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和歌是日本独有的文学形式，历来被日本人视为其民族文学中最核心的诗歌体裁。它对后世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直接决定了日本民族的文学审美基调。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日本民族文学的和歌，在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中国文学的持续影响。中国文学的影响贯穿了和歌发展的始终，并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本书聚焦的《古今集》至《新古今集》时代，是和歌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和歌作品不仅是日本文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也堪称东亚“汉文化圈”文学的瑰宝。该时期大约对应中国的五代十国至南宋时期，在该时期的和歌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中国六朝至唐代文学的影子。本书详细梳理了中国文学进入日本文学后，与日本文学相互碰撞所激发的火花，旨在抛砖引玉，期待更多学者投身于中国文学对海外文学的影响研究中。

作者简介

黄一丁 1991年生，湖北武汉人。本科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硕士与博士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日本语言学日本文学专业，文献文化学博士。现任教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研究方向为日本古典文献学与中日比较文学，主要关注日本平安与镰仓时代的和歌文献。在日本古典文献学、中日比较文学以及域外汉籍研究等领域撰写过相关论文。

图书目录

目 录

序论                                                     001

第一节  中华文明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001

第二节  日本古典文学与中日比较文学的三段论         004

第三节  中国古代文学影响的日本化                   010

第四节 “国风文化”时代的历史背景                  012

第一章 “国风文化”时代文学思辨                          020

第一节 “唐风文化”的特征与历史背景                020

第二节 “国风文化”的历史背景与对“唐风文化”

的继承                                     024

第三节 “国风文化”时代的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        028

第二章  中国古代文学对“国风文化”时代前和歌的影响       035

第一节 《万叶集》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综述          035

第二节 《万叶集》文学史断代与中国古代文学的

日本化                                   038

第三节 《万叶集》的文学遗产与其后的和歌断层      049

第三章  和歌与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日本化                   051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日本化与句题和歌       052

第二节  句题和歌史断代与历史背景                 054

第三节  句题和歌与中国古代文学表达的接受         060

第四节  句题和歌与典故的接受                     065

第五节  句题和歌与文化观念的接受                 069

第六节  中国古代文学对《千里集》中四季部结构的

影响                                     073

第七节  《千里集》之后半部分与中国古代文学       092

本章结语                                         099

第四章  中国古代文学意象对“国风文化”时代和歌的

影响机制                                         101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学与和歌意象的产生             101

第二节  和歌中菊花意象的产生与中国古代文学

意象的影响                               104

第三节  菊花的长生不老意象与中国古代文学的

影响                                     108

第四节  菊花意象在恋爱和歌中的流变现象           117

第五节  元稹诗对菊花意象的再影响                 124

本章结语                                         126

第五章  中国典故的日本化对和歌文学的影响                 128

第一节  典故运用于“国风文化”和歌中的普遍性     128

第二节  中国文献影响与和歌中的祥瑞之龟           131

第三节  中国祥瑞意识的影响与长寿之龟             135

第四节  中国祥瑞意识在典故中的流变               140

第五节  中国典故的日本化与和歌中的蓬莱山传说     142

第六节  中国典故的流变与积土成山典故             146

第七节  《法华经》“盲龟浮木”典故在和歌中的影响  149

第八节  “盲龟浮木”典故在和歌中的流变           154

第九节  曳尾涂中典故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158

本章结语                                         160

第六章  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日本化                         161

第一节  《千五百番歌合》判词与和歌判诗           162

第二节  和歌物候观的中日文学依据                 166

第三节  物候观的日本化现象                       172

第四节  和歌判诗中所见中日物候观的融合           182

本章结语                                         193

第七章  歌合活动与中国文学日本化                         197

第一节  《阳成院歌合》的背景                     198

第二节  白居易诗对《阳成院歌合》的影响           203

第三节  汉语“虚度”“空度”对《阳成院歌合》的影响206

第四节  惜春诗表达的流变                         210

本章结语                                         216

第八章  “逆国风化”刍议                                 219

第一节  日本惜秋文学之源流与传统                 221

第二节  惜秋文学的“逆国风化”与中国典故         224

第三节  惜秋文学的“逆国风化”与中国文学物候观   230

第四节  惜秋文学的“逆国风化”与中国惜春文学     238

本章结语                                         242

本书结语                                                 244

后记                                                     247

精彩书摘

第一章“国风文化”时代文学思辨

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的文化史往往以公元900年左右为分水岭，将整个平安时代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即自桓武天皇迁都至平安京至公元9世纪后半叶的“唐风文化（弘仁贞观文化）”时代，与公元900年以后开始的“国风文化（摄关文化）”时代。而11世纪后半叶开始的“院政期文化”与此后的“镰仓文化”均脱胎于“国风文化”，特别是在和歌文学中，院政期与镰仓时代的和歌文学发展与“国风文化”时代的和歌一脉相承，不可分割，因此自平安中期至镰仓时代结束，和歌文学的审美倾向都属于广义的“国风文化”。本章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国风文化”时代的日本文学作品进行梳理，旨在明确“国风文化”时代文学作品的基本文化属性。

第一节

“唐风文化”的特征与历史背景

在“唐风文化”时代，日本朝廷延续了奈良时代的外交传统，在继续向唐朝派遣遣唐使与留学生（僧）的同时，还积极吸纳唐代文化，以此为契机，长安的方音、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诗歌、以真言宗与天台宗为代表的唐代佛教等新文化在这个时期进入日本,并扎下根基，为日后日本平安中后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政治上，模仿中国政治制度建立的律令制度在该时代日臻成熟，达到了最稳定的巅峰期。值得注意的是，下令迁都平安京的桓武天皇本身就具有大陆渡来人的血统，而其迁都平安京的根本目的也在于排除平城京（今奈良）既存的旧贵族旧宗教势力，将统治中心转移到历来渡来人势力强大的山背国地区，以之为新都，这显示出桓武天皇亲近大陆势力的政治姿态。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受到中国传统宗教影响而产生的“郊祭”制度在“唐风文化”时代初期也开始影响日本政治，桓武天皇在重新修整伊势神宫的同时，还于平安京以南的河内国（今大阪一带）举行了类似“郊祭”的祭祀活动，此后,还将自己的父亲光仁天皇以昊天上帝的身份进行祭祀，这些政治活动无一不显示出“唐风文化”时代日本政坛对大陆文化的憧憬。究其根源，壬申之乱时更一度迭至天武系的皇统，几经波折，终于在光仁天皇时又回归到天智系一侧，而统治根基未稳的桓武天皇自然要采取新的意识形态来巩固自身统治，壬申之乱中败北的大友皇子对中国文化颇为憧憬，这从奈良时代编纂的汉诗集《怀风藻》中收录的大友皇子的诗作就可窥见一斑，天智系皇族对大陆文化理应保有较强的亲近感，而此时盛唐中唐时期产生的绚烂文化又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日本列岛，这样的外来先进文化天然地成为天智系新政权构建意识形态与文化统治的不二选择。

桓武天皇后，平城京旧贵族保守势力依旧强大，他们以平城天皇为政治核心，与以嵯峨天皇为代表的新贵族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其中以“平城太上天皇之变”（又称药子之变）最具代表性。平城天皇退位后成为太上天皇，在旧都平城京另立中央政权，最后甚至下令废止平安京，在嵯峨天皇的武力围剿下，平城天皇引咎出家，尚侍藤原药子被剥夺官位，而原本在嵯峨天皇后有望继承皇位的平城天皇之子高岳亲王也被废黜太子之位，皇位失去了在平城与嵯峨两统间迭立的可能性。“平城太上天皇之变”以嵯峨天皇方的胜利而终结，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平安京新贵族彻底稳固了政权，而为其后数十年“唐风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此后，在文化的诸多方面，日本社会都显示出了浓厚的中国特色。

宗教上，“南都六宗”在奈良时代的平城京拥有强大势力，进入平安时代后,其势力开始逐渐衰弱，取而代之的则是真言宗与天台宗的平安二宗，在“平城太上天皇之变”中，这两宗的势力倒向嵯峨天皇一方，以此为契机，平安二宗成为日本朝廷认可的主流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开祖最澄入唐求法，甚至在入唐前已经是当时日域知名僧人。真言宗的开祖弘法大师空海曾随最澄一道入唐求法，最澄原以弟子之礼相待，空海在学习中国先进的佛教文化后，与最澄的宗教思想出现分歧，创立了真言密教，日后成为日本佛教史与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僧人之一。可以说平安二宗的诞生及繁荣与“唐风文化”时代的政治背景紧密相关。

美术上，平安二宗在带来佛教思想的同时，还为日本列岛带来了绚烂多彩的佛教美术，形成了美术史上定义的“贞观美术”（贞观美术）。这一时代的曼陀罗与佛教造像吸收了大量源于大陆的艺术表现技法，体现出浓厚的大陆文化特征，成为该时代美术史上最显著的特色。

语言上，平安时代以前传入日本列岛的汉字音被称为“吴音”。汉字传入日本列岛至奈良时代为止的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吴音”的性质本身也是多源的：有的源于传入朝鲜半岛的汉字音，有的源于上古汉字音末期的南朝方音。而进入平安时代以后，日本贵族开始集中系统地学习属于中古汉字音的长安方音，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汉音”。吴音与汉音在音韵上的对立是十分显著的。该现象体现出平安初期汉字音的更新。

书法上，“唐风文化”时代的书法在理念上以尊重中国书法，特别是晋唐风为要义，并孕育出以模仿中国书法晋唐风特色见长的“日本三笔”，即空海、嵯峨天皇以及橘逸势。其中空海受到王羲之与颜真卿书法的影响较大，而嵯峨天皇又受到了空海风格的影响，橘逸势相传在渡唐期间学习书法，其受到了唐代书法的巨大影响应是不争的事实。书法方面亦能体现出“唐风文化”时代中国文化在日域的盛行。

在本书所聚焦的文学方面，“唐风时代”的文学更加凸显出强烈的中国古代文学特征。在体裁上，以汉语文言文书写的中国诗取代了自古坟时代开始的和歌，成为日本宫廷文学的主流。在文学思想上，嵯峨天皇下令编纂敕撰汉诗集《凌云集》，于日域践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章经国”思想，实现其政治抱负，同时还开创了日本朝廷敕撰诗歌集的先河，成为数百年间层出不穷的敕撰文学之滥觞。而后编纂的《文华秀丽集》以及《经国集》亦是中国古代文学“文章经国”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如前文所述，以小岛宪之为代表的日本文学学者甚至将“唐风文化”时代称为“国风暗黑时代”，这一称呼足以体现该时代日本传统文学在发展上的蛰伏与中国古代文学体裁在日域的繁荣。“唐风文化”时代的一系列文学现象体现出儒家思想中的文学政治化理念已经影响日本，并对日本政治与文学产生了巨大的改造。

总体来说，在天智系的光仁—桓武皇统掌握政权的背景下，平安京的新贵族为巩固文化统治，采取了积极吸收唐代先进文化的策略，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走上了模仿唐朝文化的道路。这样的现象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社会全盘西化、脱亚入欧的场景颇为相似。事实上，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倾倒于某一外国文化的现象，在日本历史上似乎十分普遍，例如奈良时代的“天平文化”与平安时代的“唐风文化”皆出自对中国文化的憧憬，近代的明治维新源于日本民族对西方文明的崇拜，战后的诸多思潮则体现出日本民族对发达的美国现代文化之推崇。了解到这样的历史事实，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日本文化形成的特点与规律。

第二节

“国风文化”的历史背景与对“唐风文化”的继承

嵯峨天皇退位后让位于其弟淳和天皇，并持续以太上天皇的身份控制着朝廷实权。公元842年，嵯峨上皇驾崩后，其长达三十余年的安定统治画上句号，随之而来的是嵯峨天皇之子仁明天皇。他与新贵族藤原氏联手，一举消灭了淳和天皇之子，以及当时拥有皇太子身份的恒贞亲王势力，史称“承和之变”。至此，正如“平城太上天皇之变”中嵯峨天皇一方的胜利避免了两个皇统之间的迭立一般，仁明天皇与藤原氏北家在“承和之变”中的胜利同样避免了嵯峨与淳和皇统的两统迭立，此后的文德、清和以及阳成天皇三代，皇位均安稳地掌握在嵯峨—仁明皇统的皇族手中。安定的政治环境则为持续的文化政策提供了安定的土壤，自嵯峨天皇至阳成天皇，日本继续派遣遣唐使，不断学习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唐风文化”时代得以持续。然而，自飞鸟时代开始至“唐风文化”时代结束，正如序章中所述，大量源自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艺术渐渐表现出水土不服，其与日本社会实际之间的矛盾龃龉日益凸显，旧的文化政策亟须新的文化政策替代。

新政策的政治契机源于阳成天皇的幼年即位与藤原氏北家的内部斗争。自“承和之变”，藤原氏北家的势力开始抬头，依靠自身外戚的身份逐渐凌驾于其他贵族之上，到阳成天皇即位时，阳成天皇之母藤原高子成为皇太后，而高子之兄藤原基经亦被淳和上皇委任为摄政，权倾朝野。然而，基经与其妹高子之间不和，藤原氏北家的内部斗争逐渐演变为日本朝廷的政治斗争，其结果便是，公元884年，阳成天皇成为基经与高子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迫让位于祖父辈的仁明天皇之子光孝天皇，成为太上天皇，自此，天皇皇统再次发生更迭，由文德系变为光孝系。55岁高龄即位的光孝天皇4年后驾崩，而基经与高子的不和再次左右了继承皇位的人选，光孝天皇生前将自己的子嗣全部降为臣籍，以表明身后将皇位归还至清和天皇之子、阳成天皇之弟贞保亲王的意图，然而，贞保亲王与阳成天皇同出于高子之腹，为遏制高子的政治势力，基经及其朝中拥趸不惜将已经降为臣籍的光孝天皇之子源定省推上皇位，是为宇多天皇。宇多天皇即位后不久在基经就任关白的问题上又与之发生了矛盾，史称“阿衡纷争”。这一系列的政治事件表明，直到基经去世，光孝—宇多皇统都没有牢固地掌握朝廷实权。公元891年基经去世，宇多天皇终于迎来亲政的机会。至此，从桓武天皇以来的文化政策也出现了转变的契机。

宇多天皇在位期间，和歌文学逐渐通过“歌合”（即具有竞争性、定胜负的歌会）的形式回归至宫廷文学中，并留下了一批成书于该时代的歌合文献。此外，公元630年以来持续了250多年的遣唐使制度在宇多天皇时期被废止。虽然废止遣唐使有晚唐时期中国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的外在原因，但宇多天皇亲政后在文化政策上急于探索新的思路，是废止遣唐使的内在原因。这一系列现象表明，在光孝—宇多皇统的统治下，日本朝廷的新文化政策正在逐渐形成。公元897年，宇多天皇退位，其子醍醐天皇即位。901年，醍醐天皇为扫清父亲宇多太上天皇等旧政治势力，选择了与藤原氏北家联盟，与适时的重臣基经之子时平合谋将父亲的宠臣——菅原道真流放出京，之后又敕令编纂假名文学《古今和歌集》，与此同时，醍醐天皇还对律令制度的实施细则进行了修正与重编，在嵯峨天皇的《弘仁格》与《弘仁式》以及清和天皇的《贞观格》与《贞观式》的基础上，编纂了《延喜格》与《延喜式》，从而进一步规范朝廷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以巩固自身的统治稳定。此外，醍醐天皇还下令继续编纂因宇多天皇退位而中断的正史《日本三代实录》，以彰显光孝—宇多皇统在皇统更迭历史中的正统性。自宇多天皇至醍醐天皇的这一连串历史事件释放出重要的政治信号——醍醐天皇统治集团的文化政策或将有别于自桓武天皇以来注重中国文化的倾向，而转为弘扬本土文化。

此后的文学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观点。公元900年以后，以假名为文字、用大和语言书写的假名文学开始出现，在诗歌文学方面，自宇多天皇时期开始复兴的和歌文学在经历了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的高光时刻后并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逐渐成为公元10世纪日本宫廷文学的主流。而在叙事文学方面，以假名书写的日记文学与物语文学开始出现，并依托后宫的女性在宫廷内广泛传播，成为深受平安贵族喜爱的文学形式。基于这样的文学现象，自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出现了解释平安时代文学的基本理论“国风文化”论，以之为基础，又结合战后小岛宪之的“国风暗黑时代”学说，从而形成了“唐风文化—国风文化”论。这一理论不仅在文学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日本文化史、工艺美术史等领域亦为通行理论。“唐风文化—国风文化”论以公元9世纪末至10世纪初的数十年为分水岭，将平安时代文化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崇尚中华文化的“唐风文化”时代与注重日本本土文化的“国风文化”时代，对此本章开头一段已有叙述。

事实上，在平安文学研究领域，日本文学的学者们已经证实，“国风文化”时代产生的假名文学中的确存在着诸多中国古代文学要素，然而，这些论据并没有被系统地组织起来用于反驳“国风文化”论。“国风文化”存在于平安时代文学的基本论据主要是假名文学的诞生与流行。通过在平安时代的假名文学中找到的为数众多的中国古代文学要素，可以探明其在早期假名文学的诞生与流变中所起到的具体作用，可更加接近所谓“国风文化”时代文学的真相以及本质。如上文所述，假名文学主要包含和歌、物语、日记等文学体裁。根据现有的研究，这些文学体裁中存在着大量中国古代文学要素已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