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建校刻不容缓，一代学人挺身而出

文化碰撞，洞察人心，筚路蓝缕、守望相助

成就一段教育史上的创业奇迹

编辑推荐：

该书是一本教育主题的回忆录，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有相关教育书籍或重在谈理念或回忆人物故事的特性，更是一份关于从头建立一所研究型大学从理念到实操、从宏观到细节的完整记录，从题材上堪称绝无仅有。除建校实操层面的独特性之外，书里还提供了各种高效率的高校教育管理经验，从学术构架、聘任面试、募款要权、商业谈判、基建后勤等不一而足，即便隔了三十年，即使不是办学而是创业，在今天都仍有高度的现实关照和操作借鉴性。

内容简介：

三年创立香港科大，是国际高教界公认的奇迹，要了解这个奇迹为什么会诞生，就要先了解：创办一所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到底有多难？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回归前的香港正面临一个持续十几年的移民潮，十年内流失了几十万精英，什么人那时会逆流去香港？港科大完全由“海归”华人知识精英创办，这些少数创校学者，如何说服几百位国际知名学者放弃他们在海外二三十年的功业根基，毅然回去？回去以后他们如何凝聚共识，共同努力？科大如何吸引并留下众多有成就的学者？香港那时没有捐款办学的传统，政府支持也很少，科大如何捐募创校时所需的研究设备费用的？科大创校时，实现了很多高教界的创举，他们有哪些卓见，如何做到的？

作者钱致榕教授被香港科大任命为学术副校长，是创校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在书中不仅展示了创校过程的幕后故事，更多是关于建立研究型大学，需要怎样的教育理念，以及怎样的条件，各种经验足可供人借鉴，令人深思。书中对两岸四地，以及中西方大学教育理念和办学方向的对比，从宏观到具体，从公共经验到个人得失，无不给人以启迪。而钱致榕首次在国内大学提出的SCI评价体系、讨论如何进行通识教育等问题，穿插在重要的历史记忆中，读来也让人耳目一新。

作者简介：

钱致榕，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长期在海峡两岸、香港地区及美国等地推动教育改革。1939年出生于四川，1946年随家人迁居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物理系。1966年获耶鲁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69年起执教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81年参与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建工作。1988年，赴港协助创立香港科技大学，任理学院院长及创校学术副校长。2009年以来，受聘于台湾政治大学，担任政大讲座教授及博雅书院总导师，推动文理兼通的博雅教育。2015年5月受聘为中国海洋大学顾问、特聘讲席教授、行远书院院长。

目录：（不出现页码和连接符号）

序   许倬云

前言

几点说明

• 个人选择与初到香港

第二章 首先完成学院系所建置

第三章 意外介入基建设计

第四章 提前建好四大学术服务中心

第五章 行政系统的建立与助力

第六章 科学研究的规划、经费及募款

第七章 聘人的酸甜苦辣

第八章 我们建成科大了

第九章 我来为种树，我去花未开

第十章 和中外大学校长们交流的心得

第十一章 我的反思与结论

致谢

精彩试读：（请精选正文中的精彩篇章或者段落，请注出章节名和对应的页码，总字数不超过3000字。精选正文之外，若愿推荐序言、前言、后记、跋等，请放在第8部分。）

我是如何进入香港科大的

我参与香港科大的创立是很偶然的， 这要从我和吴家玮的渊源开始说起。

我和吴家玮早年成长背景很不一样， 但是后来却变成默契极深的合作伙伴。他1937年生于上海，“二战”后去香港， 在有名的培正中学毕业后， 去美国肯塔基州的一个小而精的文理学院乔治城学院念物理， 然后在圣路易市的华盛顿大学获得理论物理博士， 专攻多体物理理论。我在1939年抗战重庆大轰炸时， 生在大后方的四川， 经历战火， 战后去台北， 在有名的师大附中完成中学教育， 在台湾大学完成大学教育， 学工（电机）两年， 再转物理。毕业后服兵役， 在重炮兵团里当了一年少尉军官， 然后去耶鲁大学念完博士， 专攻高能物理实验。

20世纪60年代， 在美国从事物理研究的华人不过一百来人， 大部分是从台湾去的， 都是我在台大的先后同学， 也有少数是从香港去的。每年1月、5月， 美国物理学会在纽约和华盛顿开年会时， 各领域的教授、研究生都会去， 华人更是如此， 因为不只可以听到各领域

的最新发展， 还可以和华人朋友会面， 家玮和我虽然领域不同， 但就这么认得了。那时见面， 谈的不是物理就是中国。回头看， 当时参会的那些人后来都是各大名校的教授。

1966年， 我从耶鲁博士毕业， 开车载着一家三口和全部家当从新英格兰的纽黑文横穿美洲大陆， 去洛杉矶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开始我的教书生涯。途中特别拐了一下弯去圣路易市看望家玮一家， 然后继续西行到洛杉矶。不久他也开车拉了个拖斗， 带着一家五口到圣地亚哥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开始他的教书生涯。以后几年， 我们和在南加州教物理的另外几人（浦大邦、刘全生、沈庆春等）常常周末带了孩子，聚在一起野餐，谈物理，谈中国。

这群人后来都分别为国内的大学做了很多事情。

那时正值内地“文革”热潮， 没法做什么事。已经在美执教多年的物理学家沈君山和林多樑等人， 常常回台湾教书， 他们和当时的台湾中华书局联络好， 编辑一套科普丛书， 作者放弃稿费， 中华书局答应把书价压低到一张电影票的价钱，目标是惠及中学生和中学老师们。他们两人带头写了两本， 家玮跃跃欲试， 提议和我合写一本。后来我们觉得功力不够， 很难写好， 所以决定翻译一本书。很快他找到那时门德尔森（K.Mendelssohn）刚出版的《低温物理：绝对零点之探究》（The Quest for Absolute Zero）展开了我们第一次愉快的合作。

那是一本描述当年低温物理学家如何在实验室中排除万难接近绝对零度（零下273.15摄氏度）的故事， 牵涉低温物理的理论和实验细节， 内容接近家玮的本行。我在耶鲁念博士时， 虽然专攻高能物理，但是出于好奇旁听了很多低温物理的学术报告。家玮是出色的理论家， 我对实验比较熟悉。他的英文很好， 下笔很快， 可以立刻逐字翻译；我的中文较佳， 习惯于先了解宏观问题再一段一段地翻译， 以避免倒装句等英文式的中文。我们花了两年工余的时间完成了那本书的翻译工作。四十年后， 有一次我访问台北的淡江大学， 做了一场学术演讲。有一位年轻教授拿了一本当年我们翻译的书， 要求我签名。他说他在中学时看到我们翻译的《低温物理：绝对零点之探究》，由于文字通畅易读， 一口气读完， 激起了他对物理的兴趣， 那是一个温馨的经验。

到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经过十多年的停顿，大批的骨干学者亟须到国外进修。有一天家玮提议我们两个人成立“中国访问学者服务社”， 还特别印了信笺， 接受中科院和教育部的请求， 为国内的学者在美国找到愿意资助并指导他们的有名教授， 到美国进入资助者的实验室中， 进修两年。由于我们两人共享对物理的热爱和对中国的关怀，我们默契极佳，一次电话就谈妥如何进行、如何分工，效率很高，很快各自帮助约一百位学者赴美进修。他接待的是中国科学院推荐的人， 我接待的是从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参赞郭懿清那里不断送来的、教育部推荐的国内各大学的教授。学者们两年后回国， 很多都成了他们在国内研究单位中推动科研的骨干。

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当博士后时， 家玮就主张华裔教授应积极参与美国大学行政工作，当系主任、院长、校长。当时我就感觉到，有朝一日，他想当校长。完成了博士后，他去芝加哥的西北大学执教。我去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执教。很快， 他就把自己的主张付诸行动， 不久他当了系主任， 开始了他的行政生涯。再过几年，他回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院长， 就更加鼓励别人走同样的路。每当他看到有招聘系主任或院长的消息， 就会打电话给我， 劝我去应征。我喜欢自由生活， 对行政没兴趣， 不愿意麻烦。他说没关系， 他一直保存一份我的履历， 他会帮我把履历丢进去。说实话， 那时我在霍普金斯教课， 家里有三个孩子， 每周出差三次到芝加哥和加州做实验， 自由自在， 每年暑假开车带全家带学生去斯坦福大学做实验， 忙得不亦乐乎。行政工作会使我失去自由， 所以我不感兴趣。在霍普金斯大学曾经有两次被推上院长候选人的名单， 我觉得院长做不了多少事， 却必须放弃科研生涯， 所以都谢绝了。不过家玮总是觉得担任行政工作可以发挥个人更多的能力， 做更多的贡献。果然， 他累积了系主任、院长的资历， 后来旧金山大学招募校长， 这虽然不是一所研究型大学，他还是争取就任校长。这种一以贯之的精神，令人佩服。

回想起来，几十年来，家玮拉我参与的工作，除了一个例外，我都爽快答应了， 并且都很开心地做成。那个例外就是做生意。当中美建交以后， 很多华侨都利用多年来在中外的知识和关系， 成立公司，为中美贸易和交流做一些事。很多参与保钓运动的人都如此， 有的做得还很不错。家玮也心动了， 他拉了我和特拉华大学教物理的吴仙标等几个人， 一起开一个公司。这次我没同意， 因为我知道炒股经商，偶尔赚些钱并不难，可是要长期不赔，就得不断地天天注意市场细节，好久不管投资就很容易全部损失， 我实在不感兴趣。所以我经常警告自己， 炒股买房千万碰不得， 因为基本上没兴趣和没耐心， 常常一买就跌， 等赔得吃不消卖掉时， 立刻就涨， 所以那次我坚决没参加。后来好像他做得蛮成功的， 可是几年后他担任旧金山大学校长时， 有人就把那公司拿出来寻事。所以后来我为自己定了一条规矩， 只要在学校里教书，就不炒股、不买房、不开公司，免得分心惹麻烦。

初次陪吴家玮招聘

1988年春天吴家玮来找我。他说他要到波士顿去， 找哈佛大学的数学家丘成桐， 还要为筹备中的港科大招聘商学院院长， 要拖我一起去。那时候我并没有考虑去香港， 不过还是陪他去波士顿的剑桥， 到麻省理工看看跟我在日内瓦合作的朋友的工作， 顺便了解吴家玮到底在做什么。

不料首次的招聘之旅出师不利。先是在哈佛大学餐厅里， 见到了丘成桐， 我和他是初次见面， 家玮和他都是香港培正中学出来的， 都在美国念的本科， 所以还算熟。问候以后， 家玮说他已经接受了香港科技大学校长的职务， 想请丘成桐回香港， 并介绍其他的人， 一起办一所研究型大学。没料到丘成桐立刻对家玮说：“你疯了，香港不可能办好一所一流大学， 精彩的教授不会回去的， 回去的多半是在美国站不住脚的人。同时， 即使你们办成了， 香港一流学生也不会上你们的学校， 因为一流的都去了英国， 二流的到了美国， 剩下的去港大和其他学校， 怎么会去一个新的不知名的学校？”丘成桐很聪明并且非常自信， 对中国也有感情， 但讲话很直接， 毫不留情面地把家玮教训了一顿。那时我跟香港毫无关系，并且也不了解香港，所以我打圆场说：“成桐， 我的确不了解香港的情况， 所以才陪家玮来请教你。”他说：“可是吴家玮是香港人啊，还是培正中学的，怎么也不了解呢？”那次我和家玮难兄难弟出师不利， 家玮非常沮丧。我当然也不开心， 可是觉得收获很大：这使我们了解，必须面对当时港人对香港的负面看法。

接着家玮就在我们住的旅馆里面试一位申请商学院院长职位的人， 半个多小时后， 他气嘟嘟地回来了。我问怎么了， 他说跟那人吵了一架。我说， 你是校长， 去招聘一个院长， 怎么能跟人家争论起来呢？他说那个人对香港一点感情都没有！我说家玮啊， 不能因为你要回香港当校长， 就要求每个人都得对香港有感情啊。再怎么说， 校长绝对不能和教授吵起来啊。现在好了， 那人会对别人说， 科大聘人，内部早有人选了， 面试只是演戏走过场， 以后就麻烦了。讲完我就想回巴尔的摩做我自己的事了， 让他自己去思考一下。他说， 慢点， 你得帮我一个忙。换你去招聘他， 帮我去问问他的情况。我说我怎么去招聘他，我和港科大没关系呀！他说，你就告诉他，你是理学院院长，代表科大面试他。我说， 冒牌理学院院长去面试商学院院长， 岂不更荒唐了？

但是后来我想，家玮出师不利，够沮丧了，需要为他打打气，看看问题卡在哪里， 以免以后重复发生。到底相识二十多年， 这个忙不能不帮， 于是我就同意了。家玮问我打算咋办， 我说反正我啥都不懂， 啥都不是， 就顺着他说的话问问题就是了， 顺便学点东西。英谚说：“碰到离谱的人，给他足够的绳子，他总会吊死自己。”（Give a foolenough rope and he will hang himself.）和人谈话，假如对方实在太离谱，我都奉行这个原则。

这位申请人来自香港，学经济，很年轻，刚刚升上正教授，想申请商学院院长的职务。我请教他商学院应该设立哪些系，他说经济系。我再问他还有什么系， 结果他想了半天。我就觉得不对， 显然他经验不多。我换了一个问题：信息科技重不重要呢？他回答说这是理工方面的东西， 跟他没有关系。我又问他既然有宏观经济， 是不是也有微观经济呢？他在这个话题上谈了一阵子。我再问他有没有其他的经济学， 他说没有了。我又请教他计量经济学是什么， 他开始露马脚了。我一路顺着他的答案问问题， 这样谈了四十分钟， 最后他说他可能不适合当院长。我跟他说， 显然他是一位蛮好的经济学家， 但是要办一个商学院有很多学术性不是太高的科系， 他可能不感兴趣。他可以考虑等科大建立以后， 申请到科大的经济系来。最后他觉得自己原来的想法不周全， 要求撤回他的申请。我便请他第二天吃早饭时直接告诉吴校长。

我认为一个名声未立的新学校在刚开始招聘的时候， 一方面要坚持学术标准， 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认为不合格的人要特别小心， 最好让他们自动退出，而不是由我们来否决，以免有流言说人事都是内定的。家玮问我为什么对方撤回申请， 我说我跟他谈了， 对方了解了情况，发现这不是他要的工作。所以他不会往外传话，说我们在这里面搞鬼。吴家玮说， 奇怪， 我一辈子搞行政工作， 你居然比我在行。其实对经济我啥都不懂， 只是在霍普金斯大学教书几十年， 经常一起吃午饭的朋友里有一位政治经济学家， 曾给撒切尔夫人做过几年顾问， 建构她的经济政策，我们常常讨论一些经济学的问题。和那位候选人面谈时，我只是将心比心，最后他了解自己不合适，自动退出，如是而已。

前言/序言/后记/跋

前言

这是香港科技大学创立的故事。

1986年， 华人世界传出一个有关香港的消息， 说香港当局打算1988年成立第三所大学，于六年后开学，并且是一所研究型大学。一年后又传出消息， 说地点已经定在香港清水湾， 命名为“香港科技大学”， 已经聘请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校长吴家玮为校长， 并且创办时间缩短成三年， 规划于1991年开学、1996年将达到七千名学生的规模。当时许多专家都不太相信， 因为高教界的行家都知道， 即使在美国，创办一所研究型大学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至少要十五年。所以一般内行人都认为三年不可能建成， 有些香港留美的名学者更断言， 目睹香港精英连续多年每年外流十多万人， 香港科大不可能吸引国外一流学者逆流去香港效力。

但是1991年10月2日， 香港科技大学居然在清水湾准时开学了， 首期教员近百人， 学生七百人中， 其中三成为博士生。并且以后数年每年都持续吸引数百位高水平教授去香港，1996年、1999年达到原定的三千及七千名学生， 一切都按照原定计划顺利进行。在这三年中， 还推动香港当局成立了香港研究资助局（RGC,Research GrantCouncil）， 类似美国负责拨款支持基础研究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从此改变了香港的基础研究生态。开学时， 港科大以少数创校教员， 在激烈的公开外审竞争当中， 从RGC得到的研究经费， 居然超过香港其他高校的总和。由于RGC的申请都是送到国外由国际专家审查，这反映了1991年港科大开学时，创校教授们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十年后， 港科大名列亚洲名校前茅。如今在四百所世界有名的年轻大学里面， 它的排名为第三名。它的理工商学院个别的排名比全校总排名更为靠前。商学院的EMBA曾经十年荣登第一（2007，2009—2013，2016—2018，2020），在香港，港科大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独占鳌头。根据《时代高等教育》（Times HigherEducation）的报道，2011年——2022年香港科技大学的世界排名（评比总数为一千五百多所世界大学）都在前七十名当中。

这是怎么回事？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先要回答以下一连串的问题。什么是研究型大学？创办一个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到底有多难？要需时多久？当时香港正面临一个持续十几年的移民潮2，十年内流失了几十万精英， 什么人那时会逆流去香港呢？这些少数创校学者， 如何说服几百位国际知名学者放弃他们在海外二三十年的功业根基， 毅然回去？回去以后他们如何凝聚共识，共同努力？

很多新的大学创校都很有成绩， 可是过几年就后继乏力， 常常是因为不少学者到了新环境，或因为不适应，或因为研究工作难以展开，甚至黯然离开， 这就妨碍了后续的发展和招聘工作。港科大如何吸引并留下众多有成就的学者？香港那时没有捐款办学的传统， 政府支持

也很少，港科大是如何捐募创校时所需的研究设备费用的？

科大创校时， 实现了很多高教界的创举， 他们有哪些卓见， 如何做到的？新的大学往往面临生源困难，那时香港大学已经创立八十年，香港中文大学也创立三十年， 港科大首届招生七百人， 如何吸引一万余人报名？当时港大、港中大研究生在学生中占比约不到5%， 香港学生没有念研究所的风气， 港科大如何一开始就招到预计的30%硕博生， 展开研究型大学的使命？三十年来， 亚洲各国纷纷创立上百家新的大学，如雨后春笋，为什么港科大能够越战越勇、历久不衰？

港科大的创立， 是创校时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共创的伟业，在国际高教界被认为是一个奇迹， 也是国内高教界朋友不断探讨的问题。曾经有三本书讲述科大最初几年的故事，作者都从个人经验出发，偏重于讲人的故事，特别是对1991年开学以后的故事，有相当完整的书写。但这些书对于开学前1988—1991那关键性三年筹办期实际上发生的事， 未能娓娓道来。本书将聚焦于这关键性三年里港科大实际上遇到什么问题， 如何寻求解决方案， 最后采取什么行动， 如何为以后三十年的发展打下基础， 得到什么结果， 等等问题。笔者以第一人称的叙事， 希望能够回答前面的问题， 向今天仍在面对同样挑战的同人们提供参考。

我于1988年9月1日第一个到港科大全职报到（那时吴家玮已经被认定为校长两年， 不过还没去香港）， 立即卷入创校的工作， 与同人们共织一个读书人的梦想， 经过一千两百多个日夜的共同努力后，科大如期开学。为了避免在华人社会常常发生的人亡政息的现象，又花了一个学期， 订定教员聘任提职等典章制度， 协助成立了港科大全校教职工协同治校的权力机构——科大教务委员会（英文叫TheSenate）。觉得创校任务完成， 我在1992年3月1日， 辞去创校学术副校长职务， 离开香港回到美国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执教。这三年半的时间是我人生难忘的一段疯狂忙碌的快乐时光。离职时， 吴家玮遇到了续任上的困难， 请求我短期内不要发表关于港科大创校的谈话， 我决定让它沉淀一下， 等自己退休后， 把它整理出来，

记录并感谢当时创校团队的共同努力。

2022年我终于退休， 决定把当时我们想到的问题、凝聚的理念，和做的事情写下来。纪念当时愉快的合作， 也供数百所想冲向一流的大学参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海峡两岸暨港、澳高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数量增加。譬如，香港从1991年港科大创校后的三所大学（港大、港中大、港科大）增加三倍到十所大学， 台湾从八十多所高校， 增加一倍到一百六十二所大学。增加最快的当然是内地，从1991年的一千零七十五所高校，增加到2021年的两千七百五十六所大学。这些巨量的增加， 都是港科大建校以后的事情。由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政府对高校的投资也大量增加。譬如，80年代，内地高校经费非常拮据，即使几个最有名的大学， 年预算也很少超过一百万元。政府开始以各种方式， 增加高校投资， 期望提高中国高校在世界学术界的学术地位，先后有重点投资大学（十所）、211计划、985计划， 和后来的双一流计划等。至今已经有二十五所大学年预算总额超过一百亿（其中五所年预算在一百亿到四百亿元之间）， 和四十年前比， 增加一万倍！但是我们的大学教研质量， 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提高了多少呢？目前由于盲目追求论文篇数， 很多名校已经变成世界论文工厂， 各专业变成一条条的论文生产线。论文篇数是上去了， 但是教学和育人的工作，就相对地受到忽略。台湾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去提高研究声誉（五年五百亿计划，重点投资十所学校），发生了类似的问题。

大学是社会的缩影， 大学里遇到的问题， 常常反映了社会上的很多问题， 不过大学既然成了现代社会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 社会就期望大学培养适当的文理兼备的人才， 解决未来的问题。诸如从未来社会需要思考院系的设置、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数目及比例， 注重本科生的教育， 避免过时及过窄的专业， 培养前瞻性的人才， 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而不是信息知识的填鸭，等等。三十年前，我们创建港科大时，已经遇见这些问题， 科大创校团队， 广泛借鉴了一百多所世界名校的实际经验， 仔细思考了香港和内地社会的需要， 定下了自己的方向，避免了很多错误。

父母最大的痛苦， 就是眼看着孩子摔自己摔过的跟头！注意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学者， 都惊讶发达国家中大部分的环保节能的错误，都会在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里重演。办大学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能够仔细研究几所办得出色的大学的经验， 了解他们如何预见社会的问题，如何编织自己的办学理念， 及如何避免可以避免的错误， 就可以在几

千所大学中脱颖而出， 完成对社会的责任。现在我们正面临从教育大国、科技大国， 发展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的挑战。所以如何办好大学， 就是我们每一位从事大学教育的同人及家长的责任。希望港科大三十年前思考的细节及做法，能够有所借镜、有所帮助。

教育是百年大计， 办一所研究型大学， 尤其不容易， 需要周密的思考和一个精英团队为一个共同理想合作无间的长期的努力。

谨以此书献给当年香港科大创校团队的挚友们，和后来前仆后继不断投入这伟业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学者们， 他们有些已经仙逝，希望本书为他们的贡献留下记忆。

最后也想献给目前海峡两岸暨港、澳努力争办一流大学的朋友们，希望中国的大学不断进步， 培养出更多出色的人才：“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栋梁！”

专家推荐语：

我和港科大的缘分，是因为致榕的建议，想约我加盟，阴错阳差，未能成行。然而，却因为致榕的关系，港科大自创校以来的诸项筹划和发展，我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没有致榕在领导班子中，也就不会有港科大的今天。本书中，他将自己的经验公之于世，畀得学界内外的同仁及读者，了解创业之艰难。致榕以当事人的身份，娓娓道来，令人更有亲切的感觉。

——许倬云，历史学家

钱致榕教授、他的姐姐钱宁和他的长公子钱其斌，对我来说，都产生了不小的间接影响。本书以他回顾港科大的创建过程为主，穿插他的学业和背景。他的直接工作影响了很多人。回顾我对钱致榕教授及其家人的了解，更感到，人不用统计直接影响，而不可计量的间接影响，可能更有趣、甚至更有效、更有意义。

——饶毅，生物学家，首都医科大学校长

本书对大学的规划建设和日常运营极具启发性、指导性，值得大学同仁特别是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中国大学管理与服务者细细品味，必然大有帮助。

——于志刚，中国海洋大学前校长

用全世界的人才，三年时间成功创办新型的研究型大学，即使在西方国家也是奇迹。钱先生对教育理念和实践的观察与思考，超越了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更接近卢梭《爱弥尔》的教育理念。我向中国的官员、学者、父母和青年热情推荐《敢为天下先》这本史无前例的教育创业史。

——陈平，笔名眉山剑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钱致榕先生将港科大的建设历史娓娓道来，将自己的办学思路、理念、管理经验及操作方法详为介绍，既是珍贵的历史书，也是人生的参考书。在各地建设新型大学方兴未艾、高速发展的今天，近距离研读港科大的建校历史与发展经验，是非常必要的。

——王贻芳，实验高能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媒体推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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