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普拉斯日记选

[美]西尔维娅·普拉斯

久枝 编  朱雪峰 译

ISBN 978-7-305-29889-9

定价：68.00元

开本：32

页数：456

出版时间：2026.5

CIP：I712.65

印刷工艺：平装

【主营销语】

美国天才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日记密语

她是狮子，是猎豹，一旦奔跑便不可阻挡

南大英语系教授朱雪峰翻译，张逸旻、但汉松联名推荐

【图书简介】

●美国天才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日记密语

○在一个女孩的身体内，生命的火焰绽放

●早慧的理性与澎湃的感受力中，长出思虑的荆棘

○可她也是狮子，是猎豹，一旦奔跑便不可阻挡

●三十岁璀璨的爆发，始于点滴的观察、积累

西尔维娅·普拉斯（1932—1963）曾被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形容为“战后英语诗歌界最负盛名且最具争议的诗人之一”。她是杰出的诗歌形式大师，有独一无二的诗歌声音，一度被认为是“自白派”诗歌的核心人物，也因作品中深刻的女性意识，成为现代文学与女权主义研究中不可绕过的文化符号。成长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她，从少女时期便深知身为女性意味着什么。本书选编了这位诗人1950—1962年的日记，揭示了她在个人生活和文学创作上的激烈挣扎，还原了她有意识的风格练习与灵感诞生轨迹。

本书附三首诗作及普拉斯年表。

【作者简介】

关于作者

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八岁丧父，发表第一篇诗作，十七岁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在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前已获得多个创作奖项。1956年，她以富布赖特学者身份在剑桥大学学习时，与英国诗人泰德·休斯相识并结婚。两人先后 居于美国和 英国，主要以写作为生，后于1962年感情破裂，约定离婚。她生前出版的作品包括诗集《巨像》和半自传体小说《钟形罩》。在她1963年自杀后，休斯富有争议地成为她的文学遗产执行人。1965年，《爱丽尔》出版。1981年出版的《普拉斯诗全集》获得普利策奖。

关于译者

朱雪峰，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曾译贝克特早期小说《梦中佳人至庸女》《回声之骨》。

【媒体及名人推荐】

本书像一块巨大的压舱石，将我们指向她诗歌的引力中心。是生命的公示。是浪掷的踟蹰。（张逸旻，浙江大学）

年轻的普拉斯在日记里写道：“我内心有某种敏感在闪烁着无色的幽光。” 阅读这些带着呼吸和疼痛的日记，就是沿着“无色的幽光”进入那个深穴——那里并不只有 1963年伦敦隆冬的瓦斯烤箱，还有女诗人色彩斑斓的欲望、抱负、好奇心和对世界炽热的爱……（但汉松，南京大学）

激烈、亢奋、永远处于加速状态，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诗歌捕捉到了一种放纵不羁、受伤的想象力，它以脱缰之马或油门卡死的机器般的能量，迸发出意象和短语。她作品中的所有暴力，都回归于那种想象力的暴力，一种疯狂的才华和信念。（罗伯特·平斯基，诗人）

【目 录】

序
1950—1951
1952
1953
1956
1957
1958
1959
1961
1962

【精彩书摘】

（以下摘自“序”）

一

1951年9月的某一天，西尔维娅·普拉斯以奥古斯丁《忏悔录》的风格写下一则日记：“我害怕面对自己。今晚我试图去面对。”普拉斯8岁发表第一首诗，17岁发表第一篇小说，此时即将19岁的她以“无神论的冷峻”，严厉剖析了自己的“自爱、嫉妒和骄傲”，并由此得出必须写作的结论：“写作能让我高傲的心智存活下去，就像面包对我的肉体一样必要。”创作的渴望也带来进一步的自我怀疑，一个“自我中心”的“女性”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吗？但是普拉斯拒绝放弃自爱，她决心“随身携带它，就像携带亲爱的癌症亲戚”，“睁大眼睛进入我的磨难，保持清醒的认知，眼睛都不眨，看着他们剖开、缝合、摘除我珍贵的恶性器官”。

在普拉斯的成年日记里，这种清醒受难的灵魂拷问一再重演，泰德·休斯后来在《西尔维娅·普拉斯日记》（1982）序言里，称之为普拉斯真我与假我的搏斗。休斯所谓普拉斯的“虚假自我”，是指她在生活和写作中戴上的诸多面具，被文学市场、社会期待、大师影响塑造，而她的“真实自我”在《爱丽尔》等后期诗作中方才发声，原始而激烈，其负面代价是自杀。休斯认为只能在普拉斯日记里找到这一“真实自我”诞生的线索，在那里，“她日复一日和内心的交战自我搏斗”，唯一的读者是她自己，日记里的普拉斯最接近日常生活中真实的普拉斯。

休斯对普拉斯分裂自我的分析受到荣格心理学的影响。荣格在《心理学和炼金术》（1944）、《伊雍：自性现象学研究》（1951）里区分了自性（Self）和自我（ego），前者指人格整体与核心，先在而潜伏，通常沉默、不可言说，后者是意识的中心，通过适应社会的功能性面具与外部世界互动；通过自性化（individuation）过程，被压抑、被遮蔽的自性逐步显现，即便以自我的痛苦和解体为代价。休斯几乎照搬了荣格的理论，但是把普拉斯的“真实自我”进一步解释为“真正的诗人”，由此把普拉斯的自杀理解为“合乎逻辑”的诗学牺牲。普拉斯确实在日记里提到过荣格，1959年10月4日她写道：“像触电一样在荣格的病历里读到了对我小说中某些意象的印证。”但是荣格理论并不能解释普拉斯的所有创作，即便在她的后期诗作里，普拉斯的多重自我也始终处于动态矛盾之中。当休斯把普拉斯的诗学挣扎抽象为“永恒的宗教冲动”，他不仅遮蔽了普拉斯作品及日记中展现的复杂情感和现实剖析，而且把她在《爱丽尔》之前的所有写作判断为“废品”。这一线性目的论判断在缔造普拉斯诗学神话的同时，抑制了普拉斯作品对更多读者而言可能具有的丰富意义。

休斯的神话叙事是片面的，而“自白派”这个常用于普拉斯的诗歌标签更不准确。1959年M. L. 罗森塔尔首创了这一术语，用来评论罗伯特·洛威尔的诗集《生活研究》；1967年在《新诗人：“二战”以来的英美诗歌》一书里，他又以此标识普拉斯和西奥多·罗特克、约翰·贝里曼、安妮·塞克斯顿甚至艾伦·金斯伯格等诗人，强调这类诗人倾向于以“脆弱性表达”打破诗歌禁忌，直陈个人创伤、精神疾病、家庭关系等私密话题。但在普拉斯最重要的早期倡导者阿尔弗雷德·阿尔瓦雷斯看来，普拉斯虽然处理私密题材，其高超的诗歌技巧却和自白派的“低智”判若云泥。在《野蛮的上帝》（1971）一书中，他把普拉斯树立为“极端主义艺术”的典范，这是他总结的“二战”后诗歌传统，指一些艺术家内化了时代的毁灭性暴力，他们探索自身的精神崩溃乃至自杀等极端体验，通过“明晰、精确、警觉的直接表达”，试图发明一种应对现代恐怖的诗歌新语言。然而阿尔瓦雷斯的普拉斯评论有着私人回忆录色彩,发表后不仅导致休斯与之绝交，也引发了关于诗人生平与作品关系的长期争论。

普拉斯本人对这一关系的态度颇为微妙，她的作品有高度自觉的自传性，却又始终以艺术创作为至高目标。1957年3月4日，开始写作长篇小说的普拉斯在日记里倾诉了创作焦虑，时而确信自己可以写出一部“艺术作品”，时而又担心写成“廉价而油滑的爱情小说”或“真实自白”，“即便有再多内省也无济于事”。美国当时有一本刊登第一人称婚恋故事的通俗杂志叫《真实自白》，普拉斯与休斯一度讨论过为此类市场写作谋生，但普拉斯的严肃文学创作与之有关键区别。1962年，普拉斯接受BBC采访时表示：她的诗源于自己的“感官和情感体验”，但是并不沉溺于“内心的呼喊”；她坚信应以智识控制体验，“哪怕是最恐怖的体验，如疯狂或受刑”。更早在1957年7月17日的日记中，她已经渴望像伍尔夫创作《海浪》那样，去制作永恒的艺术作品，以文字保存个体经验、抵御时间流变，让写作成为连通过去、现在、未来的生命策略：“直到有书和故事在时间中永恒地重过我的生活，我才觉得自己的生活真正存在过。……头脑不停地制作呀制作，织造出它的网。”

由于这种制作或织造性，普拉斯的自画像并未因深度自我剖析而变得清晰，在她身后更因众说纷纭而扑朔迷离。在那次BBC采访中，她强调，个人体验固然重要，但不应是“密封盒里揽镜自照的自恋体验”，而应“与更广大的事物相关，如广岛、达豪等”。她生前便是时代更迭的多棱镜：“二战”记忆、冷战对峙、新旧帝国交替、第二波女性主义前夜、新自由主义先兆，这些“更广大”的社会因素在她的生命与写作中交错叠映；她去世后，随着普拉斯声名戏剧一再上演，这枚多棱镜又折射出更多幻景，从中可以观测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社会与文化的持续变迁。但是普拉斯1963年2月11日自杀后，并未立刻引起公众注意，直到阿尔瓦雷斯2月17日在《观察家报》发文悼念，同时刊登她怀抱幼女弗里达的照片和最后的四首诗作（《刃》《可怕》《仁慈》《挫伤》），读者才纷纷为天才诗人的陨落而叹息。“这个回望他们的‘清新可人’‘未经世事’的年轻妈妈是谁？出了什么错？”（希瑟·克拉克著《红彗星》）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普拉斯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延续至今，她是诗歌界的玛丽莲·梦露，是传记影片《西尔维娅》（2003）里美丽而又神经脆弱的女诗人，感情背叛和抑郁症的双重受害者。

而在文学评论界，普拉斯的声名争议一度围绕《拉撒路女士》（1962）里令人震惊的一幕展开。诗中女版拉撒路每十年自杀一次：“死亡/是一门艺术，如其他一切事物。/我做得异常好。”诗作结尾，她完成了终极蜕变：“我披着红发/从灰烬中复活/食男人如空气。”（冯冬译《西尔维娅·普拉斯诗全集》）这一恐怖的哥特式妖女形象让很多高雅的评论家蹙眉，直至2001年哈罗德·布鲁姆编选《普拉斯评论集》时，他还在简短序言里引用了这三句，并断言普拉斯作品满足的不是审美或认知需求，而是“深度情感需求”，所以是流行诗歌而非传世杰作。争议的另一面，是这愤怒的女性形象确实让普拉斯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中复活：她被奉为反抗父权制的烈士和复仇女神，其半自传体长篇小说《钟形罩》（1963）曾被美国克诺夫出版社拒绝，此时也成为一代美国女性心目中的女性主义经典。吉尔伯特与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里把普拉斯和伍尔夫、莱辛等其他20世纪女作家并列，认为她们都继承了19世纪女作家的一种写作传统，其模式之一就是“幻想出疯狂化分身，作为驯顺自我的反社会替代”。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更关注的不是女作家笔下的“疯狂化分身”，而是普拉斯以及伍尔夫、茨维塔耶娃等女作家在现实中的自杀问题。在《中国妇女》（1974）一书里，她从拉康的精神分析视角出发，指出对女性而言，来自前语言母性空间的“母亲的召唤”既不超越时间，也不超越社会政治斗争。一旦家庭和历史陷入危机，母亲的召唤便会扰乱父系社会语言的象征秩序，此时若没有父权的“合法化”力量来封堵，女性的自我就会分裂瓦解，滑向精神疾病或自杀。克里斯蒂娃引用了普拉斯后期诗作《词语》（1963）的首尾两节：“斧子/它们的敲击之后木头回响，/而回声！/回声从中心/像群马一样四散。……词语干燥且没有驭者，/这不倦的蹄音。/此刻/从池底，固定的星星/统驭一个生命。”（周瓒、徐贞敏译《爱丽尔集》）在克里斯蒂娃看来，这首诗揭示普拉斯是“又一个对词语和意义感到幻灭的女人”，于是她“逃往光线、节奏、声音的避难所”，预示着诗人即将选择沉默或放弃生命。

杰奎琳·罗斯的普拉斯研究深受克里斯蒂娃影响，但是她未必同意上述分析。在《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幽灵》（1991）一书里，罗斯借用克里斯蒂娃在《恐怖的力量》（1980）中提出的“贱斥”（abjection）概念，将普拉斯定位为贱斥作家。贱斥物（the abject）是主体诞生之前的混沌非“物”（object），它扰乱身份、体系与秩序，必须被主体排斥，才能确立“我”的边界；贱斥作家打破不可言说的社会禁忌去书写贱斥物，“在写作中不断试探身体与象征化的边界，并将其置于风险之中”。罗斯认为，普拉斯就是这样的贱斥作家，她不仅游走于身体和语言之间的边界，还游走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被身体和语言同时占据的边界。普拉斯日记作为作家的私密文本，其中也有大量游走边界的贱斥写作，例如对恶心、呕吐、经血、分娩、死亡等身体事件的厚描，从女性身体的内外视角，为沉默的身体经验留下了精确的文字记录。

倘若从这个角度去阅读《词语》，这首诗就不再是克里斯蒂娃听到的幻灭与沉默，而是在认识命运的同时，表达诗人对词语创造永恒回声的期待。海伦·文德勒把《词语》读作普拉斯的临终一瞥，诗人从想象的死后视角，反身回顾自己最后的创作。文德勒以形式主义诗歌细读著称，但是她也关注诗歌形式蕴含的伦理向度，并从同情的伦理立场出发，探讨诗人生命历程与其创作风格演进的关系。她在《诗人的成年》（2003）里聚焦四位诗人的第一首完美诗作，在《最后的目光，最后的书》（2010）里聚焦四位诗人的晚期诗作，普拉斯在这两本书里都是重要的分析对象。文德勒对普拉斯的精微细读堪称对布鲁姆式偏见的最佳反驳：布鲁姆未经分析地赞同休·肯纳对诗集《爱丽尔》中“死亡诗”的批评，认为它们“为偷窥癖激情披上了文学的体面外套”，“对任何人的灵魂都是有害的”；而文德勒不仅理解普拉斯诗作的自传性，知其源自生命中的多次创伤经历，更以细读证明普拉斯的“死亡诗”具有超越自传的文学价值与伦理力量。

文德勒认为，在《巨像》（1959）这首哀悼亡父的挽歌中，普拉斯已经摆脱了前辈诗人的影响和直陈个人经验的冲动，在诗歌技艺的锤炼和复杂情感的智性杂糅中，她的个人风格步入成熟。不仅如此，她在后期诗作中还逐渐发展出另一种新声音，超越了专注于自我以及家庭的个人视域，顽强地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敞开。普拉斯曾致力于“创造一个执着而孤立的‘我’，四周环绕绚丽的意象”，《爱丽尔》一诗就是以“我”为主题的巅峰之作；但在这首诗的结尾，诗中原本音调高亢的“我”就已经“逐一剥离环绕自己的意象，直至最终把自己发射出去超越自己”。此后普拉斯在晚期风格中以两种方式告别世界，一种依然由她与生俱来的创伤赋予,是“‘我’喷涌鲜血的呐喊”，另一种则是创伤之后的“新风格”，以一种客观的目光分析死亡。文德勒在《词语》的结尾读出了普拉斯对这一新风格的自觉呈现：“宿命论的恒星主宰着个体生命，与此同时人类创造的蹄声永不疲倦，正超越个体生命彰显自身。”这一细读揭示出普拉斯在生命尽头对自我与创作之间关系的最深刻理解。

（以下摘自1956年2月26日日记）

大狂欢之后的小笔记。现在是早晨，再清醒不过的灰色调，瞪着冷白的清教徒眼睛；看着我。昨晚我喝醉了，醉得美轮美奂，但是现在很悲惨，像婴儿一般暖洋洋睡了六个小时之后有拉辛要读，却连打字的力气都没有；我得了酒后震颤性谵妄。或别的什么。

昨天哈米什坐出租车过来，我们在米勒酒吧倚着吧台站了一阵子，百无聊赖，旁边有一个漏风牙咧嘴傻笑的矮胖丑家伙，名字叫米森，他一直在试图显得聪明，发表着无事生非的毁灭性激烈言论。哈米什苍白、粉红，眼眸浅蓝。我用高脚杯不停地喝着红金色调的威士忌姜酒，一杯接着一杯，一小时后我们离开时，我感觉到了那种强大的、被淤泥浇铸的力量，它让人像游泳一样在空气中移动，带着果敢的轻松自如。

猎鹰场楼上一架钢琴的切分音昂首阔步，噢，非常波希米亚，男孩们穿高领毛衣，女孩们涂蓝色眼影或者穿优雅的一身黑。德里克在场，带着吉他，伯特看上去闪亮又自豪，像是刚接生了五个孩子，他说了一句喝高了之类的废话，然后就开始大谈卢克。

多么撒旦，我们已经在《圣博托尔夫评论》上读过卢克的那些诗并为之欢呼。宛如撒旦的卢克，醉态可掬，苍白的脸上挂着愚蠢的撒旦笑容，留着黑色连鬓胡和乱糟糟的头发，穿着松松垮垮的黑白格子裤和一件晃悠悠的宽大外套，正在和一个绿衣女孩跳那种缓慢而疯狂的英式摇摆舞，她的头发和眼睛乌黑，颇有几分小仙子灵韵，当他们停止跳舞时，卢克到处追逐着她。丹·胡依斯脸色煞白，煞白得吓人而且洒满雀斑，我终于冲他说出了我那句，自从读到他那篇聪明而早熟的偏颇评论以来就一直伴随我的那句开场白：“这是更好还是更差的一半？”他看上去年轻得不可思议，像是还不会认真思考。撒安·敏顿，如此矮小而黢黑，必须坐下来才能和他说话，还有魏斯伯特，也是身材矮小，一头卷发。罗斯完美无瑕而黢黑。他们全都是黢黑的。

这时我已经洒了一杯饮料，一半倒进嘴里，一半洒在手和地板上，爵士乐渗入我的皮肤，我开始和卢克跳舞，知道自己表现很糟糕，游过了河又撞进树林里，大声叫嚷着那些诗，而他只是露出白痴症撒旦的疏离表情微笑着。他写了那些东西，他在瞎胡混。好吧，是我在瞎胡混，“哭唧唧，絮絮叨叨”，而我甚至没有写下那些东西可做借口；我猜你要是能写出那种六节诗，在恰如其分地强奸台词和规则之后突破它们，那么你就可以成为撒旦，并像白痴鬼王别西卜一样微笑。

然后最坏的一幕发生了，那个高大、黝黑、健美的男孩，对我来说他是在场唯一足够高大的那一个，此前他一直弓着背在女人们头顶来来去去，我一进门就打听过他的名字，但没有人告诉我，现在他走了过来，逼视着我的眼睛，是泰德·休斯。我又开始大声叫嚷他的诗并引用道：“最珍贵的不可刮擦的钻石。”而他大声叫嚷着回复，巨像一般，他的声音好似波兰人：“你喜欢吗？”并问我是否想喝白兰地，我大声叫嚷“想”；然后撤退到隔壁房间，中途经过亲爱的伯特那张自鸣得意的闪亮圆脸蛋，他看上去已经接生了至少九到十个孩子，然后砰的一声门关上了，他正把白兰地哗哗倒进玻璃杯，而我正把它哗哗倒进我上回确切知道的嘴巴位置。

我们像在狂风中一样大喊大叫，谈那篇评论，他说丹知道我很漂亮，如果我是残疾人，丹就不会这么写，而我叫嚷着抗议，“和编辑睡觉”这几个字出现的频率高得惊人。然后聊到我是全身心在场的这一事实，是吗，我跺脚尖叫说是的，而他在隔壁房间有义务，他还在伦敦工作，每周挣十英镑，为了以后每周挣十二英镑，我在地板上跺脚，他也跺脚，然后他突然吻住我的嘴，还扯掉了我的发带，我可爱的红头巾发带，之前日晒雨淋、深蒙垂爱都没有坏，我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发带了，还有我最喜欢的银耳环：哈，我得留着这个，他厉声道。于是在他亲吻我脖子的时候，我用力死死咬住了他的面颊，我们走出房间时，血顺着他的脸流淌下来。他的诗，“是我干的，是我”。如此暴力，现在我明白了女人们是如何为艺术家躺下的。房间里只有这个人像他的诗一样庞大，庞然巨物，有巨型躯壳和活力流动的词语块垒；他的诗是遒劲的，像一阵狂风在钢铁梁架之间炸裂而过。我在心里尖叫，暗自想：噢，在溃败中，搏斗中，把我自己交给你。在我有生之年，唯一能炸灭理查德的人。

而现在我坐在这里，穿一身棕，端庄而又疲惫，稍觉有一点恶心。我应该继续。我应该详细写一写休克疗法，都是些紧凑、炸裂的简短白描，丝毫没有忸怩作态的感伤，等攒够了就寄给大卫·罗斯。不用着急，我现在太孤注一掷地急于报复了。但是我会把这些白描汇编成文。昨晚我考虑了怎么描述休克疗法：她那疯病的致命睡眠，早餐没送来，琐碎小细节，闪回至出问题的那次休克治疗；电刑启动，沉入地下过道无处可逃，在一个新世界醒来，没有名字，再次出生，生育者不是女人。

我再也见不到他了，白天是那种棘手的局限感蜂拥而至，就像昨晚王后学院大门上的尖刺：反正我也没机会和他上床，他所有的朋友都在这里，他和他们亲密无间，说说笑笑，如果那样做，我会成为世界名妓，以及罗杰斯同义词词典里的娼妓同义词。我再也见不到他，他也永远不会来找我。他说出了我的名字，西尔维娅，然后把笑嘻嘻的黑色注视砸进我的眼睛，我不过想试这么一次，用我的力量对抗他。可是他永远不会来，而他的金发女郎，纯洁、自满、得宠的那一位，注视着这个喝醉了酒的失态荡妇，或许带着某种投射出来的怜悯和厌恶？

但是哈米什很仁慈，他愿意为我而战。他说把我从他们，那些恶魔，身边带走给了他某种荣耀，而且我值得他为之战斗，我对他一直很好。

我们走出去时，金发女郎正好走进来，奥斯瓦尔德用他那种干巴巴的讽刺腔调说了一句“给我们讲讲骨骼结构”，上次在圣约翰聚会时我丢了红手套，今晚我又失去了红发带，我内心深处最珍爱的那抹红色。不知为什么，这些放荡的夜晚让我产生修女般的暴烈激情，想要去写作，与世隔绝。我会隔绝的。我不想见任何人，因为他们不是泰德·休斯，我也从来没为男人犯过傻。他们是骗子,哈米什说：他是剑桥最大的勾引者。我应该写作吗？做到与众不同？答案永远是，是的，我抓住写作，让它紧贴着我，防守，防守，抵御流变，抵御千人一面。他说出了我的名字，西尔维娅，一阵狂风在我眼睛背后、他眼睛背后的沙漠中刮过，而他的诗既聪明又可怕又可爱。

总之，哈米什和我在月光下雾蒙蒙的街道上漫步了很久，久得令人难以置信。在幕布般的雾帘后面，一切都显得影影绰绰，一群黑礼服男孩的模糊身影唱着歌蹒跚而行。我们躲到一辆汽车后面，哈米什说学监正在外面搜寻我，而我不停地胡言乱语，说什么只要你相信某件事，就会永远有信心和幸运，因为你能在水上行走。我们走过许多我不认识的陌生街道，在很遥远很遥远的有威士忌和马瑞塘苹果酒的地方，我冲路灯杆叫泰德，然后又冲哈米什自责，一遍遍对他喊着“哈米什”，因为是他，是他安全地把我带走了。我们来到王后学院大门前，我想像婴儿那样躺下休息，唯有安宁，安宁，我喃喃地念叨着。五个男孩，五个晚归的婴儿走过来围住了我，温柔地说着，你在这儿干吗，你没事吧，天哪你闻起来真香，这香水味，我们能亲你吗，而我只是站在那儿抱住铁栅栏，像迷途的羔羊一样微笑着说，亲爱的，亲爱的，宝贝们，然后哈米什站在他们中间了，于是他们翻越栅栏，走过那座牛顿曾经无螺栓组装的木桥。

哈米什帮助我爬到墙上，穿着紧身裙的我试图跨过尖刺；它们刺穿了我的裙子和双手，可我什么都感觉不到，如隔千里地想着我终于能若无其事地躺在长钉床上了，这就像练瑜伽，或西莉娅·考普尔斯通钉在十字架上，蚁丘附近，终于平静了，钉子刺穿了我的双手，双腿裸露至膝上，我的生命结束了。伤痕在哪里，我问，目瞪口呆地看着僵硬的双手，它们理应在流血。可是没有血。我在一次崇高的酗酒及信仰行动中苏醒过来。然后我们去哈米什的房间，躺在火炉旁的地板上，我只是如此感激他在我身上的体重和他很不错的嘴，我恳求他责骂我，而他只是说我并非像我说的什么妓女或荡妇，只不过是个很愚蠢的女孩，他有点喜欢我，我什么时候才能吸取教训。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于是突然已经两点半了，我无法想象自己违反法令，但是我违反了，我们靠两根火柴的亮光设法下了楼，然后他先走出去，死寂的新月广场上白雪苍茫而朦胧，反衬出一个孤零零的黑暗身影。

他招手，我沿着外围的小路走过去，踩着雪地的硬壳，硬壳破裂，听见干燥的嘎吱声，然后穿越雪地走向他，等待着手电突然晃过，一声吼：嘿，那人，你站住！枪声响起。一片死寂，冰冷的雪钻进我的鞋子里，而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我们从箱状树篱的缝隙间走了出去，哈米什试了试河面的冰；他说门房之前把冰剁碎了，但它还是完整的，可以承受我们，于是我们过了河，自由了，走回家去。在梦中人死一般的寂静里，我听到时钟敲响了三点，然后懵懵然爬上楼梯，懵懵然喝下热牛奶上床睡觉了。

现在是今天，我只睡了六小时，感觉疲惫不堪，要等到明天或者后天才能恢复。我必须写那篇拉辛论文，今天就写，还要和马洛里共进晚餐（我能活下去吗？），然后明天孤注一掷写罗纳德。

晚餐时也许他们会笑我。好吧，他们几乎不是白人，虽然是男人。但是我应该保持清醒，噢，已经清醒了这么久。为什么我不会再见他？但就是不会。我梦想着在伦敦的狂风中撞车并坠毁。但是我想清醒着认识他；我想给他写信，语气里既有那么一种自律克制，又有火光烈焰。所以我应该闭上嘴，今晚和明天睡一会儿，然后这么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