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晚清大变局

定价: 88

作者: 迟云飞

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0-03

用纸: 胶版纸

装帧: 精装

开本: 16

ISBN: 9787520206235

　　《晚清大变局：改革、革命与社会裂变（1901-1911）》收录了迟云飞先生关于晚清改革与革命的论文20余篇，自成系统，集中呈现了作者对晚清改革与革命的核心观点。

1840年以来的列强侵略及其所带来的冲击大大加速了清朝的衰落。由士、农、工、商组成的传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裂变。

清政府为了适应“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不得不进行改革，然而，恰恰是改革促进了革命的爆发，最终迫使清帝退位。

传统帝制终结后，关于如何建立新的国家，出现了两种模式：一是袁世凯的集权模式；二是宋教仁等倡导的民主宪政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没能真正实现。

20世纪之初，清政府推行新政，练新军、兴教育、振兴实业、仿行宪政……改革的力度没有过，影响深远。但，恰恰在改革过程中，革命也走向了高潮。在新政进行了十年之后，大清王朝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列强的到来破坏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促成了以君权专制为核心的传统政治体制的解体。但是，西方的冲击没有也不可能让中国建立一个新社会。于是，中国陷入动荡和混乱之中。

新政改革与晚清政府再认识 列强的冲击与清政府的衰亡 清季政府及其覆亡论析 晚清社会的裂变与各阶层分析兼论清王朝的覆亡（1901-1911） 晚清改革与革命的互动 晚清新政与中国知识人知识体系的转换 清末谁最早要求设议院？ 重新审视晚清立宪派 清季主张立宪的官员对宪政的体认 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 端方与清末宪政 赵尔巽 载泽 善耆 载涛 载洵 晚清预备立宪与司法“独立” 清季部分官员反立宪思想探略1906-1911 中国第一次“省议会”的试验：晚清谘议局

革命再解 革命、改良与革命、晚清革命的起因 孙中山与晚清革命党人社会背景的再认识 黄兴与民初政局以对袁世凯的关系为中心 孙中山与宋教仁关系论析 宋教仁与社会主义思潮 宋教仁的边疆史地研究以《间岛问题》为中心 陈天华、宋教仁留日史事新探 关于宋教仁研究的几点意见在宋教仁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2011年6月9日）

　　迟云飞，1957年生，199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尤于晚清民初政治变革与发展用力较多。著有《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宋教仁思想研究》《清末预备立宪研究》《曾国藩大传》（合著）、《清通鉴》（光绪下、宣统）、《清史编年》（第12卷）等，发表论文百余篇。

　　《晚清大变局：改革、革命与社会裂变（1901-1911）》：

新政引起了哪些问题呢？

第一是引起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大体上是士农工商，再加上既得利益的官员和皇亲贵族。各个阶层有区别但又可以互相流动（一个朝代内皇族不能流动）。这种社会结构支撑着传统的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但是新政期间，产生了从前所没有的新知识分子；士绅阶层也发生了分化，产生了不同于旧士绅的新的绅士阶层；产生了附和新绅士的新兴工商业者阶层。清政府无力控驭这一新的社会。

第二是加剧了统治者的内部矛盾。

庚子以后，朝野各方大都看出中国不能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也不能维持现状，必须改革。但改革是“各唱各的调”，各方都借改革之机为自己谋取利益。

从戊戌到庚子，清廷权力有戏剧性的消长。戊戌政变后被杀头和被免职的，多为汉族官员；而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中死亡或丢官的，则多为满族王公官员。满汉势力一消一长。新政中，由于满族贵族人才的贫乏，那些办新政最有成效，同时通过新政大大加强或者说是养成了自己势力的，是汉族地方督抚，特别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袁世凯不仅有自己的私人军队，而且有一批拥护他的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政治军事经济甚至外交人才。因此，在能够有效控驭袁世凯的慈禧太后去世后，清廷亲贵与袁世凯的矛盾迅速激化，导致袁世凯被清廷罢免。但清廷此举既加深了统治集团中其他汉族官员的不满，也加深了社会上的满汉矛盾。清廷想借新政和立宪之机加强中央的权力，而地方督抚也趁机固守和扩大自己的权力。满族亲贵对某些汉族官员不放心，而汉族官员对清廷的不满则逐渐加深。宣统年间，清政府内部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满与汉的矛盾、载沣为首的少壮亲贵与奕勖为首的老一代权臣之间的矛盾都极为尖锐。这些矛盾致使本来已经十分衰弱的清王朝几乎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

第三是加重了财政的困难。

前面说过，由于巨额的赔款，清政府的财政实已濒临崩溃边缘。而大力推行新政，又进一步加剧了财政的困难。新政为财政带来的压力第一为军费。为保卫国家，当然也为加强统治，清政府大力办新军，但新军比较旧军需要的经费多得多，旧军裁撤又慢，导致军费激增。除办新军外，其他新政措施，如巡警、学校、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奖励实业等，无一不需要增加开支。再加上赔款负担，可以说财政问题是清政府无法解开的死结。

按照度支部制定的宣统三年（1911）预算原案，总计年财政收入29696万两，支出38135.7万两，赤字达7000余万两，相当于全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可见问题的严重。

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想了很多办法。当时的财政收入来自几大项：海关关税、田赋、厘金、盐税、鸦片税、其他杂税。这里面，限于康熙朝今后滋生人丁永不加税的祖训，田赋不能大量增加；海关关税税率因有关税协定条款，关税只能随着中外贸易的增长逐渐增加而不能大幅增加；厘金早已为中外人士指责，也不能再大量增加；鸦片税反而由于严厉的禁烟措施而减少。清政府只好在盐税和各种杂税上打主意。但杂税的增加和各种摊派，却招致从一般民众到新兴商人的广泛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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