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后疫情时代 大重构+利益相关者 套装2册

定价: 148

作者: 克劳斯 施瓦布 蒂埃里 马勒雷 克劳斯 施瓦布 彼得 万哈姆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

ISBN: 9787521730272T

《后疫情时代：大重构》

1. 畅销书《第四次工业革命》作者、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新书，关注当下热点话题，谏言未来世界发展方向。 2. 书中系统梳理了世界即将发生变革的三大方面，视角宏观且独到，具有较高的趋势预测价值。 3. 从宏观领域到微观视角，再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本书将成为新冠疫情当下每个人都不容错过的未来生存指南。

《利益相关者》

1. 《第四次工业革命》作者、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又一力作，关切人类和地球命运，构建全球经济新模式，助推企业、国家以及整个人类社会走上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2. 作者集30多年观察、研究成果，系统分析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困境和体制缺陷，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更加平等、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利益相关者模式。 3. 聚焦当下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等、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在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的当下更具现实意义，契合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议程。 4. 探访和梳理了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德国、印度尼西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地的企业发展和政策实践，为利益相关者模式在企业、国家、公民社会、国际社会层面的落地提供了实用性指导。 5.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朱民、联合国和平使者珍·古道尔、微软现任CEO萨提亚·纳德拉等倾情推荐。

《后疫情时代：大重构》

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之际，颠覆了国家治理、经济运行和社会交往的方式，革新了人们的固有认知。在这场空前危机中，人类社会的裂痕从未像今天这样一览无余，社会分化、公平缺失、合作乏力、全球治理与领导失灵等问题尤为明显，甚至有人以“新冠纪元”作为新的纪年方式来凸显新冠疫情的决定性影响。在未知与恐惧中，人们不禁会问：疫情过后，人类社会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模样？世界又该何去何从？鉴于此，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携手“每月晴雨表”管理合伙人蒂埃里•马勒雷适时地带来了《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一书，旨在为国家、社会、企业与个人在后疫情时代的发展道路指引方向。

书中从三个维度系统梳理了未来世界的新格局。一维度评估疫情对五大宏观领域的集中影响，即经济、社会、地缘政治、环境和科技；二维度深入微观层面，考察具体行业和企业的现状和前景；三维度关注个人，推测疫情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及心理造成的影响。 作者认为，事关存亡的危局也是反省的良机，蕴藏着变革的潜力。疫情仿佛将人类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其中一条路通向更美好的世界，一个更加包容、公平和敬畏自然的未来世界；另一条路则会带领我们回到原来的世界，危机与风险层出不穷，人类社会险象环生。因此，我们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些挑战未来所产生的后果或许超出我们的想象，但人类重建世界的能力同样远超我们的想象。

《利益相关者》

自二战以来的75年里，全球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人类生活水平取得巨大提升。但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各地局势动荡加剧，尤其是西方社会分裂倾向日渐明显，之前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和不可持续性日渐凸显，这突出表现为：多个经济体陷入低增长和高负债的困境，生产力和工资增长放缓；不平等加剧，收入不平等与财富不平等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使得社会流动性越来越低，底层民众的健康直接受到威胁；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污染、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及其合作者彼得·万哈姆，首先通过梳理二战以来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指出了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当前的全球经济制度存在系统性缺陷：政府唯GDP论，对全球化的弊端管理不善；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或少数大企业手中，抑制了创新和生产力的提升，加剧了不平等；“股东利益至上”式思维模式，导致环境问题不断恶化。 立足当前全球经济的困境，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利益相关者模式。在该模式下，地球与人类的福祉被置于中心地位，其他4个关键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政府、公民社会、企业和国际社会，要在优化地球和人类福祉的同时，致力于实现各自的主要目标：企业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利润，追求长期价值创造；公民社会的主要目标是每个组织的宗旨或使命；政府主要追求的是公平的繁荣；国际社会则致力于实现和平。此外，作者还通过探访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德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地的优秀发展实践，针对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层面如何践行利益相关者模式提供了实用性指导。

《后疫情时代：大重构》

引言 第一部分 宏观层面的大重构 第一章 概念框架——当今世界的三大特征 相互依存 瞬息万变 错综复杂 第二章 经济复苏 新冠疫情下的经济 经济增长和就业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第三章 社会的重构 不平等 社会动荡 “大”政府的回归 社会契约 第四章 地缘政治的重构 全球化和国家主义 全球治理 中美对抗的加剧 脆弱国家和失败国家 第五章 环境的重构 新冠病毒和环境 大流行病对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政策的影响 第六章 技术的重构 加快数字化转型 接触者追溯、接触者追踪和接触者监测 反乌托邦的风险 第二部分 微观层面的重构（行业和企业） 第七章 微观趋势 不断加速的数字化 具有韧性的供应链 政府和企业 利益相关者理念和ESG 第八章 行业复兴 社会互动和去致密化 行为改变——长期性变革与暂时性改变 韧性 第三部分 人性的重塑 第九章 重新定义人性 人性本善？人性本恶？ 道德选择 第十章 心理健康 第十一章 人生重要事项的变化 创造性 时间 消费 自然与健康

结 论 致 谢 注 释

《利益相关者》

前言 01 我所成长的世界 第一章 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的75年 战后全球经济秩序的基石 西方世界的辉煌三十年 跌宕起伏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转折时刻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10年 体制的崩溃 第二章 库兹涅茨的诅咒：当今世界经济的问题 第一个库兹涅茨诅咒：“唯GDP论” 第二个库兹涅茨诅咒：不平等 第三个库兹涅茨诅咒：环境 第三章 亚洲的崛起 中国的经济特区 前进的代价 紧随中国而起的新兴市场 印度的增长 放眼全局 第四章 分裂的社会 德国的分裂与统一 中间派政治势力的削弱 社会动荡 从分裂的社会中吸取教训

02 进步和问题的驱动因素 第五章 全球化 早期萌芽与“香料之路” 第一波全球化浪潮（19世纪至1914年） 第二波和第三波全球化浪潮 全球化4.0 今天的全球化 第六章 技术 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 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 工业革命以前 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七章 人与地球

03 利益相关者模式 第八章 利益相关者概念 利益相关者概念的发展历史 当代的利益相关者模式 利益相关者模式的原则和信念 利益相关者模式的实践 第九章 利益相关者模式在企业层面 第十章 利益相关者模式在国家、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层面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新西兰 国家政府的关键任务 新加坡作为利益相关者政府的典范 新西兰与“唯GDP论”的破除 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

结语 通往利益相关者模式之路 致谢 注释

《后疫情时代：大重构》

新型冠状（以下简称“新冠”）病毒大流行引发了现代史上空前的全球性危机。毫不夸张地说，全世界乃至我们每个人都因此陷入了几十年未曾有过的艰难境地。对我们而言，这一决定性时刻的影响将持续多年，许多事情都将永远改变。新冠疫情正在严重破坏经济，使社会、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陷入危险与动荡，引发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深刻关注，也让技术广泛进入我们的生活（这一影响是好是坏，我们现在还无从判断）。面对这些变革带来的影响，任何行业或企业都无法置身事外。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处境岌岌可危，许多行业前途未卜，只有少数能够逆势发展。在个体层面，许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飞速瓦解。但换个角度来看，事关存亡的危局也是反省的良机，蕴藏着变革的潜力。世界的种种裂痕从未像今天这样一览无遗，社会分化、公平缺失、合作乏力、全球治理与领导失灵等问题尤为明显，人们感到社会再造刻不容缓。新的世界必将兴起，但其蓝图需要我们积极构建。 本书写作之时（2020 年6 月），全球新冠疫情仍在持续恶化。许多人都想知道世界何时才能恢复如常。简单地说：永无可能。新冠病毒大流行标志着全球发展的根本性转折，危机之前“支离破碎”的世界常态将一去不复返。有些分析者将这场疫情称为一次重大的分叉，有些则认为这是一场“惊天的”深层危机，但两种说法的本质如出一辙：2020 年年初的世界已成为历史，已在这场疫情中消失无影。根本性变化正在逐渐显现，有些学者开始提出“新冠纪元前”（before coronavirus，BC）和“新冠纪元后” （after coronavirus，AC) 这样的纪年方法。意料之外的快速变化将层出不穷，互相融合，引发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乃至更多后果，带来连锁反应及难以预料的影响，在逐渐打破以往状态的同时，塑造出截然不同的“新常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关于世界可能呈现或应当呈现何种面貌的许多信念和假设将烟消云散。 但是，我们应当谨慎使用激进的宏论（如“一切都将改变”） 和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分析方法。现实当然会更加微妙复杂。新冠病毒大流行本身或许不会彻底改变这个世界，却能加速业已发生的许多变化，并引发其他变化。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这些变化不会是线性的，间断将经常发生。《后疫情时代：大重构》尝试明确并阐述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尽力描绘一个更理想、更可持续的世界样貌。 让我们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个问题：人类的历史大约有20万年，最古老的细菌已存在数十亿年，病毒也有至少3亿年历史。这就意味着，自从人类开始四处移动以来，大流行病很可能一直都存在，并成为人类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过去2 000年的常态，而不是例外。流行病天生具有破坏性，历来都会引发持久甚至彻底的变化。它会引燃社会动乱，造成群体冲突，导致军事失利，但也会激发创新、重划国界和铸就革命之路。疫病的暴发还会迫使帝国改弦更张，比如541—542年暴发的查士丁尼瘟疫就改变了拜占庭帝国的历史进程。有些帝国甚至因此灭亡，例如，在皇帝和大多数臣民死于欧洲细菌后，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随之消失。同样，旨在控制瘟疫的专制措施自古就是一种政策手段。由此可见，为了控制本次新冠病毒，全球许多国家实施封禁措施实在不足为奇，它们只是沿袭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惯例而已。1347—1351年，黑死病笼罩欧洲，全欧约1/3的人口染病而死。为了控制瘟疫传播，这一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限制措施，也就是隔离。“隔离”一词的英文“quarantine”来自意大利语“quaranta”（意为“40”）。尽管当政府提出将人们隔离40天时，并不知道要阻止的究竟是什么，但作为早期“公共卫生服务制度化”措施之一，这种做法帮助确立了现代国家“积累权力”的正当性。事实上，40 天隔离期并无医学依据，而仅出于象征和宗教意义：《圣经•旧约》和《圣经•新约》在与净化相关的篇章中常提到40 这个数字，例如40 天大斋期，《创世记》中的大洪水也是40 天。 传染病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引发恐惧、焦虑和大规模歇斯底里的情绪，并挑战社会凝聚力及人们共同管理危机的能力。传染病会造成社会撕裂与个人创伤。我们对抗的是看不见的敌人；家人、朋友和邻居都可能成为传染源；我们珍视的日常行为（例如在公共场合与朋友见面）可能成为传染途径；当局为保护民众而实施限制措施，却常因此被视作压迫者。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重要规律，那就是寻找替罪羊，将责任归咎于其他人。在中世纪的欧洲，瘟疫引发了耸人听闻的大屠杀，而犹太人几乎总是受害者。有事实为证：黑死病横行欧洲大陆两年后，人们指责犹太人污染了城市的水井，导致瘟疫传播，在1349 年情人节那天的斯特拉斯堡，犹太人被要求改变信仰。约1 000 名犹太人拒绝改宗，因而被活活烧死。同年，欧洲其他城市开始清除犹太人社区，迫使他们大规模迁徙到欧洲东部（波兰和俄罗斯），这永远地改变了欧洲大陆的人口分布。欧洲反犹运动的核心特征在历史上多次重现，如专制主义国家兴起、教会逐渐没落，以及受大流行病严重影响的其他事件。这些变化如此多样和广泛，甚至造成了“顺服时代的终结”，结束了封建主义和农奴制，迎来了启蒙运动的新时代。简言之，“黑死病可能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开端，只是（这种说法）尚未得到广泛认同”。既然中世纪的一场瘟疫引发了如此深远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那么新冠疫情是否会成为一个类似的转折点，对当今世界产生持久而剧烈的影响呢？新冠病毒不同于过去的流行病，不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不会产生不可预见的大饥荒、重大军事挫败或政权更迭，也不会造成某个群体的整体灭绝或者流离失所，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实际上，在这次疫情暴发之前就已存在一些迟迟未能得到有效处理的风险，新冠疫情的来临严重加剧了这些风险。长期以来，若干令人不安的趋势日积月累，疫情也会加速推进这些趋势。 若要提出有效的对策，我们需要建立概念框架（或简单的思维导图），帮助我们思考可能发生的事情，并指引我们理解未来形势。当不得不艰难思索世界将发生哪些变化以及变化的程度如何时，我们往往需要以史为鉴，确定一个“思维锚点”作为参照。为此，我们带着如下问题寻找先例：新冠疫情是否类似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在连续三波疫情中，西班牙流感在全球造成估计5 000多万人死亡）？它是否会演变成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它与“9•11恐怖袭击事件”造成的心理冲击是否有相似之处？它与2003年的“非典”和2009年的“禽流感”是否存在共同点（尽管规模不同）？它是否会像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只是这次规模更大？无论人们接受与否，以上问题的答案都是：否！ 无论是从给人类带来的痛苦程度，还是从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程度来看，这些事件的影响范围和演变规律均不同于当前的大流行病。尤其在经济影响方面，任何现代危机都无法与此次疫情相提并论。面对来势凶猛的新冠疫情，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指出，我们已经处于战时状态，而对手是看不见的敌人，当然这是一种比喻：“如果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疫情算作一场战争，那它并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毕竟，这场战争中的敌人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 即便如此，在评估未来趋势时，二战仍可能是最重要的思维锚点之一。本质上，二战是具有变革意义的世纪大战，它不仅彻底改变了全球秩序和经济格局，而且导致了社会观念和信仰的彻底变更，最终催生出全新的政策与社会契约条款（例如允许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继而获得投票权）。当然，大流行病和战争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下文将详细探讨），但都具有促成变革的力量。因为两者都有可能演化成过去难以想象的危机，从而促成极为深远的变革。但我们也要警惕流于表面的类比。即使发生最糟糕的情况，新冠病毒致死人数也会远低于历次大瘟疫（包括黑死病） 或二战中的死亡人数。不仅如此，当前的经济状况也和过去几个世纪完全不同，现代经济不再依赖手工劳动、农业或重工业。然而，在高度互联、相互依存的当今世界，新冠疫情的影响不会局限于死亡人数、失业率、破产数量等“简单”的数字层面，尽管这些数字已经颇为惊人。 《后疫情时代：大重构》编撰、出版于危机肆虐之际，而危机的影响将在未来数年逐渐展现。对此，我们不免会感到困惑、茫然。面对极端冲击，人们不安地意识到，未来的结果必将难以预料、不同寻常，这样的感受再正常不过。在1947年的小说《鼠疫》中，作者阿尔贝•加缪精确地描述了这种怪异感：“但是，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变化如此荒诞，来得如此仓促，以至很难认为它们会持续存在。” 现在，我们亲身经历了以往难以想象之事，但在疫情结束后以及可预见的将来，还会发生些什么？当然，现在要合理预测新冠疫情将会带来哪些重大变化还为时过早。本书希望提供概念严谨、连贯一致的内容，帮助读者全面洞察未来趋势，从多个层面理解即将发生的变化。我们认为，新冠疫情至少会加速此次危机前已明显发生的系统性变化：全球化局部倒退，中美持续脱钩，自动化加速发展，监控势力增强引发各方担忧，福利政策呼声高企，民族主义抬头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外来移民的恐惧，科技的影响与日俱增，企业亟须加强线上业务，等等。除了加速上述变化，此次疫情还可能改变曾看似亘古不变之事，产生在大流行病发生前几乎不可想象的变化，如制定“直升机撒钱”式新型货币政策（已成现实）、重新考虑或调整社会优先目标、政策目标向公共利益倾斜、公平观念获得政策支持、采取激进的福利和税收措施，以及地缘政治剧烈调整等。 总而言之，即将发生的变化难以预想，即将产生的新秩序也有无限可能。无论是好是坏，只有我们想不到的。各国社会可能都要做出选择：是要更平等还是更专制，更团结还是更孤立，更关注少数群体还是更重视多数人的利益；从危机中恢复后，各个经济体是要包容并蓄、积极适应全球公域需求，还是重走老路、一切照旧。答案不言自明：我们应该利用此次前所未有的机会， 重新构筑我们的世界，努力让世界度过危机，变得更美好、更有韧性。 当然，全面、深入探讨书中所有议题绝非易事，甚至可能不切实际。本书涉及的主题包罗万象，且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便用5 倍的篇幅也难以尽述。但我们希望通过相对简洁的表述，帮助读者理解多个领域的未来形势。为尽量避免干扰行文，本书将参考信息附于末尾。因本书出版时疫情正在蔓延，且预计还会暴发后续感染，本书将持续修订更新，以反映主题内容的变化。本书的后续版本将纳入新发现、新研究、政策修订以及读者的持续反馈。 本书结合了浅显的学术写作和论文形式，兼有理论与实例， 以解释说明为主，对疫病大流行之后的世界提出许多猜想和观点。针对转向新常态的世界状况，本书没有进行笼统的概括，也没有提出相关的建议，但是我们相信读者会发现其中的价值。 本书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力求全方位阐述未来世界可能形成的格局：第一部分评估了这场大流行病对以下五大宏观领域的影响，即经济、社会、地缘政治、环境和科技；第二部分进入微观层面，考察疫情对具体行业和企业造成的影响；第三部分则推测疫情对个人造成的影响。

《利益相关者》

2020 年 2 月初的一天，我在日内瓦，正与一位同事相对而坐，讨论这本书。这时，我办公室的电话响了。事实证明，正是这一时刻堪称开启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新冠纪元前（AC）与新冠纪元后（BC），人类的关注点就此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的时代转向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现实。 在接到那通电话之前，我和同事一直在致力于研究世界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长期挑战，比如气候变化、不平等问题。自二战结束至今已有75 年时间，自世界经济论坛成立至今已有50 年时间， 我对于在此期间所建立的全球经济体系进行了深入思考，探究当前我们这个全球化世界的优势、弊端以及需要进行的权衡等，思索在未来 50 年或 75 年里我们需要对该体系做出何种改变才能确保它对后代而言更公平、更可持续、更具韧性。 但就因这通电话，这一长期议程被彻底颠覆了。我开始将研究焦点转移，转向我们所有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每个国家的每个人所即将面临的直接危机。 位于电话那端的是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的负责人。通常情况下，这类通话所探讨的都是一些常规事务，让我有机会了解那些既定倡议和计划的进展情况。但这次不同往常。这位负责人打电话给我，是为了向我汇报那个冬季对中国造成猛烈冲击的一场大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这种会引发严重呼吸道疾病的新型冠状病毒，最初仅出现在武汉市内，但后来迅速蔓延， 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据我们在北京的同事解释，因为当时正值中国的春节期间，北京大部分人口都回到位于全国各地的家乡庆祝春节。春节过后，各地人员返京加剧了病毒的蔓延，北京最终采取了封禁措施。 我的同事冷静地向我说明了一些客观情况，解释了封禁措施对于我们的员工以及机构的运营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如此，从他的声音中，我还是能感觉到他非常担心。他的家人，甚至是出现在他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影响——他们都面临着被感染的危险，受到封禁措施的限制。当局采取了强力的防控措施。员工被迫无限期在家办公，想要走出家门都有严格的条件限制。一旦有人出现疑似感染症状，就要立即接受病毒检测，同时会被隔离起来。然而，即便是采取了如此强力的防控措施，也无法保证这一威胁人类健康的病毒能够得到控制。疫情蔓延得如此之快，人们即使待在家里，也不免担心会感染病毒。与此同时，从医院传出的消息是，这种疾病来势汹汹，难以治愈，给医疗卫生系统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在瑞士，早在 2020 年 1 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举办时， 我们就已经对导致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有所耳闻。在年会上，当来自亚洲的参会者以及那些主要业务活动在亚洲的参会者探讨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时，该疫情便成为一个话题点。但我一直寄希望于这场疫情持续的时间不会太久，扩散的范围不会太广，就像当年的 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也被称为“非典”）疫情和 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一样得到控制，寄希望于它不会对我的同事、朋友和家人的生活造成影响，直到我接到那通电话。 这通电话改变了我对全球公共卫生威胁的理解。在随后的几天和几周里，我停止了这本书的创作工作，整个世界经济论坛都进入了危机模式。我们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要求所有员工在家办公，并且集中全部力量协助应对此次国际紧急事件。所幸我们的行动还不算太晚。一周后，疫情就蔓延至欧洲，迫使欧洲大部分地区实施封禁；几周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陷入类似的境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或重病住院，上亿人失去了工作或收入，还有无数企业和政府或已经破产，或名存实亡。 我于 2020 年秋写下这篇序言。此时，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紧急状态已经基本消退，但新一波感染浪潮使世界再次进入高度警戒状态。世界各国正谨慎地恢复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但经济复苏非常不均衡。中国是首批结束封禁、恢复商业运营的主要国家之一，甚至有望在 2020 年全年实现经济增长。与之相比，在世界经济论坛其他的办公室所在地——日内瓦、纽约、旧金山和东京，公共生活虽已部分恢复，但形势还非常不稳定。在世界各地，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和生计；数十亿美元被消耗，以维持人们的生活以及企业和政府的运转；原有的社会分歧有所加剧，同时又有新的分歧显现。 截至目前，随着最初的危机逐渐退去，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开始意识到，这场大流行病及其带来的影响与我们已经识别出的现有全球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一想法将我带回 2020 年 2 月接到那通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之前，我正在与人探讨的问题。我们之前所做的许多分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符合现实。在这本书中，你将看到这些分析。我将在本书中呈现自己对于以下问题的观察：不平等的加剧、经济增长的放缓、生产力增长的乏力、债务水平的不可持续、气候变化的加速、社会问题的深化，以及在应对世界上最具紧迫性的挑战时全球合作的缺乏。我希望你们同样能够认识到，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这些观察的有效性丝毫未减。 不过，在“新冠纪元前”与“新冠纪元后”之间的过渡时期，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改变。我注意到，民众、商业领袖和政府都更好地认识到，要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需要共同努力的。有一个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可，那就是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后疫情时代。相比气候变化或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渐进式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突如其来且横扫一切之势，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由自利目标和短期利益驱动的经济体制是不可持续的。这种经济体制是不平衡的、脆弱的，会增加社会、环境和公共卫生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正如新冠肺炎疫情所表明的，一旦危机来袭，公共体系就将被置于难以承受的重压之下。 在这本书中，我将论证，我们当前这个由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逃避税收和监管、环境危害的外部化等自利动机驱动的经济体制已经无法持续。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旨在关切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社会、经济体和国际社会。具体而言，我们应该从过去 50 年西方世界盛行的“股东资本主义”体制和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经济发展体制，转向“利益相关者”体制。这正是本书的核心内容。紧接着，我展示了如何构建这样一种经济发展体制，以及为什么我们现在就需要这样做。 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四章）概括性地梳理了 1945 年以来西方世界和亚洲的经济发展史，探讨了我们当前的经济体制取得的主要成就以及存在的主要缺陷，比如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发展，但也造成了不平等加剧，环境恶化，给后代留下了巨额债务。该部分还探究了政治极化日益严重等社会趋势与我们当前的经济体制和治理体系之间存在着何种关联。第二部分（第五章至第七章）深入挖掘了我们当前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背后可能的驱动因素，审视了技术创新、全球化和贸易扮演的角色，以及对自然资源的使用问题。第三部分（第八章至第十章） 探讨了我们的全球经济体制可能发生的转变，给出了“利益相关者模式”的定义，并展示了在具体实践层面该模式对于企业、政府、国际组织和公民社会而言可能意味着什么。 在整本书中，无论是呈现我们正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并且探讨这些问题可能的原因及结果时，还是提出我认为有助于打造未来更美好世界的解决方案时，我都尽力做到公正、客观。但我必须要补充的一点是，我在这本书中所展示的都仅仅是个人观点，这些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的个人生活经历影响。我在本书第一章中谈到自己在儿童时期、学生时期以及初入职场时的一些成长经历。我希望这些描述能够帮助读者了解我的世界观。我坚信， 无论是对于一个社会还是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最优的成果都来源于合作——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或是各个国家之间以及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 无论你是谁，我都希望这本书能够对你有所启发，促使你积极投身这一体制的构建。通过合力打造一个以包容性、可持续性和平等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我们可以转变新冠肺炎疫情的后续影响。尽管这场疫情已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口死亡，对人们的生命与生计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也许它能够帮助我们通往一个更具韧性的世界。我希望，后疫情时代之于我们的后辈，正如同二战后的那段时期之于我父母那一代人——那是一个团结的时代，人人都以刚经历的那段历史为戒，牢牢抓住当下和未来的时机，构建一个所有人都能共享繁荣的世界。 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国内层面，我们致力于重建社会契约——比如，欧洲致力于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美国致力于打造“伟大社会”。在国际层面，我们创建了一个多边体制，旨在维护和平，促进合作，还构建一个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等机构在内的国际金融体系。 现在，我希望我们能够借后疫情时代的复苏之势，在国家层面实施利益相关者模式，同时在国际层面建立一个更加可持续的全球经济体制。 感谢你抽出时间阅读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