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弗里茨·R. 斯特恩的经典力作。作者通过分析拉加德、朗本和范登布鲁克这三位主要现代德国批评家的思想和影响，深度解析了德国是如何从绝望走向战争的！本书也是被盛赞为代表了美国学术研究巅峰的作品。

【名人评价及推荐】   

    这是一本充满启发性且内容极为扎实的学术专著。在希特勒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德国社会处于一种怎样的氛围之中，日耳曼意识形态的崛起又源于何处，如果你对上述问题感兴趣，那么本书将非常值得一读。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斯特恩的处理方式有一个特别的优点，即他将德国“保守主义革命”的案例研究与世界范围内对这一现象的认知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本书轻快易读，完全不会因为作者的博学而存在阅读障碍，几乎每个段落都有引人注目的名言警句。

                           ——《美国历史评论》

    本书透彻地分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情感背景……斯特恩教授的著作，包括有益的脚注、精选的书目和优秀的索引，代表了美国学术研究的巅峰成就。

                           ——《国际事务》

【作者简介】

弗里茨·R. 斯特恩

德裔美国历史学家，致力于研究德国历史、犹太历史和近现代欧洲史。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和前教务长，曾在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康斯坦茨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任教。主要著作包括《文化绝望的政治》《非自由主义的失败》《金与铁》《我的五个德国》等。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项因循文化批判主义路径的研究。通过分析拉加德、朗本和范登布鲁克这三位主要现代德国批评家的思想和影响，弗里茨·R. 斯特恩阐释了特定类型文化绝望的危险和困境。这三位批评家对德国文化和德国人精神的批判通常是深刻且公正的，他们不仅是德国文化危机的批判者，也是其表征和受害者。

    因为无法忍受他们自己诊断出来的，并在其自身的生活中深刻体验过的这种疾病，他们试图成为能够指出德国民族重生路径的先知。虽然他们为此而提出的转型方式是残酷和理想化的、民族主义和乌托邦的，但正是这种跨越所有现实，从绝望到乌托邦的飞跃，赋予了他们思想非凡的品质。

【目录】

1974年平装本序

前言

第一部分保罗·德·拉加德和一种日耳曼宗教

第一章作为学者的批评家

第二章反现代性的理想主义

第三章日耳曼宗教

第四章日耳曼民族

第五章德国教育的腐败

第六章被铭记的先知

第二部分尤利乌斯·朗本与日耳曼非理性主义

第七章作为失败者的批评家

第八章艺术与反抗现代性

第九章艺术、政治与英雄人物

第十章朗本与19世纪90年代危机

第三部分默勒·范登布鲁克和第三帝国

第十一章作为流亡者的批评家

第十二章美学家的政治转向

第十三章右翼的良知

第十四章走向第三帝国

结语：从理想主义到虚无主义

注释

致谢

参考文献

索引

【文摘】

第一部分保罗·德·拉加德和一种日耳曼宗教

第一章  作为学者的批评家

    我所知道的是：我不属于这个时代也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祖国必须变得更加强大。

                                                ——拉加德

    保罗·德·拉加德（波提舍）是一位才华横溢但性格古怪的学者、道德家，他一生都在谴责和痛斥那些他最想热爱的东西。他一直深受宗教的影响，然而在19世纪40年代，当他还是一名学生时，便对有组织的基督教失去了信心；自此以后，他便开始嘲讽和抨击新教教会。作为一名保守派，他在19世纪50年代与普鲁士保守主义决裂，并斥责了其反动路线。作为一名爱国主义者，他猛烈抨击国民道德沦丧，并预见了其灾难性后果。拉加德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家可归之人，他生命中最大的热情就是去寻找一个新的共同体，即拥有虔诚信徒的德意志民族。

    19世纪50年代，革命溃败，俾斯麦政权兴起，拉加德就成长于那个冷酷黑暗的年代。正是在那样一个政府失灵、个人失落的年代，对于民族的前途，拉加德孕育出一种非理性的悲观主义情绪。俾斯麦的成功也不能消除拉加德的恐惧。拉加德在1871年之后发表的五十多本小册子中警醒人们，德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人们的信仰和活力的丧失将导致民族的毁灭。

    但是拉加德不只是想成为一名末日预言家，他坚信德国能够复兴，他还力图将德国重生的愿景带给德国人民。他自己将带领他的人民走向新的德国。只有国教，即日耳曼-基督信仰，才能使德意志民族的精神获得重生。只有根除那些披上伪装外衣的自由主义，只有吞并奥地利帝国，即激进的“大德意志”方案，才能使德国继续存在和发展壮大。

    尽管拉加德对文献学和宗教史做出的学术贡献相当重要，但基本上都被他人所取代。唯有对文化的批评和对解放的憧憬使他留名后世，并且对好几代德国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托马斯·曼称拉加德为“德国的老师”，他是所有那些不满资产阶级社会单调乏味生活的德国人的老师。后来，国家社会主义者称拉加德为他们主要的精神导师之一，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将拉加德作品选集分发给士兵阅读。一个充满不满情绪的民族铭记了这位预言民族末日和民族重生的先知。

    保罗·安东·波提舍于1827年11月2日出生于一个老派撒克逊家庭，这个家庭的好几代父辈都是让儿子从事新教牧师职业。保罗童年时期的生活充满苦难和孤独：刚出生十二天，他年仅十八岁的母亲就去世了。他的父亲陷入长期的悲痛之中，并愈加想念一年前夭亡的女儿。在那段哀痛和不问世事的日子里，老波提舍因为妻子的过世而憎恶自己的儿子。幸运的是，还有两位姨妈给予了保罗母亲般的关怀、慈爱和娇宠。

    保罗的父亲威廉·波提舍最开始是想做一名牧师，但最后放弃神学而选择了语言学。他怀有狂热的宗教信仰，一生都是阴郁且偏执的基督徒，他认为，对于一个信奉宗教的家庭来说，完全阴郁的气氛才最合适。这位虔诚的利己主义者恐吓他的儿子，就像他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斯文理中学对待他的学生一样——他在那里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他偶尔也会撰写一些批评著作或历史书籍，选取一些奇怪的话题，如“根据罗马与德国的关系来研究塔西佗思想中的基督教元素以及他作品中典型的先知人物”，而更短一点的散文则会探讨犹太人如何被统治。保罗曾经嘲笑他父亲“令人作呕的创作”，但是他自己也怀着同样的热情在发表作品，并且和他父亲一样多才多艺。尽管他常沉思自省，但拉加德从未意识到，父亲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有多大：他的父亲既暴躁又多情，其偏执又慷慨的性情与拉加德何等相似。

    1831年，波提舍再婚。两年内，保罗有了两个异母弟弟，而1835年出生的备受疼爱的妹妹于三年之后夭亡。在这个新组建的家庭里，保罗就像一个外来者，一个入侵者——他的继母发现很难管教一个和父亲关系如此紧张的孩子。他的父亲丝毫也没有变得温和；等到保罗再长大一些，他的父亲变得更加专横，且从来不和他谈起他的母亲。此后，保罗与父亲的关系再也没有愈合。1850年，他被叫去看望临终卧床的父亲；令他惊讶的是，自己内心居然没有一点悲痛的感觉。这种麻木感困扰了他一生，关于父亲的记忆一直折磨着他，直到他死去。

    拉加德经常谈起自己青少年时期的不幸：“我度过了一个不快乐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离群索居；难怪比起我希望爱的人，书籍和梦想对我生活的影响要大得多。”当他的妻子打听他早年的经历时，他回答道：“你无法理解这一切，这种悲伤简直无法言喻。”很难讲清楚他哪些悲伤的回忆是事实，又有多少是自怨自艾。他似乎痴迷于自己童年的悲惨和不幸，并将晚年的病痛归咎于早期的不幸。我们知道，在梦境和幻想中，他一生都在哀悼和崇拜他的母亲。毫无疑问，童年的感受对他的智力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比如我们发现，对于孤独的恐惧感使他渴望统一的德国共同体——他坚持认为个人的力量只有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他与父亲的矛盾关系奠定了他日后对同僚以及现存一切权威的厌恶和怀疑。

    在拉加德的青年时期，柏林的浪漫时期已经结束。他瞥见了柏林浪漫时期最后的盛景，并且在其自传作品中描绘了柏林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早期的动人面貌。他还自豪地提及，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好几次有机会坐上施莱尔马赫的大腿。但是他也目睹了这种文化的终结。比如他提到在施莱尔马赫去世后，德国的宗教生活逐渐衰落。保罗的家人和朋友再也不去教堂。“在柏林，与上帝同在的生活只存在于少数孤独的人安静的房间里；这座城市本身并不知道这一点。

    拉加德是一名如饥似渴的读者，他最喜欢阅读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他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卡尔·拉赫曼关于沃夫兰·冯·艾森巴赫的作品，以及关于阿希姆·冯·阿尼姆、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和萨维尼的著作。他对雅各布·格林在1835年出版的德国神话集印象深刻。拉加德的浪漫主义热情极为强烈且从未消退。他也十分喜爱音乐，在他父亲外出的日子里他会独自弹奏钢琴。

    1844年，保罗从文理中学毕业，并于同年的复活节进入柏林大学学习，“此时的他仍更像个小孩而不是青年”。保罗听从父亲的安排，选择了神学系。自从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去世，整个大学，尤其是神学系便江河日下，毫无独特之处。拉加德跟随父亲的一位朋友学习，这位朋友即恩斯特·威廉·亨斯滕贝格，一个传统的虔信派教徒，同时也是激进的新教保守派领袖。在亨斯滕贝格看来，真理的唯一来源是上帝在《圣经》中说过的话；偏离这一教条就意味着将迈向无神论。作为《福音教堂报》的编辑，他发动了恶毒攻击理性主义者和自由派神学家的运动。比如他假想政敌戴维·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被撒旦附身，由此他的论调为道德偏执树立了新的标杆。但是亨斯滕贝格也是一名学者，拉加德曾有幸聆听他关于《旧约》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论证了当时不受欢迎的主张，即《旧约》对基督教来说和《新约》一样重要。拉加德受亨斯滕贝格的影响颇大，尤其是强调《旧约》的重要性这一点，这也是拉加德自己学术理念的中心。他既钦佩亨斯滕贝格，同时也公开诋毁他。他的其他神学老师包括奥古斯特·内安德，一个改变宗教信仰的犹太人，拉加德十分厌恶此人。另一位老师奥古斯特·特维斯腾，是施莱尔马赫的传人，他没有什么学术主张，但是拉加德很尊崇他的性格。之后，在哈雷，拉加德师从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托勒克，托勒克热情关注宗教带来的纯粹情感体验，这给拉加德带来很大的启发。总的来说，神学家们以及他们之间激烈的争辩使拉加德大失所望，导致他日后否定任何形式的正统观念。

    对拉加德起决定性影响的是伟大的诗人、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吕克特，他教授了拉加德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吕克特对他以朋友相称，激发了他对语言学的兴趣。拉加德决定致力于语言学研究，将语言学用以服务神学，并由此推动了《圣经》批评研究的发展，该研究在当时是最主要的“智力工程”之一。

    1845年，拉加德首次谈到他的抱负：他准备编写评述版的《新约》和《旧约》，像伟大的语言学大师卡尔·拉赫曼为艾森巴赫、尼伯龙根和《新约》部分内容所做的那样，为《圣经》研究做贡献。不久之后，他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完成《旧约》的希腊文译本的修复工作。在他二十岁时，已经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研究论文《阿拉姆时刻》。该论文研究了一百一十个波斯、亚美尼亚和印第安语词语，这些词语已被吸收进入阿拉姆语。尽管他掌握了这些艰深的语言，但他依然不满足；拉加德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和以后的所有研究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介绍了一些碰巧在他脑子里出现的完全不相干的话题。

    1848年，是德国自由主义奇迹迭出的一年，拉加德这一年唯一的政治行为就是戴上黑白相间的普鲁士保守主义徽章。“考虑到我的教育背景和家庭关系，我完全站在国王一边，在我们看来法国立宪政体的结果证明国王对宪法的不满完全合理。”一年之后，反动势力取得胜利，拉加德的政治忠诚被所谓“瓦尔德克案件”摧毁。贝内迪克特·瓦尔德克是左派自由党代表和反革命的主要批评家，1849年5月，他策划建立德国社会民主共和国，后因被指控叛国罪而被捕。显而易见的是，在审判期间，保守主义者自己伪造的证据反而加强了虚假指控的真实性。至此，“普鲁士反抗史上最大的污点之一”，让拉加德对国王不再忠诚。他被像亨斯滕贝格这样的保守派和虔信派教徒的行为所激怒，后者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这次事件的曝光。现在拉加德对普鲁士的统治阶级彻底绝望，他通过写作严厉指责懦弱的、反动的君主政体和不时发生的政治迫害。他感到茫然，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阵营。他把自己称作保守的激进分子，反对一切现存的政党和政权。

    与此同时，拉加德打破了正统的基督教信仰，转而以一种强烈的热情去反对他父亲和亨斯滕贝格的虔信派观点。“对瓦尔德克的不公正对待使我的政治（和宗教）观点发生了重大转折。不是我的激进理念影响了这种改变；它只是向我说明了我以前的朋友罪恶的意图，几天后，我完全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