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在远古时代有过一段显赫的历史。《尚书·皋陶谟》：“钦四邻。”《尚书大传·皋陶谟》：“古者天子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日弼。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可志而不志，责之丞；可正而不正，责之辅；可扬而不扬，责之弼。其爵视卿，其禄视次国之君也。”丞，就是史官。《大戴礼记·保傅》：“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有亏膳之宰。太子有过，史书之。史之义，不得不书过，不书过则死。过书，而宰彻去膳。夫膳宰之义，不得不彻膳，不彻膳则死。于是有进膳之旍，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鼓史诵诗，工诵正谏，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攘；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所以长有道也。”四邻又称四圣“其爵视卿，其禄视次国之君也”，地位之高、权力之大，可以想见。《大戴礼记·保傅》所记是周初的历史，史的地位虽较远古有所下降，但权力依然很大。随着集权于中央的帝制日趋巩固以及君主与权臣权力的无限膨胀，史官的地位日趋下降。到了春秋时代下降的趋势更加严重，深受后人崇敬的齐大史兄弟二人因直书“崔杼弑其君”而付出了*****。另外，史籍的保存也成了严重问题。《孟子·万章下》：“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这些史籍因“恶其害己”而遭到诸侯的销毁。这种情况当然不会自孟子时始，恐怕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面对这种情况，史籍的散佚就更加不可避免。《墨子·贵义》：“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墨子和惠子能够拥有那么多的书，当然与史籍的散佚有关。
古代的史官制度造就了史官这一特殊的文化团体。而这一文化团体随着社会变迁也在不断地沉浮变迁。在这种沉浮变迁中造就了一批优秀的史官，《尚书》各篇就是在这批优秀史官手中被保存下来，而且经过他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加工、润色、整理，使之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