为重要，他到仙台学医，用的主要是德国教材，而回到东京从事文艺活动，挂名在德语学校，甚至他有留学德国的打算。德文是鲁迅接触欧洲文学的唯一有效语言。两位德国诗人，尼采与海涅，并没有被列入“摩罗派”。而鲁迅对他们关注，既要归因于他在德语资料阅读方面的优势，更要归因于他与两位诗人性情的接近和观念的契合。

早期鲁迅受尼采影响很深。尼采揭露西方现代文明的虚伪、罪恶，否定一切旧价值标准，粉碎一切偶像的主张，超越平庸、超越旧我的超人理想，深深鼓舞和激励着中国青年。毫无疑问，尼采正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是反抗宗教和习俗的摩罗派诗人和战士。海涅亦然，文学史家将席勒称为古典主义的擎天柱，而把海涅称为浪漫主义的急先锋。“我们时代的伟大使命是什么呢？那就是解放……欧洲已经成长起来，今天正挣脱享有特权的阶层，即贵族的铁锁链”。海涅抑制不住地用冷嘲和机智的诗向现行秩序挑衅，揭露和批判德意志反动的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他也被称为“最后一个浪漫派”。海涅临死时，希望人们在自己的灵柩上放上一柄长剑：“我不盼望我的墓碑上饰着诗人的桂冠，却只要战士、宝剑和盔帽。”

赵瑞蕻英文和法文较好，德文也有所涉猎。20世纪50年代，他到德国任教，有机会接触到德文文献，对他注释和解说《摩罗诗力说》是一种必要的准备，也许是他七八十年代之交进行鲁迅文章解读的一条伏线。赵瑞蕻所举的例子中就有德国文学来源。同样，北冈正子也从德文着手发现了很多材料来源，她本人也有相同的德文学习研究经历。理解尼采和海涅出现在鲁迅视野中是一种必然，因此，在鲁迅这篇文章的解读者中，这几位对德语言文学有素养的学者就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跨语种构建文艺观念，鲁迅是先驱者，是典型和楷模。鲁迅的语言学习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他的读书趋向是通过外语学习，在南京和日本时期，他先后接触过英、德、日、俄、梵五种外语，20年代在北京还涉及世界语，在六种语言中只有梵文没有正式学习。鲁迅对摩罗诗派的建构的语言媒介是英文的，更是德文的。鲁迅后期努力用日文翻译苏联文艺也是一种途径，意图建构新的流派，也是跨语种建构。鲁迅懂得的语言是更切实更坚实的研究基础，他的德文素养与文学观形成的关系正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摩罗诗力说》中的德文文献是鲁迅“摩罗诗学”的重要来源。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推荐给汪静之的诗人是：拜伦、雪莱和海涅。或者，他认为这些诗人适合作为汪静之创作的借鉴，或者意味着这是他自己熟悉的三位诗人。须知，海涅在《摩罗诗力说》中并没有得到论述，但他是所谓“战士诗人”，是“文化武士”。鲁迅提出的“精神界之战士”，就从他的诗句“精神界之武士”而来。

赵瑞蕻在注解《摩罗诗力说》时，对德文文献来源的疏证颇有建树。如鲁迅文章篇首引尼采的一段话“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出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章“旧的和新的墓碑”部分第二十五节。但鲁迅的译文与德文原著有出入或容易生出歧义，如“新生之作”几个字，读者会以为是“新生的作品”，而原文则是“新人的兴起”的意思。也有人译作“寻古源尽者，终将求未来之泉、新源。——同胞啊，新民兴起，新深渊下新泉迸发，并不远了”。较之鲁迅的文言译文，赵瑞蕻的白话译文更准确也更顺口：“探求那古老的源泉已经穷尽了的，将要去追寻未来的源泉，那新的起源。兄弟们呵,新生命的兴起，新的泉水,从深渊中喷涌出来，那日子不会遥远了。”

再如，第二段最后一节所引德国19世纪初诗人特沃多尔·柯尔纳写给自己父亲的信，鲁迅译为“普鲁士之鹫，已以鸷击诚心，觉德意志民族之大望矣”，不好理解，赵瑞蕻核对德文，根据原文译为白话：“普鲁士的雄鹰，已经用它的翅膀的拍击和赤诚的心胸，来唤醒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希望了”。并且，赵瑞蕻在注释时，不受鲁迅的引述影响，从原文译出原信的完整句子：“德意志站起来了，普鲁士的雄鹰大胆地鼓动双翼，在每个忠诚的心坎里唤起了对解放德意志，至少是解放北德意志的巨大希望。”

又如，关于歌德会见密茨凯维支的注释，也显示了德文文献所起到的作用。《摩罗诗力说》写密茨凯维支：“因至德国，见其文人瞿提(歌德)”，指的是密茨凯维支1829年5月乘船离开圣彼得堡到德国，经汉堡、柏林，同年8月17日到达魏玛(Weimar)。他访问了歌德，并参加了8月26日举行的歌德八十寿辰庆祝活动。陪同密茨凯维支一起去的波兰朋友奥狄涅茨(Odyniec)写道：“亚当(即密茨凯维支)的诗句是烧得通红的钢块，歌德的诗句则是明晃晃的冰冷的银币。”而关于密茨凯维支会见歌德的情况，在乔治·勃兰兑斯《波兰印象记》第四部分的《密茨凯维支与歌德》中则有动人的、引人深思的描写。1981年和2005年版全集的《摩罗诗力说》注释均没有引述这场谈话的细节，读者对个中曲直依然不甚了解。这可能与注释的篇幅限制有关，但使读者的完全理解是注释的第一要义。在这些文献上，《注释·今译·解说》补充的资料比《鲁迅全集》的注释还要丰富得多。

三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是侧重于表现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追求强烈的美丑对比和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与古典主义追求静穆、素朴、和谐、完整的审美理想相反，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从生活的瞬息万变、精神的动荡不安，以及富于特征性和神秘意蕴的各种奇特现象中揭示美。

赵瑞蕻是诗人，也是翻译家，其创作趋向是浪漫主义的。《注释·今译·解说》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是从一个浪漫诗人的初心，以一个历经沧桑的文学者的眼光来评价鲁迅这部名篇的。开放的时代，给予他用热情的语言来讴歌这些令鲁迅和他自己青年时代神往和景仰的欧洲诗人们的机会。

中国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大致有两种情况：首先是应用于中国，因应现实需要，上升到国家民族；其次是个人的性情，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与赵瑞蕻的注解连接起来，可以看出时代风气和文化信息。为什么赵瑞蕻在这个时期钟情于鲁迅？并非只是为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本质上是为了追求浪漫主义，他在鲁迅早期的文论中找到中国浪漫主义的根源。他遇到的不只是一个研究对象、一个导师，更是一个知音。因此，赵瑞蕻的注释和解说既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性情之作。今天我们阅读这本书，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赵瑞蕻的诗歌之路，二是西南联大的诗人群体的重出和新时代诗风的标举。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大潮汹涌，文学上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回潮，接续了五四文学传统与鲁迅文学的呐喊之音。

人们大力倡导现代主义，而其实，早在西南联大时期，青年诗人们就曾倡导过现代主义，甚至因为趋新而远离浪漫主义。但赵瑞蕻在西南联大南湖诗社的群体中是一个例外，他不在“九叶诗派”之列，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原因是他诗歌中的浪漫主义风格，他是以一位清纯的浪漫主义诗人的面貌出现于诗社的。诗社中有同人调侃，甚至揶揄地称他为“年轻的诗人”！实际上，当时的大学生都很年轻，为何独独称他为“年轻的诗人”？我曾推测，这可能是诗友在调侃他的恋爱，字面写成“young poet”，是暗指他与杨姓女子的恋爱，即“Youngs poet”。除此之外，恐怕还有调侃他浪漫性情的意味。最近整理资料，发现我在20世纪90年代写给赵先生的一封信，其中有一首诗，是西南联大南湖诗社诗友写给赵瑞蕻的。原文是英文，我试译为中文，题目是《献给我们年轻的诗人》：

尽管鸟儿有许多歌要唱，

云雀夜莺和布谷鸟，

从清晨唱到万籁俱寂的夜晚，

而在深夜却能听到那吐露真情款曲。

忠诚的先驱者啊，

给这世界甜蜜的忧愁和无尽的叹息，

给为爱所困误的心以震动和解脱。

高唱那统治一切的爱之伟力，

沉醉的灵魂啊，

用你的全心真意。

我们的诗人闻之而喜。

沉浸在爱情中的赵瑞蕻是幸福喜悦的，也是幸运的。他对浪漫主义的坚守是他的诗学的底子，至于浪漫主义中偏重反抗的摩罗诗派，和对无常、荒诞颇为敏感的现代主义，那时并不在他的关注范围之内。

这种对浪漫主义的倾心，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始终伴随着赵瑞蕻，让他保持真纯，在完成《摩罗诗力说》注释解说后，继续在浪漫主义文学研究领域开拓，做出了很多成绩，他也创作了大量歌颂光明和温暖的诗歌。

王佐良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序言中说：

三十年代后期,在昆明西南联大,一群文学青年醉心于西方现代主义，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则颇有反感。我们甚至于相约不去上一位教授讲司各特的课。回想起来，这当中七分是追随文学时尚，三分是无知。当时我们不过通过若干选本读了一些浪漫派的抒情诗,觉得它们写得平常，缺乏刺激，而它们在中国的追随者——新月派诗人不仅不引起我们的尊重，反而由于他们的作品缺乏大的激情和新鲜的语言而更令我们远离浪漫主义。当时我们当中不少人也写诗，而一写就觉得非写艾略特和奥顿那路的诗不可，只有他们才有现代敏感和与之相应的现代手法。

半个世纪过去了，经历了许多变化，读的诗也多了，看法也变了。现代主义仍然是宝贵的诗歌经验,它是现代思想、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它们打先锋,起了突破性的历史作用。但是浪漫主义是一个更大的诗歌现象，在规模上，在影响上，在今天的余波上。现代主义的若干根子，就在浪漫主义之中；浪漫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到今天也没有全部实现，而现代主义作为文学风尚则已成为陈迹了。

赵瑞蕻的诗歌观念中没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截然区分，也没有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断然分剖。

本书“解说”部分是赵瑞蕻写的《中外诗歌多彩光辉的旅程——读鲁迅〈摩罗诗力说〉随想》，其中第五部分论述了浪漫主义在欧洲的发展过程，从十个方面阐述了浪漫主义的特点，凝聚了他多年研究西方诗歌史的心得。后来他还出版了《诗歌与浪漫主义》一书，论述更为详尽，此处不赘，只就有关济慈的部分略作说明。1981年版《鲁迅全集》对《摩罗诗力说》的第95个注释是：“契支（1795—1821）通译济慈，英国诗人。他的作品具有民主主义精神，受到拜伦、雪莱的肯定和赞扬。但他有‘纯艺术’的、唯美主义的倾向，所以说与拜伦不属一派。作品有《为和平而写的十四行诗》、长诗《伊莎贝拉》等。”《注释·今译·解说》第91页对济慈的注释更为详细，兹不引述。在注释的后面，赵瑞蕻谈了自己的看法。针对鲁迅原文中所说济慈“虽亦蒙摩罗诗人之名，而与裴伦别派，故不述于此”，赵瑞蕻指出：“从思想和艺术方面来看，济慈跟拜伦和雪莱是有差别的，他缺乏拜伦和雪莱那样的挑战精神、反抗之火，没有拜伦的辛辣讽刺的力量，也没有雪莱那样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热情。但是，济慈对当时的政治斗争是很关心的，对现实黑暗现象很痛恨并加以揭露批判；他主要是以对真、善、美的追求，对艺术崇高的境界的追求，同丑恶的现实对立起来，而抒写他精彩的诗篇。他们的基本倾向是一致的，作为浪漫主义运动中的杰出代表，作为革命民主派，他们都是站在一起的战友，同样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可以说，济慈和拜伦、雪莱同属于一个流派，都是‘摩罗诗人’。”可能是感觉意犹未尽，在“解说”部分，他从艺术特点上追寻浪漫主义的本源，对过去偏颇的、“一刀切”的做法作了反拨：

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文学现象、一种美学倾向、一种创作精神，或者一种艺术方法，中外古今都是长期、普遍存在着的,它具有跟现实主义不同的特征。这属于美学、文艺理论研究的范畴。浪漫主义作为一个运动、一种思潮,或者流派，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我们应该探索两种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系，互相渗透的现象。关于浪漫主义的共同性，我试概括为下面的九点：一、主观性(Subjectivity)；二、抒情性(Lyricism)；三、想象力(Imagination)；四、理想性(Idealism)；五、敏感性(Sensibility)；六、象征性(Symbolism)；七、神奇性(Mysticism)；八、自然美(Beauty of Nature)；九、中古风(Medievalism)。这九点彼此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另外，除了第九点对于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不适合外,其余八点，我认为都可据以分析研究中外古今的任何浪漫主义的作品。

赵瑞蕻坚守的是传统的浪漫主义，反抗的、战斗的摩罗并不是它的唯一特质。浪漫主义是以人道主义为底子的文学主张，不是军政斗争的武器，更不是后现代的颓废和绝望。

阅读本书，必须考虑到浪漫主义在中国被接受的历史，而赵瑞蕻是浪漫主义在中国接受过程中的一位实践者和见证者。

四

鲁迅著书是在一百多年前，所见资料有限，难免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注释·今译·解说》指出了一些问题，弥补了原文的不足，但也不能解决一切疑难。

鲁迅著作的出版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个典范性工程。《鲁迅全集》中有比较详细的注释，像《摩罗诗力说》这样的文言体，尤其资料来源丰富的篇章，注释要更加详细。2005年的版本吸收了中外研究者的成果，但仍难称完善。随着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鲁迅全集》中的很多人物和事件需要做客观、公正的评价，新的研究成果需要得到体现。

尽管几代学者和注家对《摩罗诗力说》进行了研究，但注释仍有错讹之处。如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该篇的第51个注释：约翰穆黎（J.S. Mill，1806—1873），通译约翰·穆勒，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著有《逻辑体系》《政治经济原理》《功利主义》等。赵瑞蕻的注释是：“约翰穆黎通译弥勒，全名是约翰·司图亚特·弥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代表著作有《逻辑系统》(System of Logic，1843)《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48)、《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1861)等。”实际上，“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这句话不是出自约翰·穆勒，而是出自英国批评家约翰·莫莱（John Morley）。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仍旧注释为约翰·穆勒。

针对《摩罗诗力说》中一些未找到出处的材料，《注释·今译·解说》也做了存疑处理，如“科勒多 原文待查。不过，根据德文等有关资料，裴多菲十岁时，他的父亲送他到佩斯城，上基督新教办的一个中学读书”。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对此条也未注释，需要研究者继续努力。

关于鲁迅文章注释的简繁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总体上说，注释不宜太繁，过去当时即有此种意见，在检索资料更便捷的当下，似乎更不必遇词解释，凡事出注。但对于《摩罗诗力说》这类存在大量来源性资料问题的文章，若不指出鲁迅在引述原文时的增改情况，读者会难以理解，甚至会发生误解。那么，今后在规范鲁迅著作注释体例时，文言文部分可以作为特例更加详细，而文言文章中多涉及外国语言文化典故的，则更需要做翻译和疏证。

《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1982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后多次重印。2025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全新再版，是对赵瑞蕻先生诞辰110周年的隆重纪念。

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为再版本书下了很大功夫，除了修改一些印刷错误外，还做了一些知识性的补充和改定。如勃兰兑斯的出生年，马君武的译文误写作苏曼殊的译文，雪莱著作的出版年份，等等。

多语种视野下的鲁迅研究兼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跨语种建构新文学理念方面，鲁迅是先驱者，是典范和楷模。鲁迅青年时代致力于多种语言的学习，在《摩罗诗力说》等文章中使用日、英、德等文献资料，梳理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流派演进历程，为中国新文学喊出激越的先声。鲁迅晚年更因应时代需要，切合社会实际，从日、俄、德等语种中汲取灵感和养分，努力构建中国文学的新理念。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建构实践对我们的最大启示是，立足中国现实，在多语种文化的相互参照下建设至诚、刚健、善美的文学。赵瑞蕻用这部著作还原了鲁迅早期文艺观念的构建过程，以浪漫主义诗人的真纯、热诚和激情弘扬了鲁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